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战略与高校目标人口扩张_大学论文

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战略与高校目标人口扩张_大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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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先生以及这次重要论坛的所有组委会成员,我向你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邀请了我。这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向大家讲述最近几十年中,在我们国家以及其它许多国家高等教育界发生的非常深刻的变化。

大学生的数量大大增加。毫无疑问,这种数量上的变化迎合了对新型大学生有利的民众化运动。由于大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的研究活动,所以教育质量并没有因为学生人数的增多而下降。事实上,大学向新的目标人群开放主要是指向最贫穷社会阶层的人们开放,在此之前,该阶层只有少数人才能上大学。

在我向诸位做的报告中,我将陈述我作为一名前校长的观点,这种观点是根据我担任法国最大大学之一的校长期间的工作经验得出的。我相信,这一观点能够代表法国大部分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负责人的观点,因为这些人抬举我,让我在所有关于互助计划以及与其机构的共同利益有关的问题上代表他们(在我们称之为“中国俱乐部”的圈子里)。

我将主要谈到三点内容。首先,我希望明确法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要特点,谈一谈法国高等教育体系在最近几十年间的发展变化。然后,我将着重谈到大学教育的特点、大学教育对研究工作无可避免的依赖性以及欧盟内部协调的重要性。最后,我将就现代民主社会变化中,大学能够并且应当扮演的重要角色,提出一些观点。

一、法国大学体系的发展及其民众化

1、首先,我要介绍法国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学生的选拔情况以及有关财政方面的情况。

与其它许多国家的情况不同,法国没有专门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学毕业会考文凭既是中学学习结束的文凭,也是进入大学的凭证。法国法律甚至禁止进行大学入学选拔考试。然而,法律并不能保证所有通过中学毕业会考的学生进入自己中意的大学,但可以保证他们在这个学校或者别的学校选择喜欢的普通教育科目。一些调节机制正是因此设置的。

相反,在许多国家中,学生不能凭借中学毕业文凭自动进入高等院校。比如说在中国,只有通过选拔性特别强的高考,学生才可以进入大学。如果我的消息来源准确的话,2004年,中国有超过700万的学生参加了高考,只有100万多一点的学生能够进入大学进一步深造。另外,高考名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所报考大学的水平与质量。

法国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虽然法国各所大学的特点与水平也并不一致,但在一个历来具有非常明显的政治平等概念特点的国家,这种情况是不言自明、心照不宣的。大学属于公共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应当保证公共事业的受益人——这里指的是大学生,不管他们心仪的大学是哪一所——机会平等。显然,中学教师和其他指导顾问都明白这种形势,正是他们在指导未来的大学生选择大学时起了很大作用。也正是为了避免学生都集中在某些大学,才设立了前面提到的调节机制。

现在,法国同年龄段的年轻人中,将近70%的人达到了中学毕业水平。考虑到中学毕业会考的成功百分比,在同一年龄段中,一半多一点(55%-60%)的人进入了高等院校。这一比例与除英国之外的所有欧洲国家的情况相似。

我还要强调另外一点。在大部分国家,高等教育几乎全部由大学来完成。法国不同,法国存在两种大学教育体制:一种占多数,就是大学体制;另外一种是由一些更专业的机构——高等专业学校来完成的。所有具有中学毕业会考文凭的学生都可以进入大学,而要想进入高等专业学校,学生需要经过一次选拔性强、比较难的考试。这种双重教育体制的情况是我国历史的后遗影响。自从法国大革命取消了诸国王时期的多学科(综合)大学后,19世纪相继上台的不同政体都选择了只保留学院和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学校,也就是说与职业(医生,法学家,专业工程师等)挂钩的专业学校,一般没有研究活动(研究活动在别处进行),并且受到在位当局的严格控制。一直到了20世纪,法国才建立起一些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一般都是综合性质的,并且研究实力雄厚。时至今日,高等专业学校仍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并且很少有专科学校进行真正的研究活动。

