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瑛[1]2003年在《试论商品经济对秦汉乡村社会的影响》文中指出商品经济与秦汉乡村社会变迁问题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试图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探讨商品经济对秦汉乡村社会的影响。其主要内容包括六大部分：(一)地主制下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二)乡村社会的商品生产状况；(叁)乡村地权的转移和劳动力流动；(四)乡村集市的扩展与农民的交易行为；(五)乡村贫富分化与借贷业的发展；(六)乡村社会风气的递变。全文要旨，拟通过具体史实，阐述商品经济对秦汉乡村社会的影响，综合评价秦汉商品经济及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总结历史经验，提供资治，为现实服务。
温乐平[2]2005年在《秦汉社会消费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为指导,根据文献与考古资料,对秦汉社会消费做了些尝试性的探讨,全文共分六章,四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是第一章,考察秦汉社会消费主体的阶层划分及经济收入差异。本文将消费主体划分为叁大阶层,即贵族与官僚阶层、庶民地主与工商业主阶层、农民与其他劳动者阶层,对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与家赀拥有量的差异进行考察,并探讨当时消费需求产生的经济基础,以及当时消费观念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 第二部分,考察不同阶层的物质、精神生活消费状况,分见于第二、叁章。从动态上考察不同阶层的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物质生活消费的改善与消费水平的提升,探讨不同阶层在精神娱乐、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等方面精神生活消费的演进与发展趋势。 第叁部分,探讨当时消费状况所展现的基本特征及消费与诸经济因素之关系,分别是第四、五章内容。本文认为,秦汉社会消费存在消费水平的曲线波动、商品性消费的比重增加、贫富分化的严重以及城市消费引导乡村消费等显着特征。当时消费与生产力发展及商品经济之间形成了互动关系,生产力发展是实现消费的基础和前提,商品经济发展为消费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而消费需求又是拉动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第四部分,在最后一章,探究秦汉国家对消费问题的政府行为以及当时消费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秦汉社会存在奢僭逾制、厚死伤生、损害消费者权益等消费问题,为此国家采取了若干对策:实行等级消费制度,严惩奢僭逾制的行为:加强消费引导,提倡节俭消费;加强对市场的监管,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这些政策都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反映了秦汉政府在消费问题上的积极作为。通过对消费问题的探讨,揭示了秦汉社会的某些特性。
陈冬仿[3]2014年在《两汉农民生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汉代社会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农民人口是社会的主体，农民生活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本文重点探讨两汉农民居住场所、生产活动、人际交往、政治及精神文化等生活状况，力求勾勒出那个时代农民生活动态和立体的画卷。根据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不同，两汉乡村聚落形式和建筑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经过人为规划的聚落和自然分布的聚落都较为普遍。一般来说，考虑到修缮成本和农民生产生活的便利性等因素，自然分布的聚落为其主要形式。两汉乡村社会中存在的“新兴聚落”和“自然聚落”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其外在形式不等同于“散村”。聚落内部布局是农民长期因地制宜抉择的结果，其形态不可能都是整齐划一的；对于大部分农民的住宅而言，每户拥有独立的庭院，其形制为“一堂二内”，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两汉农民居住场所是一个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相结合的有机体，其内在结构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随着农民姓氏普及和宗族的发展，聚落内部血缘性联系日益增强，由若干族姓农户杂居成为其主流趋势；从农民家庭结构发展变化来看，聚落内更多是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共存的局面。生产活动是农民生活的基础。社会生产力在发展，农业技术在进步，生产工具在改进，两汉农民的生产活动逐渐形成以种植业为主导，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等多种形式并存的特点。汉代疆域辽阔，各地区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农业各部门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与地位自然会有所不同。两汉农业生产具有小农经济的典型特征：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构成农业生产的普遍形式；男耕女织成为家庭内部生产分工的自然模式；根据不同农作物种植的最佳时间来安排农业生产，从而使其更趋科学化和合理化，并对后世的农业生产及耕作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时期的农民人际交往，继承了先秦时期的传统伦理道德，又深受当时统治思想及儒家新伦理观的影响。在人际关系的互动模式中，以血缘亲情为纽带构成的家庭、家族联系与互动处于基础性地位。在儒家纲常礼教的影响下，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及夫妻关系为主的农民家庭成员间的联系与互动，从西汉中期以前的基于自然情感下相对平等的关系逐渐趋于不平等的从属关系。随着农民宗族血缘意识的增强，宗族成员间的生活互助更为经常和普遍，并通过族内祭祀活动密切其联系与交往。受相对闭塞生活环境和安土重迁特性的影响，以近距离婚姻为主所形成的姻亲关系，邻里、朋友及师生等关系也是两汉农民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家族一起构成农民人际关系中的“熟人社会”。