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轻、重”之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现效益最大化是经济学的最基本目的，也是今天讨论中国工业化下一步怎样走的核心问题，由于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少，国家迫切需要解决这个问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即面临着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如何实现从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即第二产业的迅速扩张问题；二是如何优化工业内部结构，即在工业水平总体落后情况下，如何处理轻工业与重工业协调发展、如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由于我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发展中大国，因此政府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也就自然关系重大。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今天，我国共出现了五次有关“轻、重”关系和工业结构问题的讨论。第一次是1952年至1957年围绕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讨论；第二次是“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关于“农、轻、重”关系的讨论；第三次是60年代中后期以备战为前提的围绕“三线建设”的讨论；第四次是1978年以后有关轻重关系严重失调和如何调整的讨论；第五次则是2003年以来的“重化工业化”问题的讨论。
而从目前讨论的情况看，虽然对科学发展观没有疑问，但是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在未来的工业化中如何解决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创新、就业、资源、环境等一系列矛盾，并没有形成共识。为了正确把握当前我国工业化中的“轻、重”关系，有必要通过对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轻、重”关系历史演变分析，来总结自己的经验，加深对国情的认识。
一、1953—1978年的“重重轻轻”及其根源
1953—1978为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单纯依靠政府力量，实行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旧中国的工业发展基本上是走的一条重工业发展滞后、轻工业发展较快的道路。经过近100年的发展，到建国前，从中国大陆当时的工业结构看， 重工业也属于更加落后、严重短缺的瓶颈部门。这是由于从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节制私人资本”，都是将重工业纳入国家发展的范围内。但是国营又总是不成功，私营则是比较成功的。然而私人多热衷于投资少、建设周期短、投资回收快的轻工业。于是轻工业在旧中国工业中比重就很高，据对1936年主要工业部门资料统计，重工业仅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17.3％，而纺织和食品两个部门就占了63％。（赵艺文，1957，第5页）另外，重工业中又有半数是外资。正如毛泽东建国初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1999，第329页）这种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经济落后状况，是导致新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基本原因。
第二，当时的国际环境也是促成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工业化主要是以国家为单位推进的，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工业化的推进必然伴随着资源配置向先行工业化国家倾斜，即落后的传统经济国家和地区处于被动的低端，利润流向新兴工业国家。从历史上看，这种流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政府依靠战争、不平等条约等强制手段，直接或间接地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经济落后国家（即看得见的手）；二是通过投资、贸易等经济手段（即看不见的手），依靠资本、技术和垄断来完成的。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前，工业化国家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第一种方式，这就是马克思所概括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对外扩张，列宁所概括的帝国主义战争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出现了与帝国主义阵营相抗衡的强大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在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浪潮中形成了一大批不容忽视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战争的阴霾并没有散去，冷战格局的形成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统一构成了威胁。“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的惨痛教训。
因此，当1952年我国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就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促成当时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朝鲜战争所导致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此后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也使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要求更迫切。1953年9月，周恩来在谈到优先发展重工业时与当年苏联比较， 说：“苏联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时，重工业的基础比我们大，但他们仍然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我们更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因为我们的底子不行。国防工业是要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的。我们现在还不能制造坦克、飞机、汽车、拖拉机和高级的炮。苏联从1928年开始计划建设，当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把机器卖给苏联，国际形势还不像后来那样紧张，希特勒还没有上台，还可以按部就班地做。我们现在的情况与苏联当时的情况不同，更要加速发展重工业以加强国防。”（周恩来，1984， 第109—110页）
上世纪50年代工业化道路的形成可以“一五”计划为标志。这个经济发展战略，可简单概括为：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建设资金，从建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实施“进口替代”政策，通过出口一部分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品换回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并用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代替它们的进口；改善旧中国留下的工业生产布局极端不合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畸形状态；随着重工业的建立和优先发展，用重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其它产业部门，随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以及其它产业部门的发展，逐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这种工业化道路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高速度发展为首要目标。（2）优先发展重工业。（3）以外延型的经济发展为主。外延型的发展是指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4）从备战和效益出发，加快内地发展，改善生产力布局。（5）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目标，实行进口替代。
