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文学》与勃兰兑斯巨大世界性影响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性论文,文学论文,勃兰兑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通过他不朽的批评论著，形成了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非常难得的世界性影响。在他的批评论著中，《流亡文学》——六卷本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第一卷，应为其巨大影响的最重要因素。一方面，“流亡文学”概念所涵盖的内容，甚至所唤起的社会文化感兴，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欧洲到全世界的时代热点，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使得勃兰兑斯这部书引起了不同背景的读者阅读、谈论和介绍的兴趣。另一方面，在文学和历史的分析中融入自己充满感性甚至诗性的情感体验，将文学批评当作文学的本体写作以突出地显现自我，这是勃兰兑斯的批评风格，而这样的风格在《流亡文学》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因此，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流亡文学”所引起的时代性关注，勃兰兑斯及其《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世界性影响就不会如此巨大而迅速，至少在中国的学术和文化影响远不如现在这么大而且深入。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也便是勃兰兑斯以其批评行为活跃于世的那个历史阶段，“流亡”或“逃亡”一词，正像这本书第9章题名所示，正是人们特别敏感，当然也为读者最感兴趣的话题。也就是说，对于“流亡”和“流亡文学”的敏感，不单是因为整个19世纪，也便是勃兰兑斯所关注的那个时代，流亡与放逐以及旅行每每成为文学的主题，成为文学家们较为“正常”甚至较为稳定的生存状态和写作状态，而且，更因为到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特别是第一卷《流亡文学》产生世界性影响之际，世界性的文学家流亡、放逐和旅行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反而由于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动荡以及种族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而愈演愈烈。
固然，有些特别敏锐和感伤的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如海德格尔，倾向于像康德那样紧张地思考人从哪里来又归向哪里去，因而将人，特别是作家的一切生存状态，都归结为在旅的焦虑，一种“无家可归”的不安定感，一种流浪的品质，一种精神放逐或自我放逐的宿命。在世俗的意义上，作家的流亡心态往往体现为主体处在被动的流放、亡命或主动的自我放逐、流浪与旅行的心理状态，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所创作的作品便具有了流亡文学的意义。一般应该承认，流亡文学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题材，而且是一种文学的类型，体现着文学的精神品质和思维向度，其所投射的文化光泽足以烛照那个时代特定的历史状貌和那段历史特有的时代精神。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序言中指出，之所以将这部书的第一卷定名为《流亡文学》，是因为他所观察到的是一个以“流亡”为时代精神和时代主题的一个世纪和一段历史，在这个世纪和这段历史中，“法国大革命引起的大动荡、共和国和帝国引起的战事，把欧洲各民族推到一起，使他们互相熟悉起来”①。这种不同民族特别是诗人间的互相熟悉，必然以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迫离开故园，在更大的欧洲版图上流浪为前提，这样的流浪常常不是一两年甚至十年二十年的历练，许多文学家由此敏感到并且通过他们的创作表述出，即使是寥寥数年的流浪，就其过于习惯的故园情怀、乡愁意识以及精神家园概念等等，所造成的显然是巨大的情感损害或精神创伤。这是流亡文学的基本风格与美学品质，也是这种文学应有的社会文化意义。
