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东实践看“生产力代表”的战略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东论文,生产力论文,战略地位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哪个阶级、政党或政治组织代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它就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掌握了领导和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动权。江泽民在“三个代表”的论述中，把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放在首位，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80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广东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和首要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战略问题，关乎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
一
在民主革命时期，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党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执政党的一条基本经验。近代以来，生产力作为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改变了东西方的命运。西方社会一跃成为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而中国却日益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沉沦。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所以需要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登上历史舞台并发挥巨大的作用，根本原因在于她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和近代大工业发展的要求，代表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要解放的要求。所以，尽管敌我力量对比一度非常悬殊，党也曾遭受过多次挫折，但由于党始终鲜明地高举反对帝、官、封三座大山的旗帜不动摇，锋芒直指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不动摇，终能历尽艰难险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广东的革命实践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广东地处沿海，毗邻港澳，历史久远，华侨众多。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温暖湿润的气候、特殊的人文历史背景、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均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潜力和条件。然而，在旧中国，广东生产力水平低下落后，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鸦片战争前的“一口通商”时期，广州曾独揽全国对外贸易，繁荣一时，但这只不过是康乾盛世“落日辉煌”的典型写照和当时中国社会一潭死水和走向全面衰落的一个缩影。鸦片战争后，原来隶属广东的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广州、汕头相继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广东被动地成为商品经济发育最早的地区之一。然而，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侵略、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情况下，广东生产力的发展步履艰难，国民经济工业化根本无从谈起。因此，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给生产力的发展套上的层层枷锁，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环境，成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南粤人民的共同心声。年轻的中共广东党组织顺应时代和人民的要求，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率领本阶级队伍去完成解放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羁绊的根本任务。经过28年的奋斗，广东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受外国奴役、掠夺、“租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历史，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安定的社会环境。
二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能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夺取政权后，执政的共产党面临着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何过渡到并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课题。建国初期，党顺应生产力和人民利益的要求，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并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初步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从历史对比和切身感受中，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日益坚定，对党的领导愈加拥护。但是，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加之缺乏经验，教条主义和“左”的错误逐渐在党内占据支配地位，使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被频频掀起的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所干扰、冲击和打断，几乎陷国民经济于崩溃边缘。期间，党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而是片面强调提高生产关系公有化程度，搞“一大二公”、“穷过渡”、“纯而又纯”；不是面向世界、走在时代前列而是盲目排外，“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种僵化、保守的体制和空想、偏颇的观念，不但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及国家实力的提高，而且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发生动摇，党的形象和威信受到极大的削弱。
同全国一样，广东在这30年中，既经历了经济迅速恢复和蓬勃发展的喜悦，也饱尝了坎坷曲折的艰辛。在三年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广东先是致力于医治战争创伤，抑制通货膨胀，进行土地改革，调动当家作主站起来的劳动者的生产热情，随后又展开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三大改造，使社会主义制度开始植根于这片充满希望的大地。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原来被束缚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群众意气风发，生活不断改善，“翻身不忘共产党”，处处洋溢着崭新的社会主义新气象。1958-1962年的“二五”时期，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的指导，急于求成，忽视客观规律，盲目“跃进”、“赶超”，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导致农业生产力倒退到1957年以前的水平，工业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物资紧缺，物价上涨，人民群众备尝饥馑之苦。虽然在1963-1965年的经济调整时期，广东也曾出现全面复兴的好势头，但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受更为长期、严重的劫难。由于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和“备战、备荒”的方针，农业主要是生产粮食，工业主要发展重工业和服务于粮食生产，第三产业特别是商饮业受长期实行生活资料配给制的影响而难有什么发展，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下降，精神生活也极度贫乏。
