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观、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文化建设论文,社会主义和谐论文,消费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和谐文化建设与大学生消费价值观教育
主持人苏志宏(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市场运行模式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移，标志着中国社会从传统生产型社会向现代消费型社会的转化，不仅拉动内需和刺激消费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关键环节，而且消费价值观也开始由传统“节俭”型向现代“开源”型过渡。与此相适应，社会主义消费价值观的梳理、建构和导向，逐渐成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本栏目所刊载的四篇论文，是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和学生工作处共同主持的“成都地区大学生消费状况调查”项目的部分成果，它们分别涉及了本次调查的数据及其价值取向分析、贫困生的消费状况及其思想教育和引导措施，以及以这次调查的数据为基础，从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矛盾结构和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高度出发的理论思考，它们既体现了国内当前大学生群体的消费观教育中所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具体问题及其对策，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发掘、整理和阐释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对于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及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图分类号：C913.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919(2007)01-0013-07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刺激消费、启动内需已经成为现实社会生产的基本动力，一种消费主导型的社会生活方式正在悄然兴起。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价值导向的巨大变迁，使得消费观念在当代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领域内的地位日渐突出，对于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塑造、社会交往关系的引导乃至人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学平衡，都已经发生并将持续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要求”，就是在满足人民群众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素质，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则强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如何将这一“本质要求”和“本质属性”与当前复杂而多元的消费价值观接通，建立起以前者为基本导向的社会主义消费观，既是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和新领域，也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一个有机部分。
一、当前消费观念的结构性特征
最近，西南交通大学的有关部门组成了“成都地区大学生消费状况调研小组”，对位于成都市区10所大学的1，400余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消费状况的问卷调查。在回收的1，223份有效问卷中，反映出了这样几方面的共通性特点：成都地区大学生的消费水平与市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大体持平，且呈现出理性与健康的基本态势。譬如，有60％～70％的大学生对“攀比消费”、“盲目消费”和“负债消费”持反对态度；一半以上的大学生不赞成透支性的“提前消费”，多数学生都能量入为出，消费具有一定的计划性，说明传统的“节俭”消费观在大学生群体中仍然有较大影响。本文则主要关注调查中表现出的新动向和新观念，其中有代表性的几类分别为：(1)在大学生的消费结构中，尽管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占53.1％，但购买专业书籍、参加各类能力培训等“发展消费”的支出已经占22.6％；用于高档服装、化妆美容、休闲娱乐、旅游等“享受消费”的支出为24.2％；有52％的大学生每学期支出100元以上用于购买水果、牛奶等营养保健食品，其中每学期400元以上者达4.7％；54.7％的大学生购买了伤病医疗保险；每学期支付50元以上用于购买体育器械者达14.3％；对于大学生使用手机，有21.7％的学生认为“非常必要”，48.9％认为“较为必要”，占受试人数的70％以上。这些数据说明，过去那种节衣缩食、将节俭本身视为目的的消费观，已经为一种基于“量入为出”、倾向于自我发展、身心健康、风险意识以及休闲享受的新消费观所取代，消费的目的已经多元化。(2)调查中更有3.7％的受试者的部分消费支出来源于自己“打工”或“投资”所得。尽管为数不多，比例不大，但体现出以自主性和独立性为内涵、以“开源”为主导的新型商业文明的节俭观正在大学生群体中悄然形成。(3)对于穿着名牌服装的目的，有41.9％的学生认为“质量好，舒适、耐穿”，27.1％认为“有个性”，15.5％强调能“体现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对于手机的选购标准，关注其价位的占43.5％，关注其质量的占29.6％，关注其品牌、款式和时尚的占9.9％。说明在大学生注重节俭的理性消费观中，“节俭”的时代内涵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传统的节俭观是在省吃俭用基础上以备基本生存的不时之需，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于商品本身，侧重于考虑其实用意义上的使用价值。而在大学生对于名牌服装和手机等消费品的看法中所体现的，则是一种基于品位、档次和发展需求上的“节俭”，商品的品牌意识、性价比、文饰(符号)价值、个性化的需求等市场经济特有的消费理念，已经占据大学生消费价值观的主流。(4)70％以上的学生对于“高消费”持赞成态度，且有1/3左右学生的消费水平高于市民的平均水平，说明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际的消费行为中，生活上的高消费都已经是这一群体中的普遍现象。(5)大学生消费信息来源主要为广告、家庭和同学，反映出大学生消费观的自主性、自觉性较少，从众性、盲从性较高。(6)有12.7％的学生认为，同学聚会应当选择“西餐馆”；购买手机时，29.3％的学生宁愿选“洋货”；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都对圣诞节、情人节等“洋节日”的开支持肯定态度。由此可见，大学生消费观中的“西化”倾向已渐成趋势。(7)有52％的学生，每学期请客、送礼等“人情消费”的花费在100元以上，其中400元以上者达7.9％。说明关注商品交换价值的“交换性消费”已经在大学生群体中得到认可。考虑到大学生将来的发展及其将占据的社会地位，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不可小觑。
以上分析对于理解当前中国消费价值观，可以有这样三个启示：(1)新旧交替、以新为主的矛盾性。传统量入为出、计划消费的“节俭”观仍在起着主导作用，但其表现方式已经是市场经济中“物尽其用”、“物有所值”的新消费理念，其中，最具有积极意义的是体现了开拓精神的“开源”型消费观。(2)价值多元、需求多样的结构性。尽管以实用为基础的使用价值仍然是消费选择的基础，但蕴含在商品中的符号价值、交换价值在大学生消费观中的地位逐渐攀升，它们分别对应于消费主体的“发展需求”、“健康需求”、“风险需求”、“休闲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非基本生存需求；作为消费主义表现的“夸示性消费”和“交换性消费”，也在当前的消费观结构中占有相应的地位。(3)新与旧、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价值张力体系。调查表明，当前以大学生为代表的消费观价值结构中，既有以“节俭”为导向的传统自然经济消费观和以“休闲”、“发展”、“健康”为目的的当代市场经济消费观的“新”与“旧”之间的矛盾，更有以奋斗进取的“开源”创新为核心的新型消费理念为一端，和以追求商品的符号价值、交换价值为核心的消费主义理念为另一端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之间的矛盾。两对矛盾相互缠结，编织成一张复杂的价值张力之网。