“流亡”一词非常容易唤起人们对于文学史的一种充满感伤诗性的解读。人们会注意，荷马流亡希腊群岛才吟唱出歌咏特洛伊战争的史诗；奥维德被罗马皇帝流放到黑海之滨，带着他天才的歌喉客死他乡；但丁在中世纪的政治斗争中惨遭失败后，落得被逐出佛罗伦萨的下场，于是在流放中唱起了经世之作《神曲》。在19世纪尚未来到之际，法国伟大作家如伏尔泰、卢梭等，皆因传播启蒙思想而被迫颠沛流离，在流亡或流寓的过程中艰难地书写着各自人生和文学的乐章。在中国，古老的诗学故事也都似乎常常与放逐和流亡相关，屈原作为伟大的诗人正是在放逐之后吟出了千古《离骚》，贾谊等迁客骚人每每是在流放、发配、贬谪的经历中写下了传颂千秋的诗章。各国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似乎都少不了流亡文学现象，而且如果投诸一定的学术关注，这种现象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和学术意义将很容易得到凸显。
作为一个以感受性的表达为主旨的批评家，勃兰兑斯没有过于深入地发掘19世纪欧洲文学中流亡文学的文化和学术意义，但他分明强烈地感受到了这样的意义，于是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这部巨著的第一卷，开宗明义地锁定于流亡文学；更令人瞩目的是，全书6分册，只有这一分册没有局限于特定的国度；《流亡文学》以流亡中的法国人为论述对象，但勃兰兑斯强调，“流亡文学虽然是由法国人形成的，在发展中却超出了法国的国界”②。事实上，这一分册论述过“流亡文学”的精神资源卢梭以后，紧接着就分析维特及维特热在流亡文学中的影响与意义，早已超出了法国流亡文学的范畴。其余五分册分别论述法国浪漫派、德国浪漫派，英国自然派、法国的反动和青年德意志——俱是以一个具体国度的文学现象为论述对象。这同样说明《流亡文学》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的特殊地位，甚至除了开宗明义之外还具有一种在学术设计上统领整部著作全局的主题意义。勃兰兑斯对此应该说思维一直未能调理清晰，但有一点应属无疑：在勃兰兑斯的心目中，“流亡文学”并不仅仅“是本世纪伟大文艺戏剧的序幕”③，它应该是整个19世纪文学的一种精神品质的概括。勃兰兑斯的思维逻辑是这样的：“流亡文学”显然“渊源于卢梭”，而卢梭的影响具有超国界和超时代的意义：“在十九世纪初，卢梭对欧洲所有主要国家巨大文艺运动影响程度之深是惊人的。”④这就有理由析示出19世纪初年的欧洲文学与流亡文学的自然联系和精神联系。正因如此，勃兰兑斯甚至有过这样的暗示(如果中文翻译没有出错)：所有关于这个世纪浪漫派文学的这一组书(应该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大部分)，都可以成为“流亡文学”的论述：“和流亡文学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是德国浪漫派，它影响了斯塔尔夫人最后阶段的活动，而且在巴朗特身上也可找到它的影响的痕迹。我统称为流亡文学的这一组书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一个类别，它特别预示了伟大的法国浪漫派的到来。”⑤
确实，勃兰兑斯所面对的这个世纪，是欧洲文学界更加密集更加普遍地体现出“流亡”主题的时代，很多著名文学家因为种种原因被迫流浪在外，或者自我放逐，构成了这个文学世纪最醒目的人文景观。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于一身的伟大作家雨果，被政敌拿破仑放逐到英吉利海峡的根西岛，他的流放导致了一个无法更改的历史事实：无可置疑地成为那个时代法国文学标志的《悲惨世界》恰恰并不是在法国本土完成的。法国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波特莱尔，流浪过毛里求斯，并于1867年客死于比利时，这位“恶之花”的唱颂者最终没有完成回到祖国的心愿。伟大的自然主义作家左拉曾因官司缠身流亡英国，而同样被中国“五四”时代的先哲们称为自然主义者的王尔德，却也因背负了污名由英国流浪到法国。拜伦的外游不仅写出了著名的游记，还在对希腊人民以及其他地域的人民奋起抗争的呼唤中体现出超乎文学的价值。丹麦的童话之王安徒生曾漂泊于欧洲各地，一开始是追随瑞典女歌星珍妮·林德，后来则是习惯了这样的流寓写作，甚至以“流浪的犹太人”阿哈斯维尔斯为题材写作自己的作品，可见这位来自奥登塞小城的丹麦人本质上是认同并适应流浪的文学写作状态，于是他写出了“旅行是使精神返老还童的源泉”的著名论断。至于这个时代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度都更加动荡混乱的俄罗斯，流亡似乎成了多数著名作家的人生常态和写作常态：果戈理1836年被迫外流，在意大利的罗马写作了不朽名著《死魂灵》；屠格涅夫1883年遥望着祖国溘然长逝于法国；陀思妥耶夫斯基1849年开始度过了至少10年的流放西伯利亚的生活。