进入大学不经过考试,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大学文凭。首先,有些专业尤其是生物医学专业(只有大学才可以教授生物医学专业)要在大学学习第一年之后进行严格选拔。其次,所有学科每年、甚至每半年都要进行多次考试。这样,很自然会产生一定的失败率,失败率一次次累计,最后成为选拔的重要依据,其作用完全可以与一些国家进行的大学入学考试相提并论。

法国大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比起培养学生的实际花费,学生几乎是免费就读的(在法国,一个学生一年的学习成本与在别国是一样的)。这样,大学生的培养费绝大部分是纳税人通过纳税提供的,由学生自己负担的大学注册费其实很少。注册费每年由国家规定,根据专业不同,每年在350欧元-600欧元之间。另外,这部分钱里大约一半用来保证大学生获得社会保险,因而不能进入学校的钱箱。最后,由于家庭原因或者社会原因享受奖学金的大学生完全免交注册费。

培养学生的真正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与教育方式有关。因此,在高等专业学校接受教育的学生花费国家的钱差不多是在大学读书的学生的两倍!此外,某些学校(可以具有私营法律地位)收取的注册费还比大学高得多。需要提及的是,收取费用的高低与教育水平毫无关系。这可能让诸位感到惊讶:正因为如此,我才要强调指出这一点。

要衡量一个国家在教育领域做出的努力,现行做法是看该国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这张投影片上显示的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几个成员国,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法国属于在所有教育体制中投资最多的几个大国之一,只是在高等教育领域,法国的排名稍差一些。这种形势促使法国大学的负责人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与教学效率,从而更具竞争力。在创造性与革新方面,结果都令人满意!

2、需要重视的第二种数据,与大学生数量的大幅增长有关。

整个20世纪,在中学毕业之后继续学习的学生人数有了极大增长。1900年,法国有3万名大学生,1985年有120万名,现在大约有220万名。

尤其在近30年来,学生人数大幅增长。在这一阶段,高等专业学校里的学生人数差不多翻了一番,而大学里的学生人数增加了六倍。现在法国有88所大学,招收了142.5万名学生,教师人数为8.5万名,大部分属于教师研究员,也就是说他们在教学的同时还从事研究工作。

我要着重指出的是,在同一时期,学生人数增加了,教学质量并没有因此下降。正是由于在学生人数激增的情况下保住了教学质量,我才可以谈论高等教育的民众化。人口统计学者认为,法国学生人数的增长已经达到一个平缓阶段,学生人数将会维持不变,甚至在将来会略有降低。如果人口统计学者的预测得到证实,法国的大学就有机会把它们为民众化做出的努力转化为资本,从而巩固这一体制的质量。

现在,将近58万名学生就读于大学第一阶段,也就是中学毕业之后的前两年。11.5万名学生就读于技术专科大学,接受相同水平的教育。就读于大学第二阶段(第三年和第四年)与第三阶段(第五年与完成论文的时间)的学生人数大约分别为50万名和23.5万名。高等专业学校方面,大约39万名学生正在专业工程师学校或者专业管理学校接受教育。请大家注意,大学三个阶段的学习形式将在2003-2004大学年度结束,将由另一种学习形式代替。后面还将讲到这个问题。

法国学习理科与工科(包括生物学)的学生(学习工程师和高级技师课程的学生除外)比例为22%,这个指数通常与国家的经济活跃程度有关;而学习人类健康学科的学生比例为11%:这一指数说明了社会环境的质量状况。其他2/3的大学生主要攻读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学科。最后,教师配置率(每个教师所带学生人数的平均值)也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环境质量的另一个指标。在这方面,法国的情况好于意大利,与英国平起平坐,但比日本、美国和德国要稍差一些。上面提到的学生人数变化和我国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以及结构改革,将保证最终减小这种差距。