新旧共存、积极与消极对立的价值多元的消费观体系，说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一充满矛盾的价值观体系，则是对这一社会转型中社会经济成分、经济利益和个性差异多样化的社会现实的观念反映。
二、马克思主义消费观及其理论价值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消费的论述，有这样五个方面的内涵：(1)消费是生产的动力性前提。从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出发，马克思认为，不仅只有通过消费才能使生产出来的产品实现自身的使用价值，而且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机、需要和目的，“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1](2)预示了“消费型社会”将取代“生产型社会”的历史趋势。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体系和消费体系的矛盾时，马克思指出，这一生产方式的“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体系自身“对抗性”的分配方式，决定了这个体系内部的消费能力永远不能满足实现其剩余价值的需要，这一致命的“内部矛盾”，必须通过不断扩大资本主义外部的商品市场以增加消费商品能力的方式来暂时缓解[2] 547-548；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奢侈品生产和奢侈性消费不再是缩减消耗以增加积累这一传统消费理念的对立面，反而成为资本经营中的“必要”因素，作为“取得信贷的手段”，“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成为生产的成本[3]；在1875年的一封信中，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将会达到“生产奢侈品”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社会将为所有成员的全面发展生产足够多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从而扬弃资本主义生产将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的生产人为地隔绝起来的狭隘状况[4]。(3)发展和培养人本身的消费能力是实现人自身全面发展的前提。作为实现消费环节的条件和手段，消费能力是人身上的一种才能，发展这种才能就是发展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方面[5] 225；现代化大生产不仅表现为生产体系的不断扩大和日益拓宽上，而且体现为需要体系的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上。后者的不断扩大和丰富，体现为高度文明的人身上的多方面的享受或消费能力[6] 392；资本作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一方面使得人的个性发展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呈现出全面性和丰富性来；另一方面，又将人的发展限定在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之上，人的全面发展从属于剩余价值的追求[6] 392-393。(4)“自由时间”的增加为人自身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进入生产过程而节约的劳动时间等于增加了自由时间即人的发展空间，这对于人本身的发展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从直接生产过程层面看，使人获得包括发展消费能力在内的“充分发展的时间”，相当于投资于固定资本而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的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7] 在马克思看来，从事自由自觉的活动才是人的本性的体现，因此，人的自由个性及其自由发展，一方面要以人的能力的全面性发展为基础，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人的自由发展“不过是在有局限性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是一种人的个性屈从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社会条件的发展。[5] 161(5)特定的消费活动既是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又是再生产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及其相应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前提条件。产品的消费过程，不仅是劳动能力和消费能力的再生产过程，而且是个人自身的存在方式的再生产过程，消费过程“再生产出处在他们的社会存在中的个人，因而再生产出他们的社会存在，即社会，而社会既是这一巨大的总过程的主体，也是这一总过程的结果。”[5] 230-231这里的“消费能力”，不仅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消费能力，而且是再生产思想观念和社会共同体的“文化消费”能力。
从上述马克思关于消费过程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三点启示：(1)特定的生产关系是特定的消费过程的产物，因而，人的消费能力的再生产，不仅关涉社会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人自身的再生产，而且关涉到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特定社会的再生产。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消费活动既具有生产力的属性，还具有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制度再生产的功能。换言之，不仅消费观念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而且具有同样的生产力发展高度的消费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属性和功能。这就为我们如何理解、借鉴、批判与扬弃西方消费主义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消费观，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理论视角。(2)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2] 996，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对于包括人的消费能力在内的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被局限在这一“有限的目的”之内，从而与“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即人的能力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之间构成了无法克服的矛盾[8]。换言之，既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又指出这种作用的历史局限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消费观重要的当代价值。(3)意识形态是人们借以解释和批判特定社会形态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进而实现自身利益的观念体系。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强调，“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9]，这一基本价值导向对于我们理解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具有一般的指导意义。而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尤其是消费活动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论述，则为我们分析、理解意识形态的发展和筹划相应的理论建设举措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理论平台。
