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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凡”和“羊”移民传说研究
——以巫山墓碑为切入点
黄权生1，叶明奉2
(1.三峡大学 水文化研究所，湖北 宜昌 443002；2.重庆巫山中学，重庆 巫山 404700)
摘 要： 其一，元明和明清鼎革之际，在三峡宜昌到巫山沿线，有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称之为“调凡”的说法。秭归乐平里黄氏移民西迁巫山后，移民后裔有返回乐平里重修祖墓的碑刻，体现了移民“调凡”的中转性和移民与祖籍地的联系性。其二，通过墓碑，可以窥探吴三桂占领巫山，巫山当地民众对吴三桂的态度。其三，在明清“调凡”移民迁徙中，巫山形成了新的地方文化，而巫山“羊”的传说，就是“调凡”移民后裔利用和占有盐业资源的移民文化表现之一。
关键词： “调凡”；“羊”传说；巫山；墓碑；移民文化
1993年到1996年期间，本文作者之一叶明奉作为巫山中学语文教师，利用业余时间，走乡串户，跋山涉水，不畏艰险，在杂草丛生的荒坟野墓中抄录或拓印墓碑；并将所经历面授给高中学生，其中黄权生就是受益最大的学生。二十余年过去了，仅从文献而言，以碑刻资料研究巫山“湖广填四川”的成果鲜见。本文以巫山及其周边墓碑为主体资料，讨论“湖广填四川”的中转“调凡”问题，并以此讨论一个县域移民文化的差异和移民文化建构问题。
一、“调凡”：“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诸多移民从鄂西经巫山入川。湖南零陵县萧氏于康熙四十四年“挈眷谐行，逾巫山，涉岷江(长江)，风雨劳瘁不堪言状”，后来才到达四川武胜、合川一带。四川王氏“阅巫山，渡巫峡，历夔关，两岸猿声酸他乡之客，轻舟重波惊失路之人，早行夜宿，一步一趋”[1]，才到达四川简阳。宜昌市、夷陵区、秭归和巴东县以及巫山县，将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称之为“调凡”。如《夷陵姓氏大观》记载：“朝廷颁诏移民：‘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民间称‘调凡’。”[2]377目前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魏源《湖广水利论》载：“当明之际，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3]
在川楚之交之地，出现“调凡”不是偶然的。如宜昌小峰陈代坡：“相传‘调凡’时，剩下了一户姓陈的在此传了后代，故名陈代坡。”[4]159宜昌小峰财逢坪：“相传过去‘调凡’时，有一个人在此坪里发了财，故名财逢坪。”[4]159宜昌上洋公社(乡)二户坪：“相传古代从江西‘调凡’过来时，此坪只住有两户人家，故名二户坪。”[4]109江浙、安徽、福建、江西移民溯江而上，当到了宜昌府，马上进入四川或土司所管辖的武陵地区，自然要办一个通关手续，这种通关手续的办理，主要在夷陵州和归州。于是在这里便形成了“调凡”的传说。在移民运动中，宜昌府及其所辖州县(尤其归州)俨然成为入川或进入武陵最后确认的查验关口。事实上这种中转站是确实存在的。
2015年7月18日上午，笔者抄录秭归县屈原乡乐平里下石爬《黄氏墓碑》 “皇清待赠/浩曾祖考黄词/妣向氏/字达天老大/孺人墓”，该碑记载：
自承遗业以来，世居秭归郡三闾。所生曾祖公名词，词生心灵，灵生士维、士纶、士贤、士器。士纶、士器移居西蜀，落业巫山，迄今川湖两地生齿日繁，人文日盛。恐世远年凐，派演难一，故各捐赀财重修茔墓。俾后裔咸知木本水源之自，祖德宗功之恩……乾隆四十六年岁次辛丑十一月二十八日巫山县儒学生员黄文宪沐手敬书。
巫山黄士纶和黄士器是通过秭归乐平里中转入川的，秭归乐平里墓碑“移居西蜀，落业巫山”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但移民返回中转地“捐赀财重修茔墓”，在墓碑资料中十分罕见。在这里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调凡”墓碑案例。该碑可以作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重要文献碑刻给予保护。在鄂西民间“调凡”是有移民机构协调此事，在今宜昌市是否存在一个管理当时移民入川的机构，学术界没有研究。
该人严沛霖读过书，只是没有考上，因而在家主持经营，在家以孝治家，在外以德待人。最具影响力的是三件事：捐财以振学校，据恶以安善良，敷惠以周邻里。这些行为对当阳民风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是地方精英士绅管理地方的具体表现。故一个五品官员为其作铭，认为只要如雨润这样士绅治理地方一乡一邑后，到处多这样士绅，则天下可治，社会太平。2015年5月23日严品元和笔者一起砍荆棘，爬坡上坎并一起释读碑文，《皇清待诰宜人故祖妣严母廖老孺人墓(雨润之母)》墓铭曰：
朱元璋称帝，不少姓朱的攀亲认祖，纷纷出来协助朱氏管理地方事务，形成地方上的二衙门，一时遍布县城、集镇。这些二衙门便称为“朱氏巷”，或“朱氏坊”“朱氏街”“都司街”。今宜昌市点军区的朱市街，也应是在“湖广填四川”过程中，移民由夷陵州去四川的签证之处[2]13。
宜昌“朱市街”是否是“湖广填四川”移民由今宜昌去四川的签证之处，无法考证，但移民从鄂西经过川东中转入川东是不争的事实。“户帖”是移民迁徙过程中的通关文牒。如《明史·食货》记载：“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6]笔者家传民国二十四年江夏堂重修《黄氏族谱·序》记载：
