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柏拉图“节制”观之比较
陈 沛 琦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 “节制”是荀子与柏拉图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概念，涉及文艺和社会治理领域，两者观念有同有异。在节制的逻辑前提下，两者都从规划者视角出发，认为心灵可塑，并肯定文艺的政治功能。在文艺领域，都坚持审美标准的客观性。荀子的节制观是礼乐制度下道德维度的规训，更加包容与温和，指向圆融的一元论审美倾向；柏拉图的节制观兼具德与知两个维度，体现出较为矛盾的文艺观，指向二元论的审美倾向。荀子的节制观引导人管理好欲望，柏拉图的节制观则是一种高度自律的追求。两者是轴心时代对时局的不同回应，多有互补之处，也提供了如何对待欲望的解答与可能性。
关键词： 荀子；柏拉图；节制观
荀子是先秦最后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是儒家的批判继承者。柏拉图是古希腊具有奠基意义的哲学家，思想涉及政治、文艺、心理和社会诸多领域。两人都生活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虽远隔重洋，但思想多有可呼应之处。“节制”是他们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两者的节制观反映出中西哲学基础和美学趣味的相似与不同。
一、节制的基础
荀子与柏拉图对心灵的认识不同。荀子与柏拉图都认为心灵是可塑的，这是节制实现的逻辑前提。荀子批判继承了孔子“绘事后素”的心灵观，认为人性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改造的。但与孔子不同的是，他认为人生来带有负面特质，心灵并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已经绘有丑恶的图案，需要通过教化擦除，然后再绘上精美的即符合道德要求的图案。荀子心灵改造的第一步是涤除人性之“恶”，改造的过程更加复杂。追求利益、贪图享乐和不知满足都是人之天性。而且，“‘治’不仅是统治者的努力目标，更是每个人理想的行为方式”[1]。
荀子将心灵划分为道与欲两部分。“道”是包罗万象的，上至本体论，下至个人生活态度，包含自然规律、统治方术和实用技能。具体到个人心灵上，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对自己行为的掌控与反省，与欲望相对；一是道德与志向，与情感相对。欲望需要靠节制来引导，情感同样不可以“过分”。与荀子不同，柏拉图将心灵划分为理智、激情和欲望3部分。柏拉图对心灵的三元是寓有褒贬的，理智是人性中最高尚的部分，欲望是最低劣的，激情处于两者之间，如果管理得当，人就服从于理性，反之则沦为欲望的奴隶，激情是调节器与中和善恶的因素。荀子对心灵的划分虽然是二元的却不是对立的。荀子认为，欲望并非邪恶，而是一种需要管束的自然心理现象，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这是荀子唯一一次提及欲恶，但他不认为欲望本身邪恶，而是考虑到欲望可能产生不良结果才用了“恶”这一表达，欲望并不一定会导致国家混乱，荀子真正否定的是物寡而造成的纷争。“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2]363，沿着这条思路，荀子从欲望可能造成的后果出发提出了欲恶的说法：“礼既是对人的情欲的限制和调节,又是实现人的欲望的保障……实现了人的自然生物属性和人的社会道德属性的统一。”[2]33然而，这条思路的每个环节都只是后者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前者不一定会导致后者发生。荀子为了说明礼的重要性只好给欲望暂且扣上恶的帽子：“言人性为恶乃是为了张扬其礼义法度之说所作的必要的构想。”[3]20柏拉图眼中的欲望则明显带有恶的性质。虽然两者对欲望的看法不同，对心灵的划分不同，但都认为无节制的自然感情是需要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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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康复医学解决临床难题 康复医学可以解决临床医学所难以解决的问题，包括长期的功能障碍或丧失。许多疾病在生理功能不能恢复时，临床上并无特殊有效的方法，而康复医疗则大有作为。通过康复医学的思维和措施，提高障碍者的功能和能力，因此康复医学对临床医疗有十分重要的扩充和延续作用。康复服务是由政府或非政府机构提供的[10]。我国的康复医疗服务是以政府负责，卫生行政部门主管，鼓励各种康复服务资源参与的形式开展，利用康复医学技术解决临床领域的问题。