三、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框架中的消费观与意识形态建设
作为人类生产实践过程中基本要素的观念反映，消费价值观的历史发展和演进是特定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过程的逻辑再现。在自然经济的小农生产中，生产和消费处于低水平的均衡状态，基本生存资料的匮乏使“节俭”成为这个历史阶段消费观的主导性倾向。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内，消费行为上的“勤俭”与“奢侈”、“节约”与“浪费”始终与道德上的“善”与“恶”纠缠在一起，这种“宁俭勿奢”的“节俭”型传统消费价值观，强调缩减消耗、促进积累以备危及基本生存需求的不时之需，符合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勤俭节约始终是中国消费思想史的主流，也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消费价值观的传统思想资源。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开始出现了生产力的相对过剩，并将消费相对不足的矛盾显露在世人面前。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中生产与消费这一对矛盾，逐渐由传统的“生产主导型”转化为“消费主导型”，从而更加凸现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生产促进人自身发展是一个矛盾的历史过程论断的科学性。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地强调，人自身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只能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在超越生存必然性的自由王国里才能真正实现，但他们一直关注并强调社会化大生产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人自身发展的局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指出，随着科学技术作为“直接的生产力”进入生产过程，社会生活过程将受到这种生产力的“控制”和“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5] 219-220与马克思当年所看到的死劳动控制活劳动、工人成为从属于机器体系的被动的零部件不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当今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生活和人的能力的发展所产生的“控制”和“改造”，已经把当年作为机器附件的工人重新吸纳进机器体系之中，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剩余价值，资本在不断“向外”开拓商品市场的同时，也把开拓范围“向内”扩展到日常生活领域和人自身的情感欲望领域。这种资本的“向内”扩展同时表现在两个方面：(1)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生产以提供服务和掌控信息为基本特征，使得经济与文化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从事直接物质生产的传统劳动形式越来越呈现出“非物质劳动”特征。这种劳动形式有两个基本面相，一是生产领域中计算机和通讯技术革命使得劳动实践趋向于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模式，从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具体劳动”的技艺、技能逐渐边缘化、“均质化”，计算机成为具体技术流程中核心而万能的控制工具，各种生产活动在数码监控技术下得以高效率运行。二是作为“服务工业”，“非物质劳动”以提供涵盖了健康、教育、金融、交通、娱乐、广告等文化信息领域的服务为运作形式，其产品或功能主要体现在知识、信息、感情和交际等情感心理的创造和控制过程中。(2)经济全球化使当代社会的生产、生活与消费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资本的“向内”扩张，将人的文化品位、价值认同和身体欲望都纳入开发利用的范围。跨国公司和各种文化创意产业为其员工提供了展现其创新、自由和多样性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的空间，商品的各种符号价值得以开发、创造、编织和拼贴出来，通过五花八门的促销活动和广告宣传等现代媒体的密集灌输，各种超越使用价值的消费需求和多样性消费能力得以在当代消费者身上塑造和培育出来，这就是消费社会中所谓“娱乐”、“休闲”等“劳动力”的再生产，亦即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重要领域，“巨大的工业和金融力量不仅生产出商品，也生产出主体……生产出需求、社会关系、肉体和心灵——也就是说，生产出生产者。”[10] 正如马克思当年所描述的，生产这种主体就是生产“固定资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5] 225，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消费体系的“向内”渗透，既给人的全面发展带来了机遇，也造成了深刻的历史局限。
社会主义生产扬弃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狭隘性，将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视为目的本身。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西方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竭力进行经济渗透和扩张，还为配合这种扩张极力推行其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使得我国思想意识和文化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呈现出复杂的局面。江泽民指出：“市场经济活动存在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容易诱发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国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也会乘虚而入。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包括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会沉渣泛起。社会存在发生的变化，反映到人们头脑中来，必然引起思想意识的相应变化。”[11] 410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内各种思想体系并列对立，各种意识形态相互冲突、激荡和涵化的局面，亟须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与时俱进的发展、建设过程，进行疏导和引领，促进各种有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化解各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真正成为规范、整合意识形态领域内各种思想意识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就是要在理想信念、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等重大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中，为社会生产出基本的价值观念体系和主导性行为规范体系，以“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保持社会稳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12]。
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领域，社会主义消费观建设工程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大厦的有机部分，其根据有四：