黄氏先公立乾所生春辉，辉生九子……原籍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瓦子岗大堰口万仞岩人，自大明洪武三年，天下大乱，红军作耗，民不安生，迨至六年大定，始奏川陕人民余烬俱无，遵奉圣旨，移民填籍。弟兄商议恐难聚首，特将乡贯书立九纸，对天盟誓，永不悖宗。各领一据寻地落业(传一口鼎锅打碎九块，各领一块为凭)。大房黄龙落业于夔州府巫山县罗门坎上。二房黄峰落业于大宁州鱼化县尹引驲水口、后至宣德十年尹引驲改为大昌县、大宁州改为大宁县、鱼化灭息无踪。三房黄虎落业于建始县大水田。四房黄凤落业于奉节县上保、五房黄薹落业于荆州府江宁(陵)县筲箕洼。六房黄雄落业于夷陵州红花套。七房黄翡落业于重庆府忠州香水溪。八房黄琳落业于夔州府梁山县扦担坝。九房黄鼎落业于重庆府巴县康村坝。洪武六年五月十四日分手各散，以至于今。
该谱黄氏先祖九人“遵奉圣旨”，各拿九纸“乡贯书”“户帖”迁徙，九子显然是到了荆州和宜昌开始分手迁居各地的，其中就有留居荆州和宜昌的儿子。荆州和宜昌为入川的通道，移民在此办理手续后，余下七子，便继续迁徙。结合“调凡”传说，宜昌府的归州和峡(夷陵)州为移民四川和进入武陵地区的中转站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大房黄龙和二房黄峰首先落业于夔州府巫山县罗门坎上，二房黄峰沿着大宁河向北再迁，最后在巫山背靠神农架的起阳、平河等地繁衍，与黄氏二房一支同落业巫山县起阳和平河乡的有沈、陶、杨、石、刘、黄、李、袁、张、王十大姓，均为明代迁入，而以黄姓人口为最。大房黄龙继续在县城附近发展，据大房后裔讲述，明清当地黄姓人口占了大半，巫山城占了整个东半头，被叫“黄半头”，但也说明当时巫山黄姓人口众多，大量的黄氏人口由巫山继续中转，向西或向北继续迁徙。例如2019年2月从巫山起阳乡迁到骡坪地区的黄氏后裔到巫山起阳村寻根，由此可见明清移民一直在迁徙和流动中，而整个鄂西和川东成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中转之地，一些地方称之为“调凡”。
旅游小镇发展模式按核心驱动要素标准，旅游小镇可细分为旅游资源主导型、旅游接待型、特殊行业依托型[5]。武陵山场镇主要基于武陵山大裂谷景区发展特色旅游小镇，因此定为旅游接待型发展模式。
临近小峰乡东侧同属黄柏河流域的分乡乡王公山地名记载：“因此山原有黄姓宗族公田，黄姓因移民入四川后，山上公田转为江西移来的王姓宗族所有，故名王公山。”[7]而临近小峰乡西侧宜昌莲沱鸡母冲地名有：“传说过去调凡(即移民)时，有一家在此落户，邻居送他一只母鸡，他为感恩将此村起名鸡母冲。”因“调凡”而来的地名在鄂西比较多，而小峰乡是笔者所考察的唯一将“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直接串起来的地方，宜昌小峰既是移民迁入地，也是迁出地，更是川楚移民故事交汇之地。笔者遍查湖北地名志，唯有鄂西宜昌有“调凡”地名，而其他地方虽有“调凡”说法，独独宜昌及其周边地区形成这种地名，是宜昌地处川楚交界，即使入川通道，也是进入武陵民族走廊的通道，“湖广填四川”的地名信息非常丰富，“调凡”地名也是不同地域，各个地方因为在移民运动处于不同区位、扮演和发挥不同角色造成的。宜昌晓峰乡王道起2007年(时年92岁)讲述的“调凡”故事则带有神话色彩。王道起讲到：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一共有八章，可根据各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将这八章的内容整合为五个教学模块。绪论部分单独构成大学生的新生适应这一教学模块，第一章、第二章共同构成大学生的理想教学模块，第三章单独构成大学生的人生观教学模块，第四章单独构成大学生的道德修养教学模块，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共同构成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教学模块。将理论教学整合为这五大模块后，实践教学可设计与之相对应的教学项目。如第一模块可以设计重塑自我、放飞梦想演讲比赛，第二模块可设计激情唱响励志歌曲大赛，第三模块可设计人生的价值辩论大赛，第四模块可设计随手拍——寻找身边的道德模范摄影大赛，第五模块可设计以案说法—法律情景剧大赛。
宜昌小峰乡2004年编《王氏族谱》“王家奶子山一脉”记载：“明洪武年间，四川洪水死人甚众，明太祖为耕种四川，实行移民，湖北人迁移四川，江西人迁移湖北，这就是‘江西填湖北，湖北填四川’的传说”。在笔者看来，“调凡”涉及到一个移民成本和中转问题，当朝代更迭，还涉及到人口再迁徙问题。故宜昌和巫山“调凡”是移民史重大一个学术问题，值得学界未来探究。
二、明清鼎革之际：巫山人口遗存
当阳堡，县东北，抵房县前后空口。两路堡，县东北，抵大宁、陕西界。金灯堡，县北。幸家村、黎家村、跳石村、横石村、青山村、龙村、泗瀼村、匡家村、赵家村、郁家村、张家村。以上各村，自明季兵燹后，村舍邱墟，土著寥寥，人民多自他省迁来，地名随变易[8]13-14。
