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洋员包腊与晚清中国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海关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洋员包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09-0121-08 近代中国海关洋员，是指1854-1949年间受聘于中国政府在中国海关负责行政工作的全体外籍职员。在近100年时间里，有上万名外国人为中国海关服务，其中1000余人担任总税务司和各口岸税务司等高级职务。学界对近代中国海关洋员的个体研究颇为缺乏，而在屈指可数的海关人物研究成果中，除了研究总税务司外，很少关注各口岸税务司。①笔者认为，这些海关中高级职员，无论在地方的基层海关事业上还是在中国对外关系上，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和个体。本文将选取粤海关税务司包腊为切入点，探讨海关洋员与晚清中国外交的关系。 英国人包腊(字垄梅，Edward Charles Macintosh Bowra，1841-1874年)自1863年到1873年效力于中国近代海关，属于最早一批进入中国近代海关任职的洋员。在众多海关中高级洋员中，他出类拔萃，颇受总税务司赫德的重用。他个人的奋斗经历又是当时一批洋人在中国海关任职的一个典型事例，这批海关洋员与商人、外交官、传教士并列为四大外人在华职业群体，但他们作为中国政府的雇员又有别于其他群体。包腊从因经济动机进入中国帝国海关打工赚钱，到作为中国雇员尽心尽责地为中国海关效力，再从低级关员奋斗到税务司一职，同时在工作中又努力成为汉学家，身心都融入中国社会，从鄙视中国，到理解热爱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民，这些特点在当时的海关洋员中极具代表性。与他同时代还有其他一些著名外籍税务司，如德璀琳、金登干、葛德立等。比较来看，包腊与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所处环境和性格等因素不同，他们各有特色、专长，因此包腊的经历具代表性也具独特性。 史学界对天津关税务司德璀琳、伦敦办事处的金登干等人有一定的论述，但对粤海关税务司包腊的研究寥寥无几，这使得包腊不如前两者那么为人所知。查尔斯·德雷格(Charles H.Drage)的《龙廷侍者——包腊、包罗父子传记》(Servants of the Dragon Throne:Being the Lives of Edward and Cecil Bowra)是仅有的一部相关专著。在国内，也只有数篇研究包腊与《红楼梦》英译本的文章。本文将以包氏家族史料②为基础，结合运用《龙廷侍者》及其他相关的中国近代海关史文献和研究成果，着重对包腊参与晚清中国外交活动做一概述和细致分析。海关介入晚清中国对外关系在世界外交史上实属独特现象。除了总税务司大搞“业余外交”外，海关其他中高层洋员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国外交。本文试图通过包腊的外交活动，从微观角度展示近代海关如何介入晚清中国外交，为什么介入，发挥怎么样的作用，如何评价海关洋员介入中国外交问题，从而进一步说明在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下海关参与中国对外关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一、近代海关在中国外交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同意设立的近代海关(也称洋关或新关)，学界普遍认为是西方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扩张的工具，尤其是英帝国在中国巩固其势力范围的“前哨”、“基石”和“影子”。除了关税和贸易外，近代海关的权力和影响远远超越经贸领域。关于近代海关特别是总税务司从事“业余外交”，中外相关领域学者都颇为关注，也颇有争议，且中外看法泾渭分明。中国学者大多否定海关的“业余外交”作用，认为是总税务司干涉中国外交事务，具有侵略性。