一是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广东作为国防前线和战备前沿，一直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除轻工业发展较快外，基本上是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缓慢。更由于“左”倾错误强调“政治挂帅”，不抓生产，不抓经济，“停工停产闹革命”，使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1950-1978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只有5.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善。1978年，东莞90多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仅193元，在一些落后社队，农民辛辛苦劳动一天只值2毛8分钱，连起码的温饱问题也难以满足和解决。
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的执政地位受到质疑和挑战。1978年以前，广东各地虽然不停地搞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结果是越搞越穷，一个劳动日几分钱、几角钱，群众并没有从自己的切身利益中看到社会主义好在哪里，明里暗里对“无限歌颂”的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疑问。而和广东山水相连但当时却在港英管治之下的资本主义香港却以其繁荣和富裕强烈地吸引着极端贫困的广东人。从1950年到1979年，广东曾出现三次大规模的逃港狂潮。东莞县（现东莞市）长安镇这个今日“中国乡镇之星”，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逃港人数达到了3000多；1978年前的“长安大逃亡”，一下了走掉4600人，占当时全镇总劳力的一半，出现了“青年走光，田地丢荒，干部难当，老人惊慌，长安不安”的凄凉景象。在深圳河北岸的罗芳村，人均年收入仅513元；而一河之隔的南岸香港较寮村，人均年收入高达7.8万港元，这种强烈对比使深圳的青年一年就跑掉40%。如此众多的背井离乡，甘冒生命危险逃港，不仅使大量精壮劳动力走失，田地荒芜，经济蒙受损失，而且还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发生动摇，党的形象和威信受到极大削弱。
三是痛失发展经济的良机。广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最令人惋惜的损失是耽误了20年大好时光。我们非但没有“赶英超美”，而且被不少原本也同样落后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甩在后面。当广东关门打“内战”、全民闹“革命”反复折腾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迎来了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和广东有着同样地理位置、在五十年代经济发展水平和广东相当的亚洲“四小龙”，也抓住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机遇以及较为宽松的国际贸易环境，纷纷实现了经济起飞，成为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国家和地区。
综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近30年的实践，广东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指引下，在旧中国遗留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奋发图强，艰苦创业，初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南粤大地确立了党的领导地位，扎下了社会主义的根基，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上做得不好，做得不够，广东也饱尝了坎坷曲折的艰辛磨难。痛定思痛，如果没有历史上出现的那些失误，党在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上肯定会做得更好，取得的成就更大。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成就和失误，恰恰印证了我们党必须始终做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的极端正确性和重要性。
三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能否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关乎党所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翻开了党和国家历史崭新的一页。党重新恢复和发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转移，制定了在改革开放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路线，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路线的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邓小平理论的重心，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开放也是改革”，其实质都是为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道路。
广东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积极实践者和最大受益者之一。在新时期的历史进程中，广东被推到时代和生产力发展的前沿，承担起在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杀开一条血路”的历史重任。也就是说，广东既和其他兄弟省份一样，面临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课题，又肩负着利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改革开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有益经验，为解放和发展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探索新的机制和道路的神圣使命。这种双重角色使得广东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实践跳出区域的范畴而具有全局的意义。四个经济特区有三个在广东，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两个在广东，珠江三角洲还被辟为国家三个沿海经济开放区之一，广东全省则是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场。党中央、国务院、全国、全世界都在关注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和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一以贯之地重视广东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战略中不可替代的示范和传递作用，多次在关键时刻莅临指导，充分肯定了广东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申明中央对办好特区、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决心，期望广东“先行一步”、“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可以说，新时期广东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广东人民在邓小平、江泽民两代领导集体指引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以自身发展推进全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历史。
回顾20余年的历程，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崛起，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在改革开放中焕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经过短短20余年的奋斗，广东从原来的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省份、战备前沿一跃成为工业强省、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85亿元增加到1997年的7315亿元，翻了三番多。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外贸出口、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第三产业附加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多项重要经济指标均居全国首位，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强。20年来，广东累计上缴中央财政超过1400亿元，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已在全国率先进入“小康”行列，广大山区生活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80万绝对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各项经济社会事业蓬勃兴旺，城乡环境明显改善，人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20余年来，广东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努力实践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信只有经济发展、民富国强才是“硬道理”，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把发展经济当作最大的政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的辨证关系，使各项工作都紧紧围绕、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干扰影响中心，不搞多中心，一心一意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一是不搞争论，埋头苦干。