但是当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体制确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就从实际工作和苏联的教训中发现了问题。1956年以后，党针对苏联过分长期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弊病和中国几年来的实践，提出了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方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毛泽东，1977，第269页）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专门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毛泽东，1977，第400页）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毛泽东，1977，第472页）应该说，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工农业并举的思想，将农业现代化纳入了工业化范畴来考虑，与当时无论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相比，都是一个较大贡献。
但是，从1958年开始，当毛泽东试图避免苏联工业化的弊病，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时，“农、轻、重并举”、“大、中、小并举”、“土洋结合”、“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良好愿望都没有实现。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不清，忽视了我国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没有突破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体制框架，不敢进行所有制改革，不敢利用市场机制。因此政府就成为唯一的工业化推进者，经济管理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选择，形成城乡经济分隔，农、轻、重结构也走向严重失衡。二是受当时的国际环境影响，对战争爆发的估计过于严重。上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以后，加上中印边境紧张，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越南战争升级，特别是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使得国家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在制订“三五”计划时，原来打算先解决吃、穿、用问题，后来还是转变为以备战和“三线建设”为中心，“四五”计划时期则继续贯彻了这个方针。工业化向备战倾斜更加明显。
表1
1952—1978年轻、重工业产值比重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
可以说，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是中国共产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最后带着“文革”后的痛苦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的。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从1957年底到1978年底，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增长3.25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4倍，国民收入增长1.9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5.9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84倍。②
这个时期，虽然经济发展较快，但城乡人口比例变化非常缓慢。1949年到1957年的8年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89.4％下降到84.6％，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而1958年到1978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仅由1957年的84.6％下降为1978年的82.1％，20年仅下降了2.5个百分点。另外，人民收入增长也较慢，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改善。197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仅比1957年增加7元。1978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75元，仅比1957年增加44％（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中农民增加34.5％，非农业居民增加68.6％（马洪，1982，第571页）。在此期间，许多生活消费必需品都是短缺的，需要凭票购买。
从1949年到1978年，尽管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很强，各级官吏非常清廉，并且从上到下都非常热衷于快速推进工业化，但是由于政治上的民主化进展速度与经济上的公有化速度差距很大，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管理没有民主制度作保障，缺乏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因此工业化受到毛泽东等国家主要领导人个人偏好的严重影响，尽管在较短的时间里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也付出了波动大、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及环境污染严重的代价。
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前工业化历程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工业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工业化背景是国际环境严峻， 国内重工业相对于轻工业更落后；（2）政府成为推动工业化的唯一力量，人民群众处于被动和没有自主权的地位；（3）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主要受到农业和资本不足的制约；（4）没有积极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5）基本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但是人民生活很少改善；（6）短缺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