公诞于万历之壬午岁，其逝也于崇祯之癸酉岁，享年六十有二。初娶名媛冉氏生子星临，临生子锦绣。(公)继得良匹魏氏，生子星焕，焕生子尔章、尔彦。公之为人，赋性醇厚，持行端庄，少与家大人同学于吾祖之门，吾祖每称其颖异过人，人为凤池客，其博学笃志，蜚声秧圃者有曰矣。第浪有其才，而吾其遇，仅以子衿终老。跡其生平，事亲老，是事九敬处有信，教子正其于族堂也。无傲言，无历色，种之芳规，难以莽逑。诚先辈云之典型，淩生之议，则也是以天眷其德，不使颠倒于干戈戒马之场而卒，虽功名富贵烟。一世者，能如我公之安恰于升平而瞑目于世也哉。其子星临，余之妹丈，也冲龄入泮，以远大之期，惜其不寿，朱遂厥志。吾妹越八年继亡，双墓与公墓不远。有子承桃，亦可无憾。星焕吾徒也，学业有成，值邦家多难，即易孔孟而业，弥异为国，干盅而贤，胤乱司绳，矫有造谓。非公之積累甚深，而克昌厥後，不可语曰水之積也，不厚则其贤大母也，无力此之谓也。公之祖、妻之塚于白洋鹿溪，若祖汝富，暨流塚居县东大木树，而讳铭、讳思诚、讳忠俱塚三枣园。诸如幽宅及公佳城，当鼎革相德循之祭，悉完国无恙，视我巫之白骨，委于青燐徹于草莽者，相矣万万矣。焕子禀缉而辉煌之，因索志于余不陋？爰为之叙其略，以畿不朽云。周王元年岁在甲寅行书中元原任湖广郧阳府竹山县知县晋阶同知眷晚生汪恩顿首拜撰。
黄钟峨墓志为草纸手抄，手抄前面写有“万历乙酉年孟冬月吉立中榜三像”“明故显考黄公讳寿菴号崇仁之坟，男黄偀、黄侦孙甲登第”“另计抄黄偀之碑记以将碑字全抄”。该碑刻为原明官员汪恩所撰写，墓主黄钟峨之子星临，为墓碑撰写者汪恩之妹丈。汪恩妹夫早亡，汪恩之妹妹八年后也去世了。黄星临之弟弟是黄星焕是汪恩之学生。这里汪恩之“当鼎革相德循之祭，悉完国无恙”，点出巫山黄氏和汪恩是支持吴三桂的。
解读该墓碑最有价值信息，是墓碑落款时间是“周王元年岁”，即吴三桂改康熙年号，在1674年改是年为周王元年。如光绪《巫山县志》卷二十《武功志》记载：“康熙十二年(1673)冬，吴逆叛，陶继智、刘之复二伪将军，率兵顺流而下，直抵荆彝，而巫山、昌宁为之不守。”由此可见，吴三桂占领巫山后不久就称帝了。在正统文献中，对吴三桂是大加批判的。但该墓志记载为我们展示了当时巫山地方势力真实的政治态度。光绪《巫山县志》卷二十《武功志》记载：“至(康熙)十八年，伪将杨来嘉败于郧阳，刘之复、王凤琦败于彝陵，会兵巫山，水陆据险。”[8]195吴三桂“滇藩”军队陆路在鄂西北郧阳战败，水路在夷陵战败后都汇合到川东巫山，准备据险阻碍清军西进。在峡江川东地方志和鄂西地方志一样都记载了“滇藩”“灭亡之兆”。光绪《巫山县志·祥异志》记载：
康熙甲寅年，吴三桂僭据时，春月，治东地名马坪，居民金学家，牸产一犊，三目四耳，舌端有缺，胸列四蹄，脊后分为二身，各二蹄一尾。
世界读书日是莎士比亚诞辰日、塞万提斯去世纪念日，意义虽大，但毕竟距离中国人的生活太远。将9月28日孔子诞辰日设立为国家阅读节，既有纪念意义，又有操作可能，对于推进全民阅读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把推动阅读放到了重要位置，并且把举办各种国家阅读节（日）作为推动阅读的重要手段。
丙辰年，吴三桂僭据时，地名匡家山，有见大蛇负小蛇而趋，又见蛇吞蛇。其年秋，里民韩熙锄地闻人声，四顾则无所见。复俯首而锄，又闻有喝闪开者，再惊视之，见草中一大蛇，急拽锄而奔。蛇旁田遂陷，熙亦无恙。
丁已年，吴逆僭据时，治东南杨柳坪，雨血，铺地数丈，大者如钱，凝于石者如红膏。又治之西南，地名泗渡，雨血亦如之。其年夏月，一夕，暴雨如倾。诘朝，东嶽祠周围檐下，死雀数百。识者以为汤杀雀云。
戊午年，吴逆僭据时，东村杨乡绅家，东厢房内，蚁作复道，如藤萝之状，纤枝细叶，极其分明，自地达檐，蚁往来其中，人成异之[8]80。
以上地方志所记载的“天象”，如怪犊、“蛇吞蛇”、地陷、蚂蚁“异动”“火雷”“雨血”、死雀等都是预示着“滇藩”的“灭亡之兆”。在地方官书中，对吴三桂的描述是“吴逆僭据”，但从墓志中看，巫山地方势力显然是欢迎吴三桂的，对满清是排斥的，由墓碑记载“管中窥豹”，可以看到当地移民后裔的真实政治倾向。在官书中，似乎巫山人口被吴三桂占领扫荡所剩无几。如杨学启《巫山创修县志·序》记载：“明季之乱，文雅道丧，经张献忠蹂躏后，屡被焚劫。及世祖定鼎燕京，至康熙时，吴逆复叛，群‘贼’刘、黄、袁(宗第)、谭辈，迭居巫境，复险以抗王师。邑士民或以据贼死，或以避难逃，倾侧扰攘于金戈铁马之间者垂四十年，始入版图。故都人士多由外省占籍。”[8]14
直隶武清李瑞东（即江湖人称之鼻子李）之弟子摩二巴者，清真教人也。游津门，见俊卿（霍元甲字俊卿）曰，吾师慕君久矣，请往一游。俊卿以无暇谢之，三请乃许。俊卿之徒刘正声与摩二巴拟其胜负，各从其师不下乃以物为赌注，摩贫，署券质其居室。俊卿至武清，瑞东大喜，钦洽备至。与俊卿观其徒习技，俊卿赞叹不已。越数日相较，李年花甲，时衣锦袍，俊请宽衣，李笑而不答，格斗良久，李少却，俊进以肘，李后格于炕，乃呼曰止。俊留数日而归。摩与兄共居，患以无赌券，缢死。
明清之际，巫山有外地迁入人口，但并不是所剩无几的状态。以巫山黄氏和巫山冉氏为例，就有大量人口留存巫山，然后中转到巫山以西(以北)各地。黄钟峨娶巫山冉氏之女为正妻，事实为原土著联姻，巩固黄氏在巫山的势力。巫山和奉节交界的大溪乡和奉节一些江南姓氏，有大量的冉氏人口，被贬低为“蛮子”，现在实行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已经愿意自称“蛮子”了。大溪文化遗址的墓穴被称为“蛮子坟”，原大溪乡冉姓乡长认为自己祖先就是少数民族。但冉姓主要生活在川江南岸。奉节县三江乡蛮子洞：“传说是过去蛮子人(少数民族)挖的洞子。”奉节黄井乡蛮子洞：“据传说早年此洞住过蛮子(少数民族)人。”[9]事实上巫山冉氏自古居住在巫山，川东冉氏可能多从巫山转徙各地。如巫山大溪冉氏藏道光九年己丑岁十月纂谱《冉氏宗谱·总谱序》：
明朝洪武元二年，先祖自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洗脚河分拨兄弟九人入川。我祖冉公(讳)久明下马落业于夔州奉节县南岸都里水涧三漕生十三子，长房分居山脚坝，次房生二子房峡一居梅子园，三房分居新村坝，七房四房人各分平龙坝、三溪河、大宁、杨桥坝、巴东后坪，十三房六房人各分散酉阳、石柱、梁山、贵州、利州、云南、川西坝；即巫、云、开、万皆我冉氏一脉，源流因失谱未察其根本耳……冉氏字派自玉岑宗主之子为始，四川夔州府巫山县白岸东乡，忠士牌落业三溪河，分支八坵田、柏杨坪、天生硚。起祖冉罗公，氏葬巫山边连坪东沟柏杨树坟傍。