由于没有入学考试,法国的大学不仅要接受大学生人数大量增加的现实,还要面对深刻的社会变革,迎接来自贫穷社会阶层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大部分)。高等专业学校的学生有50%来自自由职业家庭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家庭,而大学里来自这两种家庭的学生人数仅占全部人数的32%。与此相反,大学里40%的学生来自工人、农民、职员和中级干部家庭,来自这一阶层的学生在高等专业学校里的比例仅为29%。毋庸置疑,法国高等教育领域消除社会隔离的做法对大学有利。这种变化还会伴随着非常深刻的教育学变革。其实,要向来自教育水平不高的社会阶层的学生传播高水平的知识、教授创新的文化,这就要求教学法不能太抽象、理论性不能太强(在此以前,针对来自比较富裕阶层的学生的教学法抽象、理论性强)。

3、第三个主要参数是学生的成功率。

根据最近的一份调查,37%的法国大学生可以在两年时间内获得大学普通文凭(在中学毕业之后进入大学学习两年后获得)。这意味着有些学生失败了。对于普通科目来说,要攻读大学第二阶段或者获得硕士文凭,学生必须拥有大学普通文凭。就所有学科来说,大学第二阶段(有两年、三年、四年的)的升学率为57%,也就是说,还有超过40%的学生未能进入大学的第二阶段学习。另外,经过四年或者五年的学习后,还会有部分学生失败,但失败率比前面的数字低得多。如果再细分,那么理科和工科学生的成功率最高(所有大学阶段的成功率超过了75%),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成功率最低(大约40%)。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距,是因为选择理工科学习一般是学生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而选择攻读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不少是学生草率做出的决定。

但是,大学里的大部分失败从第一年就开始出现了。这是因为,进入大学是唯一的一次无须经过选拔的机会。众多通过中学毕业会考的学生进入大学后,唯一的动机就是享受大学生的优越地位以及各种社会保险。但归根结底,不管是中国的高考还是法国的这种教育形式,最终还是要通过考试来选拔学生的。

另外,大学第一阶段两年的学习中之所以会有人失败,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学生没有做好独自承担管理个人学习任务的准备。中学时期管理严格,大学则要宽松得多,并且需要学生个人承担更多的责任,刚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很难适应这种过渡。因此,在技术专科大学(这种大学的管理更接近中学教育管理),80%的学生可以在两年的学习之后获得文凭。

这种形势导致了一些短期专业教育(尤其是高级技师培训)背离了原先的使命,成为更符合学生要求、管理也更好的大学初级阶段(接受这种教育的学生人数正在增加)。中学毕业之后在这些学校经过两年学习,学生可以获得大学工程文凭,为从事高级技师职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过,取得大学工程文凭之后继续深造的学生人数在10年内翻了一番,现在超过了50%。很显然,来自贫穷社会阶层的学生比其他学生更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因为他们可以藉此在接受两年的高等教育之后,拥有可能的职业出路和发展,而无需因为要接受更长时间的学习而负债累累。

在机会平等方面,法国的大学选拔了许多来自贫困阶层的年轻人,可以说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社会角色。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我将讲到这一问题的另一方面。

二、法国大学的现状

大学学生人数的大幅增长并没有改变高等教育的特点,尤其没有改变教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研究活动的事实——对我来说是主要的一点。然而,如果不对学习组织工作以及教学实践进行深刻改革,大学将无法适应学生人数增加的情况。

1、首先,关于研究机构与大学之间的组织关系。

法国研究机构的一般构成有些复杂,但也没有比其他国家的研究机构复杂多少。法国的研究机构主要依靠两种组织形式。

第一种是公立公益机构:包括高等教育机构,一些规模较小但名气大的机构,如“法兰西学院”、“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及一些天文研究所,还有16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全国保健和医学研究所、原子能委员会、国家空间研究中心(属于欧洲航天局)等等。其中有些机构(如原子能委员会、国家空间研究中心)还具有工业与商业性质。所有这些机构(共拥有9.4万名研究员)的研究预算大约为126亿欧元。

第二种机构是竞争领域的企业。包括一些私营企业,如雷诺公司、阿尔卡特公司、道达尔公司、达能公司、赛诺菲-安万特集团等,还包括一些从属于公共部门的企业,如国营铁路公司、法国电力公司等。这些企业(拥有10.4万名研究人员)的研发总支出高达208亿欧元。

