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赶超战略的哲学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论文,哲学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赶超战略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其实质是指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时期 ，以不平衡的经济跳跃式发展为特征的经济超常规增长过程，具体表现在超常规的经济 增长速度、高级化的产业结构转换和高效益的产出增长率。苏联在1926年实行赶超战略 ，并以很快的速度追赶上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中国在建国之初即以苏联为师， 在以工业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的进程中，同样选择了赶超战略。在全球资源有限和国 际竞争加剧的趋势下，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选择赶 超战略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在50多年的实践中，也创造了比较丰富的物质财富，打 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其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推进赶超战略的 过程中，由于急于求成，而忽视了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夸大了主体的能动性，超越 了客观实际；由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局限性，以及长期赶超所形成的思 维定势，导致中国的发展一波三折，没有达到应有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不仅没有赶上发 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某些方面拉大了差距。这种以生产要素的大量堆积并伴随着 资源的大量浪费为特征的赶超战略，已日益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必将被新的科学的人本 发展战略所代替。从哲学的视角反思赶超战略，对更好地解放思想，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正确认识和把握发展的规律性，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一、从赶超战略的实行过程来看，赶超战略中的三次“大跃进”，夸大了主体能动性 ，反映了在发展问题上的急躁情绪和急于求成心态
赶超战略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其影响广泛而深远。时至今日，中国仍在继续实行赶 超战略，在半个多世纪的赶超过程中，出现过三次教训深刻的“大跃进”。第一次是19 58年“大跃进”，实行全民动员，大办钢铁，号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第二次是19 78年，通过大规模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大借外债，来实现高速度发展，被称为“洋跃 进”。第三次是1992年，全国大搞建设热、开发热，高速发展导致经济“发烧”、通货 膨胀。
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毛泽东在“一五”期间就开始酝酿并形成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 义强国的基本思想，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构想，即从1953 年起，第一步大约用15年或更长一些的时间，即到1970年左右，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 业化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二步大约用50到75年时 间，到2000年至2025年左右，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 、现代国防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根据当时特定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内的 经济条件，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赶超。
毛泽东赶超思想付诸实践，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复杂过程，其间经历了“反冒进”、反 右派的斗争，最终确立是以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 标志的。1955年夏天，毛泽东发动了批判“小脚女人”、反对“右倾保守”的斗争，大 大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于是他认为，现在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已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1](P485)这段话已初显毛泽东赶超思想的端倪。在1956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条“多快好省”的建设道路和一条“干劲十足，轰轰烈烈，坚持群众路线”的建设方法。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农业四十条，提出“多快好省”的口号，要中国“提前实现工业 化”。1957年夏秋之间，毛泽东借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而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事 实证明这是一场缺乏理性的应反“左”。而反右的错误的政治斗争)。在1957年召开的 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在生产战线上有必要来一个大跃进。同年11月，苏联赫鲁 晓夫提出了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这使毛泽东受到鼓舞，也 坚定了他实行快速赶超的决心，他把英国作为目标与英国展开竞赛，提出了中国15年赶 上和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力排阻力，反复批 评1956年的反冒进，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从而为发动大跃进作了准备。1958年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会议根据毛 泽东的创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 提出了7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 引下，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出现了跃进的“大好形势”和虚假繁 荣。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出了不合实际的目标、计划。1958年6月17日，时任国务院副 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在向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 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水平。”毛泽东看了很是兴奋，批示：“超 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十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 钢。”[2](P287)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超英赶美的急迫心情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盛行，造成了经济的实际大滑坡，不仅 没有在两三年超英赶美，而且使我国陷入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以后虽然经过多次的局 部调整，使经济有一定的恢复，但没有从根本上终结不切实际的目标，仍然坚持“抓革 命，促生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导下，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我 国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正确措施，国民经济有了初步发展 ，为大规模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必要基础。然而，赶超战略仍然没有终结。 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又采取了不顾客观实际的做法。