此外，通过社日和市场等公共性、开放性的节日活动和场所，农民不断拓展自己的人际交往范围，满足不同层面的交往需求。随着现实政治演进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两汉农民生活的政治环境处在动态变化中：一方面，乡里社会权力介体豪族化，由西汉中期以前国家所主导选任的乡里胥吏逐渐为乡里的强宗大姓担任和把持；另一方面，以什伍制为代表的国家制度的作用机理和实践效果也不断发生变化，连坐机能相对弱化。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考虑，汉代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给予农民一定的优遇。以儒术取士的选官制度使农民具有参政的权利和可能；出于受教化的需要他们有一定的受教育机会；享有民爵的权益和一定的法律地位。西汉中期以后，以财势为右的社会现实使农民所具有的种种权益和机会出现理论与实际相悖离的局面，这是封建皇权制度下的必然产物。在“忠孝一体”政治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农民由对父家长权威的敬畏与服从延伸到对皇权的崇拜与依附；各种民间组织及活动所使用的称号和组织形式体现出农民对代表皇权意志的乡里制的认同；通过祠祀及谣谚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政治倾向和对国家的认知。受其自身局限所致，农民的政治观念是代表皇权意志的国家统治理念长期浸润的结果。两汉农民的精神生活和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鬼神信仰成为两汉农民重要的精神寄托，出现了形式多样的祭祀活动和禁忌习俗，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功利性及生活化。出于祈求福佑、禳除灾疫等目的，两汉农民尤其注重祭祀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社神和对家庭生活影响较大的灶神。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感恩与敬重，祈求护佑子孙，两汉农民主要以墓祭的方式来祭祀祖先，逐渐形成具体的时间和相应程式。为了免受鬼魅的侵害，形成服事以娱鬼魅、驱傩等驱鬼辟邪的方法。基于不死成仙的幻想，两汉农民也有“长生不死”的强烈愿望，积极奉行养生术，建构身后的幽冥世界。出于趋利避害的目的，形成时日岁时、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以及农业生产等方面的禁忌。具有农民自身特色的歌舞及小型杂艺等精神娱乐活动，是其积极乐观精神风貌的一种体现。由于投入时间和娱乐内容上的限制，农民很难成为娱乐活动的经常参加者和享受者；因地域和习性等不同，农民的娱乐方式和内容也有较大的差异。两汉农民的“生活世界”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发展和变迁的轨迹。源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和传承性，农民的不同生活形态是对由农耕文化所形成的安土重迁特性的一种最好诠释。通过对两汉农民生活“小世界”的窥探，不仅可以引领我们去感知那份厚重的乡土人情，促使我们对今天生活在农村中的农民及其生活作出一定的反思和思考，同时也可更深入了解人们生活方面的渊源关系及中国农耕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
蒋海升[4]2006年在《“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话语”凭借经济、政治、科学实力做后盾，形成一种笼罩全球的“话语霸权”，物质实力相对弱小的的民族和国家在强势“西方话语”的全方位渗透下日益“失语”。“西方话语”对中国的渗透事实上从20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了，而在历史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以来人们对中国史的描述基本上是以“西方话语”为中介进行的。如何在“西方话语”的包围中重建本土史学、重现属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界享有盛名的“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实质就是使用“西方话语”对“中国历史”进行解析而产生的分歧，体现了“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于越来越频繁地接受“西方话语”冲击的中国史学研究不无裨益。 所谓“五朵金花”，是指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史学界围绕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个基本理论问题展开的大规模讨论和争鸣。回顾“五朵金花”问题讨论的兴衰过程，考察其与西方话语的广泛联系，有助于推进对20世纪学术史、特别是当代50年学术史的研究，对当前的学术研究亦能提供一些借鉴。“五朵金花”在这里是被看作学术史研究的一个个案，而非在“历史理论”意义上要求回答、解决的几个命题：如果说当年“五朵金花”所讨论的问题是“思辨”性质的问题的话，那么这里则是在“史”的意义上的问题探讨。换句话说，这里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参与五个命题的讨论，而是在知识论意义上去探寻这五个问题提出的过程，去分析它们身上体现的“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 “五朵金花”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为依托分析中国历史而产生的一组命题。而马克思主义最初只是众多进入中国的西方社会思潮的普通一种。在西潮汹涌的背景下，绵延2000余年的中国正史体系被打破了，并被一步步拖入西方话语系统，新史学思潮蔚然兴起。外来观念、术语改变了中国人对历史的描述，最终控制了对中国历史的表达。20世纪前半期“西方话语”与“革命话语”的交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话语系统的形成，并最终取得了史学界的核心地位。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以及此后开展的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为“五朵金花”的盛开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理论土壤。“五朵金花”在这种语境下应时而生、应势而起，并受既定理论预设的限制。特定社会环境下的“革命”诉求成为“五朵金花”