简而言之,可以说,第一类机构进行基础研究的分量更重一些,而第二类机构主要致力于进行应用研究。不过,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一些私营企业(尤其是制药工业领域的企业)与基础研究密不可分,而一些公共实验室在一些发展研究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在我看来,在大学中开展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更多的是策略时机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

法国的大学里每年进行大约1.1万篇论文(包括7000篇科学论文)的答辩。法国每年为这些论文提供4000项研究津贴,拨给博士论文准备者用于三年的研究。这些津贴可以保证大学生在良好的条件下准备论文。企业研究论文也可享受津贴。

法国公立公益机构的9.4万名研究员中,超过6万名是教师研究员,因此大学在获取新知识与技术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研究经费通常占大学全部预算的比例最大。这些都是大学教育质量的保证。学生在大学可以学到创新知识。在我们的大学里,研究与教育应当是密不可分的,甚至教学活动都应当从我们实验室的研究中汲取内容并加以丰富。正是由于大学里教育与研究的这种密切关系,才能保证给学生提供的课程始终处于知识前沿。而某些高等专业学校的课程几乎毫无变化。

国有实验室(包括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实验室与全国保健和医学研究所的实验室)绝大部分位于大学里。大学里还可以见到一些公私合营的实验室。巴黎第十一大学拥有127所公立研究实验室和一所合营实验室(由跨国公司塔莱斯集团Thales、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以及学校合办)。正是在这所合营实验室发现了令人惊叹的磁阻现象,这一现象现在被广泛应用于设计磁性拾音头。

很自然,公共研究的战略方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目标及社会目标决定的。这些方针应当同时很好地满足应用研究需求与基础研究需求(唯一目的是促进知识进步)。公共研究资金分配是上述方针的第一种指标——资金首先要根据大的应用领域(卫生,能源,农业等)分配。

2、关于高等教育体制的结构改革问题。进行结构改革的目的是协调欧盟内部各种文凭的关系。

在解决学生人数激增问题的同时,法国的大学表现出了诸多创造性,开设了一些专门的职业培训大学,相继设立了大学工程文凭(中学毕业后经过两年学习获得)、与大学一体的工程师培训(这与高等专业学校正好相反)和高等专业教育文凭,后两种文凭需要在中学毕业后经过五年的学习才可以获得。

另外,出于在欧盟内部协调一致的考虑,近几年来,法国的大学教育体制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改革,设立了一种叫做“LMD”——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教育体制。“LMD”教育体制实施的初衷,是因为欧盟各国政府希望建立起统一的高等教育与研究空间。显然,除了寻求教育体制的统一外,“LMD”的实施还旨在保证欧盟高等教育的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承认。

“LMD”的第一阶段是在中学毕业后接受三年的大学教育,这一阶段毕业后可以获得学士学位——可以是非专业学士学位,也可以是专业学士学位。接下来再读两年,可以获得硕士学位。硕士学位分为两种不同的科目:职业教育与研究。此外,博士学位一般需要三年可以获得。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经常把“LMD”称为3-5-8教育体制。对于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来说,国家承认文凭必须经过著名专家委员会同意,这些专家都具有研究能力,应当是积极的研究员,也就是说拥有已经证实的科学作品(文章,专利等)。

除了上述目的外,“LMD”改革还有其它一些同样重要的目的。首先是要发展模式教育,依据是“欧盟学分转让系统”(又叫“欧盟学分学历评价系统”),即学分可以从一所学校转移到另一所学校,从而加强不同教育课程之间的关系。其次,新体制在保证欧盟内部相互间承认文凭的同时,还将为欧盟不同成员国大学间的学生交流提供便利条件。最后,新体制还必然可以将职业教育要求与三种教育水平结合起来,从而满足人整个一生的学习愿望。

3、新体制会导致怎样的教学实践变化?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由于学生人数激增以及学生社会出身的变化,高等教育民众化已经导致了非常深刻的教学变化。首先是教学结构发生了变化。大学里由教师在梯形教室里向众多学生授课的主讲课(与助教们主持的练习课搭配)逐渐变成了更加综合的课程,并且把学生们划成规模较小的小组听讲。这样,级别不同的教师们的角色差异变得比较模糊了。对于许多学科来说,现在所有教师研究员不论级别,做的工作几乎一样。