二、1979—1997年的“纠偏”和轻、重工业同步发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长期实行的高积累政策、优先发展重工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以及政府独自推进工业化的方式，逐步被改善人民生活第一、工业全面发展、对外开放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工业化方式所取代。因为历史和阶段的关系，我国在20年里重新补上了外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那种先发展轻工业和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的课程。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建设方面“拨乱反正”的展开，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成为经济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在1980年1月所说：“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邓小平，1994，第250页）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国际形势变化对工业化战略转变的影响。要改变过去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局面，首先取决于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时，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就基本理论来说，基本上还是延续着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列宁帝国主义论为基础的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论。这个理论体系的基础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发革命。因此，无论从和平还是战争角度考虑问题，国家的安全都要以强大独立的重工业为保障。
1978年前后，邓小平在发现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拉大的同时，也发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战以后的30多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主义不仅仍然具有生命力，而且国内和国际的矛盾不是加剧而是缓解了，从而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的观点。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气氛下，以邓小平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出人意料的巨大成就，又反过来鼓励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改变过去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对外封闭状态的信心。到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基本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对外开放、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化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就是为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实行四个全面发展：一是农轻重全面发展；二是各种经济成分全面发展；三是城市和乡村全面发展；四是“内向型”和“外向型”全面发展。由此中国工业化爆发出令全世界称奇的活力：1979—1997年是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就工业来说，企业数量由1978年的34.8万个，发展到1997年的972.3万个，产值则由4237 亿元增加到113733亿元，增长了25.8倍；其中轻工业由1826亿元增加到55701亿元，增加了29.5倍；重工业由2411亿元增加到58032亿元，增加了23.1倍。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两番，三次产业的结构由1978年的28.1∶48.2∶23.7提升到19.7∶49.0∶31.3，居民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84元增加到1995年的2311元。这是令全世界赞叹的经济成就。
这种经济增长奇迹的创造，是与“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我国工业化道路转变分不开的。简单地说：我国的工业化道路从过去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转变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为基础；从急于求成、追求高速度转变为经济增长指标宽松、留有余地；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倾斜战略转变为农轻重并举的均衡发展战略；从完全立足国内的自我积累、进口替代战略转变为积极利用外资和国外市场的“两个利用”战略；从过分注重区域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均衡发展转变为“两个大局”为标志的梯度发展。
表2 1978—1997年轻重工业产值比重 %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1979—1997年间工业的快速增长和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的发展，主要是以下几个因素推动的：
（1）供给的增加。改革开放以前， 制约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资金和原料短缺，在资金方面尽管积累率已经很高，但数量有限；在原料方面，农业不能够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原料和城市食品供给。1979年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资金和原料供给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农村经济改革和国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从1979年到1984年实现了超常发展，基本解决了困扰我国经济30年的吃饭问题，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足够的食品剩余和原料。二是对国有企业实行“简政放权”和鼓励集体、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调动了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增加了供给。国家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元，增加到1997年的8651亿元，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也从1978年的210.6亿元，增加到1997年的46279.8亿元。三是引进外资。从1979年到1997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共计3483.48亿美元，大致相当于上世纪50年代我国从苏联所借用于经济建设外债（折合人民币12.83亿元，按照1953年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再折合为4.91亿美元）的708倍，相当于70年代改革开放前我国第二次技术大引进“四三”方案（实际签约39.6亿美元）的88倍。（石林，1989，第318—320页）
（2）需求的旺盛。1979—1980年间，国家将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30.8％，农民得到了277亿元的好处。在城市，通过扩大就业和提高职工工资， 使得全国工资总额1980年达到773亿元，比1978年增长35.8％。从1979年到1997年，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57元，提高到1997年的2090.13元，19年间增长了14.65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提高到1997年的5160.3元，19年间增长了14.03倍。城乡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 再加上过去长期累积的消费品短缺，遂导致了对工业品的需求极为旺盛。在居民收入转化为消费方面，还因为两个因素的影响而更加旺盛。第一，是在我国消失了近20年的通货膨胀再次出现，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以1950年为100，到1978年仅为135.9。而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100，到1997年则达380.8。从而引起居民的强烈的即期消费冲动，甚至出现，全国性的生活消费品“抢购”风潮。第二，是这个时期的城市体制改革尚未深入到诸如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失业等领域，同时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和需求旺盛，人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也较高，因此居民的消费呈现出比较强烈的即期消费特点。而此时的城市住房、汽车、电脑等尚未进入大部分家庭消费，因此，轻工业品就成为居民消费的主要对象。