五届人大一次会议 通过了一系列高指标的《政府工作报告》发动了“洋跃进”，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农 业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要达到或者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要分别接近、 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一 个新的跃进正在形成”。10月2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速度问题是政治 问题》，号召“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争时间，抢速度，大大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 步伐”。在这种形势下，洋跃进在全国大张旗鼓地铺开。各行各业都制订了高指标、大 计划。为了实现高速发展，盲目引进和大借外债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大大超过了国家 物力、财力所能承受的界限，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导致积累与消费比例的严重 失衡，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经济困难。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根本性转折，同时也开始了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 整。邓小平提出了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即从1981年到1990年，国内生 产总值翻一番，解决温饱问题；从1991年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 水平；然后经过50年的努力，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他认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 要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3](P2 56)。邓小平依据我国现有经济实力，提出实现现代化目标分“三步走”、隔几年上一 个台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同时赶超的推进手段和 方式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 ，赶超战略“急躁病”又以新的方式开始流行。尤其在1992年以后，经济建设上采取了 许多不切实际的做法，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一座城市比一座城市盲目攀比赶超，经济 一度过热。以1992年为例，经济的高速发展首先导致了通货膨胀速度加快，当年的消费 品物价指数增长了6.7%，生活费用指数增长了8.2%；其次，导致货币发行过快过多，由 于投资需求激增，1992年国内信贷扩张的幅度超过了信贷许可的限度。上半年原计划增 加额度为600亿元，而实际上增加1260亿元。再次，导致财政赤字增加，1992年初的计 划赤字是49.01亿元，而实际上高达73.9亿元。这一年在盲目追求大干快上的冒进热潮 中，项目热、房产热，到处搞开发；经商热、下海热、炒股热，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十亿人民九亿商”，就是生动的写照。1993年夏季不得不从整顿金融秩序开始，对过热 经济进行“软着陆”，将经济扭转到正常发展轨道，其困难和代价极其严重。从赶超战 略的推进过程可以看出：第一，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和盲目冒进是赶超战略 实施过程中最显著的特点，是急于求成的主观愿望的集中体现。强调人的主观努力而无 视客观条件，对人的力量的无限夸大，而忽视客观规律的作用，颠倒了主体与客体、主 观与客观的关系，实际上是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泥坑。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 ，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而在实践中，由于主观唯心主义难以彻底消除， 常常发生背离实事求是的做法，如“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将粮食产量估算为亩 产13万斤，这纯粹是自欺欺人的数字游戏。第二，赶超战略不纯粹是经济发展战略，它 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表现得尤为突出。1978年人民日报、解放 军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中写道：“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 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把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用政治统领经济， 而不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来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用“抓革命，促生产”的方 式推进经济发展，夸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甚至把生 产关系的反作用绝对化，最终结果是事倍功半、欲速则不达。
二、从赶超战略遭受挫折的认识论根源来看，存在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 识和把握经验不足的问题
5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赶超战略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相反，由于急于求成导致 了几次大的挫折。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上来看，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 的认识和把握，存在着经验不足的问题。
第一，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认识不清，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而忽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错误地判断资本 主义很快就会灭亡。另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具有无比的优 越性。前者看不到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导致盲目乐观，对赶超的困难估计不足；后者用 优越性来与资本主义作对比，把优越性作为评判标准，忽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 和条件，容易导致急于求成。
二战后，苏联的国民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50年代，国力已接近美 国，并在1957年率先把人造卫星送上天。而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却相对 迟缓。毛泽东乐观地认为当时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一著名的口号传遍世界 。这种冷战格局的微妙变化，决定了世界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之 间的经济竞赛。社会主义阵营期望在和平的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来证明社会主义的 优越性。这样的国际斗争大战略，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毛泽东感到既有责 任也有可能加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按照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一种责任。 如果不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五六十年超过美国，就有“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的危险。这种责任感和紧迫感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忽视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实力， 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作的调整及其发展的张力缺乏清醒的认识。因此，在赶超战略上 容易产生急躁情绪和脱离实际、超越客观发展规律的主观主义，这也是以后实践证明和 检验所得出的结论。1975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说：“说赶上西方，就是比较接近 ，至少还要五十年。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清醒的估计。”[4](P21)1979年3月他提 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说法”，并解释说，我们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夸了大 口，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的 现代化应该是或只能是低标准的，而是说，20世纪末的目标不能定得太高。这种认识才 是实事求是的。