为了降低学生的失败率,尤其是为了减少学士文凭的失败率,学校建立了一些以教学负责人为核心的真正的教学队伍。每个学科都安排了一位教学负责人来协调整个体系。招生机构、辅导机构、指导机构等应运而生,取得了颇具说服力的成就。

直到不久之前,法国大学里还没有多少教育评估文化,逐渐地,教育已经开始接受评估。现在,2002年开始生效的一份条例要求,必须在大学内部推广大学教育与培训评估机构。一些评估委员会已经设立。这些举措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因为学生是教育水平与文凭高低的第一关系人。

最后,学分累积(按学年或者学期)原则以及不同学科间学分补偿原则(对学生有利)确立起来,加强了教学实践的深刻改革。这样,体制更加灵活。具体做法是提供一些部分“可选”的教育方式,以根据学生的职业规划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为此,一些主管教学小组应当发挥作用,承认这些部分可选的教育过程有效。更形象一点,我们可以说今后是大学为学生服务,帮助他们实现其职业规划,而不再让学生遵守呆板的科目要求。为了提高新体制的效率,这些教育机构是按季度而不是按年设立的。

新机构尚年轻。但它引发了无穷希望,至少在法国是这样的。

三、大学在未来社会中的作用

大学由于其特殊的使命使其处于变革与知识传播的中心。在欧洲,平均80%的基础研究成果来自大学。此外,欧洲的大学还致力于极大改善普及教育水平。35岁-39岁人群中,20%的人拥有高等教育文凭,而在55-59岁人群中,这个比例为12.5%。对于年龄在25-64岁的所有人群来说,2001年拥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人群失业率为3.5%,而如果将所有教育水平的人群计算在内,平均失业率超过了10%。

现在,大学面临着一些新挑战,包括教育需求的增加、教育国际化(对于研究来说,很长时间以来就是这样了)和必须满足社会新需求等。这些社会需求包括:更加职业化的大学教育需求,更多、更好地开发研究成果的需求,大学进一步向社会开放的需求等。

1、大学的新任务是什么?为什么?

在基础任务——教育与研究方面,大学首先应当意识到更广泛教育需求的增加,不管是初始教育还是继续教育都是如此。在法国和其它国家,同年龄段人群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达到了50%,而一些国家,如英国和丹麦表示,要在2010年实现超过这一水平的目标。欧洲是一个越来越重视知识的社会。因此,它要求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在未来几年内更上一层楼。

另一方面,与以前的情况不同,大学的教学任务首先不再是培养国家干部,国家干部将主要从高等专业学校(综合工科学校,国立行政学院……)的毕业生中招聘。现在,不管其出身如何,每个学生都可得到发现自己专长、为未来的就业做好准备的机会。要想帮助每个学生发现自己的才能,大学就得开设多样化、个性化的课程。

现在的大学不仅要传播知识,还要教授本领。大学要教会学生如何学习!教育的职业化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尚未完成,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变化还需要具体确定非职业性教育的地位(一直是必须的)和内容。出于同样的想法,整个一生的教育结构肯定还有待改善:它代表了一种重要的社会期待。这些新任务是大学在一个现代、民主的国家里,应当为塑造新型公民而做出的贡献。