冯皓[5]2016年在《李埏史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李埏(1914-2008),字子沂,号幼舟,中国着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开创者。他在中国古代史、中国经济史、中国商品经济史和中国土地制度史上均有很深的造诣；在土地所有制形态、古史分期、农村公社以及地主阶级划分等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是中国土地国有制和西周封建论的重要代表。他深刻分析和揭示了商品经济史的历史地位,第一次将土地制度史与商品经济史进行了有机结合,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兴衰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还在“云南地方经济史”、“唐宋货币经济”、“重农抑商”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学问上,他思维严谨,重史实,不盲从,不轻信,强调学术独立,一直遵从“治史明义”、“通史致用”的治学标准,为后人树立了榜样,成为治学的典范。本文主要围绕李埏的重要学术论着进行梳理和总结,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分析法、访谈研究法等方法,以李埏先生的一系列重要着作为基础,将其学术成就置于他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国情中进行分析,详尽剖析李埏先生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学术思想及其贡献,用辩证和历史的眼光审视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力求客观、完整、全面地展示李埏先生学术思想、研究成果和教育理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李埏先生“厚重、通达、博雅”的学术风格,“一体两翼,一核多点”的学术思想体系架构和“五个结合”的学术研究特点。第一章属于导言部分,论述了关于经济史学泰斗李埏的求学之路,关于李埏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价值,目前国内外关于李埏研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第二章阐述了李埏史学思想体系的渊源与基本架构。论文首先对李埏的学术发展按照时间关系进行分期研究；既而指出名师指引开启学术研究之路、马克思主义指引、实践经历丰富学术内涵是他学术思想的成长渊源；“一体两翼、一核多点”是其思想体系基本架构,即：中国经济史研究是主体,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商品经济史是其学术研究的两块基石,货币问题研究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和核心,学术思想多点延伸结硕果；本章还对其史学思想体系的“两翼”进行了剖析,即：“多种形态并存说”：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研究的重大突破,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并对古史分期与中国封建地主制研究进行了论述。第叁章“开拓与奠基”探讨了李埏关于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思想的研究。其凭借自身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对史实的娴熟把握,从货币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入手,对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史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对唐宋货币史和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史的发展历程进行探析,成功解决了交子起源和兑界的悬案,成为学界推崇的重大成果；他纠正了学术界中对商品经济史的片面认识,将货币形态与货币流通、商品经济发展与土地制度结合在一起来进行考察和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大门,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和路径。第四章“开新与成熟”论述了李埏对土地制度史的研究。李埏在土地所有制、古史分期、商品经济等重要问题的见解上独树一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观点,是学界公认的中国土地国有制和西周封建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同时也被尊称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本章详细分析了他研究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导的多种土地所有形态之间矛盾运动的丰富内涵,探究了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状貌、特征及历史渊源。首次从理论上对土地国有制、大土地占有制和大土地私有制叁者作了科学的区分,并深刻分析了土地国有制及其与地理环境、中央集权与农民大起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提出我国古代的土地制度是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大土地所有制、大土地占有制、小土地所有制和残余的村社所有制多种形态并存,互为消长,组成了我国古代封建土地制度的矛盾运动规律。在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五章深入探析了李埏的治学思想及教育理念。在对其多年学术和教育实践成果分析基础上,对其“古今结合、史论结合、人我结合、文思结合、道法结合”的学术研究特点进行分析。独立思辨的学术品德,充分占有史料与重视理论学习相结合的治学方法,严谨细致的学术作风,始终饱满的学术热情使他成为古代经济史学科的学术大家。他秉承教书育人的“公孙树”精神,“因材施教”、“因势利导”的教育方法,言传身教的教育理念；他关心学生生活,与学生做朋友；既重视总的指导原则、又重视具体过程的指导方法形成的培育学生的风格,使其成为受人尊重、爱戴的师者。李埏做人、治学、育人的方式方法和高尚的学术、教育品格已成为云南大学师生的楷模,他在学术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及育人实践已经成为云南大学之所以成为名校的重要支撑,他的治学思想和教育理念已成为云南大学文化底蕴的重要内容,感染了一届又一届学子,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栋梁,诸多弟子皆属一时之秀,成为知名学者。李埏由此成为受人推崇,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名师。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中国的经济史学研究,已经走过100多年历程,出现了一大批颇具代表性的学者,发表了一系列标志性的研究成果,成绩斐然,令世人瞩目。李埏属于造诣颇深的代表性人物。除了在学术方面的造诣,他在教育理念上的贡献也值得后人遵循和学习。研究李埏的学术成就、育人理念、治学思想和方法,对其治学思想、教学方法和学术成果有更深入的认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他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研究和传承,启迪后人在人品、道德、文章等方面向李埏看齐。从中寻找研究经济史学的路径,创新研究思路,也能更好地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智力源泉,汲取思想智慧和人生启迪。
