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东土家族巴渝舞仪式的身体记忆变迁研究
杨 明
摘 要：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考察法、逻辑分析法，以川东土家族巴渝舞仪式这一具有特定地域性、民族性的身体行为文化为样本，深入研究巴渝舞仪式的历史空间记忆的消解异化。认为：他者与自我的合谋、国家的显性在场、保护运动与自我的重新定位的共同作用致使巴渝舞仪式“形意”疏远，产生了身体记忆的“异化”现象。提出：反思现代、思考回归、重构记忆是土家族巴渝舞仪式本真性回归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川东土家族；巴渝舞仪式；身体记忆
土家族传统文化一直以来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话题。川东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重要支系，作为巴人体育文化重要表征的巴渝舞仪式也在其身上沿袭至今，其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在现代文明的影响下产生着“异化”。在“非遗”保护热的当下，考究巴渝舞仪式的历史空间记忆场、阐述消解和异化中的族群身体记忆、进行身体记忆变迁的思辨显得尤为重要。
南安市龙泉中学高二年级的6个教学班，其中3个教学班为实验组共120人，另外3个教学班为对照组共120人。
1 历史空间的记忆场：川东土家族巴渝舞仪式生产的文化逻辑追溯
1.1 巴渝舞仪的物质文化历史
物质文化包括各种可触知的物质实体，是器物文化的汇聚，是巴渝舞仪式身体记忆的表层。川东土家族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器物文化，透过传承千年的器物，彰显着土家族及其先民的生产与生活。巴渝舞仪式的器物文化主要包含道具、乐器和服饰。
从相关历史典籍和出土的巴人器物来看，巴人对生活器具的制造秉持着“能用即可”的理念，而其作战、行舞时的武器却制作得格外精良。汉代巴渝舞共有矛渝、安弩、安台、行辞四篇，其基本形式是“执仗而舞”。“执仗”即执干戈，所谓“仗”并不只限于棍棒，而是涵盖了诸多类型的兵器，如柳叶形青铜剑、袋形青铜剑鞘、短骹弓形耳青铜矛、圆刃平肩折腰青铜钺、无胡青铜戈、板盾等[1]。由于土家族人以白虎为图腾，这些器具上多纹有精细复杂的“虎纹”图案。古时为巴渝舞仪式伴奏的乐器多为大鼓，亦有手持鼓的演绎形式。至于巴渝舞表演者的服饰，已无实物可考，但可由典籍和画像中探知一二：古籍有载巴人征战时“男女垂髻、短衣跣足，以布勒额，喜斑斓色服”，《鞞舞》(即巴渝舞)画像亦有“裸露上身，一手执鞞，盘腿摇之，右伎则上身裸袒，双手舞动双剑，右脚踏蹑地上的皮鼓”[2]的舞者形象，可见舞者所着服饰异常简朴，穿短衣或赤裸上身、头缠布帕进行展演。巴渝舞仪式的物质文化遗存，为我们透过可触摸的物质文化实体探知不可触摸的远古身体记忆提供了一条路径。
1.2 巴渝舞仪的制度文化历史
制度文化是人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的总和，是川东土家族传统秩序的凝聚，是巴渝舞仪式身体记忆的中层。巴渝舞仪式的制度文化历史，是川东土家族保持其民族性、独特性、差异性的前提，更是土家族生产生活规范的一种彰显，在规范与约束中彰显着身体行为文化记忆的逻辑结构，并展现着“合理”与“秩序”。巴渝舞仪式的制度文化主要表现在宫廷舞蹈规制和祭祀规制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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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团各个基层单位还组织结亲干部和少数民族结亲户举办了拔河、绑腿齐步走、乐器演奏、唱歌、舞蹈等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这些文化活动促进了该团基层各民族文化交流，进一步增强了各民族群众维护民族团结的自觉性。
巴渝舞是一种群体性的舞蹈。巴人自古生存于各大势力的夹缝之中，其族群活动也较为团结，所跳之舞也表现出群体的力量。班固《汉书》对宫廷巴渝舞规制的记载为：“巴渝鼓员，三十六人”，此处所讲的“鼓员”是指在殿中的舞蹈者，并不包含配乐、伴唱，而在疆场之上，前方有多少将士，后边就有多少人歌舞。巴渝舞明确被用于祭祀仪式是在东汉末年，且多用于大型的贵族丧葬之中。虽然史书对祭祀中的巴渝舞规制鲜有记载。汉代巴渝舞以“矛舞”和“弩舞”等表现战斗场面，而用“安台”来告慰祖先，“安台”即“安设祭坛”，土家族人将“祭坛”称为“堂”。同时，我们可从如今的土家族摆手舞中获得一些灵感：进行摆手舞表演时要举行名为“梯玛”的仪式，其次是“祈福”仪式，最后为“摆手同庆”，有学者认为摆手舞是古巴渝舞的变种，故我们有理由猜想巴渝舞在祭祀仪式上也具备类似的规制。