巫山冉氏所谓“麻城孝感乡”的说法，显然是附会的，“洪武元二年”入川，恰恰说明冉氏没有入川，只是此时冉氏支持明氏大夏政权。在明清之际，巫山存在大量明代土著，其中巫山清初“无人烟”的地方只有背靠神农架的当阳乡，因为满清清剿袁宗弟造成人口完全耗损外，整个巫山明代土著还占有绝对优势。只是在明清鼎革之际，原四川土著为在四川插占土地寻找借口。巫山冉氏宗谱说明在鼎革之际，冉氏继续西迁。黄氏也有大量人口西迁，如黄贤万居住重庆合川，传从巫山县龙门坎迁走，疑似巫山黄氏大房黄龙后裔。事实上无论巫山冉氏西迁，还是巫山黄氏再迁，都是“调凡”的一个变体，“调凡”是被动迁徙，而这里更多是自发移民，两者有差异。无论何种移民方式，都被移民给予了重构和新的历史叙述。
三、“起羊”：明代“土著”移民区
从移民迁入的时间看，县城中心和沿江和大宁河交通沿线，明清各个时期以及民国乃至解放后的移民都有存在。起阳乡、平河乡、早阳、两坪等地则以明代“湖广填四川”人口为主。笔者遍查黄、袁、孙、刘、陶等大家族谱牒记载都是明代迁入的人口。起阳乡和平河乡还流传沈、陶、杨、石、刘、黄、李、袁、张、王十大姓是结伴而入川，都是明代入川。这些家族普遍有着“异姓兄弟入川”的传说，而地隔数里的当阳乡则全无明代留下的土著人口。笔者黄氏家族为九弟兄，两兄弟落业荆州府江宁(陵)县、夷陵州后，其中大房落业巫山，二房黄峰，先迁徙大昌，然后迁徙到起阳的。巫山县城为大房黄龙落业于巫山县罗门坎上，其他落业建始县、奉节县、忠州、梁山县、巴县等地。又如平河乡陶家湾陶氏家族，在平河乡人口众多，在明末清初人口虽耗损严重，但这些家族都艰难的繁衍下来了。如陶朝丹提供给笔者光绪《陶氏宗谱·陶氏历代规模序》记载：
鼻祖应洪公于明洪武(公元1368-1398)年间(陶氏传说为洪武二年)，自麻城县孝感乡迁移西蜀巴县流河乡石马里，殁葬其地。二世祖思龙、思虎复移夔州府大昌县二甲洋溪堡(音普)仁善里陶家湾……忠厚传家，耕田为业，无何世(事)有否。太逮，明末清初，逃散四方者不可胜纪。
当贝叶斯推断问题的准确结果很难得到时，我们可以使用质点滤波方法来进行解决；然而，为了使估计结果接近最优解，所需质点的数目必须与事件数目呈指数式增长关系。
由此可见巫山各个家族都受到战乱的巨大影响。但留存下来的人口比例比官书记载高得多，其中能够存下来的家族几乎都是军户或与政府密切相关的家族。如《陶氏宗谱·陶氏历代规模序》记载：
从中可以看到刘氏家族在明末清初，因战乱有逃往他处者，有战乱而死亡，剩下的人口也很少。但战后残存人口能迅速繁衍，成为起阳、平河、大昌等地的大家族。经过调查江北地区与“阳”相关的地名都是受到“起羊”的“羊”字影响，如当阳、官阳、起阳、洋溪等地名应该源自：挡羊、关羊、起羊、羊溪等地名而来。2019年2月22日黄权生在巫山县起阳村黄家院子“明故黄公讳淮老大人之墓”记载：
又如平河乡起阳村老湾刘氏家族，是明代迁入巫山起阳的人口，如刘广孝提供给笔者巫山起阳《彭城堂修谱总序》记载：
我先祖刘月明、刘月华、刘月光弟兄三人推命自江西南昌府南昌县南门外瓦渣街朱史巷子记鹅公大坵来川。月华祖落业洋溪河，月华祖落业云阳县冻泥坝，二公不表。惟我月明祖落业起阳坝娶袁氏，生春芳，无传，次春富，三春贵，曾任湖广荆州府寔(石)守县县令六载，归修生基，未受，死葬别地，后葬。自明以下弟兄颇多当清明交接之间，世乱锋(蜂)起，有逃于他方者，有被乱殒命者，均无可稽，惟文义公独承宗桃，世系有绪。
八世祖世远、世达、世通，世达于清康熙时，助徐提督扫贼有功，赐云南守备辞不受，有扎可凭。……唯琼公游梁山(今梁平县)……修建祖祠，故陶珌公于乾隆葵未年(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自云邑(阳)来(陶家)塆祀祖，聚众商议，公举文谟族长，于滨、于谏为族正。
统计“选择云南大学的原因”后的词条表述，总共有116条。除去12条寓意为不知道的表达外，留学生来云南大学的原因可以归为10类：昆明环境好(13.5%)，云大环境好(12.5%)，云大名声好(24%)，喜欢云大(8.7%)，云大最适应学习需求(11.5%)，交通方便(4.8%)，取得奖学金(11.5%)，推荐介绍(6.7%)，交换生(3.8%)，个人原因(2.9%)。不难看出，云南大学在国际上的名誉是留学生选择云大的最主要原因，其次，优良的环境、丰厚的奖学金、符合自身学习需求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夫木必有本，水必有源，……我黄氏自松祖置基业于起羊，继其绪起羊于今经数辈矣。……德服咸知其所自来。惟是墓志未列，世远年湮，将有不知其为谁。今之墓者石敬刻志石虽德行事业，历久难稽，而志分派别厘然可辨，后之子孙亦待以氏之枝茂流长，其本源盖出于此也。
该墓碑刊刻于乾隆年间，从已掌握的材料来看，是该家族现存较早的墓碑。其明白无误地两次记载原地名为“起羊”。袁大恩提供《袁氏族谱》载：“我袁姓祖始由江西袁州迁于湖北黄州府麻城县黄土坎，明时又迁于巫山县居住，至始祖可珍复迁大昌起洋坝而基其业焉，时起洋之有袁氏由此始也。”由笔者舅家谱书看，袁姓明代自湖广移民四川。整个起阳、平河等乡都是以明代移民人口为主，且每一个大家族都曾建祠堂和修家谱，其中起阳乡数家族的族谱编撰都受到清道光年间的刘鹏春的直接指导和影响。这个区域处于江北，地处巫山和大昌与地接湖北边界当阳、官阳、庙堂等乡之间的地域。这些地区的清代和民国的墓碑主要刊刻家族世系，家族迁徙源流则鲜有涉及。而更北的当阳、庙堂等地域则全是清代移民后裔，且该地区家谱和祠堂都较少。