如此普遍的流亡，尽管其原因及情形千差万别，甚至不乏自我流放和主动出游者，但作为文学表现的内容和对象，无论哪种原因或哪种情形的流放或自我放逐，都不过是一个个文学主体在语言、精神、文化方面对于其所熟悉和习惯的本地或故乡的疏离，由此造成的情感负担成为文学的动力，在这样的文学中，异域风情或异国情调并不十分重要，游离本土的焦虑或海阔天空的舒展等情感表达或情绪寄托才是最重要最感人的精神要素。面对这样的文学现实，像勃兰兑斯这样敏锐而杰出的批评家作出强烈的学术反应乃至情感反应是非常正常的，这种反应的结果便是将“流亡文学”概括为整个世纪文学最有代表性和最富于本质意义的文学现象。因而，《流亡文学》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的开宗明义以及画龙点睛的意义也就得到了顺理成章的确立。
勃兰兑斯将“流亡文学”视为19世纪文学主流最具代表性和富于本质意义的现象，一方面出于对这个世纪文学现实的一种敏锐而准确的认知，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对于“流亡”一词及其精神状态的刻骨铭心的体认。有一种理论倾向于在形而上的意义上论及“流亡”概念，这样的理论家愿意将流亡更多地理解为一种与人类文化本体密切相关的语言与精神，它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经典神话中的俄狄甫斯悲剧，那是一种自我放逐，更是命运安排的徒劳而悲壮的逃避。不过在勃兰兑斯的话题中，对于“流亡”概念的更近切的理解应归结为犹太人的民族情感和集体记忆。“流亡”一词(diaspora)本来就是指犹太人的离散行为，指这个民族在“巴比伦之囚”以后离开耶路撒冷而流落于异邦各地的生存状态，又往往被用来指犹太人社团在其本土(巴勒斯坦或现代以色列)之外地区的汇聚行为。对于犹太人和犹太文化而言，“流亡”不仅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离散与流浪性的汇聚，更具有宗教的、文化的、哲学的和民族情感的种种命意。正因为有着如此深刻的末世之学的含义，身为犹太人对这一词语的敏感程度及由此产生的情感反应便自然会非常强烈。更重要的是，在此书的写作之初，勃兰兑斯也遭罹了不公正的“流亡”命运：由于勃兰兑斯锋芒毕露的批判精神遭到了权势者和教会的嫉恨，他自此背上了“不信神的犹太人”的骂名，被解除了哥本哈根大学的教职，并于1877年被迫移居柏林，到1883年才回国，而得以恢复到大学讲学则迟至1902年，那时《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已经写成，可见这部书的写作过程也可以说成是这位杰出的批评家处身于“流亡”状态的人生历程。
体现在《流亡文学》乃至《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写作中的勃兰兑斯身上，“流亡”的反应是那样的强烈，这使得作者不得不在“流亡文学”的写作和批评中投诸更多的感情因素。作为除了理直气壮地占有“流亡”这一词语的文化领地之外便真正无家可归的犹太民族中的一员，勃兰兑斯不仅在《流亡文学》这卷著作中投入了特别的热忱与燃烧的激情，而且这样的热忱奠定了整个《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情感基调，几乎在这部巨著的每一部，都能看到或找到对于流亡的文学家深深的同情和热烈的认同。这是整部批评巨著的写作风格，更是隐藏着的作家精神本体的品质体现。于是，有理由将《流亡文学》以及所体现出来的对于流亡状态的文学家的认同与赞美，以及由此透露出来的对流亡文学的深深的理解，视为整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写作之纲，或者是精神品质。
《流亡文学》连同《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在走出了写作和生产过程之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仍然未走出普遍流亡的文学时代和文学语境，据说，世纪之交的音乐、绘画以及电影、戏剧，到处充斥着流浪的主题。这显然成了敏感于“流亡”主题、醉心于“流亡”叙事的勃兰兑斯著作迅速产生世界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当人们意识到，勃兰兑斯“流亡文学”中的“流亡”概念常常理解得比较宽泛：不仅是主动的自我放逐属于“流亡”，便是在同一国度之内向着“偏远的外省”作某种位移也视同“流亡”。⑥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家们“流亡”的比率大为提高，连爱尔兰文学家乔伊斯以及同样出生于都柏林的贝克特，就他们赖以发生卓越影响的英国文学而言，都属于“流亡”的对象；这还没有考虑到后者是犹太人这一更加浓厚的流亡背景。波兰人康拉德对于他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英国文学而言更是一个流亡者，在被迫移居英国之初，他甚至连英语都不很懂。在这个时代，为美国文学争得巨大光辉的海明威、庞德和艾略特都曾在国外充任流亡者的角色，这一时代对德国文学做出世界性贡献并造成巨大影响的里尔克则是由奥地利流亡而来的诗人。