在实现节制的艺术手法上，荀子与柏拉图都提到了模仿。荀子认为模仿是“拟象”，音乐通过比拟的方式实现节制，乐器各异的音色都是源于对自然万物的摹拟，“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7]。作为表现对象，“象”是创作的原材料，是创作家摹仿的依据。“最完美的‘象’也是作为‘道’的形貌色彩。”[8]作为表现手法，“象”意为“拟象”，是主体对自然万物的象征性表达。拟象不仅是对事物的直接反映，还是对客观世界进行加工的概念性模拟。简言之，是拟而成象的过程，它需要感物。音色给人以感官体验，经过对旋律节奏的安排，感性体验被抽象化和符号化，最终浓缩成“象”而产生审美效果甚至道德感化作用。拟象的作用机制是：具象的形→抽象的象→产生审美效果，是从外向内的，“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2]382荀子虽未明确提倡拟象的手法，但对文艺效果的论述始终是沿着“拟象”展开的。荀子先从天道的角度肯定了文艺的合理性，“拟象”的对象又来源于自然万物，这样，拟象的手法就成为符合天道和疏导人性的合理手段。由于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效果的道德指向，拟象应是适合于贯彻节制观的艺术手法而被荀子推崇。但荀子并没有忽视艺术的审美性，拟象依赖于感物，创作者不可直接灌输道德教条，而是应合理运用客观世界的材料，理解读者的审美心理，创作出意义丰富的作品。作为欣赏者，拟象同样是以“感物”为前提的，只有在对自然万物有所感触的前提下才能领悟到艺术的魅力。荀子还关注到了读者接受的维度，认为读者的审美力是拟象成功的关键，需要“尽筋骨之力，以要钟鼓附会之节”，在审美性与道德性之间，荀子没有偏执一端。拟象也体现出天人合一的观念，“象”是天人之间的中介，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是圆融一致、不分彼此的。
二、节制之下的文艺观
荀子和柏拉图都坚持审美标准的客观性，即最重要的是要符合国家稳定的目标。首先体现在文艺风格上，见仁见智。荀子和柏拉图都推崇“雅正”，“声则凡非雅者，举废”[2]145。荀子举例说明文艺应有的风格：郑和卫的音乐是淫邪之声，《韶》和《武》是舞蹈和音乐中端庄雅正的典范。“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2]400，中正平和与肃穆庄重是理想的风格。柏拉图同样倡导严肃和崇高的文学。他认为，表现对象上，应该将女人、奴隶和鄙夫等排除在外。表现内容上，应删除对地狱诸神争斗等的描写，禁止渎神的思想倾向。“这些作品不适宜于给年轻人听到，使他们失掉自我克制。”[6]简言之，柏拉图倡导的是“善”的严肃文学，他对音乐的规定同样严格。旋律不可以是挽歌式的靡靡之音，歌词不可以哀伤幽怨，甚至多弦多调的乐器要被禁止。此外，荀子和柏拉图还十分一致地禁止外国音乐入境，夷与我和正与邪的划分也是为了切断一切可能扰乱人心的因素。总之，雅正、严肃和崇高的风格是他们最理想的审美标准。
总之，荀子的“拟象”和柏拉图的“摹仿”都是取象于客观世界的艺术创作手法，因为“摹仿论并不是建立在超验王国和内在王国相分离的基础上。只要存在模型和复制之间二元性的条件,就可能产生模仿”[9]。两者都是实现节制的重要手段，体现了人与世界之间的象征关系，都兼有表现与再现的功能。表现的对象都是积极的，精神旨归是适度中庸的。不同的是，荀子坚持艺术审美性与道德性相统一，关注到了审美活动的机制与读者反映的维度，“拟象”是一种主客相融和天人合一的创作手法。主客一元的观念导致了创作者的退隐。因此，荀子并未对拟象提出方法论上的要求。而柏拉图的“摹仿说”则体现出审美性与道德性的矛盾。摹仿的客体究竟是实在的物体还是最高“理式”，柏拉图摇摆不定。对模仿的主体，柏拉图同样矛盾，只能将其请出理想国，这是“摹仿”的主客二元关系导致的。荀子呈现出比柏拉图更加包容和谐的文艺观，柏拉图则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创作要求，两者的观念可以互相借鉴互为补足。
柏拉图的“摹仿”也是对外部世界的模拟。“摹仿”在西方萌芽于柏拉图，之后衍生出“表现说”和“再现说”等观念。柏拉图对摹仿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艺术必须诉诸于摹仿，另一方面，又因艺术不能得到真理而否定摹仿。摹仿以客观世界为参照，但文艺的审美本质决定了不可能对现实忠实描绘，否则文艺只会沦为现实的镜子。柏拉图说明了艺术与真理之间的关系，由此提出艺术创作的摹仿本质。他以“真”为标准把艺术家划入最底层，混淆了实在物与真理。虽然摹仿无法获得真理，但如果依照规范合理使用，还是会对个人具有良好的作用。因此，柏拉图对摹仿作了具体规定，如不可以描绘诸神的负面特征而体现出渎神思想。对摹仿的矛盾态度也反映出柏拉图身为哲人的理想主义与身为城邦规划者的道德主义原则之间的矛盾。在主客关系上，柏拉图是二元的，即在摹仿的过程中主体有很强的存在感，创作者要牢记自己教化读者的任务。“节制”是创作者应始终绷紧的弦。因此，柏拉图的摹仿呈现出与荀子“拟象”不同的样貌。