八要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配合，凝聚全社会兴水治水合力。各级水利部门要把农田水利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当好政府参谋，明确目标任务，建立责任体系，加强协调配合，确保各项建设、管理和改革任务落到实处。认真编制农村水利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落实前期工作经费，超前做好前期工作。规范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确保工程安全、资金安全、干部安全和生产安全。加快农村水利法制建设，加大农村水利宣传力度，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
四、“挡羊”：清代移民区
目前巫山当阳乡没有发现可以确认的明代土著，以世系和排行看，除了伍家有接近15代人外，其他家族都不足10代人，以20年一代算不过300年，都是在康熙战乱后迁入当阳的移民。目前几乎可以断定当阳没有明代土著。如光绪《巫山县志·武功志》记载：“献‘贼’(张献忠)入川，沿江失守，继以姚、黄、于、李、三王、三谭，连营江干，大肆蹂躏，耕耘尽废，千里人烟断绝。及后(夔东)十三家李来亨、袁宗第等，凭持险阻，盘踞多年，寥寥孑遗，尽为荷戈之兵。”[8]192整个战乱中，夔东十三家(尤其袁宗第)对当阳影响最为深远。当阳乡至今没有发现家谱和超过乾隆的墓碑，更无祠堂的存在，这都是因为当阳人口受到战乱更大，其战乱相比起阳、平河、官阳耗损更严重。明末清初当阳人口耗损严重，而周边乡镇还是有一定土著人口，现在当阳人几乎全为外地迁入。如光绪《巫山县志·疆域志》记载：
巫山“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墓碑文化特征明显，体现了移民的中转性。明清之际，巫山受到战乱冲击，人口被迫迁徙。光绪《巫山县志》的序言记载：“鼎革时，‘献贼’逆藩(吴三桂)，相继蹂躏，邑物完卵，民子遗，兵燹烬余。”[8]16经过明末清初战乱，有张献忠六次入川多次经过巫山，后有姚、黄、于、李、三王、三谭等地方割据力量对巫山人口产生最大耗损，其中夔东十三家袁宗第以巫山当阳为最后巢穴，在清军三省会剿中，对巫山人口是耗损十分严重，加之吴三桂叛清，占领川东。巫山墓碑就隐含记载吴三桂对巫山地方的影响。当三峡工程水涨之时，大量墓碑被水淹没，笔者收到巫山黄氏家族手抄墓碑一份，内容如下。《明处士黄公讳偀号钟峨老先生志墓》记载：
当阳现有人口主体是明末清初移民运动迁入，且相比巫山其他交通便利之地，其人口更为晚一些时代迁入，以巫山县为中心，次则大昌或大宁厂，然后则起阳乡，最后则才是当阳。时间也是乾隆时候为主，因为目前最早的墓碑为乾隆三十年谭氏墓碑。这是当阳平定村《清故显考谭公字在荣之墓》记载：“楚南湖北武昌府加……乾隆三十年立。”由于碑体文字脱落，其他内容不大清楚。故相比交通便利之地，当阳的人口迁入也是最晚的。经田野考察，当阳乡主体人口是乾隆以后迁入，事实上清初巫山的主体人口迁入是康熙和雍正完成的，即“湖广填四川”的“康雍复垦”阶段完成。如《巫山县志·户口志》记载：
顺治三年，诏天下编审人丁，凡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原报册籍为定。惟年老、残疾、逃亡、故绝者，悉行豁免。康熙十年，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人入籍。(康熙)二十九年，定入籍四川例。时川省民少而多荒地，凡他省民人在川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弟入籍考试。(康熙)四十年，以四川东川府僻处极边，免其编审[8]68。
康熙在位六十年，加之雍正十余年，巫山较好地区都被外来人口插占。当阳及其周边人口迁入只能成为“乾嘉续垦”的后续移民。2015年5月23日下午黄权贵陪同考察，巫山县当阳乡高坪村《故显考伍公讳正将字德为老大人之墓》记载：
伍公讳正将字德为，祖籍湖北黄州麻城人也，入川始祖讳守义者徙居大宁，传六世至公，高祖讳在荣又徙巫山当阳堡而居焉。在荣生曾祖讳清潔，清潔生祖讳联元，联元生父讳宗辉，宗辉以道光庚寅年六月初八日丑时生公昆仲。
四人公行三，六岁失恃，后母不仁，公克共子道母，亦允若至于室之善人所难，及创阡陌谋生理。固公勤俭之功，亦赖刘夫人内治之力，纳妾王氏，能执妇道。公位乡尊，能解纷而排难，又推保到必，潔克以奉公，且善与人交，自奉虽薄，而延宾甚厚，日日高朋满座，公必久而敬之。铭曰：行敦乎，古德被于乡，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光绪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立。
从墓碑可见，这是非常典型的“湖广填四川”的说法，“麻城孝感乡”是“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代名词。故“若问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其始祖首先迁入今巫溪县后，再迁当阳堡。具体迁入当阳时间不可考，其立碑时间为道光，其上迁入当阳为三代，故以三十年一代，则为其迁入为乾隆初，这与“乾嘉续垦”时间相符。而根据口碑传说，伍家十五代，事实含大宁(今巫溪)，故在当阳时间大约在250到300年之间。据口碑材料，伍氏家族为地主家族，有专门的避匪山寨，其墓碑也是整个当阳最为精美的。其祖有军功。伍正将得军功而受到朝廷赏赐，其家族可能在当阳巡司中任职，故得家族有封诰命者。如《皇亲诰宜人显妣伍母刘老孺人之墓》：“伍老安人乃刘公尚芝之女，母舒宜人以道光乙亥年正月初十辰时生，安人自祖居湖北巴东石磨……”从该刘老孺人可知，刘氏和伍姓联姻，其自东(巴东)而来，而伍姓迁入大宁后，自西迁入当阳，是人口不同的迁徙方向。