以汪敬虞和陈诗启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强调，总税务司如赫德本身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狡猾的殖民者，他大搞“业余外交”，“迫不及待地打进清政府外交领域”，千方百计垄断清政府的对外交涉，借以控制大清王朝的命运，这一结果不但没有改善清政府的外交地位，反而牺牲中国权益，甚至成为争夺英国权益、扩大总税务司权力、维护满族利益的工具，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可以说，总税务司一切外交活动的后果都是把独立自主的中国变成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地。[1]但外国学者如马士、布鲁纳、费正清、司马富和魏尔特等学者则肯定，赫德是“中国坚定不渝的朋友”，他领导的近代中国海关涉足中国外交事务具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是近代中国“共治”模式的典范。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如孙修福、葛松、邱克、王宏斌等对此问题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更加理性地看待近代海关和总税务司在中国外交中作用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笔者认为，应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和分析近代海关或税务司参与中国外交这一问题。一是“业余外交”产生的“情势”。19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剧变。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逼迫下，中国不得不开放沿海口岸，通商贸易，外国人大量涌入，关口管理混乱，走私猖獗。在上海，1854年英美税务管理委员会在小刀会起义混乱中已经接管了江海关夷税征收权。与此同时，在中国对外关系上，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正试图强行以西方条约制度取代中国传统的朝贡制度。两次鸦片战争表明，这一进程已难以抵挡。这种情势迫使清政府不能不以新方式处理通商口岸的洋人事务。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英美法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同意任用英美法人“帮办”中国海关税务等事项，由此逐渐导致了近代海关——一个“国际官厅”的建立。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指出的，“没有受不平等条约支撑与炮舰外交庇护下的外国势力在中国存在并享有特权，清帝国海关就不会诞生，也不会一直延续到中华民国时期。”[2]中国近代海关的国际“共治”(collegiality)模式和性质，决定了海关本身就是中外交涉的一个特殊渠道，而且是近代中国在衰落过程中与西方列强之间权力和利益博弈的一个焦点。因此，近代海关从事“业余外交”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正是当时“强权政治”的产物，“弱国无外交”的体现。如果从此国际情势层面来看，近代海关参与晚清中国外交事务，在本质上是有利于西方列强作为对华侵略扩张的工具。 二是清政府应对“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主动采取的理性选择，旨在“以夷制夷”。清政府将“洋关”置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监管下，赋予了这一机构某种对外交涉的功能，但同时又力图统辖和节制“洋关”。在清政府看来，“洋关”及其总税务司的“业余外交”必须符合其统治政权和国家的利益。因此，没有清帝和总理衙门的信任和认可，海关及其高级洋员不可能开展“业余外交”活动，而任何试图凌驾于清政府权力和利益之上的“业余外交”大多徒劳无效。李泰国咄咄逼人的“李—阿舰队计划”遭到失败，而其本人的总税务司职务最终遭到罢免，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应该说，海关作为晚清的一个“共治”行政机构，首先代表着清政府和中国的国家利益，“业余外交”的出发点要为大清王朝和中国利益服务，但最终的结果往往不以海关或税务司的意志转移，也不以清政府的意志转移，而是取决于中外关系权力和利益的博弈。