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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2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0)02-0002-12
中国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简称高考）是典型的高竞争、高利害、高风险的大规模选拔性考试，是中国各类考试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考试，也是上至高层国家领导人、下至基层老百姓都关心的大事。2009年1月，在《国家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的20个问题中，引起最多讨论的便是“高中取消文理分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一问题，这实际上是关注高考分科问题。高考改革一有风吹草动，都会引发激烈的讨论。在各种各样的议论中，最为根本的是高考制度的改革方向，即中国高考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将在阐述高考改革重要性的基础上，论述中国高考制度改革和考试形式改革的发展方向。
一、高考改革事关利益分配
建立于1952年的高考制度，是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适应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国情而建立的招生考试制度。高考制度的建立与演变，与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及传统文化的制约等密切相关。
中国是考试制度的发源地，不仅是一个考试古国，而且是一个考试大国。许多西方国家的大学招生考试只是一种测量手段，只是引起小范围的关注，只是少数人关心的话题。然而，受传统和现实的制约，中国人却将高考变成了文化，变成了产业，变成了盛大的仪式，变成了一种各方面关注的社会活动，变成了一种惯例式的全民动员。它不仅是一种考试，也不仅仅是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说，还是一种文化、一种经济，有时甚至还会成为一种政治。看到全国上下为高考让路，看到高考牵动着千百万人的神经，看到高考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大事，看到考试季节所有媒体都聚焦于高考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高考已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作为中学与大学之间的桥梁，高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社会，牵涉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为高考实际上关系到每个人选择职业和未来生活的方式。高考这样一个国家教育考试制度，在整个中国教育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所有教育改革问题中，高考改革是最受教育界和社会大众关注的问题之一，它不仅关系到国家创新人才的培养、社会公平的维护，而且关系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涉及宏大的社会利益再分配问题。高考改革中存在着一系列的两难问题，而各种“两难”的实质其实只有两个：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受益群体和利益分配是任何社会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为谁改革”、“是谁收益”、“谁来分配”通常是决定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社会改革的实质是权力和利益的再调整和再分配过程，改革涉及广泛而深刻的物质利益调整与冲突。高考是一个关系多元利益主体的“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高考改革时常陷入左右为难、举步维艰的两难境地，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改革牵涉的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矛盾难以调和。[1]有关各省招生指标尤其是全国重点大学招生指标的分配问题的激烈争论，便十分典型地反映出不同地区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
对待同一项高考改革，不同的群体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问题，可能看法很不一样。有些学者主张废止高考或大大降低考试分数在高校招生中的比重，许多农村师生却不以为然。作为长期研究高考、主张坚持统一高考的学者，笔者有机会听到各种声音。我听到过不少地处大城市的学者强调要学习美国多元化的录取方式的说法，并与主张废止高考或彻底改革高考的“激进派”主要学者同台辩论过高考改革问题，也听到过农村考上大学的人说“农村学生是决不会否定高考的”。有的基层教师读到我的高考研究论文后十分振奋，例如，2004～2005年间，原河南省鲁山县第二高中校长王培中先后三次来信指出：“近年来，非议高考制度的，不是广大的百姓，也不是广大处于基层的教师，而是高居于上面的靠清谈吃饭的一批‘专家’和一些有权有钱而希望自己的孩子既是‘五陵年少’又想上名牌大学的家长们。这些人只占人民群众的极少数。这些人根本不代表群众，也不代表广大教育工作者。人民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对现行的高考制度是非常拥护的。如果现行办法一改，必然天下大乱，广大百姓便升学无望了。”①他的说法虽然很尖锐，但确实反映出县及县以下一些中学师生对高考改革的观点。