张斌[6]2012年在《西汉商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商人作为商业的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西汉时期商人同样很活跃，在社会经济和风俗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本文立足于商人发展的动态性，在分析和考察中进一步深入研究商人在西汉时期的发展变化。西汉商人研究的学术史是本文关注的一个方面，由于前人在研究西汉商人问题中提出了众多的意见和看法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思考方向，不同的看法、意见将众多的问题展示出来，为本文的写作奠定了基础。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后，本文对西汉商人的总体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包括类型、经营内容、劳动力使用状况、财富积累情况、形象，财富数额、与官吏的关系、市场的发展状况等问题，这一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重点将前人的成果中存在的问题和可能扩展的部分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以概述西汉商人在社会中仅次于官吏的重要地位，并揭示出商人及其相关行为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在研究商人本身的同时，对商业政策的研究是另一个重点，商人在商业和政治行为中与国家的不断博弈，在发展中寻求生存，并不断试图改变自身来适应政策的变更，也是商人发展的重要基础。总体而言，西汉时期商人在社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各个领域都能看到商人活动的足迹，这也恰恰体现商人本身在发展和社会变更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
王旭[7]2017年在《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唐宋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宋代县下基层区划形成“双轨体制”,即以乡为代表的“乡村型”体制和以镇为代表的“镇市型”体制,该体制形成的时间大约是北宋中期。前者以管理农业居民为主,包括乡、里、耆、管、都、保、团、社等基层区划单位,在地图上呈现出片状分布的特征;后者以管理工商业居民为主,包括镇、市、务、墟、步等基层区划单位,在地图上呈现出点状分布的特征。本文选取两类体系中层级最大且最为稳定的乡、镇为研究对象,对宋代县下基层区划体系的形成、运作、管理等问题进行探讨。空间范围则框定在当时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太湖流域。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乡篇分为叁章。第一章首先对元丰叁年(1080)太湖流域苏、湖、常、秀四州的乡进行名称考证和空间复原,并在此基础上对宋乡的幅员、边界、户口、层级、“官员”等地理和人文区划要素进行阐释。第二章在全面梳理宋代太湖流域基层区划变动和调整事例的基础上,对调整的对象、原因、方式、原则、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发现几乎所有的基层区划调整都是以乡为基本单位进行,并且乡的性质和职能在宋代时存在由单一向多元转变的趋势。第叁章以太湖流域为切入点对城市外围特殊的附郭乡进行探讨,包括附郭乡与城墙、城市之经济关系、城市之人群关系等内容,认为附郭乡既是城市向乡村延伸的前沿地带,又是乡村进入城市的过渡地区,兼有城市和乡村双重职能及景观特色。下篇镇篇分为四章。第四章在广泛搜罗宋代太湖流域建制镇的基础上,明晰这些镇的建置沿革、确定地望、绘制成图,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这些镇的时空演变规律。第五章以海盐县澉浦镇为中心,探讨唐宋时代镇由军事性质向经济性质转变过程中的若干细节问题,如转变方式、特征、影响等,并通过这一案例对宋镇的政区形态变化、县镇关系、“皇权下县”等问题进行探讨。第六章在梳理南浔镇崛起原因、乌青镇兴衰过程的基础上探索两镇关系的演变轨迹,以期加深对新兴经济镇崛起与外部竞争这一命题的认识。第七章首先归纳出归安县东林镇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若干特征,发现这些特征不仅在宋代的江南市镇中具有普遍性,而且大多延续到了明清时期,从中可以看出江南市镇体系的形成是一个长时段且具有继承性的过程。结语部分对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并对皇权与县下基层统治、宋代县及县以下基层区划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基层管理中的分权(分责)与兼职特征进行统筹性思考和分析。附录两文则跳出所框定的空间范围,分别选取“乡村型”体系中的“团”及“镇市型”体系中的“坊”进行个案探讨。
姚秀兰[8]2004年在《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文中提出专 业: 法 律 史研究方向: 中国法律史作者姓名: 姚秀兰指导教师: 徐永康教授户籍制度是政府职能部门对所辖人户的出生、死亡、迁徙、婚姻等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并进行相关管理的一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它是以国家法律、法令或政策的形式存在的,因而户籍制度也是一项法律制度,属于行政法的范畴。户籍制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户籍制度仅指以反映人口基本信息为核心的户籍登记、户籍统计、户籍档案、户籍证件等一系列法律制度。例如,姓名、年龄、出生、职业、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住址等。这些信息是社会管理、国家政务不可或缺的基本信息。因此,各国都将其纳入行政管理范畴。从古埃及、古希腊到今天的欧美国家,都有狭义的户籍制度,并且在现代欧美国家,狭义的户籍管理正以电子网络等高科技的手段不断强化。