同样重要的是，清政府允许“洋关”涉足中国外交事务，实际上是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中做出的最有利的选择。清政府既不谙与西方列强沟通和交涉之道，又不能独立自主掌控通商口岸，更不能抗衡强大的西方列强入侵。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看到了“洋关”协助办理中外交涉事宜的好处：不但帮助清政府处理了对外国列强的赔款问题，而且帮助清政府对通商口岸洋人和税务实行了有效控制和管理，为清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加强了中央集权，还帮助中国与咄咄逼人的西方列强打交道，得到欧美政府的认可和支持，缓解了列强的强势压力。尤其在1895年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政府对海关和总税务司中间作用的依赖更加严重，国家主权实际上无从维护。 三是由于得到清政府官员的信赖和认可，总税务司及其他海关中高级洋员才得以施展其外交才能。他们参与业余外交的动机和目的是复杂的，但明显具有对中国有利和友好的一面，为朝廷办事也都十分卖力。赫德及其属下税务司都有着典型的“食其禄者忠其事”特征。赫德认为，既然海关是中国而非外国的行政机构，海关职员的精神和职责就应该为“中国福祉”谋利，力戒损害中国人的尊严和利益。他以身作则，并作了明文规定(1864年第8号通令)，要求下属一应遵循。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海关外籍税务司多怀有希望中国开放、“进步”，密切与西方国家友好关系的友善愿望，而且他们越是了解中国，越能从中国人角度看问题，并没有故意破坏中国主权，奴役中国或丑化中国人的想法。因此，在洋人界看来，他们是“中国的朋友”，而他们本身也都自认为是中国“忠实的公仆”。诚然，他们的外籍身份可能使他们成为某一外国的利益维护者或代理人，但从很多个体事件以及个体的主观意识来看，海关洋员参与中国外交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包腊参与晚清中国外交活动也许可对此作一注解。 二、作为中国近代海关洋员的包腊 包腊，生于英国肯特郡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1863年5月，他受中国近代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之聘请来到中国，从四等帮办做起，先后在津海关(天津)、江海关(上海)、粤海关(广州)和浙海关(宁波)任职，经过9年的勤奋努力，③得到第二任总税务司赫德的赏识和器重，1872年升任为粤海关税务司，1873年担任维也纳世博会中国展的“帝国海关委员会”总负责。1874年10月因劳累过度，在英国休假时病逝。 不同于外交官、传教士或商人，包腊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供职，只缘于一个无奈的经济原因——生活拮据。包腊的家族虽然古老，但已家道中落，父亲没有固定职业和收入，热衷于发明创造，却始终一事无成。包腊年少时就“跟着父亲数度辗转，体味了家境的起起落落。他在英国各地就读过好几所学校”。[3]他因勤奋、聪颖，最终考入了伦敦城市学院。1859年毕业后，他参加了伦敦公务员考试，成为6名入选者之一，担任英国伦敦海关税务司的秘书，但工作不到一年，便投身到支持意大利加里波第自由统一运动中，放弃了衣食无忧的公务员职务。他回国后一直失业，还欠下哈里特公司(Hallett & Co.)200英镑、尼科尔斯及科布公司(Nicholls & Cobb)50英镑的债务。1863年2月1日，包腊在一次上流社会朋友的晚宴上偶然认识了李泰国，恰逢这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到伦敦招募雇员，两人交谈甚欢。李泰国的高谈阔论，使包腊对东方异域充满了神往，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海关洋员的高薪回报具有巨大的吸引力。2月3日，李泰国的秘书金登干发函邀请包腊面试。2月7日面试不到5分钟，第二天包腊便收到了李泰国的正式聘书，承诺年薪400英镑，并令他3月底前往中国。包腊到达中国后不久(5月)，在上海见到了时任署理总税务司的赫德。