高教部门侧重关切素质教育，致力于多元取材，公众更多焦虑教育公平难以保证，支持重回“裸考”，两者形成强烈的反差。2009年11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针对自主招生政策的调查显示，74.4%的人期待自主招生提高透明度，66.7%的人担忧权钱交易不可避免。2010年2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社区进行的一项有3602人参加的调查显示，54.3%的人直言现在的高考制度和十年前相比“越来越不公平了”，只有8.6%的人认为“越来越公平”，26.1%的人表示“没有实质变化”，还有10.9%的人表示“难说”；同时，73.6%的人认同取消一切可能滋生腐败的政策，让考生重归“裸考”，而高达77.4%的人直指“裸考”会使部分既得利益者受到损失，阻力大在所难免。[2]
高考改革不仅应考虑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还要考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目前中国中学生有三分之二左右在县及县以下中学，其中农村中学生占了很大比例。2007年6月教育部考试中心和《中国青年报》等单位联合主办了“纪念恢复高考30年大型公众调查”，在参与调查的38087人中，当年参加高考时属于农村考生的占58.6%，认为在农村地区“高考仍是改变身份的主要途径，热度有增无减”的占47.6%，远高于认为“农村出身的大学生就业难，投入多产出少，高考吸引力正在减弱”的22.5%以及认为“大学学费增加，农村居民因教育致贫的比例增加，高考吸引力在减弱”的18.3%。[3]占全体考生大多数的县及县以下中学的师生，可以利用的媒体资源很少，在高考改革的议论中往往成为沉默的大多数，需要有学者为他们发声。在现代的民主社会中，任何改革都必须要考虑大多数人的意志，而不能仅由少数人的主观愿望来主导。我们在考虑推行高考改革时，应顾及城乡公平，特别要注意防止改革减少了农村和弱势家庭的孩子上好大学的机会。
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决定了缺少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农村学生对高考改革的看法与城市学生和专家的看法相去甚远。在一定意义上，分数实际上就是那些没有家庭背景的考生的“硬实力”，不靠分数他们没有其他办法。一旦分数不够，就只有复读一条路可走。要考察才艺的话，钢琴没摸过，怎么去考级？强调见多识广、谈吐不凡，生活在农村又缺少见世面和交流的条件。这就是选拔多样人才和维持公平方面的两难。实际上，招生考试改革越多样，对没有社会资源的家庭就越不利。多年来，中国的高考改革观念很新，理论很先进，更多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但如何考虑兼顾广大农村考生的利益？确实值得教育理论工作者深思。
由于中国内地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别，农村学生受教育的条件远不如城市学生，在高考竞争中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同的起跑线上。在过去偏重考察知识面和记忆力的情形下，刻苦攻读记诵不辍也可能取得高分；而当高考日益侧重于考测能力，包括外语加试听力的时候，应该承认勤奋刻苦的因素在高考成绩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下降，而受教育的条件和环境所起的作用有所上升。
逐步走向多样化、加大考测能力的力度、引导高中教育注重培养能力是高考改革坚定不移的正确方向，高考将逐步朝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方向发展，不断增加应用性和能力型的试题，体现从以知识立意转变为以能力立意的命题原则。不过，高考既然是一个公平尺度，是维护社会公平和公正、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手段，在规划建立多元录取机制时就应考虑社会现实和公平保障条件，加大考测能力比重时就不得不考虑各种复杂因素，在考测能力与公平客观之间寻求平衡点。命题应注意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的分配比例，在客观规范和思想自由之间把握一个度，在采用测试能力的综合试题时把握推行的速度和火候。
不深入研究高考的人，很难理解高考改革难度之大。最初中国学术界对高考的理论研究，与许多国家一样，偏重于考试技术方面的研究，也就是考试的科学性问题。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高度重视考试的国度中，类似于高考这样的大规模竞争性考试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考试的技术性或科学性问题，而更多的是考试的社会性和公平性问题。因此，国际教育评价协会每次年会多注重考试的科学性问题，但1996年9月，国际教育评价协会在中国北京举办的第22届年会，选定的主题却是“大规模考试的作用及相关问题研究”。[4]世界上各国大规模教育考试都有强大的评价和筛选功能，也各有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不过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有五千年悠久文化传统和千余年科举考试影响的中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中国，高考既有与世界各国相同的一般规律，也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殊规律。[5]然而总体而言，对于高考这样一项影响重大、万众瞩目的制度，过去新闻报道多，理论研究相对较少；一般议论多，深入探讨相对较少。以往一般高校教师对招生考试改革关心不够，高教研究界对高考改革研究的重视也不够。当自主招生等逐渐铺开之后，许多问题更需要高校来解决和研究了。