对于大学来说,以革新为中心的活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改革已经成为大学的真正使命;社会要求大学进行改革。其实,大学一直处于改革的过程中,不过现在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改革。根据研究潜力的不同,大学的目的显然是促进基础知识的进步;但大学还得发挥研究潜力,促进以社会所有组成部分为目标的技术转让。我们再说一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划分以前是种惯例,而现在没有多大意义了。将这两种研究进行比较也是徒劳,从中既不会得到好的应用研究,也不会得到好的基础研究。有些人认为,现在应当区分短期研究(用于确定研究工具和步骤)与长期研究(进行长期研究,研究人员有可能无法预先得知将来的发现)。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这种区分并不一直具有充分理由:科学发现与其在社会及科学界的应用之间的间隔时间大大减少了,基础研究的发展有时与其应用同步。比如说,现在纳米技术领域的研究促使出现了一些新的与物体体积极端缩小有关的物理现象,这些物体立即被开发用于与大众有关的项目,例如能够进行高密度记录的新磁性拾音头就属于这种情况。如今,将研究转化成应用价值是社会对大学提出的集体要求。我认为,对大学来说,这种形式的社会开放非常重要。其实,我刚才所讲的研究成果应用的直接结果,是让大学在现代社会的地区发展中具有更显著的作用。

但是,除了在经济层面上的作用之外,现在,高水平科学与大众之间的“鸿沟”(有扩大的趋势)应当通过向大众努力传播科普知识来填补。我们应当相信,在这一点上,大学将承担一项新使命,因为只有大学才同时拥有研究人员和教师,也只有大学才同时集中了科学知识与教育技术。

2、我们还应当思考高等教育与研究国际化的后果。

新通讯技术的发展将促使大学间的竞争愈发激烈,大学面临的挑战也将愈发严峻。欧洲的大学现在吸引大学生尤其是年轻的研究人员方面少于美国的大学。2000年,欧洲的大学招收了45万名外国学生,而美国的大学招收了54万名外国学生。另外,50%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欧洲人都会在美国呆好几年,有些人甚至终生留在了美国。从吸引最优秀的学生与最杰出的研究人员的能力来看,现在的大学要比过去的大学在国家发展中发挥更具决定性的作用。

研究一直是国际性的。甚至在全球各地组织召开科学会议(现在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之前,研究人员就相互讨论自己的工作。有所变化的是研究人员的职业流动性,这种现象很可能还将扩大。研究人员越来越希望进入设备最完善的实验室、加入工作最出色的团队,在那里开展自己的工作。

同时,研究资金的筹措也促进了研究人员的国际化。就在不久之前,研究资金还是由国家单独支出,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联合为一些跨国的研究项目提供资金。从现在开始,这在扩大的欧洲是一种必然趋势。今后,某些研究项目将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有时仅仅是为了分担高得惊人的研究成本,比如说天体粒子宇宙学领域的某些研究就是采取了这种方法。这种方针的结果很容易就可以预测到:为了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各大学都要竭尽所能,显示自己具备进入全球网络的研究潜力。这种国际声望将帮助大学吸引其杰出领域最优秀的研究人员,甚至有助于保证该国的技术实力。美国的研究工作再先进,如果没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博士、博士后以及研究人员的努力,恐怕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子,而这些博士、博士后以及研究人员正是美国聪明地依靠其实验室吸引来的。

就在不久前,教育还纯粹是国家的事情(这与研究相反)。除了教育领域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外,学生流动性的增强也促使大学支持接收外国留学生,并且为本国学生出国留学提供便利条件。

因此,教育计划的构造应当包括一种有利于国际化与适应能力发展的教育方式。应当教学生了解其他文化,目的是帮助学生融入到外国(哪怕是暂时的),使他们具备从事国际职业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学应当注意让学生掌握外语,尤其是英语,这是所有大学课程不可绕过的一门科目。到外国实习的学生人数可能会一直增加,国外实习将成为他们教育过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实习会在工业国家的企业和大学里进行,但学生也有望到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或者新兴国家实习。

另一方面,大学应当欢迎外国学生的到来。不管这些学生来自哪个国家,欢迎他们有助于扩大、巩固与其祖国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接收一些来自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学生,是帮助这些国家培养精英的一种方式。所有外国学生都积极地促进了大学界的国际化。一旦这些学生学成回国,他们就会在自己的祖国推广留学国的文化。所以,大学应当努力与他们保持紧密联系。

3、最后,如何具体定义大学的社会责任?