他十分羡慕一个只比自己年长6岁的同辈，竟然已经身居要职，年薪4000英镑，从此下决心以赫德为榜样，发奋图强，“总有一天我将坐上他的宝座”。[4]此外，包腊有着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孝顺父母的思想。除了偿还债务之外，他还把每年攒下的100英镑寄回英国老家，改善父母的生活。于是，争取不断升职加薪，成为包腊在中国海关勤奋学习和工作的最大动力。 包腊作为中国近代海关洋员，具有该群体一些共同特点：恪尽职守，勤奋刻苦，精通中文，熟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风土人情，能欣赏中国人的优秀品德，也能看透中国人的丑陋性。包腊初到中国就特别重视中文学习，不仅是因为总税务司的要求，还出于功利思想。他认为李泰国和赫德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名利双收，主要归因于他们熟练地掌握中文。但日后他逐渐从内心喜欢上中文以及中国的历史和文学，立志当个汉学家。包腊翻译的《红楼梦》前八回英译本以及撰写的《广东史》其中五章分别在《中国杂志》(China Magazine)和《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上发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如他的朋友后来对他的评价：“他对中华帝国一切珍贵而高尚的东西，她的历史和文学，怀有敬意。”[5] 包腊作为中国近代海关洋员参与了1866年斌椿使团出访欧洲和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中国展。这两次外交活动在中国外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前者是中国政府首次遣使访欧，而后者则是中国政府首次正式参加“万国博览会”。包腊因为参与了这两次重要的中国外交活动而声名鹊起，身后也留名青史。 三、包腊与1866年的斌椿使团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终于认识到，来自“泰西”的“外夷”实为“平等敌国”，不能待之如“藩属”或“臣邦”，传统的外交方式已不能“御夷”。因此清政府被迫屈从于西方列强，开放了沿海口岸贸易，并同意四个西方有约国的公使进驻北京。与此同时，清政府还进一步认识到，要“羁縻”西方列强，必须“借法自强”，即“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在中国目睹并经受太平天国运动等内乱后，也认识到为维护自身在华利益，有必要保全清政府的统治和中国的“自主权”，因此一致支持美国倡导的“合作政策”，以“公正的外交”取代“武力外交”，从而推动中国的改革、“进步”。在这个大背景下，1861-1895年间中外关系处于某种“合作”状态。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配合”下，开始实行西式外交，举办洋务。斌椿使团和维也纳世博会正是该时期西式外交和洋务运动的产物。其中，中国近代海关及其总税务司赫德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1866年斌椿使团出访欧洲之事，最初是赫德的建议，在获得恭亲王奏请同治皇帝恩准后，整个行程都由赫德精心设计，使团出访的经费也完全由赫德掌管的帝国海关负责，因此包腊出任斌椿使团的译官和协理(实为使团的领队)，自然也是赫德的选择和决定。魏尔特(Stanley F.Wright)在《赫德与中国海关》称：“负责照管这个代表团的人事和安排旅行事宜的包腊先生是当时海关总署最能干的税务司之一”，[6]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当时的包腊仅是粤海关刚转正的通事，二等帮办。赫德重用包腊，主要是因为包腊在总司署的见习通译进修班里勤奋刻苦，做事认真，能力出众。赫德把自己直接管辖、专为海关洋员开办的这个汉语进修班看做是培养海关高级人才的摇篮，因而对进修班的学员了如指掌，因才施用。根据赫德日记的记载，与包腊同一期进修(1864、9-1865、8)的6名学员成绩分别为：满分200分，葛德立(William Cartwright)，162分；包腊，126分；康发达(F.Kleinwachter)，99分；德善(E.de Champs)，94分；哈密尔顿，21分；道蒂，14分。[7]赫德最喜爱的无疑是成绩最佳而且他认为学习“最敏捷”的葛德立。