无论是荀子还是柏拉图，他们都将文艺视为节制的主要载体，从两者的文艺观可以更好地理解节制思想。总体而言，他们倡导的都是一种道德主义诗学。
不论在荀子还是在柏拉图那里，“节制”观念都与文艺的道德功能密不可分，文艺的政治功用是节制的基础。正因为文艺负载了安邦定国的作用，“节制”的政治观念才得以进入文艺领域。紧承孔子凝结的教化说以及孔子之前中国文论中的教化思想，荀子同样让文艺背负了沉重的道德功用，礼乐合一正是这种观点的表达。在《乐论》这篇集中论述文艺思想的文章中，对音乐的论述是沿着“礼”“乐”结合的脉络展开的。“乐”是“礼”的实现途径，“礼”是“乐”的政治目标。荀子“坚持礼乐的象征意味对社会的垂戒警示意义”[4]，甚至认为音乐(文艺)具有“治万变”的国家治理功用，文艺因此渗透了节制与中和的政治理念。与此相似，柏拉图同样强调文艺的道德作用，认为正义、勇敢、节制和智慧是理想国的4要素。在制定文艺规范时，柏拉图从诗歌的审美效果角度论证了节制的合理性，且认为审美效果并非停留在心理层面，它最终指向国家统治层面，只有利于国家统治的和节制的诗歌才可以进入理想国，容易摇荡人心与扰乱城邦的诗歌则要被赶出理想国。“教化”观与“寓教于乐”观是中西节制思想的共同底色。
在文艺的功能上，荀子和柏拉图都认为文艺的教化功能重于娱乐功能。荀子反复提到：“乐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2]399更进一步，他认为文艺是必需的，“人不能不乐”。因为源于天性，所以欲望是不可否定的，荀子从文艺的产生上肯定了其合理性。相比之下，柏拉图对文艺尤其是诗歌的态度比较严格：“谴责与辩护便演变为柏拉图手中的一把双刃剑。此种看似矛盾的做法，实际上正是其道德理想主义诗学原则的具体体现。”[5]一方面，柏拉图拒绝诗人进入理想国，一是因为诗歌的摹仿本质，二是因为诗歌唤起人性中的低劣部分，如情感与欲望，他从审美效果上否定了诗歌，因为它有悖于城邦4原则中的节制。三是诗歌的魅力。柏拉图之所以对诗歌采取此种的态度，正是由于他意识到了诗歌的魅力，这也是最矛盾的一点，对荷马的赞扬和对诗歌摇荡人心效果的认识都说明他恰恰了解诗歌的魅力。“赶出理想国”是基于诗歌可能产生的效果提前作出的防御措施。在对艺术的整体态度上，荀子比柏拉图更加温和与宽容，“源于天性”是保护艺术免遭驱逐的护身符。而在柏拉图那里，诗歌是他既爱又怕的迷幻药，面对素质参差不齐的民众，城邦规划者只能防患于未然。
1.1一般资料选取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来我院接受治疗的心肌梗死所致心率失常患者98例为研究对象,随机进行分组。其中观察组50例,年龄42-74岁,病程不等,文化程度接受高等教育的22例,初高中学历的10例,无教育经历的18例;观察组48例,年龄40-73岁,病程不等,文化程度接受高等教育的20例,初高中学历的20例,无教育经历的10例。经检验,患者上述资料无统计学差异。所有患者均自愿参加本研究,听从研究人员安排。所有患者为符合心肌梗死所致心率失常的诊断标准。
在节制的实现方式上，荀子与柏拉图较相似，都主张内外部力量的结合。荀子认为的外部力量主要指太师和司正，他们是礼乐制度下国家意志的执行者与秩序的维护者。太师是负责文艺审查的官员，审查作品的内容与风格，要确保文艺符合“雅正”的要求；司正的职责是监督宴饮聚会时宾主的举止。郑玄《仪礼》注：“礼乐之正既成，将留宾，为有解情，立司正以监之。”如此，国家从“礼”与“乐”的角度都实现了监督。此外，在音乐与礼仪方面还有严格规定，荀子以宴饮礼节为例，以小见大地说明礼乐对统治的作用。音乐上有“三歌三笙”和“三间歌三合歌”的程式规定，迎来送往的动作和宴饮时间也有具体规定，礼乐通过一系列细化的规定达到乐而不淫的目的。柏拉图更重视统治者的作用，他直接站在城邦规划者的角度对文艺作出规定。两者在本质上相同，都是政治权力自上而下对文艺的干预。在内部力量上，他们都重视自我审查。“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2]403，君子对萎靡偏邪的音乐要自行回避。荀子沿袭了儒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思想，认为自我审查是一种时刻保持行为适度的自我鞭策与反省。柏拉图的节制还有自知的含义，他在《卡尔米德》中，就提出“节制的本质就是认识自己”。
三、节制的终点：德、知之维