美国现在对全球的霸权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非同寻常的创造性,不论在科学领域还是文化领域皆是如此。然而,全球除了几个大贸易公司(它们通常都设在美国)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不俗成果外,绝大部分科学进步都是大学的功劳。知识进步是技术发展的源泉,如今在许多领域,应用研究几乎与基础研究同步发展。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还存在一种纽带,我们通常称之为“技术转让”,也就是我先前提到的大学的新任务之一。显然,这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原因之一。其实,美国的霸权很大一部分是依靠非常活跃的基础研究,同时也依靠基础研究与工业界之间的良好协调与配合。

在许多发达国家,技术转让完成的方式不如美国那样自然、令人满意。在法国,最近法律赋予了大学转让技术、推广传播艺术文化和科学文化的使命(大学另外还要承担其传统使命:通过研究创造知识,利用教学传授知识)。两项新的使命是大学的社会责任的中心内容。我认为,技术转让代表着社会能够从知识发展中获得的具体利益。与美国相比,许多国家——包括法国——在这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因而应当着重努力为大学界与工业界之间的技术转让提供便利条件。

许多大的研究课题现在都是多学科性质的。仅举几例加以说明:后基因组背景下的转基因研究;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器官移植与医疗克隆研究;进入太空以及用于竞争和战略目的研究;新流行病如艾滋病的研究……在所有这些大问题上,真正的现代化大学(我认为应当是多学科的综合大学)能够很好地适应需求,承担起汇总各种观点的任务,从而为研究项目的完成做出贡献。现代研究(即使其目的似乎已经确定)牵扯到多个学科越来越多的内容。让我们再看看基因与后基因组的研究与发展的例子,这一课题是研究人员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现在,该课题的研究与其它生物化学研究、分子生物学研究、细胞生物学研究、构造生物学研究、制药学研究、分子医学研究等都密不可分。化学对于制造与蛋白质目标相配的衍生物必不可少;物理学对于完善测量工具或者调查研究工具必不可少;信息学和数学对于模拟分子组合必不可少。除此之外,经济、司法、道德(比方说,基因是否可以申请专利?)等各诸多因素在这项研究中也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即使实力最强大的工业企业也无法完成一项如此大规模的研究计划,因为一般来说,企业不具备必要的知识统一性。同样,我们还可以联想到因特网的发展,也是与诸多学科发生了关联:从材料物理学到关于知识产权和打击盗版的司法问题,还有光学、电信学、信息学(将不一致的数据资料分类),以及经济因素与道德因素。还有其它一些大的社会问题可以作为大学的影响力的佐证,例如气候变化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的结果)等等。

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刻,社会中大部分人对科学表现出来的态度是既盲目信任,又过分怀疑。一方面,它们对科学抱有不切实际的“零失误”幻想,而一些灾难的发生揭露了“科学的谎言”。另一方面,不同运动(例如环保人士的运动或者反全球化人士的运动)的涌现反映了可能的科学“极端化”——例如转基因实验——引发的担忧。虽然这些运动有时容易走向极端,但它们提出了一些合情合理的问题,大学有责任向当局澄清这些问题,当然要从科学角度上,但也要从道德角度与人权角度来加以说明。对比一些大的私营公司出来澄清问题而言,大学的做法由于秉持“公正”,将具有大得多的影响力,也将更加有效,因为私营公司能够引导当局做出一些有悖世界整体利益的决定,它们解释问题的目的也必然与经济利益挂钩。

总而言之,谈论大学在未来社会中的地位问题,也就是谈论科学的地位问题,因为科学主要是在大学里得以发展。不可否认,科学的进步对持久改善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发挥了很大作用。社会进步与科学发展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关联。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科学进步的速度非常缓慢,而到了20世纪,科学进步速度越来越快。社会前进的速度与科学发展的速度差不多。社会的进步伴随着社会“技术性”的日益增强,尤其是一些新技术的出现。这就使得社会有责任让尽可能多的人掌握控制这种技术环境的必要本领。这项社会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大学界,大学不仅要承担最初的教学任务,还要承担继续教育以及传播知识的任务,从而保证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这涉及到一种重大责任,只有在得到当局的积极帮助以及全社会的审慎控制的情况下,大学研究人员才能出色地完成这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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