（3）工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从城乡工业布局看， 过去基本上由城市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发展工业的模式被打破，首先是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工业投资的高回报（“无工不富”成为这个阶段农民的共识），导致在国家限制松弛后，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乡镇企业中的工业企业数量由1978年的79.4万个，发展到1997年的378.2万个，产值则由385.26亿元增加到65851.5亿元，占有工业发展的半壁江山。
再从所有制结构看，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格局，调动了各个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个体经济从1981年的183万户，营业额10.9亿元，到1997年达到2896万户，营业额14160亿元；私营经济从1989年的9.1万户，产值97亿元，到1997年达到96.1万户，产值3923亿元；外商直接投资则从1979—1982年3年的11.66亿美元，到1997年达到452.57亿美元。
（4）对外贸易的扩张。对外开放不断扩大， 成为这个阶段工业化和轻工业快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前，国际环境和我们的对外政策限制了我国利用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1979年以来，从“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到沿海地区实行“出口导向”的国际大循环战略，从1979年的经济特区到1992年以后的沿海、沿江、沿边的全方位开放，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展给我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技术和市场。1978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206.4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为97.5亿美元；到1997年，进出口总额则达到3251.6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4.7倍，其中出口总额达到1827.9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7.7倍。
如前所述，1978年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转入了全面发展阶段。面对供给短缺（完全的卖方市场）、资金短缺而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极低）的环境，多种经济成分（包括国外直接投资）都必然自发选择投资少、见效快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于是上世纪80年代中小企业迅速崛起（尤以乡镇企业发展最具代表性）。上世纪90年代初，在工业产值中，乡镇企业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一”。在这种发展背景下，一方面是劳动者在非农产业里就业比重大幅度提高，其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到1998年就提前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另一方面，这种规模小、分散、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造成了资源消耗高、环境破坏严重的负面结果。
这种工业化道路和相应体制的转变，虽然没有改变工业化的外延型特点，但是却为改变这种外延型发展创造了条件，即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总量和建立了买方市场。因为它导致了国营、私营和个体、乡镇企业、外资“四龙腾飞”；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第三产业并驾齐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共同发展的经济景观。这个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最终消除了建国以来一直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短缺”和“卖方市场”的约束，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没有这些，中国是不可能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的。
三、1998年以来的结构调整和所谓“重化工业化”
1997年是我国经济运行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年。经济“软着陆”的成功和“亚洲金融危机”，使得经过20年高速增长的国民经济终于告别了“短缺”常态，出现了渴望已久的买方市场，与此同时，国民经济于1998年底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的任务，人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这种经济运行新局面的产生，预示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将由过去长期的“供给”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即从旺盛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饥渴转向国内市场“疲软”、需求不足。同时，温饱问题的解决和买方市场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经过20年改革开放形成的以温饱型消费为对象的现有工业结构必须进行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因此，从1998年起，政府的经济政策发生了变化：一是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1000亿元和配套信贷1000亿元，来拉动投资。1997年，我国8.8％的国民经济增长中，最终消费拉动了3.03个百分点，出口拉动了2.87个百分点，投资拉动了2.9个百分点。1998年为了保证8％的增长率，考虑到亚洲金融危机后出口拉动有限，最终消费的贡献也难有起色，故中共中央于年初做出扩大内需、加强基本建设，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将原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的计划调整为15％—20％，总投资增加2200亿元。例如铁路投资由原计划的380亿元提高到450亿元，公路投资由原计划的1200亿元增加到1600亿元。
二是开展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从1997年开始，国内市场就结束了自建国以来就存在的“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从而使低水平和重复建设的外延型经济扩张失去了需求的支持。但是这种生产能力和产品的相对“过剩”，又是结构性的，科技含量高的新产品、新产业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而简单的科技含量低的日用消费品则市场已经饱和，出现过度竞争，这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中表现最为明显。对于农民来说，发展非农产业所缺乏的主要不是资金、简单技术和产权明晰，而是市场需求。不管生产成本多低（劳动力和土地等价格低廉），关键是这些产品没有市场。
