摘要：《半生缘》是张爱玲从女性视角出发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通过讲述几段有缘无分的爱情故事，展现出父权社会中女性的挣扎与被压抑的生存状态。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对该小说进行了简要解读，从中发掘出女性在男权社会压迫下被压抑的生存状态、被扭曲的同性关系和被囚禁的婚姻爱情。
关键词：女性主义；张爱玲；半生缘
《半生缘》是张爱玲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原名《十八春》，后经其改写，以《惘然记》为题在《皇冠》月刊上连载，直至1969年发行单行本时定名为《半生缘》。小说主要讲述了旧上海时期贫家女顾曼桢与南京富家子沈世钧相爱与错过的爱情悲剧，其中也穿插讲述了顾曼璐与张豫谨，石翠芝与许叔惠等人的情感纠葛，命运捉弄下所有有情人注定有缘无分。整部小说的悲剧结局看似是命运弄人，实则反映了由男权、金钱主导的社会下女性的无望挣扎与男性的懦弱自私。
一、被压抑的生存状态
女性主义批评主张全体女性（甚至也是所有人）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政治、专业、私人、经济、审美和精神等领域）拥有平等的权利。然而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压抑下，中国的女性一直生活在族权、父权、夫权等由男性制定的社会与文化规则之中，不仅彻底丧失了个体权利于尊严，沦为了男性的附属品，而且在长期的压抑之下连作为“人”的主体意识也被压抑、被禁锢了。《半生缘》一书中最主要的三个女性角色——顾曼璐、顾曼桢、石翠芝无一例外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她们都努力挣扎过、斗争过，却都仍避免不了被那个男权与金钱交织的社会所吞没。顾曼璐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支辍学沦为舞女，最后在万般无奈之下嫁给了有妻有女的投机商人祝鸿才。妥协的婚姻生活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与安稳，祝鸿才的浪荡成性使她一直处于痛苦之中，而对于其婚姻与金钱生活的依附又使得她没有勇气产生离开的想法。再加上令人难以启齿的过去与丧失生育能力的现实使得她无时不刻处在焦虑之中。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传宗接代”思想以及初恋美好记忆的破灭最终迫使曼璐人格逐渐扭曲，在疯狂的毁掉自己幸福的同时，更毁掉了自己妹妹的幸福。与她形成对比的是她的妹妹顾曼桢。由于新式教育的影响与姐姐曼璐的前车之鉴，曼桢坚定自己的理想追求，努力保持经济独立与人格自由。她想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家庭困境，她为此多找了几份工，想摆脱家里对祝鸿才的依附。与此同时，在与世钧的恋爱中，她也强调先立业后成婚。然而世钧屈服于传统男权社会所赋予他的利益，放弃了两人共有的理想与追求，再加上姐姐的陷害，使她的一切努力都成为了一场空。最终，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曼桢虽然取得了经济独立与人格自由，但爱情婚姻的失落使她的心灵遍布伤痕。如果说曼璐与曼桢的人生是下层平民女子的写照，那么石翠芝的人生则是上层贵族女子的缩影。她虽然是一个封建家庭中的大小姐，但内心深处极力渴望挣脱男权社会对于女性婚姻爱情的束缚。她羡慕曼桢在外面做事，不愿按照母亲的安排，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阔少爷，想要离家出走追寻自己的幸福。面对自己对于叔惠的爱，她大胆地写信给叔惠，大胆地提出了退婚。然而她的一系列抗争并不彻底，最终仍是未能真正离开封建大家庭的牢笼，而是妥协于了与世钧无爱的婚姻，屈从于传统封建大小姐的老路——以婚姻为谋生的手段，丧失经济独立与人格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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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小说中在父权文化语境中长期受到传统社会意识压抑的女性群体，她们没有自身创建的被人认可的经济地位，也没有法律政治给予的保障，只能寄居于男权社会的边缘，成为失语的“他者”。