广义的户籍制度则包括与户籍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制度。例如,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不仅反映人口的基本信息,而且与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职业相关。这样,户籍制度就不仅仅是提供人口统计的基本信息资料,而是包括与公民的身份、职业、迁徙等权利相关的一系列的社会管理制度。本文的研究视角正是广义的户籍制度,从与户籍身份、人口迁徙等相关方面,研究、考察中国户籍法律制度的变迁及其对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影响。人是构成群体、社会、国家的最根本因素,因而关于人的出生、死亡、迁徙、婚姻等注册登记的户籍制度也就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它是国家一切政<WP=4>务的根基。由户籍及人事登记的进行,可以了解人口动态情况,可以明了人口的增减、迁移等变动情形。因而户籍制度便成为国家掌握人口数字和社会成员构成状况,制定适当统治措施的重要手段。故随着按地域划分居民,国家产生之后,便有了人口登记的户籍制度。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调查和执行严密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户籍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先秦时期,中国就从统计兵力的制度中孕育出早期的人口管理制度,为后世的户籍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奠定了基础。汉朝,是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展转型时期,第一次将户籍管理纳入国家的根本法——《九章律》中。此后,户籍管理就成为国家根本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被后世所沿袭。从隋唐的《开皇律》、《唐律疏议》,到明清的《大明律》、《大清律例》,关于户籍管理的“户婚律”一直是其重要篇章之一。与此同时,各代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户籍管理制度,从汉代的“案比”到隋唐的“貌阅”;从叁国两晋南北朝的黄籍、白籍的分化,到宋代主、客户之分;从元代的“鼠尾薄”到明清的“黄册”、里甲编户,以及清末、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户籍制度不仅成为征赋派役的手段,也成为身份等级、社会治安的保障等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废止了旧的户籍制度,制发了新的户口登记薄,建立了新的户籍管理制度。1951年,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制订的全国城市户口管理法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之安全及居住、迁徙之自由。1955年,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经常性的户口登记制度。此时的户籍制度还是以人口统计为主。随着肃反、大跃进、叁年困难时期,政府开始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规章、条例,户籍制度日渐形成城乡有别的二元结构。1958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将这种城乡有别的二元户籍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中国现代户籍制度由此正式确立。几经沧桑,展现出中国户籍制度发展演变的轨迹。从中国户籍制度的发展轨迹中,可以窥见,中国户籍制度与欧美国家的户籍制度迥然不同。它与社会身份、社会秩序、国家财政收入的高度整合,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些特殊性。梁方仲教授在其不朽的着作——《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总序中,精辟地阐明了户籍制度的演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王<WP=5>毓铨教授则指出,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民数”,封建国家得到“民数”之后便将其编入什伍,控制住这既得民数而不失常额。但控制民数并不是封建国家的终极目的,而主要是使人户能担负起供应国家的封建义务。汤明檖教授认为:“历代王朝所推行的户籍制度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不能不起着巨大的影响”。这些精辟论述表明户籍制度对深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特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研究户籍制度,是解读传统中国社会的钥匙之一。本文共四章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历史为序,依次叙述中国户籍制度历史演进及古代的户政管理,分析了各个时期户籍制度的特点及其成因;第二部分主要从横的方面阐述户籍制度与宗族、身份、人口流动的关系,分析了古代户籍制度的地缘性、血缘性、等级性、禁锢性的特点;第叁部分主要从叁个方面阐述了户籍在中国近代社会中的变迁以及对近代社会的影响:一是从城市近代化的角度分析了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对近代社会所产生的效应;二是分析了台湾户籍法律制度的特点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叁是考察了大陆户籍法律制度的缺陷以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在结语中对大陆户籍制度改革及其走向作了一个
