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66年美英对新中国作家转型现象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美英论文,现象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9)09-0102-04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1966)，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冯至、艾青、何其芳等作家，以新的文学制度、规范为依据，努力调整自己原有的思想、审美习惯乃至生存方式，以适应新的文学规范，创作社会主义文学。对这一现象，同一时期的美英学者作了特别的解读、言说。本文将考察其言说的主要倾向，探寻话语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
一
1949-1966年，美英学界研究新中国作家转型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西里尔·白之(Cyril Birch)、施友忠(Vincent Y.C.Shih)、陈世骧(S·H·Chen)以及谷梅(Merle Goldman)等人。他们在各自的著作或文章中，对新中国作家进行了考察，如白之的《老舍：独树一帜的幽默家》一文之于老舍，施友忠的《老一代作家：狂热者与逃避者》一文之于沈从文、巴金，《茅盾：一个批评家》一文之于茅盾，陈世骧的《共产主义中国诗歌中的隐喻和诗人意识问题》一文之于冯至，谷梅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异己文学》一书之于艾青、丁玲、何其芳等人。他们的言说主要集中在作家们建国前后身份及其作品变化上。
在身份研究方面，以施友忠和谷梅为代表。他们指出了作家们在新中国成立后身份的变化。施友忠将建国后的沈从文、巴金、茅盾分别冠以“逃避者”、“狂热者”以及“代言人”的名号。在他看来，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位非政治性作家，其作品“没有显示出他对共产主义有任何非常巨大的赞同，但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会让他同旧政权亲密的地方”，建国后，沈从文虽接受了思想改造，但最终还是成为新政权的“逃避者”；巴金建国前则“为一种悲伤忧郁的情绪所笼罩”，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只能提供给读者最微弱的希望”，但这种情绪在建国后全然消失了，他“成为热情歌颂新时代的喧嚣的、狂热的宣传家之一”；①茅盾建国后被看做是“教条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②谷梅则重点讨论了丁玲、冯雪峰、艾青等人的变化，分析了他们在新中国历次文学批判运动中的境遇。如认为艾青虽然过去持有异端观念，但建国后还是当了文联委员、《人民文学》副主编，1957年又成为“右派”；何其芳则变为“周扬忠实的支持者、政党文学路线的代言人以及组织工作活跃的领导人”。③
综观施友忠与谷梅的解读、言说，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热衷于探索作家们的内在心理，并将深层心理与外在行为进行对比，积极找出二者间的冲突。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评判作家与新生政权之间的关系。如施友忠认为沈从文虽然建国后进行了自我批判，并且赞颂共产主义，但这种赞颂只是一种惯常的表达方式，“不带有任何真正的感情。”④他还将沈从文建国后研究服饰、陶器等古代文物，比作是魏晋文人逃避于玄学世界，由此认为沈的转变只是皮相。施对巴金的心理分析突出了“焦虑”的一面，即“焦虑他以前与政权之间的松散关系”，因此才狂热地去赞颂新中国，在焦虑中赎罪。在施看来，一些作家似乎“一直走在钢丝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因为旧思想的突然再现而掉下去”。⑤谷梅亦指出了丁玲、冯雪峰、艾青等人与新社会之间的不和谐状态，并以艾青为例揭示了其隔膜所在。她认为艾青建国后虽担任了一系列职务，但并不能适应这种身份变化，“正如他的密友丁玲、冯雪峰一样，从来没有能够完全适应分配在他身上的管理职责”。⑥她还着重分析了何其芳身上的“矛盾”，即“他对党的路线的热情支持及对一些作家不断的打击，与他对艺术价值的不懈关心，二者形成了尖锐的冲突”。⑦由此，她将何其芳定义为一个“矛盾体”。
（二）以西方评价知识分子的标准言说新中国作家，并根据作家与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关系的疏密加以褒贬。他们高度评价那些他们认为与新政府保持了一定距离、甚至存在“矛盾”的个人，如沈从文、艾青等，并赞赏这些作家对新政权所采取的态度。这可以从谷梅对何其芳的评价中窥见一斑。谷梅强调了何其芳的艺术追求与政党要求之间的矛盾，赞扬何其芳能够坚持自己的追求，并明确将这种坚持看成是知识分子反抗精神的体现：“尽管1942年后，他抛弃了他的朋友，但却没有完全抛弃他的旧的思考方式。”“他没有完全失去知识分子的反抗精神。”⑧相反，对那些主动调整思想以适应新的意识形态的作家，如巴金、茅盾等，他们的评价较低，甚至讽之为“狂热者”、“代言人”。