他把葛德立留在了总司署当秘书，任总税务司录事。包腊成为赫德要委以重任的第二个优秀学员。在赫德设想中，中国第一个官方使团出访考察欧洲，预期要达到八个外交目标，④因此其使命非同一般，而负责落实使团使命的领队，其责任显然十分重大。赫德挑选了包腊来承担这样的重任，并派遣德善为其副手。正如《龙廷侍者》作者所评论的：“无论是语言能力、办事能力还是社交能力——使他成为得以胜任如此重大职责的不二人选。”[8] 关于斌椿使团游历欧洲有约国之经过，国人从斌椿的《乘槎笔记》和张德彝的《航海述奇》的详细记载中已大致清楚。但关于西人对斌椿使团的反应以及包腊在使团中的重要作用，人们实际上不甚了解。斌椿曰：各国使臣“知有差赴外国之行，举欣欣然有喜色”。[9]事实上，并非如此轻松。包腊跟斌椿、张德彝一样，习惯于书写日记，因此他的日记可以使我们更全面了解斌椿使团出访欧洲的实情。 斌椿使团出发前，在华洋人已开始对“老态龙钟”的三品专使及四名“少不更事”的随员大肆抨击，对清政府派遣低级别使团出访欧洲深表不满，认为西方列强接待地位低下的外交使团有损欧洲国家的威望和尊严。欧洲驻京外交官也十分失望，毫无“喜色”，认为清政府并未改变“唯我独尊”心态，但仍希望这“无足轻重”的使团成为中国迈向遣使西方并改善与欧洲国家关系的第一步。在此压力下，使团的成败，对于使团的设计师和推动者赫德来说意义重大。赫德认定“我的船就是斌椿”，要完成计划和达到目标，无论如何都要使这艘船“继续前行”。[10] 包腊是斌椿使团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是因为使团到了欧洲后，赫德便返回老家爱尔兰阿尔斯特(Ulster)休假，超然地把整个使团交由包腊和德善负责，而在访问法英之后，德善也休假，因此使团在欧洲各国游历半年的大部分责任由包腊一人承担。二是尽管使团的整体计划和重大活动主要由赫德定夺，但在游历过程中，包腊却有很大的主导权，使团的政治、外交和社会活动的成效，取决于包腊的安排、引导和翻译。作为敬业的中国海关雇员，包腊在带领中国使团游历欧洲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出“食其禄者忠其事”的品德。他尽心尽责地协助斌椿使团完成出使任务，处处维护中国使团的形象，不能容忍法国人对中国认识的无知，更不能容忍一些英国人对中国使团和赫德的抨击，力求让中国使团给欧洲各国政府留下美好印象。除了在法国，包腊负责在欧洲各国的官方场合为斌椿“译其语而通之”。经过他出色的翻译，欧洲各国政府首脑和官员无不感觉斌椿应答得体，不失礼仪，甚为斌椿的言辞欢欣鼓舞，都表示愿与中国修好。在荷兰和瑞典，他尽其所能地帮助斌椿把即兴赋作的诗词译成英文，赠予国王，令“王见之喜甚”，或者“刻为新闻纸，传扬各国”，使当地宣传媒体开始对斌椿使团予以更多的关注和作正面的评价。包腊对斌椿和其他随员日常生活的关照也无微不至。斌椿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喜爱文艺，故此包腊充分满足其爱好，每到一国几乎每晚都安排斌椿观看各国戏剧、舞蹈、马戏、杂技、烟花等表演。对于年轻好奇的凤仪、德彝、彦慧和广英，除了让他们见识西方先进的工业科技外，包腊还细心安排他们参加各种欧式交际娱乐。他在自己父母家里组织了一次轻松愉快的家庭聚会，使他们有机会结识包括其姐包婀娜(Annabella Bowra)在内的普通英国姑娘，给张德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德彝称：她们“皆雅丽绝伦”，“座中女子，以包婀娜最为精巧，以陶木森⑤最为温雅”，他们一起“互相跳舞，鼓琴作歌，乐甚”。⑥从斌椿和张德彝的著述来看，他们的欧洲之行不但对西方的认知收获丰厚，而且对此次游历的整体回忆也颇为愉快。这意味着包腊帮助赫德实现了八个目标中的四个。 然而，当时的包腊毕竟是初出茅庐的英国人，他的思想观念无疑是英国的。他认同西方列强推动中国改变“自我中心”的封闭态度和政策。在英国伯明翰访问时，他曾以中国使团成员身份声言：“[斌椿]专员的到访将预示着中国开始奉行新政策，预示着长期以来的孤立和排外时代一去不复返。”[11]包腊还热切希望中国政府高官能全面而充分地欣赏西方的物质文明，尤其是英国的繁荣富强。因此，他对斌椿只沉迷于文化艺术而逃避各种政治、外交和观光活动深感不满，对“斌大人”摆架子、发脾气颇为反感，以至不时地写信给赫德，抱怨斌椿“自私自利，自高自大”。[12]包腊忘记了总税务司1864年第8号通令的谆谆教导：“首先要清楚且须常牢记在心的是，海关税务司署是一个中国而非外国的行政机构。