第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条件认识不清，夸大了内因的作用而忽视了外因的作 用。建国初期，就国内经济条件来说，生产力极端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一穷二白 。毛泽东指出，这是当时我国的一个显著特点。他认为，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 画。穷则思变，用辩证法看待“一穷二白”是可取的，但毛泽东在克服把“穷”“白” 看成纯粹坏事的片面性的时候，又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即片面强调穷则思变中“思变 ”的一面，而忽视了“穷”“白”给现代化建设带来不利影响的一面。贫穷在一定的条 件下可以刺激人们的欲望，产生变革现实的强烈冲动，形成一种强大的动力；但贫穷更 是一种劣势，它决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起点低，启动困难，以及由此造成了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资本主义积累了几百年的物质财富，打下了牢固的 物质基础，我国要想在几年、十几年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实践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了经典现代化，在 20世纪70年代后发生信息革命和知识革命，率先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进入现代化的第二 阶段。根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04》的研究显示，2001年我国综合现代化水平在108个 国家中排名第60位，我国在25个较不发达国家中排名最后，这意味着我国与中等发达国 家至少相差45个位次。
第三，对社会主义矛盾运动规律认识不清，超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在社会 主义的阶段论问题上，毛泽东曾超越阶段地把马克思的“三段式”发展模式变成“两段 式”发展模式。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的设计，未来新社会的成长要经过无产 阶级专政历史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 高级阶段的“三段式”发展模式。毛泽东却主观地把它变成无产阶级专政历史过渡时期 (其中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的 “两段式”发展模式。毛泽东把共产主义建成前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 两个阶段都看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过渡时期，这实际上大大延长了无产阶级专政的 历史过渡时期，“混淆了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和阶级矛盾不 是主要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提供了理论根据，并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 盾的正确论述。”[5](P3)“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 不断革命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必然导致强调事物发展的连续性，而忽略发展的阶 段性；只强调变革，而忽略稳定。于是，高速度发展和向共产主义过渡便成为社会主义 建设战略的两个着眼点。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阐释“不断革命论”认为，我们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 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要求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革命的同时， 来一个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物质条件，这表明赶超战略是“不 断革命论”的必然产物。毛泽东基于以上认识，估计达到社会主义建设预定的战略目标 不再需要以前计划那么长的时间。于是，超英赶美的时间表一改再改，大大缩短了赶超 进程。然而这一主观愿望上的“缩短”反而拉大了距离，就在我国大搞“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时候，与我国经济水平不相上下的亚洲四小龙，却抓住难得的经济发展机遇期， 从本国本地区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先后及时地将进口替代发展战略转变为出口主导 型战略，由此带动了工业的重型化和技术化的实现。经过二三十年持续以接近8%的速度 增长，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
三、从赶超战略的后续影响来看，赶超战略形成的思维定势，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严重思想障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 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创立了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方针。经过战略目标 、战略手段、制度保障等方面的调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 是，由于赶超的思维定势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赶超思维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我国的发展。急于求成、盲目冒进，急功近利、片面发展，好大喜功、盲目攀比等赶超 战略的“后遗症”是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严重思想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急于求成，盲目冒进，造成发展大起大落。综观我国现代化建设50年，不难发 现，一旦经济形势好转，便头脑发热，一热过头便急刹车、冷处理，使现代化建设左右 摇摆，大起大落，这是赶超战略最严重的“后遗症”。从毛泽东开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航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总的发展方向始终是朝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的，但 其中充满艰难、曲折和反复。正如世界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评价的“他 们是偏向现代型的，但是中国现代化的纪录常常是向前进两步，向后退一步”[5](P421 )。五六十年代，在左倾冒进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实行赶超战略，意在大跃进，实则大 跃退。1961年的粮食产量比1957年下降了26.4%，被迫进行了5年的调整。1970年又出现 了冒进，又一次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1978年“洋跃进”造成大量生产设备闲置，浪 费十分严重，1980年再一次进行调整。1992年搞大开发，导致经济过热，不得不进行经 济“软着陆”。到了2003年底和2004年初，又暴露出投资过热对经济健康发展造成严重 影响的问题，于是新一轮宏观调控、降温解热的举措在所难免。