理论工作者往往抱持先进的教育理念，在高考改革设想时注重求新求变，而与高考最直接相关的高中学生和教师往往求稳，求少折腾，多数情况下都希望高考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继承性。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只有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时兼顾社会公平和文化传统的高考改革，才是符合广泛民意和具有生命力且能够长期推行的改革。
二、高考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
中国教育界长期存在着高考存废之争，或者称之为“统独之争”。“独派”或“激进派”学者认为应该取消统一高考制度，代之以单独考试等多样化的招考制度。“统派”或“稳健派”学者认为统一高考是适应中国国情的招考制度，应该坚持实行。高考存废之争是高考改革诸多争论中最为激烈的问题，两派学者唇枪舌剑，而且出现了一系列“打擂台”式的正面交锋或商榷。[6]值得思考的是，统一高考到底是否具有长远生命力？实行高考制度是否为现阶段的权宜之计？中国高考改革的最终目标到底为何？
有些论者主张高考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取消高考。1997年7月7日高考第一天，当时的国家教委副主任张保庆检查北京考点时强调，要继续深化高考改革，“最终目标是把高考权下放到地方和高校。将来逐步做到由各高等学校根据各自专业特点选择考试科目和门数，考生可根据自己的意向，选择要报考的高校及专业所要求的科目和门数，从而使学生和学校都增加选择的范围和余地”[7]。这一说法被人理解为高考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改为各高校单独招考。此后多年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到取消统一高考的提议。
在2007年7月召开的“1977～2007：纪念高考恢复30周年高峰研讨会”上，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说：“应该把高考放在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个阶段考察，放眼未来，我认为高考在历史长河当中是一瞬，并且它有它的产生和发展，就一定有它的灭亡，一定有它不复存在的一天。希望我们能有更好的更合理的一种人才选拔机制，或者更多的人才选拔机制取代它。”[8]后来他又说，努力争取在纪念改革开放60年的时候取消全国统一高考，应当成为每一个教育工作者追求的目标。2010年1月，已经不再是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身为语文出版社社长的王旭明又称：“我期望2020年时，能够取消全国统一高考，代之以更多样化、更便于人们选择的考试类型。”[9]多家门户网站将该消息置于首页，此消息再次引发人们关于高考走向的大讨论。
自2003年23所大学开始试行自主招生以来，2009年全国有80所大学实行自主招生改革。2009年冬，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5所著名高校宣布实行联合自主招生；北京大学自主招生实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同时，北京大学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香港大学联合举行自主招生选拔录取考试……自主招生的新闻层出不穷，一系列新政策令人目不暇接，人们议论纷纷，让高考话题持续升温。不过，我认为无论高考如何改革，统一考试的主体还是无法动摇。2007年6月初，笔者曾以专家身份应邀到中央电视台参加第12套“大家说法”栏目的一个节目，讨论的主题是“自主招生能取代统一高考吗？”当时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的招生办公室主任都参加了，大家得出的共识是，自主招生无法取代统一高考。
清华大学等5所大学的联合自主招生，采用统一的报名网站，考生可同时选择两所高校。这样可以节约大学自主招生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方便考生就近应试，减少学生的考试次数和报考经济负担，一次考试可以有较多的选择机会，而且有利于高校在全国范围内招生并择优录取。这实际上又是从分散走向统一。尽管统考也带来了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相对忽视德育和体育、学校较少特色等弊病，但与各高校单独招生相比，其好处确实不少。1997年，笔者曾指出：“即使改统一高考为各校单独招考，受考试制度发展的内在动力驱使，高校必然还是会自动走向联合招考。”[10]高校自主招生才没几年，且范围有限，果真又出现走向联合的趋势。如果自主招生的高校范围扩大，考生众多，高校招生工作量剧增，这一趋势还会更加明显。