张连长安慰道:“不要急嘛,我也很内疚啊!实际情况是,连里是派了爬犁来接我们的,但接连下了几天雨,路被水淹了,爬犁只能在半道迎我们了。我们呢,再走过塔头甸,就能与连队的爬犁会合了。”
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结果方面，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并不统一。Cumming(2007)、Aerts 和Schmidt(2008)均发现政府引导基金的参股有利于企业的业绩提升，政府扶持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利润率和更多的研发投入。但也有学者研究表明政府资助并不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Klette和Moen，1999)，甚至对私人资本产生挤出效应而降低市场效率(Brander，2008)。杨敏利等(2017)则发现政府引导基金对社会资金的引导作用受基金设立省份的发达程度的影响。
偏头痛是临床中极为常见的神经内科疾病，患者的临床表现较为多样，严重情况下疼痛会导致患者无法进行正常的活动，影响患者的生活和工作，目前临床中主要采用药物对患者进行治疗，并且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但是临床中使用药物较多，对于何种药物为最佳尚没有确切的研究[1]。
当地传伍姓为军功(职)，一则可能为巡司任职，二则更可能为参与地方民团，因“阡陌谋生理”说明其是务农出身。在这里难得极其避讳的将“后母不仁”写出，而其经济实力雄厚，故能纳妾，且天天高朋满座，这与当地口传伍家为地主是相符合的。“公位乡尊，能解纷而排难”，体现地方士绅对当地的无形的管理，这在当阳这样一个地方极其偏僻的地方是非常必要的。纳妾王氏，从中可见当地王氏实力不强，而刘姓相比王氏更有地位。且该墓是合葬墓，而刘氏同穴，而王氏则无，这则是妾不如妻之明证，这与刘氏和王氏家族地位息息相关。
该墓以石墙为之，门墙有一对狮子，伍家墓碑十分精美，墙门上为二龙戏珠之势，而其“珠”为椭圆椎体，上刻官帽之人，当为墓主人，珠体下为莲台，自然希翼主人座莲台得以升天。墙门右侧有：“须知百岁都为梦”；左侧：“未信千金买得闲”。横批有“令闻不已”四字。且墙体各有两个官帽之人，似有保护墓主人之意。墓门墓主前侧狮子石下各有石鼓一个，右为一人拿着项圈，下有一龙，当为“哪咤闹海”雕塑；左边石鼓为一人垂钓，当为“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过去，四川洪水，死人很多，真明主朱洪武(神)“调凡”，江西迁湖北，湖北迁四川，结果人们都调不走，洪武便在天上撒银子，希望人们到落银子的地方去，但是银子无人去捡。洪武在江西“调凡”，人们还是不愿意走，洪武便将这些人捆到湖北来。朱洪武将湖北人“调凡”到四川，但小峰的岳、窦、成、章四姓人家调不走，躲起来了。于是真明主朱洪武神便发威诅咒道：“你躲在阴暗处，不发人。”结果小峰的岳、窦、成、章四姓便衰败了。
正墓顶是一飞鸟，当为金乌，其下为四武人，中间二人佩刀，左为坐姿武人，右为骑马驰骋之武人。但上生草和苔藓，不是十分清晰。男主人墓上为二龙戏珠，其珠子为似太阳火焰的火球。似乎这里以太阳为阳，且该墓居右。左侧刘氏为“二凤伴月”雕刻像，其月为圆，其圆写一“月”字。而“月”字有云彩中的半月。两合葬墓与墓帽间有16个人物雕像，中间为骑马者，当为以尚武特征的男性墓主人，左右为仪仗队。其中左边有吹唢呐的，有敲锣的，最靠近墓主人的为两个执棒的，当为保护墓主人的武士。右边人物像在文革中有所损坏，不是十分清晰，似乎是执伞、举扇、扛旗者。整个仪仗体现主人作为一个武将，前呼后拥的排场。右边男性墓侧刻有：“虽老弥勤，虽富亦俭”。左边女性墓侧刻有：“如玉之洁，如松之贞”。对男女墓主给予了赞颂。该合葬墓旁侧还有一伍姓老孺人墓，为伍姓媳妇杨氏，独立成墓。苔藓和野藤缠墓，未能细究。该墓主要在高坪村，其土地相对肥沃，适宜农耕。下面看看高坪村对面平定村严氏墓碑体现的移民和家族文化。原当阳乡干部严氏族人严品元2015年5月23日陪同考察，当阳平定村《故显考严公讳雨润字沛霖老大人之墓》记载：
远祖场公世家荆门州，场生高祖于潜，于潜生曾祖灯，徙居巴东，灯生祖承美，徙房邑，未几遂卜居(当阳)範水溪，承美生三考铭，铭于道光丁亥年九月十六日卯时生，公以咸丰庚申年六月十六日申时终于家第，年三十四，葬梨子坪。光绪九年南植敬、植森监修……男媳谭氏、刘氏……孙媳方氏、刘氏、谢氏……
天下之生久矣，必有人焉，维持之而始不敝颖竊，于沛霖公见之，公办学于陶，公如玉见其简黙持重，辄以国士目之，虽后以家政废章句，而事亲之，孝行已之端，接物之仁，制事之勇，古纯儒不是过也，间尝过其里闻其乡之慕，公行被公德者至今称道，不稍衰人之言，曰：捐财以振学校，据恶以安善良，敷惠以周邻里，迄于今里俗仁厚之力也，夫人无穷通有德者不朽，过无显晦，济世者有功，则公之行于一乡一邑者，即所以维持天下后世也，夫噫徵，公吾谁与归。钦加五品衔直隶州州判癸酉科选拔(女囙)愚晚、谢邦颖谨注并书。
从上可知，严姓祖籍湖北荆门州，传子一代后，然后从荆门西迁，传子一代后徙居巴东，传子一代后然后北徙房县(可能就是在神农架)，不久便迁居今天重庆巫山的当阳乡，小地名叫範(范)水溪，其地名至今犹存。该墓主之父亲只活了三十四岁，为何英年早逝，墓碑不详，当可能因当阳匪患、可能因环境恶劣、可能因病，其因不可考，且外葬梨子坪，结合墓主母亲之碑文可能因外地经商而病故，或者在经商在外遇害。其婚姻圈有谭姓、刘姓、方姓、谢氏。