荀子从道德作用出发肯定文艺的重要性，推崇节制的观念，认为文艺要服从于政治需要。透彻理解荀子的文艺观首先要了解他理论的背景，荀子的文艺观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墨子的批判之上的。墨子从功利与实用主义的角度提出“非乐”的观点，认为音乐容易导致繁复与奢靡，从而使得国家治理困难。荀子与墨子都认为音乐对国家治理有重要作用，国家也应贯彻简约节制的思想，但两人的思想走向却迥异。荀子认为，墨子的非乐观会导致过度贫瘠从而使社会混乱，墨子只堵不疏的节用观念于文艺和政治都是不利的。荀子从天性的角度肯定了欲望的合理性，倡导礼乐结合的治理方式，通过规范化的音乐对人心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引导人心从德向善，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温和的文艺观。荀子的“节制”更加包容，有利于文艺的发展。荀子认为，节制并非为了节制本身，其目的不是消弭欲望，而恰恰是放开欲望，抑制欲望只是过程不是终点，这是荀子容易被误解之处。荀子否定了“去欲”和“寡欲”两种倾向，认为欲望多少并不等于国家的治乱，“欲之多寡，情之数也，非治乱也”[2]455。“礼义构成了人性的正当范围和方向,构成了人性合理性的依据和标准”[10]，他提出了节制的实现过程：首先，人应当回避有害的，即激起欲望和倡导邪恶的事物，“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耳无是非欲闻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2]15。其次，要学习知识和培养道德，操守水平达到较高程度时，可以重新接触声色犬马的欲望世界。“德操”的养成过程就是以道制欲和以礼安情的过程。修养的最高境界是“纵其欲，兼其情”的圣人境界，目的是达到物欲平衡：“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2]363，体现了“中和”的审美指向，即不偏不倚与平和中正的审美心理效果。荀子主张通过节制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个体与外界达到动态平衡，外界可以满足人欲，人欲又激励人以合适的方式去追求外物，这是荀子对偏激思想的驳斥，这在当今依然有启示意义，它提供了一种温润的处理方式。也是在该意义上，荀子将礼视为给养：“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要节之所以养生也……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2]363在节制的实现上，荀子一直将圣人推崇到至高地位，但并不认为圣人是不可企及的。他认为，普通人与圣人的区别并不在于天资，而在于道德修养。圣人会主动克服人性中的恶并学习礼义，普通人可以通过提高道德修养达到君子乃至圣人的境界。“节制”是从凡人到圣人必需的品质，也称作“学者之道”，“道”既是原则又是方法，“学者之道”是学习、思考与实践相融通的过程。“学者之道”有具体规定，学习的内容以经典著作为主，从《尚书》开始，到《礼经》结束，学习的文类是史书、诗歌与礼仪。学习的原则是持之以恒与知行合一，还要求助于老师。这蕴含着“人人皆可为尧舜”的观念。荀子的节制观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教条，而是一种具有普适价值的实践准则。
与荀子不同，柏拉图的“节制”定义更为复杂。《卡尔米德》全篇都在讨论节制是什么。苏格拉底企图通过他惯常使用的助产式的对话给节制下定义，但以失败告终。节制是希腊文sōphrosunē的翻译，这个词难以翻译为任何英文语词。《卡尔米德》中提出的4种定义：平静、谦虚、安分守己和做好事都被苏格拉底一一驳斥，因为它们不能概括节制的准确内涵。苏格拉底的节制更接近自我认知，眼光看向自身。柏拉图认为节制的含义就是德尔菲神庙的铭文“认识你自己”以及后世贤人增加的告诫“万勿过度”，“人应当以明智互勉，不要只求快乐”[11]，前者更能揭示节制的本质。节制是全面认识和理性剖析自我，看到自身的优势及局限，但柏拉图并不认为节制是仅关涉自身的事情。在节制的实现上，个人需要通过学习综合性知识获得智慧，算数、几何、艺术及其它学科都是通往智慧的铺路石。并非每个人都可以达到智慧的高度，他因此又提出，应当把自己不懂的事情托付给懂的人去做，这符合其对城邦的整体规划原则——人人各司其职，正义就是每个人做自己的事。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所讲的节制更接近于荀子的道德规范含义。此外，节制作为城邦4要素之一，多在与正义、智慧和勇敢融合的视域下进行讨论，节制的原则更集中地体现在文艺思想中。专论节制的《卡尔米德》是柏拉图关于节制的旁枝与注解，全篇并未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这是其理想化道德诗学带来的矛盾。综观柏拉图对节制的态度，可以看出他的目标是个人的智慧与城邦的和谐，既是个人与自我，也是个人与他人的和谐。“节制之功并不是进行智慧的统治，而是在深刻认识自我的基础上行使察己察人的审查之功。”[12]
图形等面积剪拼问题在不少地区的中考题中都有所涉及，充分考察了学生剪、贴、拼、探、猜、思、算等探究能力，带有浓厚的数学活动意识.对于初中学生来说，这也是一大难点.在学完了“勾股定理”之后，学生已初步具备了有关图形简拼，尤其是正方形的剪拼问题的操作经验，但这对于解题还远远不够.从教师层面来看，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发表的相关文献，大多数都比较重视如何将矩形剪拼成等面积正方形的问题.事实上，有了这些准备，我们可以将任意的多边形在有限步内剪拼成等面积的正方形.步骤如下：