陈恩虎[9]2009年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区域农业经济研究是目前经济史研究的热门课题,至今已有许多成果问世。相对而言,巢湖流域农业经济的研究较为滞后,并且研究领域和成果比较分散,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研究体系,其主要原因应当是学术界常常会以明清时代的巢湖流域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不具备“典型性”为由,漠视了对巢湖流域的经济研究。因此,努力填补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经济研究的空白,正是选题的学术价值所在。论文以明清时期(1368-1911年)巢湖流域农业发展变迁为研究对象,探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人口和农作物种植结构、亩产水平的变化,农田水利兴修和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土地占有形态、租佃关系的发展演变和农村社会分层的变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区域特点等问题,进而对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进行总体评价。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历史学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和归纳之实证研究法,成为课题解释历史和行文的基本工具。同时,还借助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由于研究对象囿于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业经济,因此特别注重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来考察农业变迁,从时间序列与空间差异方面对于研究所需资料进行详细的清理与考辨。把定量统计分析方法和定性分析方法结合起来。通过定量分析,对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作物产量、劳动生产率作定量的分析。通过定性分析,全面考察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程度与水平。利用历史学中的比较法,分析巢湖流域与安徽省其它区域、本地区前后期的关系、异同和兴衰。选题研究的主干性材料为地方志、家谱一类的地方文献,并充分发掘现存的文书资料,对《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第1卷和第2卷收录的300份文书进行了学术辨正。从某种程度上讲,鸦片战争以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乃至辛亥革命以后,巢湖流域农村社会依然基本沿袭着固有的道路前行,基于这种原因,论文运用了民国前期的一些调查和统计资料。文中大量图表的运用,进一步增加了研究的说服力。论文前有导言后有结语,正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明清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第二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占有形态与租佃关系；第叁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第四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建设；第五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作物种植与亩产水平；第六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村商品经济；第七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评价。其主要内容如下：巢湖流域在地理条件、地方行政和文化类型上,具有较多的一致性,是一个比较完整、边界清晰、较为独立的地貌单元,可以划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综合区域,为我国东部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研究提供一个相对理想的案例。在优越的自然条件,发达的水陆交通条件,重视水利的兴修,移民对巢湖流域农业的开发以及成熟的农业耕作技术、耕作制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生产力的运动总体上呈发展状态,传统农业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超过前代的成就,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农业发展的最高峰,对近代乃至现代巢湖流域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生产力的因素之一劳动对象来看,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得到了深度的垦种,经历了抛荒-垦复-开拓的过程,嘉庆、道光时期,农业垦殖和耕地总数达到高峰。在巢湖流域水旱耕地结构中,圩田面积在本区耕地总面积中占有重要比例。土地开发与利用的特点体现在屯田以军屯为主；出现了沙田、塘涂田、湖田围田等多种新的垦殖方式；巢湖流域人民在开发和利用丘陵山区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与本地区相适宜的兴修小型塘坝水利形式。从生产力另一个因素劳动者的情况看,巢湖流域农业人口在明清之际增加得很快。至19世纪初,巢湖流域人口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绝对人口数字增加之多、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已出现若干人口超百万的县。巢湖流域的人口构成中,外来移民一直占有较大比重。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有较大的提高。巢湖流域在长期的传承和积淀中,逐渐形成了以水稻种植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链和农事活动。水稻生产的进步,表现在品种的繁多和优良品种的推广上。亩产量基本在二石左右,大约叁百市斤／市亩,丰腴圩田亩产可达叁四石,大约五六百市斤／市亩。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耕作方式、土地利用率,都已超过国内的平均水平,基本形成了一整套的稻田耕作技术,并有与生产各环节相匹配的生产工具。水稻耕作制度有明显进步,除双季稻是一个重大突破外,复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间作制和套种制也在不断发展,一年多熟的耕作制度已十分普遍,开始形成水、旱两种土壤耕作体系,实行水耕、旱耕结合,水旱轮作。土地的合理利用技术也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利用山岗、湖溪、旱地、房屋田隙间等荒闲土地种植杂粮和经济作物上。