1.3 巴渝舞仪的意识文化历史
因此，飞机飞行结束后，将实测应变和缓冲器行程带入载荷方程，可获得作用于起落架轮轴中心的结构载荷，将其分别按式(7)投影至缓冲支柱轴线方向可得缓冲系统的轴向力。
2 消解的族群身体记忆：从繁荣走向失落的川东土家族巴渝舞仪式
2.1 历史繁荣的记忆
土家族巴渝舞有过辉煌的历史记忆，从巴渝舞仪式身体仪式的历史空间记忆场中，还可依稀窥见其上升繁荣时期的影子，族群的身体记忆成为巴渝舞仪式繁荣的载体，人们在记忆中重演过去来再现集体思想。根据史书记载，土家族巴渝舞繁荣期有三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商周时期、秦汉时期和魏晋时期。《华阳国志》有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尚书》亦有云：“武王伐纣，前歌后舞”[3]，由巴人组成的“龙贲军”借助巴渝舞“凌殷人倒戈”，助周武王赢得了牧野之战，由此巴渝舞从周初开始传入中原，作为军队乐舞使用。至秦汉之际，阆中巴人首领范目率领七姓巴人助汉高祖刘邦“还伐三秦”，《后汉书》载：“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舞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遂世世服从”[7]，至此土家族巴渝舞进入宫廷，成为宫廷乐舞的一种，汉代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描述巴渝舞的场面为“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山谷为之荡波”。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因巴渝舞的歌辞已不能被大多数人所理解，故王粲受曹操之命对其进行改编，改编后的《俞儿舞歌》一度被作为曹操的庙乐使用[4]。可以说，巴渝舞仪式作为一种身体文化，承载了三千年的巴人历史文化记忆。
2.2 身体记忆的消解
最后，身体记忆的消解造成了学界的集体失语。身体记忆的传承本应经历独立、融合、延续的客观过程，相关学者也应当遵循其发生发展的规律进行研究，而在当今学界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领域却存在着脸谱化和失语症的问题。这其中固然有“打铁”的学者们“自身不够硬”，总是被动地被推到“文化热大讨论”“非遗申请”的研究一线主力军位置这一主观因素，但传统文化记忆消解的客观现实亦是造成学界“失语”、研究成果“脸谱化”的症结所在。
2.3 消解的影响
现代性“文化展演”的出现使“自我”记忆恢复需求与作为“文化展演”的“他者”工具需求不谋而合，二者的合谋点燃了现代场景中的身体记忆异化的复兴之火。“自我”是指川东土家族自身，他们可能暂时性地迷失在现代社会眼花缭乱的文化现象中，或卷入时间与空间游离的旋涡里，但追求自身文化的源头、寻找丧失已久的族群历史记忆是根植于每个族群成员内心深处的需求。在大众文化观念觉醒的今天，在文化认同、文化自觉、文化创新不断被重视的当下，发掘和继承自己民族的文化基因，探析身体记忆中所沉淀的厚重文化是时代发展、民族进步的必然要求。“他者”是站在顶层视角观察、研究和经营民族文化的群体的总称，其人员构成有民族学学者、社会精英、文化公司和旅游公司等。“自我”意识的觉醒往往开始于“他者”的肯定与认可。这些本应是局外人的“他者”们，或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亦或因为保护传承的需要，又或基于经营盈利的现实，首先意识到了巴渝舞文化的巨大价值，进而使自身由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应当说，以巴渝舞传统仪式为代表的身体记忆的恢复与复兴符合相关群体的共同利益，是各群体共谋的结果。