以纺织工业为例说明。1996年底，我国16000 户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中， 有5900户企业亏损，占37％。其中纺织亏损企业有1031户，亏损额96.3亿元，涉及职工180万人，分别占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的17.5％、17.2％、19.6％，其比例在各行业中均占第一位。因此，调整结构首先在纺织行业实行。纺织行业是我国发展较早的传统产业，上世纪80年代轻工业补课时，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重复建设严重，导致生产能力过大，据统计，全国棉纺织生产能力已达4600万锭。而在全国解决温饱以后，实际需求增幅减少，只需3600万锭就足够了，市场出现严重供过于求。同时纺织行业还存在历史包袱重、企业负债率高、富余职工和退休人员比其他行业更多的问题，以致形成全行业亏损，职工生活困难。1997年底国务院决定把纺织行业的压锭、减员、增效作为国有企业改革解困的突破口，规定用三年时间压缩1000万落后棉纺锭，分流120万人，减亏60亿元。
三是加大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1998年提出国有企业改革三年基本见成效的倒计时计划在企业改制方面，到2002年，全国520 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已有430家进行了公司制改革，改制面达到83.7％，其中282家企业整体或部分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在企业数量和结构方面，有人推算，1997—2001年，全国国有企业单位数由26.2万户降到17.4万户，职工由6891.17万人降为4817.8万人，企业资产平均规模从4770万元增加到8884万元，人均资产从18.13万元增加到32万元。
在布局方面，坚持有进有退，国有企业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继续保持主体地位和优势，例如按销售收入计算，电力占90％以上，铁路占80％以上，船舶与航空、航天占近85％，石油占90％以上，石化占近70％，汽车占70％以上，冶金占近65％，兵器几乎100％；而在竞争性行业，1990—2000年，食品制造业所占比重从80.6％下降到31.5％，纺织从57.2％下降到31.1％，造纸从60％下降到26.4％（陈永杰，2003）。
国有企业改革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处于竞争型工业行业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多是轻工业，通过兼并、转让和资产重组，使国有工业的产业结构向重化工业倾斜；二是国有企业大规模的转制和“减员增效”，导致大批职工下岗，据估计有2000万人，加上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导致了消费需求受到较大抑制（包括在岗职工的风险储蓄）。这大概是1998年财政赤字扩大到960亿元， 但是物价总水平不仅没有上涨，反而比上年下降（其中零售商品价格下降2.6％，居民消费价格下降1.8％）的原因之一。
四是加快公有住房改革力度，宣布停止福利分房，增加住房信贷。
上述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调整，带来了2002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新的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其中出现了后来受到批评的重工业投资过热和2005年绝大多数加工制造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70％的现象（吕政等，2006）。这种产能过剩虽然使得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为迫切，但是并不能说明我国工业化的发展空间已经不大，而是更应该向深加工度推进，提高重化工业的质量。
1998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发展表现出向重化工业倾斜的趋势，主要来自以下三个动力：（1）工业本身发展的需要， 因为要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体系，就必须发展重工业；（2）城市化、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的需要。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于工业化，现在正加速发展，而这需要大量的道路、水电、房屋等基础设施建设；（3）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中国人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现在正向全面小康社会发展，因此住房、汽车、高档电器、旅游等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首先，中国正在由温饱型走向全面小康型社会，这必然带来消费水平的提高和能源消耗的增加。
第二，城市化加速。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过去压力的反弹，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乡壁垒的消解，城市化出现加速的趋势，1978年至1995年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平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而1996年至2004年，全国城市比率已经从30.5％提高到41.8％，平均每年增加1.3—1.5个百分点。据估计，到202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提高到55％—60％左右（王一鸣，2005）。城市化对“重化”工业有巨大推动作用。住房、道路、交通通讯、水电煤气等公用基础设施投资，就需要大量的钢铁和有色金属、水泥、化工、建材、设备制造、能源。另外，当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改善住房条件就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消费内容。1998年以来房地产业的迅速扩张和房价的不断攀升，证明了这种消费结构的升级。
我们知道，城市化意味着居民的消费水平比起分散居住在乡村将有较大提高，它必然导致社会在住房、道路、交通通讯、水电煤气等公用基础设施投资大量增加，这里还不包括第三产业的投资。“九五”以来的10年里，我国的城市公用设施投资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是仍然没有达到国际水平。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国际水平为10％—15％，而我国2002年仅为7.23％；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占GDP比重的国际水平为3％—4％，联合国推荐水平为3％—5％， 而我国2002年仅为3.05％（张伟，2005，第34页）。
以上都说明，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大量人口需要就业或向非农产业转移，以及政府实行赶超战略，因此我国的工业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仍将呈现出外延型与内涵型，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低加工度产业与高加工度产业共同发展的格局。但是，以技术进步和创新为主导的高加工度工业化将成为主导，则是不容置疑的。
四、几点思考
从工业化三个历史阶段的变化可以看出，当轻工业经过1978—1997年20年的纠偏和补偿性的高速发展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人民温饱问题的解决，资金和技术门槛比较低、进入容易的轻工业，其扩张空间自然要受到需求的制约。而重工业则由于城市化、消费结构升级、交通和基础设施发展的需要，同时它还可以通过内部循环来消化一部分产能过剩，因此则表现出较大的发展空间，这就是1998年以来电子、能源、汽车、建材等行业成为工业经济增长支柱产业的原因。这种所谓的“重化工业化”趋向，实际上也反映出我国工业在经历了50年的高速发展和人民解决温饱问题后，必然要走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加工度化，而“新型工业化”和“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则是顺应了这个客观趋势。③