另外，扩大自主与公平选才往往也会产生矛盾，因此扩大自主是招生考试改革的一个方向，但要把握一个度。近年来，随着自主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自主招生中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自主招生没有统一的选拔规则，出题缺少规范，尤其是面试，随意化现象严重，多次受到媒体和社会公众的诟病，影响了它的公信力。清华等5校通用基础测试由第三方专业组织命题、考试和公布成绩，显然对解决这一问题有了很大的推进。由第三方专业组织实施的测试，要比招生方自行考试更具客观性和公平性。”[11]自主招生将如何发展？我认为自主招生是一条值得进一步实验的招考途径。台湾的大学在统考（指定科目考试）之外，多年来试行的推荐甄选方式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内地重点大学的自主招生也是推进高考改革的实验区。另外，随着录取率的迅速提高，高职院校的自主招生也将逐步扩大。
总体而言，从高校招考的历史演进来看，实行统一考试已成为许多国家高校招生制度发展的大趋势，只是各国的大学如何采用统考成绩作为招生录取的依据有所不同而已。世界各国因政治、经济、教育发展水平与文化传统不同，在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选择上各有差异，但是无论采用高中毕业考试成绩，还是另行举办招生考试，统一考试已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大学入学的重要环节。例如，自1945年以来，韩国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在统一考试与非统一考试之间来回变动多次，1995年正式决定实施全国统一的“大学修学能力考试”。俄罗斯参考中国的高考制度，从2001年起开始在全国推行统一考试制度，发展到2007年，已经有85.5%的高中毕业生参加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虽然高校招生录取方式是大学自主招生、集中测试和国家统一考试三种方式并存，但俄罗斯统考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村学生和弱势群体学生的大学入学机会，而且增加了这些学生进入有名望大学和热门专业的机会，有利于缩小区域、城乡差异，促进阶层流动，促进高等教育公平。[12]另外，“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近来也关注中国的高考制度，并考虑加以借鉴，2009年10月，巴西《圣保罗州报》还详细刊载了关于中国高考的报道和采访文章。[13]
中国的高考制度是传统文化遗传和现实社会环境的产物。考试技术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但高校招考制度很难说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世界是多元的，文化本身也是多元的。1993年，美国学者在研究各国高中毕业后考试制度后指出：考试制度与各国国家教育制度及社会情况密切相关，有些国家的考试制度具有高度持久性，而且不易改变；有些国家的考试制度则正在经历实质的、甚至快速的改制。此外，改变的方向各国也不同。[14]
现行高考制度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全面考察中外高校招生考试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可以看出统一招考制度是高校招生考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将各个高校招生工作中的共性方面统一起来，方便考生，减省报考费用，高校也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利于高校在全国范围内择优录取，有利于提高命题水平和试卷质量，也便于以高考成绩来比较评估各高校的生源质量。因此，统一招考制度的建立，是招生考试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统一考试会逐渐减轻其权重，但仍将是中国高校招生的主体。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要受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约，这是一个规律，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国情来实行某种招考制度。可以这么说，无论某些高考改革理论如何美好、多元录取方式的设想多么完善，如果高度重视甚至过度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没有改变，如果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风气没有改变，如果诚信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统一考试还将成为高校招生录取时的主要依据。
不少人怀念和追慕民国时期高校单独招生考试的方式。其实，统一招考是招生考试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时过境迁之后，再回到各校单独招考既无必要，又很困难。连迁台后继续按民国时期原有法规办学的台湾高校，在1954年走上统一招考之后，现在都已无法而且也不愿意回到单独招考时代，内地高校又有什么必要和理由回到单独招考方式呢？
高考改革的终极目标并不是改成各高校单独招考，也未必以美国高校招考模式为依归，而是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有自身特色的招考制度。我认为，高考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统考为主、能力测试、多元评价、分类招生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具体而言，就是要逐步建立起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能力测试为主的高校招生考试，多元化考试评价和多样化选拔录取相结合，政府宏观指导、调控，专业机构命题和组织考试，高校自主招生、自我约束，社会实行有效的监督。[15]