既然如此，每一个职员的本分就是，在对待中国官民时，必须操行得当，避免冒犯他们或使他们产生敌意”；[13]他也忘记了赫德在行程中特别强调在礼节方面要尽可能多给斌椿面子的提醒。[14]这造成了他跟斌椿之间关系的不和，他的日记充满了对斌椿的冷嘲热讽。斌椿的不满往往是公然发脾气，甚至威胁要中断行程，最终果真下令提前回国，取消原定访问美国的计划。这一结果无疑令赫德的总体计划受挫，虽然不能完全归咎于包腊，但赫德对包腊的处事能力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觉得包腊过于自命不凡。赫德质疑斌椿不合作的差错难以归咎于斌椿一方，因为“斌椿和我在一起总是极其愉快，显示他是一个十分明智的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既不能充分信赖B[包腊]先生和De C[德善]先生的温和性情和判断力，也不能充分信赖他们两人处事机敏”，“我认为不论在需要最普通常识还是需要机智的地方，他们都不合适：他们既不能见机知微，也不会随机应变。”[15]赫德对包腊处事能力的不信任，给包腊本人带来了负面的后果。当斌椿使团回到中国后，赫德把包腊“打回原形”，让他在粤海关继续担任二等帮办，一年内都没有给予他任何职务提拔或薪水提高的回报。对包腊更大的心理打击是，1868年当赫德再次推动清政府派遣正式外交使团——蒲安臣使团出访欧美时，赫德舍弃了包腊，改派自己的同龄好友、英国驻华公使馆中文助理秘书柏卓安(Mcleavy Brown)作为协理和英文译官，德善则仍然出任助理和法文译官，而且赫德安排使团出访的第一站便是美国。 四、包腊与1873年的维也纳世博会 时至1873年，包腊的心智已渐成熟。作为署理税务司，他对粤海关的管理有声有色，与在粤洋商、外国驻粤领事、海关内的洋员和华员都保持着甚为友好的关系，并深得广东文武官员的信任，时常成为两广总督的“座上客”。他也在遏制走私贩毒方面同港英政府和澳葡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作为在广东权力最大的洋人，他经常出面接待到访的西方各国将军、舰队司令、外交特使和主教等显要人物，招待规格隆重体面，得到西方外交界好评。同时，他对中国的认识和感情也较前深入。经过著名汉学家梅辉立(W.F.Mayer)的指教，他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和植物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沉浸于对宋朝忠臣文天祥的研究。因此，赫德对包腊已经刮目相看，认可了包腊的“聪明才智”，表扬他具有多种优秀品质。1872年10月赫德晋升他为粤海关税务司。又由于包腊为海关筹备参加维也纳世博会积极进言献策，得到赫德的赞赏和采纳，⑦于是赫德决定任命包腊为世博会中国展的“帝国海关委员会”总负责，再次把中国对西方外交的又一重任交给包腊。 清政府其实于1870年9月已答应奥匈帝国参加维也纳“各国各项物件公会”，并饬请国内工商界参与，但直到1872年6月工商界都反应冷淡，并没有出现政府期望的“鼓舞乐从”之势，故此清政府准备以“有许多碍难之处”为由打退堂鼓。但鉴于奥地利驻华公使馆代办嘉理治男爵(Baron Calice)盛情邀请，一再强调“该公会明显有敦厚天下各国彼此和平相睦之意”，⑧总理衙门只好将此项对外事务交由赫德迅速妥善处理，而赫德也认为中国不应缺席“如此有趣的”国际交流活动，[16]故积极承担。国内学者关于中国参加维也纳世博会的记述和研究不多，注意包腊作用的更少。詹庆华提到：“包腊携带了一些中国商品在维也纳赛会上展销，在世界贸易工商贸易界发生了一定的影响。”[17]事实上，包腊在维也纳世博会的作用，不仅仅是携带一些中国商品在博览会上展销那么简单。无论从包腊的日记、包腊传记及魏尔特的研究，还是从包腊最后获奖情况来看，包腊所付出的心血和做出的贡献都是颇为突出的。 首先，在甄选和验收展品方面，包腊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在一个多月内高效地完成了任务。1872年8月至1873年7月，赫德为维也纳世博会共发布了9号总税务司通令，指导海关的筹备和组织工作。[18]按照维也纳世博会的章程，赫德强调了“展示中国十年的世界贸易状况”主题，要求14个通商口岸在4个月内征集具有代表性的进出口产品和当地特色的产品，并对样品的分类和报告的制作做了详细的指示。因此，包腊是在赫德规定的总原则下甄选和验收各口岸的展品的。1872年11月底到1873年1月初期间，他马不停蹄地走访了11个口岸，亲自征集和挑选各口岸推介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商品，尽量突出商业特色。