二
这一时期，美英学者还分析了新中国作家的作品在思想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他们的解读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
（一）施友忠和谷梅的社会政治性层面的解读。他们热衷于分析作品思想主题，发掘其中他们所认为暗含的政治内涵，以此来支撑他们对于作家身份变化的论点，证明作家与新生政权之间的矛盾关系。
先来看施友忠。例如，他对沈从文1962年10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几首五言诗进行了解读。这几首诗是沈从文1961年跟随其他作协成员参观井冈山时所作，施认为它们表达了沈从文对新中国的讽刺。他具体以《下山回南昌途中》中“感时怀居易，才多慕庐陵”一句为例进行分析，认为这是沈从文借古讽今，因为诗中涉及到的白居易、文天祥、欧阳修三人，“没有一人与共产主义政权关系密切”，且白居易的诗歌“还表达了对人民生活困苦的关心”，因此沈从文的诗歌可以解读成对现实的“一种讽刺”。⑨再看谷梅，她详细解读了何其芳1954年10月发表于《人民文学》上的《回答》一诗。在她看来，该诗表达了“一个不能在他本来领域工作的知识分子的痛苦”。她还将诗中第一节“奇异的风”和最后一节“尘土”的两个意象，理解为是暗指“政治教条对诗歌的压力”，⑩由此得出何其芳将自己创作水平下降的原因归于新文艺政策的观点。
施友忠、谷梅的解读是否符合作品原意呢？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沈从文的诗歌并不是对新中国进行讽刺，而是相反，他歌颂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赞美了新生政权下出现的新事物；其援引古人也不是所谓的讽刺现实，而是触景生情，表达对前人才华的仰慕。谷梅的解读亦过于狭隘，因为《回答》一诗不仅仅是对来自官方询问的回答，更重要的是对普通读者、甚至包括何其芳自己的“回答”；何其芳在诗中着重表达的是自己的困惑与矛盾，他迫切地想走出创作的“不自由”状态，在诗歌的王国中自由翱翔。因此，这二人的解读不可谓不是一种“过度阐释”，误读了原文意旨。
（二）陈世骧、白之的艺术审美层面的解读。相对于施友忠、谷梅关注作品的政治思想主题，陈世骧与白之无疑更加重视作品的艺术形式。两人重点分析了冯至、老舍建国后的特定作品在意象、语言等方面的特征。
一方面，他们对冯至、老舍建国后的作品评价不高，认为那些作品较之建国前的作品艺术性有所下降。例如陈世骧在《共产主义中国诗歌中的暗喻和诗人意识问题》一文中，对比了冯至建国前后的诗歌，认为冯至建国前的作品是“抒情的，沉静的，温和的，并且带有哲学深度”；而建国后的诗歌语言过于直白、肤浅。他还以冯至《十年诗抄》中的《勘测队》、《刘家峡之歌》、《王崇伦的车间》为例，指出冯至的诗歌在语言上不再富于哲学意味，而是带有“科学主义”色彩：“‘科学主义’的语言进入了冯至诗歌，他常用大量的表示重量与长度的数字。”在诗歌意象上，陈世骧认为冯至诗中“大自然”作为意象不再是神秘的，而是浅显、透明。他对《勘测队》、《刘家峡之歌》中“黄河”的意象进行分析，认为前首诗中的“黄河”，像是一个“被征服的顽固的人民敌人”，后首诗中“黄河”则是需要人们去解放、“同情和怜悯的对象”。这两首诗中，大自然意象都是“人格化”的，陈称之为“万物有灵”现象，并认为这类意象的产生并非来自冯至的下意识、无意识领域，不是作家“在特殊的出现幻觉的时刻由个人看到”，而是在意识清醒时，以集体的眼光观察得来的，所以诗歌失去了深度，变得肤浅、透明。(11)白之也讨论了老舍建国前后的一系列重要作品，如《老张的哲学》、《月牙儿》、《四世同堂》、《茶馆》、《龙须沟》、《春华秋实》等。在他看来，老舍建国前的作品主要“展示了都市下层贫困者的非人处境和有钱人的无情与伪善”，充满人道主义意味，艺术上具有地域性和幽默感；而建国后的作品则形象单一、程式化，“尽管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幽默……在处理‘新的社会’问题上，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物是环境产物的观点。他已经不是真正的戏剧家……现在的人物形象仅仅是书本、教条的机械说明。”(12)
但另一方面，陈世骧和白之又没有完全否定冯至、老舍等作家建国后的作品，而是从中寻找值得肯定的艺术“质点”。例如陈世骧认为冯至的《煤矿区》即是一首值得肯定的诗，节奏感较强，而且“通过在诗学性能有机建构中传达的一个真实体验，诗人令这首诗获得了自己的诗学真实”。(13)白之则认为老舍凭借《龙须沟》、《方珍珠》、《春华秋实》三部戏剧，成为“1949-1953年唯一从旧社会过来而出版了新作品的有成就的作家”，(14)并认为《春华秋实》含有多重主题，意蕴丰富。
三