更不用说还有一些在新世纪产生巨大的世界性影响并注定不朽的文学家们，如施尼茨勒、普鲁斯特、茨威格、卡夫卡、托马斯曼、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拉什迪以及索尔仁尼琴等，这些可以说造成了20世纪世界文学顶级辉煌的文学家则多是流亡者，他们将这个勃兰兑斯所面对的新世纪同样渲染成流亡的语境。这还不包括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1922年的大清洗和大驱逐运动之中，由俄罗斯生产的成批的文学和艺术流亡者。这样的时代渲染和这样的流亡语境决定了，以《流亡文学》开端并且以流亡写作作为重要内容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必然是一部无法岑寂的专著，必然是一部备受关注的批评文字。
《流亡文学》这一卷，也只有这一卷，早在1919年就被翻译成犹太文字，⑦并曾在以色列出版类似的犹太文本。⑧这显然不是偶然的现象，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它能说明《流亡文学》一卷比其他各卷更容易打动更多的人，包括那些对“流亡”概念具有刻骨铭心记忆和体验的人们，这样的人群更愿意阅读它并介绍和谈论它。许多《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翻译本都更加关注这第一卷。该书最系统的日文译本题为《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吹田顺助译。⑨此日译本基本以A.Strodtmann的德文译本“Die Hauptstr
mungen der Literatur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1914年)为认定本(其中第5卷为W.Rudow翻译，第6卷A.v.d.Linden翻译)，⑩吹田顺助最注重的乃是第一卷《亡命文学》的翻译，所投注的功夫与热忱也最多，这一卷的题名翻译也最为引人注目。《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日译本对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家影响极大，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的文学翻译者都沿袭日文译本的说法，以“主潮”而非更中国化的“主流”作为关键词。必须指出，鲁迅对勃兰兑斯所显示的浓厚兴趣很可能一直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所低估：他不仅认真阅读并购买过，而且屡次向青年人推荐日文版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1)，当然没有忘记突出日本春秋文库中《移民文学》一卷的突出位置。(12)应该说除此之外，鲁迅还阅读过勃兰兑斯此书在1924年的德文本；鲁迅曾郑重引述过：“勃兰兑斯叹丹麦文学的衰微时，曾经说：文学的创作，几乎完全死灭了。人间的或社会的无论怎样的问题，都不能提起感兴，或则除在新闻和杂志之外，绝不能惹起一点论争。我们看不见强烈的独创的创作。加以对于获得外国的精神生活的事，现在几乎绝对的不加顾及。于是精神上的‘聋’，那结果，就也招致了‘哑’来。”(13)勃兰兑斯的这番话在今天通行的中译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很难找到，应留存于德文版序言中。德文本的另一版本，也同样突出“流亡文学”这一分册的地位。(14)
美国堪萨斯在1924年曾出版过《〈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导引》一书，这是一本普及型缩略读物，为64K小型本，一共才96页，其中竟然用了23页的篇幅介绍《流亡文学》的内容，其他五卷则平均用了14页的篇幅。就篇幅而言，《流亡文学》的分量显然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是最小的一卷。这同样可以说明，《流亡文学》在阅读者、研究者和推介者看来，其学术分量实际上为《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各分册之最大者。