意识文化是巴渝舞仪式身体记忆的核心层，是土家族文化的内隐。文化的变迁由表层开始，随后深入到制度层面，最后表现在族群成员意识观念上的改变。土家族先民生存于崇山峻岭之间、大河大江之上，且其分布地域位于中原文明与楚文明、藏彝文化的重重围困之中，自然环境的险恶与其他文明的威胁练就了土家族祖先坚忍不拔的意志和舍我其谁的勇气，而巴渝舞正是起源于其祖先采集狩猎、部落战争的生活与军事实践。土家族祖先将其思想意识内化于这一独特的身体仪式之中，借助这一舞蹈形式，使族群的历史与生活借得以外显。在集体欢腾的场面中，世世代代的土家族人在手舞足蹈间寻找着族群的文化认同——在欢乐的舞蹈中体味祖先的生存之艰、创业之难，进而探索自己民族的起源、迁徙与繁衍历程，寻找集体的归属感。这种“文化认同”实际上是一种软实力，族人的肉体可以消亡，但共同的归属与认同却永久地保存了下来。它将土家族人区别于其他族群，使其对“我是谁”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它使土家族人了解族群的演进历史，使其知晓“从哪里来”；它明确着土家族文化的发展方向，进而决定“到哪里去”。巴渝舞仪式的意识文化历史凝聚着土家族人，使其内聚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整体。
其次，身体记忆的消解表现为民间巴渝舞仪式传承保护的无力。如果说宫廷巴渝舞因其处于特殊的环境而由古朴变得庄重、由生动变得死板，或因脱离了原生族群而最终致使其逐渐式微，那么民间巴渝舞根植于民众之中，理应获得延续与新生。然而，现代文明的介入将包括巴渝舞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置于极其尴尬的境地，当代土家族人思维方式的不断迭代更替使得传统的文化认同感逐渐弱化，族群成员的文化归属感渐次消弭，原始身体记忆消解的同时现代化的娱乐方式充斥着民众的耳目，进而阻塞了巴渝舞这一辉煌一时的民族文化的传承路径。
在历史的涤荡与消蚀中，在现代性图景摧毁与重建中，巴渝舞仪式的身体记忆暂时消匿于社会地平线下，这种身体记忆也伴随着日月的更迭变得愈发模糊。巴渝舞身体记忆的历史消解有宫廷和民间两条主线。事实上，从巴渝舞进入宫廷起，其性质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宫廷这一封闭的环境将鼓舞士气的战舞驯化成为供王公大臣娱乐、供“四海之夷”观赏的乐舞。在晋代大豫舞出现之后，巴渝舞的改编被融入了其他的舞蹈元素。至隋朝时，巴渝舞“既非正典”而被“悉罢不用”，宫廷巴渝舞自此开始衰落。唐代时，巴渝舞虽也出现过“文人始拟制之”回光返照式的复兴，但从唐末开始，关于巴渝舞的记载开始呈现下滑之趋势。至于民间的巴渝舞，文献古籍对其消解的记载较为欠缺。杨华先生提出“巴渝舞”是土家族民间歌舞的一个发展阶段，认为“巴渝舞”是对原始巴人“大武舞”的继承，又在消解与转换中形成了“跳丧舞”“摆手舞”等新的舞蹈形式[5]。但毋庸质疑的是，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巴渝舞”已经由于种种原因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在当代社会，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新兴娱乐方式的兴盛、土家族传统生产方式的巨变，使得巴渝舞更加失去了其生成、发展的原始土壤，正在经历着不可避免的加速衰亡，其所承载的土家族身体记忆也随着时光的流转而逐渐消解。
表6数据显示sig=0.000实验组和对照组平均值为4.92和0.98，说明两组差距显著，使用移动终端软件学习词汇有多种输入方式和方法，据调查，沪江开心词场的APP软件包括了真人发音，英翻汉，汉翻英，选词填空，等多种练习方式，以游戏或者竞赛的方式进行。而传统学习方式完全依靠学生自身的学习方式创造性，而很多练习需要另外一个人配合才能完成，实行起来难度较大。
3 异化的族群身体记忆：他者与自我的合谋致使了巴渝舞仪式的“形意”疏远
3.1 他者与自我合谋的尝试
古老灿烂的巴渝舞仪式从隋唐以后开始逐渐衰落，身体记忆消解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基于史志的无奈。隋朝罢黜巴渝舞后，其名号、曲辞、规制、展演方式出现了“史皆阙载”的状况；唐代虽然复刻巴渝舞并派专人研习，且唐高祖及武则天时期均有关于巴渝舞的记录，但如今有关唐代巴渝舞的记载也无一可寻；唐代以后的各朝代记载的巴渝舞“唯存前代故事，少有新录”[6]——族群记忆的消解导致了史志关于巴渝舞的记载有意或无意的缺失。
3.2 国家的显性在场