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时代最强音，是人民的呼声。20余年来，广东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管是东西南北风，都始终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放松，都始终坚持以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不断排除来自“左”的或“右”的干扰，专心致志推进经济建设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广东办经济特区，有人说是“出卖国家主权”，是搞“新殖民地”，说特区“除了五星红旗，社会主义的东西没有了”；发展“三资”企业，搞外向型经济，又有人说，“多一个‘三资’企业，就多一份资本主义”；率先进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也有人横加非议，甚至说是“资本主义自由化”的表现；率先进行力度空前的所有制变革，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有人说是“满天星斗，不见一轮明月”，等等。面对种种误解和非议，广东顶住压力，不为所动，不搞争论，不为“公”“私”煎熬，不为“社”“资”困扰，搞改革坚定不移，搞建设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力矢志不移。
二是“松绑”“放手”，“放开”“搞活”。这实质上是调整生产关系，变革社会管理方式，破除各种束缚生产力的条条框框。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广东省委都注重吃透、用足、用活中央政策，致力于营造敢干敢闯、敢试敢冒、干事创业的宽松环境。敢于向下放权让利，把旧体制下形成的集中太多，管得太死的领导体制改变过来；敢于松绑放手，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把中央的指示精神和方针政策交给下面，让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去贯彻实施；敢于搞活流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等。这一系列放权让利、放开搞活的做法，不仅有效减少了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而且极大地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使广东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三是改革开放，抢抓机遇。改革开放是新时期的鲜明特点。20余年来，广东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充分利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有利条件，以退为进，从“一大二公”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断深化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以对外开放促内部改革。在实践中，广东牢固树立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思想，围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未雨绸缪，不失时机地抓住八十年代初期农村改革、农业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期世界高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末期我国国民经济调整以及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等四次大的机遇，使全省现代化建设一步一个台阶地获得了迅速发展。
正是由于始终坚持从本省实际出发，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尽管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国内改革纵深推进，广东却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经受住各种风浪和困难的考验，始终保持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态势，实现了由以农业经济为主、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社会发展缓慢的落后省份向经济实力雄厚、生产力水平较高、外向经济发达、经济和社会发展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和总体迈入小康的全国强省的历史跨越。20余年来，广东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左右的速度，创造了东亚经济起飞的一大奇迹，被称为“亚洲第五条小龙”。尤其是深圳经济特区和被誉为广东“四小虎”的东莞、中山、顺德、南海，其发展速度不仅远高于全国和广东全省同期水平，而且超过亚洲“四小龙”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速度，颇有“虎跃赛龙腾”之势。广东以自身的实践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发展。由于带领人民群众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走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最前沿，党组织的先进性、战斗力体现了，威望和形象提高了，号召力、向心力增强了。顺德市近200个村委会进行的民主选举，有92%的党支部成员当选，这说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得到了体现，给群众带来了真正的实惠，受到了群众的公认。
四
纵观广东在党的领导下革命、建设、改革80年的艰辛历程，可以看到，贯穿于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无论遇到何种艰难险阻，都坚定不移地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开辟道路。广东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不懈奋斗的历史。从夺取政权打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从而彻底解放生产力，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以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促进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对生产关系中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进行大胆的调整，对经济体制、所有制关系、分配方式乃至政治体制进行深入的改革，从而为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开辟道路。我们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之所以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经受各种考验而站稳脚跟并不断发展壮大，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是与中国先进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共产党80年的奋斗历程及广东的实践还证明，在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个问题上做得越好，党就越能牢牢掌握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权和战略主动权，从而立于不败之地。换言之，对党与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关系认识清醒，路线、政策就对头，生产力就有较大发展，人民就比较满意；不清醒，践线、政策就会出现问题，生产力发展就要走弯路，人民就有意见。当好了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我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党就前进，就发展壮大，就朝气蓬勃，就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偏离了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没有完全当好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我们的事业有坎坷曲折，党就会走弯路，就会遇到困难，就缺乏生机和活力，就要有负于时代的重托；背弃了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党的先进性就失去了基础和依据，党就会变质，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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