但他也“自作主张，增加了选送物品种类，如家具、珠宝、银器、瓷釉器皿和漆器：还有帽盒、宁波儿塔(义塔)模型、诸如动物脂油、虫蜡、靛青之类的原材料，以及‘酷刑器具’”。[19]由于包腊人缘好，他在各口岸的中外朋友纷纷向他提供私人的珍贵收藏，其中包括九江海关税务司葛显礼(Henry C.J.Kopsche)珍藏的一整套江西现代陶瓷产品以及英国博物学家、时任英国驻宁波领事郇和(Robert Swinhoe)从海南岛搜集而来的动物标本。他本身也拿出了自己收藏的中国木雕作品。包腊挑选的展品总体来说代表了中国的工艺水平、产品类别、工业门类和贸易情况以及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状况，有助于世界更完整地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欣赏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尽管有些展品反映了中国人的丑陋习俗，但具有社会和文化的真实性。中国展品最终在世博会上获得了西方各国的好评。 其次，包腊精心编写了题为《适销于英国市场的中国产品》的最终报告，以此作为《1873年维也纳国际博览会中国海关各口岸征集展品目录册》。他的报告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不含欧美产品的“进口产品”，第二部分是“出口产品”，第三部分是“沿海贸易商品”，第四部分是“土特产”。在最后一部分里，包腊特别表达了对中国工商界的敬意，写道：“他们具有出众的敏锐眼光，讲求实际，只要是有益于他们的利益，一点都不反对变革。他们富于理性，不拘泥于阶层的偏见，没有不能容忍的宗教偏爱。”[20]包腊的报告被部分地收录到《187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之官方目录册》里。该目录册最后有16页是专门介绍突尼斯、波斯、暹罗、中国、日本和夏威夷的展品，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就占了8页，[21]可见中国展品数量之多，地位之重，超越其他亚洲国家。 再者，由汉南(Charles Hannen)、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杜德维(Edward B.Drew)、包腊、葛德立等组成的中国税务司代表团，于10月18日在维也纳歌剧院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音乐招待会，1400多名奥匈皇室成员、欧洲王公贵族、外交使团和社会名流出席了招待会。由于除包腊外，其他4人尚未结婚成家，而且从未经历过欧洲上流社交活动，因此这么大规模、高规格的招待会实际上由包腊夫妻组织、安排和领衔。音乐招待会获得了巨大成功，当地媒体对中国海关税务司举办的音乐招待会给予了高度评价，由此对中国展产生了积极效应。世博会初期，参观者对中国区的印象和好感远不及日本区。8月2日波斯皇帝参观亚洲国家展区时，两度进入与中国区相邻的日本区；而在欧美影响广泛的英国《泰晤士报》也在夸耀一番日本馆后表达了对中国区的失望。但招待会之后，参观中国展区的欧洲各国达官贵人络绎不绝，反响热烈，交口称赞。英国玛丽公主也慕名前来参观中国展，夸奖中国纸扇的精美。一些欧洲媒体开始详细介绍中国展区，并夸奖赫德为让世界了解中国而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而且取得了圆满成果。为表彰中国税务司代表团对维也纳世博会的贡献，11月5日，奥匈皇帝向包腊和汉南颁发了“铁王冠”最高荣誉勋章，其他三人则从嘉理治那里获得了“弗朗茨·约瑟夫”荣誉勋章。[22] 虽然参与维也纳世博会的中国代表团没有一个中国人，以致在中国国内几无影响，但由于包腊及其他海关外籍税务司的努力，使得中国第一次正式参展就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达到了展现中国经济和文化、密切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效果。赫德无疑对包腊在维也纳出色地组织中国展而感到满意。他在1874年12月21日总税务司第35号通令里正式肯定了中国税务司们的贡献，并表示“非常高兴”。⑨然而，未等赫德奖赏和重用，包腊便已英年早逝。赫德最终以关照其子包罗(Cecil Arthur Verner Bowra)进入中国海关方式，给予了包腊回报。 