三、高考形式改革何去何从
高考改革具体涉及许多方面，有内容改革，有形式改革，有技术改革。中国高考形式改革的发展方向，也是逐步走向多样化和多元化，但具体如何改进，则应在全面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再做决定。这里就高考形式改革，谈谈高考科目、考试次数、考试时间三个方面的改革问题。
（一）高考科目：是分还是合？
在一定意义上说，目前的高中文理分科是个“存在即合理”的现实。高中之所以文理分科，主要是由于高考是文理分科考试。确实，有考试就会有备考，只要高考分文理不同科目，高中文理分科是很自然的事。那么，问题的关键便成为要不要高考以及高考要不要分科的问题了。
自从清末引进西方教育制度之后，直至民国时期，各高校多数时候单独招考，不同高校的考试科目略有不同，或文理兼考，或文、法、商院系与理、工、医、农院系对史地、理化的考试要求难易和范围不同。建国后，自1952年建立统一高考制度以来，多数时候都是文理分科考试的。例如，1953～1954年，报考理、工、卫生、农、林学科的考试科目为语文、政治常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语7门，报考文、政法、财经、体育、艺术学科的考试科目为语文、政治常识、历史、地理、外语5门。此后，一直到1965年，高考都是文理分科考试，只是考试科目略有变化，如1955～1958年的高考，理科的生物科改称“达尔文主义基础”。
经过11年的中断之后，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33年中基本上都是文理分科招考。只有前几年，部分省区在3+X科目改革中试行了“3+大综合+1”的科目设置方案，其中的“大综合”包含政、史、地、理、化、生6个科目，实际上是文理不分科。实行的结果是加重了许多学生的学习负担，在各方面的反对之下，试行的省份纷纷改为启用“3+文综／理综”的模式，也就是“小综合”模式。可以说，文理不分科是已经被试验过而进行不下去的改革。为什么实际上代表“全面培养”教育理念的“大综合”会无疾而终？为什么代表“特长培养”的“小综合”会被广泛采用？这是现在讨论文理分科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不同学生的学习性向有所差异，有的人喜欢文史，有的人偏好理化，当然也有文理各科都很全面的学生。不过，现实中多数人还是有一定学习性向的。一方面，人们经常津津乐道于当年钱钟书数学只考15分、吴晗数学只考6分，却被破格录取进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历史系，强调要关心偏才，考出个性；另一方面却又要求所有学生文理不分科，最好各科全面发展样样都行。实际上，选拔专才与全面考核往往是无法同时兼顾的两难问题。
过去所有省市区都实行高中会考，现在大部分省市也还有高中学业水平测试，而会考或学业水平测试要考所有9门科目。因此，高中文科班学生并不是对理科知识一无所知，理科班的学生也对历史地理基础知识有一定的掌握。当然，只要会考或学业水平测试与高考仅仅是“软挂钩”，多数人重视的还是文理分科的高考。其实，大学实行过窄的专业教育，造成学生知识的褊狭，问题并不亚于高中文理分科。如果在大学注重进行通识教育，规定所有学生必须跨学科门类修习一定的课程，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高中文理分科的缺陷。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综观我国高校招生考试科目与中学教学模式演化历程，分科考试始终是主流，文理适当分科有一定的合理性，高中取消文理分科过于理想化，为时尚早。矫正高中文理分科弊端，不是简单取消分科，而是在优化高考科目组合的基础上适当进行文理分科。[16]笔者认为，在充分顾及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如果确实要试行高考文理不分科，也要设计：报考文科院系和理科院系的考生，史地与理化科目的分量与难度有所区别。在招生录取还高度倚重高考分数的现阶段，高考还是以文理分科为宜。待将来考试分数不作为唯一或绝对依据、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有所下降时，便可逐步打破文理分科的格局。
（二）考试次数：一次或多次？
为减轻学生的考试压力，多年来有许多人提议实行一年内多次考试，将过度集中在每年6月份一次高考的竞争分散开来。中国的高考该不该实行多次考试呢？
笔者认为，在近年内，高考的多数科目考试次数不必增加。东亚国家和地区虽然在考试形式或题型方面借鉴美国，但与美国高校招生考试明显不同。美国的学习能力性向测验(SAT)一年可以考7次，然而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类似测验通常都是一年只考一次。日本大学升学竞争激烈，向来被称为“考试地狱”，至今也存在考试负担过重的问题。[17]与中国的“应试教育”类似，日本许多中学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学生追求更高的标准分，以使他们能升入更好的大学，于是出现了“偏差值教育”。[18]日本大学入学考试中心从建筑到考试题型都模仿美国ETS，但举办的第一次全国共同试也是一年一次。台湾地区的大学入学考试中的指定科目考试也是一年一次。