巢湖流域经济作物品种齐全,种植范围不断扩大,但种植面积零星分散,单产低,产量少,在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劳动人民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水利设施,圩田是能够集中体现本区水利特点、反映本区水利问题、成为影响本地区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要的农田水利形式,圩田的兴筑、维护、经营和管理,在防洪、排涝、灌溉、降渍等方面均起了积极作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是安徽重要产粮地区之一,粮食是经济收入的主要部分,稻米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输出物品,粮食商品率有着显着提高,巢湖流域对保证江南粮食安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巢湖流域农村墟镇增长和发展过程中,众多的墟镇分处于不同层级的市场,在各种商业活动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通过商品的上下流通,这些墟镇互为一体,基本形成了以集市与庙会相结合的、且具有多样性为特色的农村市场网络。农村市镇的发展和粮食作物的商品化,是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市场网络体系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商业活动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值得重视,即异常活跃的是以徽州商人为代表的客商而非土着商人,巢湖流域市场几乎为其所垄断,徽商对巢湖流域的农业发展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土地制度、土地租佃关系和借贷关系等农业生产关系发生了些微变化。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主要特点,是大规模的土地占有与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同时并存,土地较本省其他地区占有相对集中,土地大量集中于乡绅之手。在晚清土地兼并中,以淮系军阀为主的军功地主的兴起,对巢湖流域土地制度所造成的影响深远,它构成了巢湖流域晚清土地关系变化的另一显着特征。明清时期巢湖流域自耕农经济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之一,佃农也是巢湖流域从事传统农业的主力之一。租佃制是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农业租佃关系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从租佃期限看,出现了永佃制；二是从地租剥削率来看,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叁是从地租形态看,有力租、物租、钱租等叁种主要形态,钱租的比重有微弱的增加；四是农业经营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巢湖流域土地利用出现了以垦殖公司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在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中,缓慢地孕育出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由封建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过渡的变异性。清代巢湖流域的喜礼俗例不仅存在于土地买卖过程中,而且存在于住宅交易过程中,对巢湖流域田宅交易俗例的探讨,有助于了解巢湖流域田宅交易中各种习俗的现象和本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轨迹具有着鲜明的区域特征。其内涵为：发展形式以渐进积累,数量缓慢增长为主,发展方向以内敛形式为主。从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着眼,巢湖流域应属于封建经济发展比较充分、地域上属传统农业区的已发展地区,农业是最主要的门类,水稻生产在农业中占有最重要的份额。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有明显的提高,农村市场发生了变化,区域市场网络基本建立起来,并且和省内外市场有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但农民的市场行为是被动的选择,是一种“饥饿的商品生产”,整个市场容量的扩大主要以农民“藉资生计”的温饱需求为界限,巢湖流域的农民生活是“节俭”型的糊口型消费,巢湖流域粮食商品化的程度存有一定虚假性。生产技术惯性渐进是以日积月累的经验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换取些许的技术变革。这一特点的出现,既反映了巢湖流域农业生产力基础的薄弱性；同时也反映了巢湖流域社会不同阶段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对其运动变化的制约性。在巢湖流域安土重迁、农耕为本习俗的背后,人们容易产生重农抑商,安贫乐道,不思进取开拓的小农意识,不利于先进农业技术的采用和推广。数百年来发生在巢湖流域的多次战争造成政局不稳,江河不治,水利失修,大量人口亡徙,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巢湖流域频繁而严重的水旱灾害对灾地的农业生产力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加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由于巢湖流域农业开发模式的单一性、掠夺性,一味地追求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产量的增加,导致和放纵了人们对土地的滥垦,致使河湖面积日益缩小,水道堵塞,水流因无处宣泄而导致河堤决口的现象经常发生,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增加了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破坏程度。土地兼并的加剧和租佃关系的扩大,高额的地租和繁重的捐税,加重了农民的贫困破产,农民生活日趋恶化。足以表示农村经济特质的农具、水利及肥料等农业生产技术,在明清时期的巢湖流域停滞明显。总之,巢湖流域在发展速度、规模和方式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区域特征。农业经济是我国绝大多数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对具体区域农业经济历史特点的研究和揭示,有助于理解不同区域现代化发展的差异,也有助于研究巢湖流域在这经济形态转型过程中的与其他区域的差异。巢湖流域明清时期的农业发展轨迹,对巢湖流域现代和未来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的历史启示。