历代进入四川的商旅，事实上在宜昌(古峡州)或归州检查官文后，方可入川。《三省边防备览·险要》记载：“川江险滩鳞次相连，其著名者报部有案……(商旅)将所执兵牌送至州县署，粘贴印花，以昭慎重。”明清时期盘查和行踪备案十分完备，商旅并不可以随意出川、入川。例如“由巫山入川境至成都，沿岸设有水卡，卡相距十五里，各州县视江程远近设卡，十数处、二十余处不等，每卡安夫役二名，稽防夫役工食皆卡中，所用旗锣由州县捐给捐制，每年川东道委员查卡十次，省中委员查卡一次，晓谕往来船只停泊水卡，以疏虞然。”[5]314-315在“调凡”时期该机构显然存在，如《夷陵姓氏大观》记载：
乾隆壬子年三月廿九日酉时生，祖母乃廖公讳士榜之女，我祖考讳铭，字箴三，当太祖作室经营之始失怙生悲，祖父母善继志，命匠鸠工三年告竣。生三女，长大，次换，次免，生二子，长雨，次泽，叶庶子也，祖常之楚，教养惟祖母任之，祖覆舟楚江，折数千，恚甚欲入禅林，祖母力劝，乃上，于是同心励志，数年间旧业尽复，内助之功伟矣。咸丰九年七月十四日午时卒。光绪九年冬立。
由严雨润之母墓碑，结合另外两个墓碑可知，三座严氏碑花了三年时间建成，且都为光绪九年才建成。从中可知当阳男子多外地经商，女子操持家务，教育子女。廖老孺人也想得封诰命，可能是经商后所捐功名，但事实上未能得到诰命封赏，相比伍姓，其严姓经济和政治地位稍逊。但廖老孺人因家长外出经商，其所在当在今天湖北，且时运不济而船沉没，损失惨重，几乎血本无归，险而捡回姓名，生气懊恼准备出家。廖老孺人以情感人，劝阻丈夫，和丈夫同甘共苦，“同心励志，数年间旧业尽复”，成为贤内助之典范与楷模。右批：“二三子今安在羲，相见黄泉犹记和凡垂慈训”，左批：“七十年忽如梦耳，独留青冢尝因书壁怅先容”，故墓志上横批：“慈心似海”，慈心似海当为最佳点题。其丈夫三十四岁早亡，其教子有方，其虽未得诰命，其后人希望待诰，其情义和事迹足以当之。严家经商故事，说明当阳人地少，地处古盐道，自然尚商。读古之墓碑，外地人迁入当阳后，充满了艰辛和汗水甚至血泪，直至今日仍具有教育意义。
当阳乡和起阳乡的明代土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该乡地靠湖北，没有明代土著，全为清代迁入的移民，以由湖北西迁移民为主，也有部分由临近迁入的人口。但由于当阳在清初人口耗损，在清代有一个移民重新“插占土地”的问题，故墓碑特意强调自身“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身份，彰显自己的合法性。当阳乡墓碑还体现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中转的“调凡”特征。地名“挡羊”相比“起羊”，地名产生较晚，而移民迁入较晚。“羊”成为巫山江北移民文化重要的文化符号。
五、“羊”：盐业大道与明清移民“调凡”
巫山江北多“羊”地名，这与“湖广填川”移民“调凡”对地方地名重构有关。重庆市巫山县当阳乡：当阳乡位于巫山县东北部，距离县城128公里，东临庙堂乡，西接官阳镇、巫溪县兰英乡，南面平河乡，北靠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大九湖乡接壤。根据八十年代所编《四川省巫山地名录》记载，当阳公社“境内一河，处于峡谷之中，太阳当顶方能照射河面，名当阳，公社因以得名。”[10]131《巫山县地名传承(1949～2010)》记载：“当阳地势如船形，四周高峻狭长，最低处为平定河，海拔450米，最高处为太平山，海拔2680米。平定河水穿流‘船底’，站在太平山上举目眺望，境内显得深邃，隐天蔽日。早晚的阳光不能直射河面，只有中午太阳当顶，阳光才能全部照遍‘船底’，故名当阳。”[11]这些说法不准确，与事实当阳得名不符合。当阳的古义应当为“挡羊”，因为一个神羊跑到当阳，被当地人挡回来了，故名“挡羊”。如《四川省巫山地名录》记载官阳区：“相传古代有个外号叫袁大汉的猎人，在今官阳山上狩猎，发现山脚有一只从石洞跑出的野羊，便持弓紧追，一直追到巫溪大宁厂，野羊钻进洞内，变成了盐水流出。从此，人们便把袁大汉看到野羊的地方称为‘观羊’，后改‘观羊’为‘官阳’。”[10]109而当阳乡曾属于观阳所辖，后来才成立当阳乡。故该当阳传说适用于当阳。《四川省巫山地名录》记载起阳乡起阳坝：“相传古代有个外号叫袁大汉的猎人，在今官阳山上狩猎，发现坝中有一只野羊从一个石洞跑出，便持弓紧追，一直追到巫溪大宁厂，野羊钻进洞里变成盐水源源流出，人们便把野羊起跑的地方——今起阳坝称为‘起羊’，后后将‘羊’写成‘阳’，故名起阳。”[10]120
当阳自古是通往鄂西北、鄂东的古陆路盐道，起阳是当阳连接大昌和古盐场大宁厂的中转站，故起阳的传说随着商业的盐业及其他货物运输得以流播。如当阳野羊堑：“为捕捉野羊而挖的一条沟，故名。”[10]131这是保留原滋原味的“羊”地名。野羊在“挡羊”之地被挡，跑到“关羊”被捉住，跑到大昌洋溪河(其实为羊溪河)，在溪沟中撒尿故名羊溪河，然后逃到大宁厂。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意识是经济活动多决定的。因此“当阳”为“挡羊”的音变和字变。这些地名显然是明初移民重新命名，其中巫山黄氏和袁氏参与命名可能性最大。
经过明末清初战乱，有张献忠六次入川多次经过平定河(流经当阳乡)和大宁河、有姚、黄、于、李、三王、三谭等实力对当阳人口产生最大耗损，有夔东十三家尤其袁宗第以当阳为最后巢穴，在清军三省会剿中，对当阳人口是毁灭性的耗损，加之吴三桂反水，占领川东，再次对当阳人口形成了最后的打击，当阳人口彻底被耗损殆尽。但是巫山县城周边黄氏和起羊黄氏及其十大姓，都不似当阳乡，明代土著都留存下来。其中主要原因还是移民在战争的选择问题，从前面黄钟峨墓志可见，其与反叛者冲突并不激烈，只是在清末起义军的袁宗弟老巢当阳战争才十分激烈，人口荡然无存。巫山起阳乡“起羊”地处川楚大宁厂盐运陆路的中转地上，故当地传说黄氏“黄老将”为清朝平叛，而起阳地方人口起到转输大宁厂盐业的商业便利。由于沿途家族势力较强，每一个家族都有军事山寨保护家族利益，加之战乱来临的策略得当，故明代土著保存较多。