“传统仪式”与“文化展演”的融合赋予巴渝舞身体记忆以新的发展机遇，但在此过程中，“传统”的记忆变得日益模糊，“传统”与“现代”之间记忆的纠结伴随着整个巴渝舞的复兴过程，而国家在场由“隐性”变为“显性”进一步为其异化发展提供了空间。有关于“国家在场”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黑格尔、洛克时期，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以巴渝舞为代表的民族身体文化记忆异化发展而言，国家力量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一方面，族群身体记忆的传承依附于国家对社会(族群)关系的构建，国家显性出场、在场的重要表征是政府妥善运用“国家符号”的行为。政府由幕后走向台前进行介入的目的无非是促进民族团结和引导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其致力于通过所掌握的权力与资源重新调配公共资源以促进旅游业发展，同时形塑川东土家族人的族群认同。另一方面，社会(族群)与国家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双向制衡的关系，“通过这种互动，双方能够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病，使国家所维护的普遍利益与族群所捍卫的特殊利益得到符合其共同发展趋势的平衡”[8]。
3.3 保护运动与自我重新定位促成了记忆的异化
巴渝舞仪式抓住了现代社会中掀起的“民族传统保护运动”热潮，激活了对自我文化的重新定义、对自身的文化价值进行了重新定位，在当代文化产业及旅游业中实现了目的性发展，促成了现代场景中的身体记忆异化。自2015年以来，全民非遗的热潮席卷全国，其中四川是非遗申请数量最多的省份，非遗热的背后是民众对于了解和认识自身文化的渴求。当前川东土家族人所需应对的是原生巴渝舞仪式的加速衰亡与民众不断高涨的文化需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巴渝舞仪式不再居于民族文化的主流，将其定位为一种展现民族性、独特性和重现民族历史记忆的演绎方式，于是异化后的巴渝舞仪式开始出现，并活跃于各型各类的非遗展演和艺术舞蹈比赛之中。实际上，观众和游客所见的巴渝舞仪式并非保存了其原汁原味，而是经过了适应受众需求的“改良”。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展演”不仅在规制、道具、伴奏、服饰方面与原生巴渝舞有诸多不同，更在内隐的身体记忆表达上与原生巴渝舞相去甚远，导致了其所表现的“形”与“意”相背离，例如现代巴渝舞“文化展演”中融入了大量现代舞蹈的元素与形式，使原本刚劲有力的巴渝舞变得柔美细腻。造成身体记忆异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自我”对本族群文化理解与认识的局限，另一方面是“他者”在发展民族文化时所持的功利化态度。
4 身体记忆变迁的思考：土家族巴渝舞仪式身体记忆的本真性回归
4.1 反思现代
作为川东土家族族群的共同身体记忆，在全球化进程中巴渝舞逐渐演变为大众传媒操控下的“文化展演”，身体记忆实现了现代的异化，这种所谓的“异化”实际上是本真性记忆在现代社会中的“失忆”。“文化展演”式的改编必然导致民族舞蹈形式趋于现代化的统一，这客观符合了大众对民族文化“美”的鉴赏标准，与其潜意识中有关“身体美”的定义遥相呼应。然而，丧失了本真性记忆的现代巴渝舞同时也丢弃了民族文化的多元性特点，使得刚刚得以重塑的族群认同出现方向性的偏差。在迫切发展民族文化的当下，我们应当适当地放慢文化再生产的步伐，切身实地从史书中、田野里寻找原生巴渝舞的背影，同时反思现代文明对巴渝舞身体记忆的影响。
4.2 思考回归
巴渝舞身体记忆复兴的关键在于记忆本体的回归，做到形式祛魅、内涵返魅。查尔斯·泰勒认为所谓的“祛魅”是“前现代社会向现代世界的转变过程，就像巫婆的武术失灵以后一起东西都复归原貌，世界露出了它本来的物性”[9]，原始的巴渝舞仪式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中民众的审美和文化需求，在表现形式上应尽量贴近当代人的客观需求，即形式祛魅；民族精神与民族记忆是深植于一个民族思想深处独一无二的瑰宝，勇敢顽强之精神像血液一样始终流淌在土家族人的身体之中，在现代巴渝舞仪式展演中，应当尊重土家族文化保持自身民族性的现实需求，在巴渝舞展演思想内涵的表现上着重重现古代巴人的精神本真，即内涵返魅，这也有助于其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继承与发扬。
4.3 重构记忆