(1)马克思主义消费观中关于消费体系和消费能力在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和人自身发展中功能的相关论述，是社会主义消费观的基本理论依据，而社会发展应当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本身的论断，则是区别资本主义消费观和社会主义消费观的理论分水岭。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消费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的论断，开展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消费理论的研究，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当代意义，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2)“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连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消费观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渠道。从马克思主义消费观角度看，八荣八耻蕴含了一个以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价值指针，涉及社会主义公民基本道德准则和对人自身全面发展关怀的社会主义消费观体系。尤其是其中“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条目，既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消费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现代革命传统中有关消费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开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消费理论的研究，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消费观建设梳理出基本理论资源。
(3)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是正确把握和处理经济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关系，进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准则，当然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最新发展。我们在反“西化”、反“分化”亦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绩，对于企图“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变成‘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1] 40的文化帝国主义霸权逻辑和行径，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但毋庸讳言，迄今为止，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革命与人自身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论，挖掘得不深；对于信息技术革命、消费社会的转型和消费方式的变革给人的全面发展带来的影响，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反映在广告文化、现代传媒、促销宣传等信息文化产业的运作中，如何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怎样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还存在着盲区和误导，未能很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与消费主义文化领导权的矛盾尚未得到合理解决；对于通过现代媒介和信息技术得以传播的广告文化和其他商品促销活动，在影响人自身消费能力及其观念建构方面的巨大作用，也就是消费主导型社会中消费观的塑造和消费能力的培养对人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重大意识形态能动性功能，没有清醒的认识。这就警示我们，对于大学生消费观中新旧之间、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之间的矛盾现状，应当上升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高度进行疏导和转化。当前迫切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消费观角度，对文化信息产业中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促进“三个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开辟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和建设的新领域，处理好“党管意识形态与发展文化产业及其增强执政能力”的关系，切实提高党的“文化执政能力”[13]，此乃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大厦建设的系统工程之一。
(4)社会主义消费观是提升社会道德观念水平、改善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时代性价值观念体系，是当前阶段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应当“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14]，在社会道德风尚和文明氛围、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存的生态关系这样几个方面，表现出这一社会理想的价值观念维度。起源于西方且已通行全球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单纯的物质发展主义为目标，引导个人脱离实际地追求高档和奢侈性消费，这样的消费观及其引发的消费行为，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既败坏社会道德、影响社会稳定，又引发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格格不入。因此，作为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环节，在这一群体中进行社会主义消费观教育，扬弃其中的消费主义观念，促进其中的积极健康因素，以构建中国特色的消费价值观，既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又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当代课题。
张岱年先生在谈到新时期价值观建设时指出：“新时代的价值观必然以对于个人与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的正确理解为基础。中国古代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力的传统应该改变了，应肯定义与利的统一，理与欲的统一，德与力的结合……以义兴利、以理导欲、兼重德力，才是正确的道路。”[15] 通过对当今消费观结构中健康向上因素的鼓励和引导，积极化解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弊端，赋予传统消费观以积极的当代价值，使其获得创造性转化，建立起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消费观，协调中国经济社会中生产体系和消费体系的关系，在全社会建立起既有利于个体健康而全面发展。又有利于经济社会快速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特色的消费理念，卓有成效地规训、建构人们的消费行为和观念，以净化社会道德氛围，提高人际交往的和谐程度，改善环境的生态指标。这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领域，也是社会和谐文化建设的有机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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