勃兰兑斯此书的魅力不仅仅在于“流亡文学”和“流亡”概念的被突出和强调，更在于通过“流亡文学”的分析，作者完成了对那个时代更能激励人的“反抗”主题的提炼和讴歌。他认为“在卢梭启发下产生的法国流亡文学”，激起了对于伏尔泰和古典主义文学的反抗激情：“反动由此开始。”(15)他朗声赞赏流亡文学鼓荡的反抗除了文化意义上的而外还包含政治反抗：“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之交，法国发生了空前规模的社会动乱和政治动乱”，由国民公会和帝国的专政所组成的“两个破坏性的暴政”“使一切个人自由都被消灭了”，人们用逃亡和逃避来反抗灾难性的命运。“在这两大暴政期间，一个法国文人，只有远离巴黎，在寂寥的乡间过死一般寂静的生活，或是逃出国土到瑞士、德国、英国或是北美，才能从事他的创作活动。”(16)这样的创作活动当然包含着强烈的政治反抗。于是，他带着无条件的认同、赞赏和鼓励，断言“流亡者不可避免地属于反对派”(17)，同时论证“流亡文学是一种表现出深刻不安的文学”(18)。这对于20世纪的各国文学家尤其是文学批评家而言，无疑是揭示了一个最有价值同时也最能引起普遍而热烈的同情的文学传统，这应该是《流亡文学》及《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备受推崇的重要因由。
在现代中国，这一因由往往被夸大，因为以鲁迅为首的现代中国文学家特别重视文学的反抗精神，“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19)曾是鲁迅对西方浪漫派文学精神的一种经典概括，其实也是鲁迅和大多数现代中国文学家所倾向的一种文学的精神价值。正是在那篇阐述这种文学的精神价值的文言长文《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多次引述勃兰兑斯的观点，呼应勃兰兑斯所鼓励的“摩罗”精神，同时也深深地感染着勃兰兑斯“燃烧着自由意志”的批评热忱。(20)
鲁迅和他同时代的新文学家还通过勃兰兑斯重新认识了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如果说胡适当时鼓吹“易卜生主义”重点在于鼓吹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则鲁迅对此深有保留，写了《娜拉走后怎样》等杂文，严肃地指出盲目地鼓吹妇女走出家庭的渺茫与荒诞；鲁迅从易卜生那里得到的精神滋养是“独战多数”的尼采式的反抗精神，以及“人心革命”的倡导，而这样的精神滋养与他历来重视的勃兰兑斯这个精神中介有很大关系。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购买了勃兰兑斯《亨利·易卜生》，书内附易卜生1889-1890年间给“他的老友G.Brandes”(21)的12封信。勃兰兑斯在这部关于易卜生的评传中，提到了易卜生对他说过的话：“政治家只在希望部分的革命，希望外部形式上的革命和政治上的革命。但是这些不过是不足道的小事情而已。目下只有一个唯一的有效的革命——就是人心革命。”(22)这对于鲁迅的启发意义之巨大，甚至可以联想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精神的重构这一宏大主题。
作为鲁迅同时代的人，郑振铎注意到，正因为勃兰兑斯在学术上和精神上具有强烈的反抗性，他不仅生前屡遭国内保守派的攻击，即使在其身后，例如他的研究者和有保留的赞赏者博益森(Boyesen)，“对于勃兰特的‘反抗精神’的赞扬”也“深致不满”。(23)可见，反抗的精神价值是勃兰兑斯文学批评的关键内容和标志性特征。这样的特征其实与他对流亡文学的基础性理解和论述有直接的关系。
反抗的文学精神和对于流亡文学的关注，是勃兰兑斯的文学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得到呼应和认同的关键。鲁迅对勃兰兑斯文学批评的关注热点，正是在反抗精神与流亡文学这两个方面。“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概括与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以及其他批评著作的精神基质密切相关，与勃兰兑斯关于流亡文学的论述密切相关，而勃兰兑斯对流亡文学的热切关注也同样深深影响着鲁迅，激发起这个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的欣赏和神往之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鲁迅提出了“乡土文学”概念，顺便也就指出这一概念与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中所用的“侨民文学”并不一样：“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24)这段话以否定词开始，似乎只是将勃兰兑斯的“侨民文学”当作一个参照，不过他又并不是对勃兰兑斯的驳难，而是相反，从这些话的字里行间，所能看到的是对勃兰兑斯所描绘的“侨民文学”境界的向往。
丹麦文学批评家乔根·克努森认为，勃兰兑斯的《流亡文学》作为《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杰出开端，“在丹麦文学(批评)和文化史上具有鲜明的里程碑意义”，在许多方面是理解勃兰兑斯及其批评观念的纲领性标志性的文本。(25)这是从丹麦人的角度以及从理解勃兰兑斯的内部视角作出的评价。后面的判断能够帮助全世界的读者和研究者认清《流亡文学》的学术价值，而前一评价则可以在世界文学批评的范围内作更充分的充实与提升：《流亡文学》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批评史上，富有卓著的时代影响，亦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注释：