谭光万[10]2013年在《中国古代农业商品化研究》文中提出农业商品化是实现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内容与标志。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正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自给性农业与商品性农业相结合、规模化农业与小农经营并存。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资源禀赋有着重大的关系。因此，对我国古代农业商品化进程进行探究，宏观的审视我国古代农业商品化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从中发掘出具有现实意义的规律性认识，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和应对当前农业商品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从而推动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本研究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从农业生产的叁大基本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入手对我国古代农业商品化进程中土地制度演变对土地商品的制约、农业雇佣关系的演变以及农业资本市场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发掘，由此来展现我国古代农业商品化的发展进程并探讨其制约因素。1.我国古代土地商品化发展的研究。从土地的基本属性出发，结合我国古代土地制度变迁，来研究我国古代土地商品化演进的历史规律，并探讨制度变迁与土地市场发育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虽然在战国秦汉时期，我国土地私有制就已经确立，但土地在古代社会特殊的经济和政治属性，决定了国家政权对土地商品化发展的强势干预。在唐以前的土地买卖，由于国家政权的强势干预，土地的买卖基本停留在土地价值实现不充分上，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那部分溢出价值没有得到实现。土地市场的发育不完全，完全自由土地市场并不存在。唐中叶至清前期，在均田制被废除后，封建国家不再设立限制土地私有制和私有土地买卖的制度与法令。土地市场在相对自由和开放的制度体系下发展，土地的商品化得到较快发展，土地市场趋向合法和有序的方向发展。2.我国古代农业劳动力的商品化研究。在我国古代社会，农业劳动力的商品化首先需要考察的就是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情况。带有政权强制的雇佣关系的长期存在难以推进农业劳动力的商品化。因此，从考察我国古代农业雇佣关系的历史演变入手，来探究农业劳动力商品化发展的情况。我国古代农村劳动力的商品化始终处于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相对自由、平等和市场化的农业雇佣关系并未在劳动经济关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不过明清时期农业雇佣双方依附关系的减弱和双方地位的趋向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古代农业商品化的进程。3.我国古代农业生产资金商品化的研究。从我国古代农业借贷市场的发育入手来进行研究。我国古代农业借贷可以划分为国家和民间两大层级，国家农贷和民间农贷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元化的总体特征。我国古代国家农贷主要以无息和低息形式进行，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农民基本生活和生产需要，维系农业再生产顺利开展。我国古代民间农业借贷既是农业生产者维持和扩大农业生产，进行融资的重要途径，也是民间资本渗入农业生产领域的重要方式。我国古代国家农贷和民间农贷从不同层面上对农业商品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4.我国古代商品性农业发展的研究。商品性农业的发展水平是农业商品化程度的重要体现。我国古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经济作物种植业的独立与商品化发展，其次便是粮食的商品化。第五章以经济作物种植业为中心进行考察，在探究我国古代经济作物种植业如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商品性生产部门的基础上，对商品化的土地、劳动力、资金在经济作物种植业中的渗透和组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第六章则从我国古代粮食供需的角度入手，对我国古代粮食生产水平、消费群体、粮食市场以及粮食的运销进行宏观的考察和分析，进而探究我国古代粮食商品化的驱动因素及其影响，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古代农业商品化的认识。5.我国古代农业商品化的宏观审视与现实启示。首先，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和封建制度约束的历史背景下，对我国古代传统农业商品化发展实现的突破和演变的限度进行了考察。其次，对我国传统农业商品化对传统农业及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论述。最后，在总结我国古代农业商品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为当今农业商品化发展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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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秦汉社会消费问题研究[D]. 温乐平. 华中师范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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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D]. 蒋海升. 山东大学. 2006
[5]. 李埏史学思想研究[D]. 冯皓. 云南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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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D]. 王旭. 暨南大学. 2017
[8]. 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D]. 姚秀兰. 华东政法学院. 2004
[9].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D]. 陈恩虎. 南京农业大学. 2009
[10]. 中国古代农业商品化研究[D]. 谭光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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