由上可知，1949-1966年美英学界对新中国作家转型现象的解读与同时期中国大陆相比，在视角、方法及论点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研究作家身份的变化时，他们关注作家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倾向于找出其中他们认为存在的矛盾，更欣赏那些他们认为与政权存在隔膜的作家，由此得出的一些结论与同一时期大陆学界的观点截然不同。在透视作品时，一部分学者比较注重审美分析，这与当时大陆的评论者从政治标准出发对作品进行的解读相比，往往有其合理性，并且一些结论不无道理；但另一方面亦多有政治偏见性的“误读”。同时，美英学界内部也不统一，施友忠、谷梅的解读，政治意识形态意味浓厚，对新中国抱有敌视态度；而陈世骧、白之则更倾向于对作品进行审美层面的批评。何以如此？制约美英学者言说思路、观念的因素有哪些呢？
我们可以从美国学者戈茨的研究获得启示。戈茨将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分为反共学派、布拉格学派、自由学派和新生代等，并将谷梅《共产主义中国的异己文学》一书看作是反共派的代表作，认为该派的共有特点是“在冷战政治与西方审美价值观的基础上分析中国文学理论、政策与文学作品”；而陈世骧、白之则被归入自由主义派，认为他们与反共学者不同，“采用了其他自由主义学者称之为‘无党派、客观’的方式”。(15)戈茨的这种分析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先以施友忠与谷梅为例。他们的研究显然受到了冷战语境的影响，受制于特定的“冷战思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思维”控制着全球多数知识分子。所谓“冷战思维”，指的是冷战期间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绝对主义思维模式，具有意识形态上的排他性。而文学研究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活动。在“冷战思维”制约下，美英学者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抱有敌对情绪，自然就对新中国作家的转型作了政治性言说。他们分析研究新中国作家的转型现象，对作品进行政治性解读，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新中国知识分子处境的恶劣和文学政策的可怕，从而彰显自身，反证本国的民主与自由。施友忠就明确指出他写作《老》的目的是为说明新政府“对一些作家做了些什么”(16)，其言说实际上是二战后西方普遍流行的“红色威胁”论在文学领域的反应。谷梅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异己文学》一书所研究的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那些与新的文学规范不相符的个体，并给予其较高评价。事实上，这些学者所进行的文学研究已经意识形态化了。当然，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施友忠、谷梅等人往往以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观念来评判新中国作家的转型现象。在西方，知识分子通常被称为“社会的良心”，他们“通过影响国民思想、塑造政治领袖的行为来直接干预政治过程，并将此看作他们的道德责任和共同权利”，(17)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立场和超脱性言说方式。但是，中国读书人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普遍存在“入仕”心理，希望“兼济天下”，因而与政权之间并不存在普遍的超脱或对立关系，而新中国那批转型作家虽受过西方教育，但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干预性批判不是他们的特点。因此，以西方知识分子标准分析新中国作家转型现象自然会得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地方。
再来看陈世骧与白之。他们与施友忠、谷梅最显著的区别是注重作品的艺术价值。但在具体分析作品时，他们对冯至、老舍等人建国后的创作总体评价并不高，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作品语言直白，意象肤浅，人物形象单调；不过他们还是肯定了一些作品的艺术追求与成就，认为某些作品具有丰富的内涵。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判断呢？这亦与西方学者特定的文学观念相关。文学在多数西方批评者看来，应独立于意识形态要求之外，真实地反映作家个体的私人经验，这些经验可以来自作家的潜意识甚或无意识领域；尤其是诗歌，更要求诗人真诚地反映出个体刹那间的体验，并用恰当的意象与富有深度的语言加以表现；较之政治性来讲，文学作品更应该富于艺术审美性；好的作品应该既富有艺术价值，同时也要富有思想深度等。