由于中国内地的高考竞争激烈，如果多次考试取其中的最好成绩决定录取，那么有多少次考试，多数学生就会参加多少次考试，这样必将加重考生的负担。只要中国人还是高度甚至过度重视教育，升学竞争激烈程度就不可能降低，即使是录取率达到百分之百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社会永远是分层的，社会职业也永远是分类的，当多数或所有适龄青年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社会便会从重学历变为重“学校历”了。这是水涨船高的结果，也是学历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多数家长都不甘心让孩子读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只要有可能，总是希望上更好的大学；而只要存在竞争，便会有竞争压力。中国人讲面子、光耀门楣的心理格外强烈，“及第早争先”的传统、家长不甘人后或希望子女出人头地的心理也存在，这在督促子女学习钢琴、英语、绘画、书法等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在高度重视子女教育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改变统一考试不会减轻学生的负担和压力。[19]改一年一次考试为多次考试也不见得能减轻学生的学习和升学的压力，因为既然是竞争性选拔考试，如果自己一年只参加一次考试，与其他参加三次考试而取最高分的同学去比较竞争，自然处于不利地位。这就有可能造成有多少次考试机会，多数学生就会参加多少次考试的局面。
不过，笔者也曾提出过，像英语测试这样实际水平稳定性比较强的科目，将来可以考虑变为一年多次的社会化考试。实行自适应考试，即考生按照英语新课程大纲要求赋予等级，学生高二时可以开始报考，进行多次水平测试，选择成绩最好的一次作为报考的依据。这样高中生实际上有4次以上的机会，大学按照自身需要公布对英语的要求，学生则相对具有一定的考试灵活性。[2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第十二章“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中已提出“探索有的科目一年多次考试的办法，探索实行社会化考试”。[21]只是在采用此办法时一定要事先进行小范围的实验，因为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一旦将高校升学考试变成一个经常性的事务，防止替考作弊将成为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三）考试时间：稳定或变化？
近年来，有人建议将高考时间改在6月的第二个周末，主要是出于免得部分考生家长请假和交通方面的考虑。高考的时间是否应该固定？
从现实情况和历史考察来看，高考考试时间还是应该保持稳定性。城市里需要请假，家长在全体考生家长中只占少数，且若需请假一生中通常也仅此一次，基本上没有不批准的情况。而固定考试时间容易记，考生和学校心中有数，也不会影响中学整个教学计划的安排。在有的年份高考时间还可能遇到周末。作为举国关注且具有权威性的考试，权衡利弊，还是不必改为6月的第二个周末。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统一考试时间仍以固定在6月的7、8、9日三天为宜。若将来整个高考体制发生变动，例如实行第一次统一考试加第二次各校单独考试的模式，则必然要将第一次统一考试往前移。台湾地区的学科能力测验是在1月，而指定科目考试每年都固定在7月1、2、3日。自近代中国引进西方学校制度以来，春节前后都是雷打不动的寒假，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的时间都是放在不会影响教学计划的学期末。
中国内地的高考自1979年以后，有24年固定在7月7、8、9日三天举行。2003年以后，为减少洪涝灾害和酷暑的影响，在广泛征求民众意见的基础上，将考试时间提前一个月，改在6月7、8、9日三天。这与古代科举几次考试时间的调整如出一辙，都是出于为考生着想的改变，是人性化的改革。自唐代以后，科举考试通常是地方上的解送考试在秋天，在京城的全国性考试在次年的春天。南宋“光宗初（1190年），以省试春浅，天尚寒，遂展至二月朔卜日，殿试于四月上旬”[22]。这是为避免严寒推迟到农历二月。明代和清初，乡试凝定在子、午、卯、酉年，即隔每三年的农历八月中秋以前的九天中进行，全国性的会试则在乡试次年的二月中举行。但到清乾隆十年（1745年），为了“慎重科名，厚待良士”，乾隆皇帝亲临顺天贡院，“遍观堂所，周览号舍，矮屋风檐，备极艰辛，深可轸念”，于是决定将会试展期到三月，“以待春暖”。[23]此后直到1905年，会试都是固定在三月初九、十二、十五举行。作为国家抡才大典，考试时间应有一定的稳定性。高考时间固定，实际上影响面是很小的。所谓在上班时间考试会影响交通，但它在整个中国社会全局里面，实际上对交通的影响并不大。高考作为大家心目中崇高神圣的考试，为它让一点道路、为考生服务一下也不奇怪。韩国人对高考的重视不亚于我们中国，甚至飞机改时间、改道的都有。为多数考生和学期计划安排考虑，高考还是以固定时间为好。
总之，高考改革涉及面广，是事关教育全局的重大民生议题。自从一千多年前中国人发明考试制度以来，如何选拔人才、如何避免只重考试成绩而忽视平时水平和表现，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关于考试利弊存废之争、关于考试公平与区域定额录取的矛盾、关于考试作弊与防止舞弊的问题，在中国存在了上千年，尤其是在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间如何取舍，更是一个千古难题。因此，高考改革应该瞻前顾后，鉴古知今，谋划未来，视野顾及上下千年。而且，新的改革方案出台前应广泛征求多方面意见，在充分顾及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试点进行改革。试点结束后应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反馈、总结、论证过程，根据这一总结结果再来讨论是否应该进行改革的推广；如果不宜推广，也要向社会说明原因。只要大家认真研究，稳步推进高考的改革与创新，就一定能使高考制度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地运行。
收稿日期：2010-03-03
注释：
①河南省鲁山县第二高中原校长王培中致刘海峰信，2004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