二、被扭曲的同性关系
小说中曼桢与世钧爱情悲剧的产生离不开曼璐的破坏与顾太太的隐瞒，而她们却是曼桢最亲的亲人。这母女三人的关系为读者们展现出一个当代女性主义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即女性在男性文化中，往往同时被割裂为两种身份，她们是男性主流的破坏者，同时亦是同谋者。一方面，曼璐是造成曼桢悲剧人生的主谋者。由于无法为丈夫延续子嗣，曼璐的婚姻生活充满了被丈夫赶出家门的焦虑中。她发现自己丈夫喜欢上自己的妹妹后，内心虽有过挣扎，最后仍旧将曼桢作为成全她维持自己婚姻的贡品献给了自己的丈夫。曼璐虽然对糟蹋她身心的男权社会感到过不满，但最终却又无法逃离，并且沦为了宗法父权的同谋者。她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传统宗法社会中女性与父权体制复杂的联系：即女性是宗法父权文化的颠覆者，却也是服从者。另一方面，顾太太也是造成曼桢悲剧人生的助推者。在曼桢被曼璐囚禁时，顾太太本应该制止曼璐并告诉世钧曼桢被囚禁的真相，但因为传统贞节观念的潜移默化，她默认了曼璐所说的让曼桢嫁给祝鸿才，并且在曼璐给的一大叠钞票的诱惑之下，向世钧隐瞒了这一切，从而轻易葬送了女儿的爱情与幸福。本应充满温情的母性在传统观念的潜意识与金钱的诱惑之下被扭曲而变得面目狰狞。
三、被囚禁的婚姻爱情
细看文中的几对夫妻，他们的婚姻无一例外都是无关爱情的。最为典型的是顾曼璐与祝鸿才，沈世钧与石翠芝的婚姻。很显然，顾曼璐嫁给祝鸿才并非喜欢祝鸿才，而是很草率地为自己下半生找个依靠并解决家里的生计问题。这是大多数传统社会的平民女性必然的选择。因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饱受多重压迫，经济状况以至于个体人格都处于父权、夫权的统治之下。女性要想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生存，就不得不压抑自己本真的爱欲，或把爱欲变质为一种谋生的手段，通过谋爱来谋生。对祝鸿才的依附使得曼璐从失去自我到最后变得人格扭曲，不惜通过迫害自己的亲妹妹来维护自己岌岌可危的婚姻。再看沈世钧与石翠芝的婚姻，他们与世上大多数夫妻一样相敬如宾，有较为稳定的生活收入，有一对可爱的儿女，可以说看起来是很美满的了。然而他们各自心里都十分清楚他们不爱对方，心底里藏着的都另有其人。不能与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又都为世俗人情所迫，故而凑合地成了婚。相较之下沈世钧还有选择的余地，而石翠芝却是被逼无奈。家境良好的翠芝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然而由于退过一次婚，且年岁渐长而又无追求经济独立的道路，不得不在母亲的再三逼婚中妥协。在传统男权社会中女性一直处于弱势，她们被限制了追求经济自由与人格独立的途径，故而唯一能依靠的只有婚姻这条道路，大户人家的小姐也不例外。再加上传统封建社会倡导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们更是没有选择结婚对象的自由，也就更无从谈起爱情这种“奢侈品”了。由此可见，男权社会下女性一世安稳的背后却是高墙大院的无尽“囚禁”。
张爱玲的《半生缘》一书讲述了几对恋人相爱却不能相守，情深却缘浅，最终只能将半生的缘分埋藏于心底的故事。以顾曼璐、顾曼桢、石翠芝为代表的女性，她们在命运中如浮萍一般辗转飘零，没有独立的经济，没有坚强的政治力量支持，缺乏实现自我的途径，饱受男权社会的种种压迫，在无望的婚姻中失去“自我”，只能依附男性而存在。
参考文献
[1]杨国梅.一座走不出的围困之城——从女性主义视角探析张爱玲的《倾城之恋》[J].湖南科技人文学院学报,2015.12.
论文作者:孙青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9月33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7/23
标签：男权论文; 女性论文; 社会论文; 自己的论文; 父权论文; 婚姻论文; 半生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9月33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