重构巴渝舞仪式的本真性记忆不但应当反思现代文明的影响、思考本真性内涵的回归，也应当做到正视传统，纵然在现代文明的侵袭中、在“自我”与“他者”的共谋下，巴渝舞仪式身体记忆出现了异化，但我们也应当反思：传统的东西一定是正确的么？正所谓“谢家宝树偶有黄叶，青骢俊骑小疵难免”，传统之中也有残败，经典之内亦存糟粕，在记忆重构的过程中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好对传统的过滤。其次，优秀文化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应当在保持巴渝舞身体记忆本真性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文化创新，为困境中的原生巴渝舞注入一剂强心剂。再次，政府应当做好资源配置，使巴渝舞这种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身体记忆得以发展与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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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hange of Body Memory of Tujia Ba-Yu Dance Ceremony in Eastern Sichuan Province
Yang Ming
Sport College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Dazhou 635000, Sichuan,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tion, fieldwork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takes the Ba-Yu dance ritual of Tujia minority in eastern Sichuan as a sample, which is a speci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body behavior culture,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spatial memory of Ba-Yu dance ritual and its dissolution.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collusion between the other and the ego, the dominant presence of the state, the protective movement and the relocation of the ego result in the alienation of the form and meaning of the Ba-Yu dance ceremony and the alienation of the body memor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reconsidering modernity, reflecting return and reconstructing memory are the routine that must be taken to return the authenticity of Tujia Ba-Yu dance ceremony.
Key words: East Sichuan Tujia minority; Ba-Yu dance ceremony; body memory
作者单位：四川文理学院体育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
中图分类号： G8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256(2019)06-0016-3
doi: 10.19379/j.cnki.issn.1005-0256.2019.06.007
基金项目：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项目编号：TY2018304)
作者简介： 杨明(1987-)，女，四川阆中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体育理论与实践。
标签：川东土家族论文; 巴渝舞仪式论文; 身体记忆论文; 四川文理学院体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