①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1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②③⑤(18)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1分册《流亡文学》结束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203、202、201页。
④(15)(16)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1分册《流亡文学》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3、1页。
⑥(17)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1分册《流亡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⑦Di 
tremungen in der literature fun XIX johrhundert ,Paa Jidisj af A.Rikilis.Warsǒ,1919.
⑧Rashe ha-zramim be-sifrut ha-me' a ha-19,1952,Printed in Israel.
⑨(日)创元社昭和28年(1938)出版。
⑩勃兰兑斯显然更认同1924年Erich Reiss Verlag的德文译本并亲自为此书的德文翻译写序言，1924年1月。
(11)鲁迅分别于1933年8月19日、9月21日、10月7日，购得日本东京春秋社出版的《春秋文库》第3部之一：《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第1、2、4、6分册。鲁迅在日本时期购读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书籍，共50种，全部是德译本，其中莱克朗氏万有文库本｛莱比锡｝即占35种，其他分属麦耶尔丛书、诗丛书及朗格小丛书等。中有勃兰兑斯《亨利·易卜生》，附12封易卜生1889-1890年间给作者的信；还有勃兰兑斯主编“文学丛书”第6卷：德国费利克斯·璞本白尔格《北欧四国文学家小传》(Nordische Portrats aus vier Reichen.柏林，巴德·马夸特公司出版)。回国后购买的勃兰兑斯著作还有：1926年7月5日购买东京新潮社《文豪评传丛书》，有勃兰兑斯的《亨利·易卜生》，还有勃兰兑斯写于1867、1882、1898年的三个印象记。
(12)《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3页。
(13)鲁迅：《由聋而哑》，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7页。
(14)Die Litteratur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in ib(6)ren Hauptstrmungen,Bweite,burmgefeheue Huflage,Leipjig,Berlag bon beit @ Comp.1900.
(19)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
(20)笔者对此作过论证，参见拙著《宽容的魔床——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导引》第1章，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1)鲁迅：《〈奔流〉编校后记》，载《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4页。
(22)姚锡佩：《滋养鲁迅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载《鲁迅藏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
(23)郑振铎：《丹麦现代批评家勃兰特传》，《小说月报》1923年第14卷第4期。
(24)《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7页。
(25)J 
gen Knudsen:Georg Brandes-den mangfoldige,Gyldendal,2005,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