以此出发，他们当然不满意于那些相对而言政治性过强、审美形态单一的文学，而肯定那些文本意义丰富、形式优美的作品。这种倾向无疑有其合理性。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内外严峻复杂的形势，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新中国政权，文学艺术也被纳入到政治范畴内进行统一规范。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其社会作用、政治效用被放在首位，提倡创作语言浅显易懂以适应最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欣赏水平的作品，因此作品的艺术性通常被忽略。冯至、老舍建国后面对这种新的文学规范和要求，积极调整自己的思想艺术取向，以歌颂新社会、新生活，但也往往导致作品艺术美的流失。由此看来，陈世骧、白之等人对冯至、老舍建国后作品的言说无疑眼光独到。
注释：
①Vincent Y.C.Shih,Enthusiast and Escapist:Writer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The China Quarterly,No.13,1963,pp.92-107.
②Vincent Y.C.Shih,Mao Tun:The Critic (Part I).The China Quarterly,No.19,1964,p.85.
③Merle Goldman,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48.
④Vincent Y.C.Shih,Enthusiast and Escapist:Writer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The China Quarterly,No.13,1963,p.110.
⑤Vincent Y.C.Shih,Enthusiast and Escapist:Writer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The China Quarterly,No.13,1963,pp.92-100.
⑥Merle Goldman,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174.
⑦Merle Goldman,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248-249.
⑧Merle Goldman,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71.
⑨Vincent Y.C.Shih,Enthusiast and Escapist:Writer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The China Quarterly,No.13,1963,pp.111-112.
⑩Merle Goldman,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256-258.
(11)S.H.Chen,Metaphor and the Conscious in Chinese Poetry under Communism.The China Quarterly,No.13,1963,pp.39-51.
(12)Cyril Birch,Lao She:The Humorist in His Humor.The China Quarterly,No.8,1961,pp.58-59.
(13)S.H.Chen,Metaphor and the Conscious in Chinese Poetry under Communism.The China Quarterly,No.13,1963,p.52.
(14)Cyril Birch,Lao She:The Humorist in His Humor.The China Quarterly,No.8,1961,p.57.
(15)Michael Gotz,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West:A Critical View.Modern China,Vol.2,No.3,1976,pp.400-407.
(16)Vincent Y.C.Shih,Enthusiast and Escapist:Writer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The China Quarterly,No.13,1963,p.92.
(17)［法］齐格蒙·鲍曼著，洪涛译：《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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