1861-1895年间中外关系处于某种“合作”状态。中国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配合”下，开始实行西式外交，举办洋务。1866年的斌椿使团和1873年的维也纳世博会正是这一时期西式外交和洋务运动的产物。对此，中国近代海关及其总税务司赫德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赫德的安排和指导下，作为海关洋员的包腊参与了中国这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外交活动。 相对于赫德，包腊无疑是“小人物”，但赫德的重大目标和计划需要他的属下如包腊等“小人物”来辅助实现。因此，海关中高级洋员参与晚清中国外交，尽管没有决策权，但在具体事件中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从包腊参与中国两次重大外交活动来看，其动机和目的对中国是友好的，在参与过程中他都尽心尽责，不遗余力，最终也达到了促进中西相互了解、改善关系的效果。就此，我们很难一概而论地认为海关洋员必然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和代言人”。 ①目前为止，只有李爱丽的《晚清美籍税务司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较集中地探讨了部分海关洋员个体的事迹及其在近代中外关系中的作用。 ②英国Adam Matthew公司出版的“海外收藏的中国近代史珍稀史料文献库”(China:Trade，Politics and Culture,1793-1980)较完整地收录了有关包腊家族的档案文献。 ③一般海关洋员需要至少10来年才能从供事升职为税务司。1890年7月24日赫德给金登干的信件里提到：“现在职员必须工作多年后才能晋升下一个级别；那些1863—8年之间入职的，现在已排到前列，但即使已经排到前列的，也只能做到代理[税务司]职务。”转引自Mary Tiffen,Friends of Sir Robert Hart,Crewkerne:Tiffania Books,2012,p.146。 ④这八个目标是：促成中国政府派遣官员去欧洲；让欧洲各国政府接受这些官员，并善待之；促使欧洲人对中国人有好感，并有更大的兴趣：使中国官员带着对外国的愉快回忆回国；使斌椿回到中国后升任外务部长；使中国政府在他的帮助下正确认识西方的科学技术；劝导中国政府遣使出国；在中国与其他国家间建立切合实际、基于理性的友谊。详见[英]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赫德日记(1863-1866)》(上)，陆琢成等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12-513页。 ⑤即Miss Thompson，后来嫁给英国驻马尼拉副领事Mr.Spencer，1871年曾到广州探望包腊。 ⑥张德彝：《航海述奇》，第89-90页。他再访欧洲时还特意探望过包婀娜，与包腊家结下了深厚友谊。包罗在北京任总理文案时也看望过他。 ⑦见1872年10月7日赫德致包腊函，自Cecil A.V.Bowra,Memorial of the Bowra Family Part Ⅱ:Edward C.M.Bowra,His life in China and Elsewhere，p.25，PPMS 69 Bowra Item 18；关于包腊向赫德提出的建议，详见总税务司通令No.8 of 1872,7[th] October,1872，广东省档案馆馆藏《外文资料》全宗，案卷号765。 ⑧详情参见《为拟三年后在本国设立各国各项物件公会所请饬将精奇之物运往比较事》(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及《为详陈备办各国各项物件公会情形并深望贵国扶助事》(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第1卷，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第1-28页。 ⑨详见总税务司通令No.35 of 1872,21[st] December,1874，广东省档案馆馆藏《外文资料》全宗，案卷号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