在“调整—发展—冒进(过热)—再调整”的怪圈中，每一次大冒进都是一次资源大浪 费，每一次大调整都是一次生产力大破坏。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用于基建投资6000 亿元，其中1/3因投资失误而浪费，1/3没有达到设计能力。1958年到2001年我国投资项 目失误率接近50%。发展的大起大落，财富的巨大浪费，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走停 停，难以步入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二，急功近利、片面发展，造成发展不平衡。优先发展，是一定时期抓住主要矛盾 ，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发展的需要。但在赶超战略中形成的急功近利思想，往往将优先 发展演变为只顾其一、不顾其他的片面发展，只顾需要、不顾实际的盲目发展。在毛泽 东时代的赶超战略中最主要的指标是粮食和钢，农业“以粮为纲”，在当时尚未解决吃 饭问题的条件下优先发展粮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但实际运行中却变成了“以粮惟一 ”，盲目追求粮食产量。同样，工业“以钢为纲”，却变成了“以钢惟一”，全民动员 ，大办钢铁，为达目标，甚至砸锅炼铁。优先发展重工业，结果是农、轻、重比例失调 ，工农业剪刀差加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总的发展趋势是 好的。但也存在着片面强调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全面发展的倾向，造成现代化建设中一 些新的问题。教育和人的发展问题尤显得突出。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在总结十年改革 的经验时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教育投入过低，发展艰难，令人扼腕。据统计， 200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GDP的3.41%。在2004年召开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 ”会议上，国务委员陈至立在报告中表示，将尽快使全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 ，2010年力争达到5%。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见物不见人，片面突出物力开发，不抓 人力开发，不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人的发展遭致的损失是不可 能用跳跃式的方式来弥补的。这个失误使我国根本丧失了在20世纪末摆脱落后状态、进 入先进国家的机遇。
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片面强调经济，单纯追求经济指标的做法并未消除，从中央到 地方，层层下达经济指标，而且层层加码，不仅造成了在高速增长的经济指标中实际上 产出与效益、增长与发展的极不相称，导致“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 而且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严重滞后于经济发 展，造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利益驱动和竞争无序，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 衡，东西部差距尤其显著。追求经济指标和速度往往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发展粗 放型经济，浪费了宝贵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造成城乡分 割，城乡居民的收入、消费支出和公共服务的差距在不断扩大。此外，经济增长与就业 增长不协调，过去5年全国就业人数年平均增长率为1.2%，是建国以来就业最低水平时 期。贫富悬殊加大，城市贫困人口增加，成为新的社会问题。种种不平衡现象，成为中 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和障碍。
第三，好大喜功、盲目攀比，造成发展畸形。与赶超战略的高指标、高速度相对应， 在保障措施上采取了总动员、大会战、大比武、庆功会等政治运动。在万人聚集、你争 我赶的劳动竞赛中，在评英雄、奖劳模、比贡献的政治感召和激励之下，形成了好大喜 功、盲目攀比之风，并很快扩张到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各业竞相放“卫星”，高指标 、浮夸风盛行，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长期以来，好大喜功、盲目攀比形成的习惯，并没 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而彻底改变，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最大危害是造成人 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使局部地区和某些领域畸形发展，影响了现代化建设的整 体水平。突出表现在一些地方仍然热衷于搞各种大会战和庆功会，比如农业开发大会战 、冬修水利大会战、城市建设大会战、公路建设大会战等等，这种方式，不仅是推进依 法行政、依法办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严重障碍，而且多数是虚张声势，“雷声 大，雨点小”，搞形式主义。各种名目繁多的评比、达标、升级活动，劳民伤财，助长 了新的攀比风，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如一些地方在教育“两基”达标中，不顾客观实 际，举债搞学校建设，使得一些乡镇背负十年也还不清的债务，拖垮了经济，失去了发 展后劲。一些地方在投资上相互大比拼，大搞投资热、开发热，盲目引进，盲目上项目 ，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形成了局部泡沫经济。在经营城市的热潮中，一些地方不顾客 观实际，盲目扩大城市规模，大广场、大马路、大公园、大树进城，使城市建设功能趋 同，特色相近，有的城市为了上水平、上档次，不惜大肆举债，不仅没有提升城市发展 优势，反而使城市增加了新问题和新负担，陷入艰难发展的困境。特别是一些资源型城 市在大开发热潮中，将资源开发殆尽，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农业发展上，一讲 农业开发，一些地方便一哄而上，竞相搞农业示范园、示范带；一讲产业结构调整，一 些地方便不顾市场规律，强迫农民把农田变成果园和菜地，造成“果贱伤农”“菜贱伤 农”等问题；一讲农田保护，又强迫农民砍掉果树种上粮食。农民反复遭到折腾，收入 增长缓慢，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严重影响了农业的良性发展，“三农”问题日益突出 ，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从根本上说，赶超战略及其思维方式是以物为本而不是以 人为本，它忽视了发展的根本目的——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因而，其发展是一种物质堆砌、数字膨胀的“浮肿”，而不是真实实力和后劲的增强 。
赶超战略及其影响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
第一，在现代化建设中，生产力水平始终是决定性因素。现代化建设发展目标、发展 速度、发展战略等的确立，必须以生产力水平为依据，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 。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前提下，通过“大跃进”方式实现现代化，超越生产力水平 ，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只有从实际出发，选择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战略，才能加快现 代化建设步伐。
第二，选择和实行现代化发展战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马 克思主义彻底的唯物论。这是中国发展战略决策的根本前提。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 期的实践来看，主观主义始终是实事求是的大敌，任何时候只要主观主义占了上风，实 事求是就寸步难行。要发展，必须从主观主义开刀，彻底消除主观主义的干扰，才能真 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第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按规律办事。脱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任何 战略策略都不会取得成效。要做到按客观规律办事，必须具有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和认 识规律、把握规律的能力。必须在时代发展中，在社会主义矛盾运动中把握规律性；必 须在把握规律性的基础上，创新思维方式，消除赶超思维和一切旧观念的影响，开创工 作新局面。正如党的十六大所要求的：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要把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与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相结合，以科学把握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方位；要把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与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 律结合起来，提高执政能力，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 的保证。
第四，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来审视发展战略，在推进现代化发展战略的 过程中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必须确立和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的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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