综上，在荀子看来，节制是诸多关系的调节器，是道德维度的规训。节制可以实现物欲平衡，进而实现个人与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和谐统一。节制指导下的文艺观更加包容与温和。柏拉图的节制含义更加宽泛，兼具了德与知两个维度，节制更被视作自我认知的手段。其文艺观较为矛盾，因审美性会与道德性相违背，柏拉图采取了严苛而激烈的方式：对文艺进行严格的规定，将诗人“赶出”理想国。从中可以看出中西方一元论与二元论的思想倾向。荀子的节制是一种圆融的审美倾向，同时也是一种和谐的道德观。柏拉图则融合了求智与求德两个维度，观照全面，但也造成一些矛盾。两者的节制思想都是对混乱世事的积极回应，是时局动荡思想驳杂之时的应对方案，虽有一定局限，如过度强调文艺的道德功用而导致工具论倾向以及审美标准固化阻碍文艺发展等，但依然可以为后人带来启示。在如何管理好欲望的问题上，荀子给出了答案。在文艺发展上，荀子认为文艺出于人的天性，关注到了读者反应与审美心理，“礼乐”结合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文学艺术。柏拉图的节制倡导从道德与知识两方面进行自我培养与省察，因内涵远超“克制”而成为一种高度自律的和精致化的自我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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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of the Idea of Temperance between Xunzi and Plato
CHEN Pei-qi
(School of Liberal Arts,Guangxi University,Nanning,Guangxi 530004,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idea in the philosophy of Xunzi and Plato,temperance covers the fields of art and social governance.In the logical premise of temperance,both philosophers believe that mind can be shaped and affirm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art.In the field of art,they both maintain the objectivity of aesthetic standards.The idea of temperance of Xunzi,which is the moral discipline in the system of rites and music,is more tolerant and moderate and reflects the monist aesthetic tendency.It guides people to control their desires.Plato’s idea of temperance,which contains the perspectives of moral and knowledge,reflects a contradictory idea of art and represents the dualist aesthetic tendency.It is a pursuit of strict self-discipline.The idea of both philosophers is the response to the situation and provides a solution to desires.
Keywords :Xunzi;Plato;the idea of temperance
收稿日期： 2019-01-31
作者简介： 陈沛琦(1995-)，女，河北石家庄人，广西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文化批评。
DOI: 10.3969/ j.issn.2095- 462X.2019.04.015
中图分类号： B 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462X( 2019) 04- 0066- 05
网络出版地址： http:// kns.cnki.net/ kcms/ detail/ 13.1415.C.20190729.0947.046.html
网络出版时间： 2019- 07- 29 11: 33
(责任编辑 薛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