从我国工业化的三个历史阶段还可以看出，由于我国经济落后，人口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化和乡村建设任务重，工业发展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产业主导特征，1998年以来出现的因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的工业产业“重化”现象，是市场条件下的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表现，它在工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外延型扩张。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因势利导，提高工业化的效益和推进城乡建设全面和谐发展。
从我国工业化三个阶段发展环境、水平以及“轻、重”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对“轻、重”关系的认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指向和含义，要解决的问题也有所不同，但是核心问题始终没有变，那就是如何提高我国工业化的速度和效益，即怎样才能使中国的工业化走得更好？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今天对工业化问题的认识有五个误区：
（1）对资本是否短缺的认识误区。从1998年起， 经济运行和增长已经由过去40多年来的供给约束型转变为需求约束型，中国工业化已经改变了过去的资本短缺和制约。200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国内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达到30万亿元，而各项贷款余额仅20.7万亿元，存款利率也是不断调低，反映出资本供给超过了需求。这种资本供求关系的根本性、历史性改变，似乎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长期形成的资本短缺观念仍然具有很大的思维惯性，没有看到相对于过去长期制约经济发展的资本供给和增加积累来说，扩大市场需求和加速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从而影响了对工业结构升级和改善劳资关系的判断。
（2）对扩大就业的认识误区。在资本短缺和市场需求大的时期，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轻工业具有资金和技术门槛低、资金回收快的发展优势，因此更有利于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和积累资金，这已经为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和我国的历史所证明。但是，在资本过剩和买方市场时期，进入门槛低的轻工业最容易出现生产过剩，而创新能力强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企业，则具有发展优势，而它们的发展，同样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由于这种发展创造价值大、产业关联度高，还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这已经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所证明。中国今天就业问题的关键，是需求制约就业人口数量，而不是资本制约人口就业数量。就整个社会来说，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样可以扩大就业（因为产业关联度高）。
（3）对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的认识误区。我们知道， 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具有两个前提：一是双方所具有的生产条件是不可变的，二是这种贸易双方受益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方面贸易双方在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是可以随着经济发展及资源和技术流动的自由化而改变的；另一方面，更关键的问题则是，由于资本与技术、人口流动自由度的严重不对称，处于产业链低端和劳动密集型经济为主的国家，在收益分配上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付出土地、水等不可贸易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等代价后，得到收益是很低的，从投入产出看，是不经济的（薛涌，2005）。尤其是当资本已经不再是约束经济发展的瓶颈后，更是如此。今天，当我国的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达到如此高的程度，中国如果继续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业来参与国际竞争，从长远看是没有前途的。
（4）对减少资源消耗的认识误区。就资源消耗与产出效益比来说， 是与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方式密切相关的。就自然资源消耗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数量多少，而是产生的效益，即产出的最大化问题。轻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与重工业或者深度加工工业相比，创造同样的价值，前者并不一定就比后者消耗土地、水等不可再生资源少、破坏环境程度低。以工业为例，同样的产值，可能纺织、服装业要比电子、汽车等行业占用更多的土地、水、原料，所造成的污染更多。同样的道理，规模小、技术落后的小型企业，如果计算资源和环境破坏等外部性因素，并不比大型企业投入产出比高，而且往往相反。
（5）对政府经济职能的认识误区。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就今天来说， 认识是比较清楚的。问题的关键，是因为我国是从比较极端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一方面市场机制尚不健全，另一方面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尚未完成，同时由于我国又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是一个人均自然资源匮乏的发展中大国。因此，如何在当前经济运行中具体界定政府的职责，就产生了误区，一是从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出发，认为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其代表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实际上，就政府应该承担四大经济职能看，目前政府的经济职能和作用不是太多，而是没有到位的问题，是要继续改革的问题，而不是削弱的问题。二是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和作用应该全面分析，建国以来的56年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始终存在着强烈的冲动和区域赶超愿望，由于地方政府不对全国的综合平衡负责，因此如何既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限制其过度的投资和发展冲动，就成为中央政府和经济学界头痛的事，往往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境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逐步成为经济运行的基础性调节手段、金融改革和地方国有企业大规模转制，同时也由于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非理性干预和手段已经受到了较大限制，与过去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此外，地方政府积极发展经济和实行区域间的竞争和赶超，也是改革开放27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和充满活力的重要因素，对它的毛病固然不用隐晦，而且也应该督促纠正，但是总以为地方政府的投资缺乏理性，对追求“政绩”简单地加以否定，不仅忽略了地方政府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而且忽略了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是不可或缺的一面。
注释：
① 这里的“重重轻轻”是当时的习惯说法，即指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
② 1958年按照1957年不变价格，1978年则按1970年不变价格。
③ 笔者赞同赵国鸿先生（2005）用“高加工度化工业化”替代“重化工业化”来概括我国当前的工业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