笔者的外祖母(名袁大汉)讲述起阳传说：“很久以前，咱们起阳坝的人自‘湖广填四川’后，到大宁厂背盐吃，不要钱，只因为咱们祖先有一个外号叫袁大汉的猎人，在山上打猎，发现坝中有一只雪白野羊从一个岩石洞中(在今天起阳坝龙洞)跑出来，他便持弓紧追，追到一个小山岗，该地就叫野羊岗，(据袁大恩和黄权喜讲，具体位置在今起阳袁家湾、笔者舅舅袁孝平和袁大电屋后)，追到一个岩屋(洞)，羊子顶了一下，叫羊子帽，追到一条河中(指今天大昌洋(羊)溪河)，野羊在河中打了一个滚，洗了一个澡变成一只白鹿，撒了一泡尿，洋溪河边便有一股盐水，追到一个坪，就叫鹿子坪。袁大汉仍紧追不舍，白鹿跑到大宁厂钻进洞里不见了，洞里却哗哗流出白花花的盐水，从此，人们便把袁大汉看到野羊的地方称为‘观羊’，将野羊起跑的地方——今起阳坝称为‘起羊’，后来‘羊’改为了‘阳’。起阳坝的袁姓与袁姓亲戚到大宁厂背盐吃便不要钱，但是起阳坝十大姓(沈、陶、杨、石、刘、黄、李、袁、张、王)都是随袁姓一起入川，自古联姻，大家吃盐都不要钱，人口繁衍越多，尤其是许多其他地方的人也自称是起阳坝的人，大宁厂的人真假难辨，再也不给起阳坝的人白吃盐了。”一般说法是只要报上起阳人就可以不要钱。黄权喜说，当时起阳人背盐都带着铜腰牌，以牌为免费吃盐凭证。
“抓包”一方面是指本级政府抓上级政府或上级部门“发的包”(国家、省市或部门项目资助或财政转移支付)，另一方面是指基层如村镇抓县级政府“打的包”(国家、省市、部门发包后通过县级政府整合后到达村庄)。前者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营造发展模式、打造地方特色，以及同上级政府部门甚至是私人搞好关系的方法来争取上级“发的包”，使上级的专项补助资金能够向本地倾斜。对于后者，即村镇“抓包”问题，其背后也有着相似的逻辑。X县下面的GQ村村支书在回答“五水共治”过程中“为什么县里和镇里会把那么多钱投给你村而不是别的村？道理是什么？”的问题时讲道：
笔者2007年暑假考察巫溪大宁盐场，调查发现外祖母所讲故事不仅文献有载，而且确实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传说背后蕴藏了移民发展活动的一些信息。已故原巫溪县长、巫山文化名人易继魁记述的“逐鹿得泉”故事和笔者外祖母所口述的传说故事相仿，其故事有一段描述到：“在猎人的家乡和猎人走过的地方，至今有不少传说，由于当时把‘白鹿’当成‘白羊’，所以把最早发现这只动物的地方叫‘起羊’，动物跑过的一条溪河叫‘羊溪’，羊溪河岸边有动物踏出的足迹，冒出了几股白色泉水，名叫‘脚步点’……还说：‘起羊’的人古时候到宁厂买盐还可以免税，因为发现盐泉的猎人是‘起羊’的呀。”[12]易继魁所讲在地名录中有记载，而在巫山巫溪人们广为流传这个传说故事。《四川省巫山县地名录》同笔者外祖母所讲大同小异，只是外祖母将几个故事串联起来，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分别成为当阳野羊堑、官(观)阳(羊)镇、起羊(阳)乡、洋(羊)溪乡、当阳乡、大宁厂等地名，而逐白羊(鹿)得盐泉是一系列传说故事，至今留下一系列的故事和地名，体现当阳到盐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或者联系。
言不在重，贵在实。“平语近人”，《摘编》用极其凝练、高度概括的话语提纲挈领、大开大合。《摘编》（二）中提到“致富不致富，关键看干部”，一句话强调了人的重要性，指出了脱贫攻坚要注重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的建设。“‘出水才见两腿泥’。扶贫工作必须务实，脱贫过程必须扎实，扶真贫、真扶贫，脱贫结果必须真实……”《摘编》（六）这段话既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又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务实扎实的工作作风。
宋《舆地纪胜》卷一百八十一《夔州路·景物上·白鹿》载：“故老相传云宝山咸泉：其地初属袁氏。一日出猎，见白鹿，往来于上下，猎者逐之，鹿入洞不复见，因酌泉知味。意白鹿者，山灵发祥以示人也。”[13]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山货》记载：“大宁盐厂为白龙泉，相传唐时有袁氏子逐鹿匿穴中，袁用锄挖之，泉水涌出，其色白，其味醎，遂因之而成盐井。”[5]351可见大宁盐厂事实早在唐以前便存在。为何巫山起阳乡人民不过六百余年的移民历史，但这里的传说故事却与巫溪大宁盐厂发生了如此精密的联系呢？
起阳坝便成了大宁厂至鄂西北的重要中转站，其路线东北为大宁→大昌(两河口)→白果→起阳→当阳→(湖北)九湖→九道→官渡→竹山等地；大宁→大昌(两河口)→白果→起阳→观音岩→竹贤→(巴东)沿渡河→南可下巴东、东可兴山、北可达房县。而袁氏便正处于起阳坝中心，起到旅店或中间商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上述“起阳乡人到大宁盐厂取盐不要钱”传说故事便产生了，但从“调凡”移民迁徙而言，则是逆向而行为主。
“这家伙！逛蜡像馆是假，找‘幽灵’才是真的吧！”霍铁虽然很想看看蜡像的制作过程，但也只好跟在她后面出了工作室。
2007年暑假笔者听年轻时曾参加煮盐的大宁场的老党委书记梁伦玉(时年81岁)讲，过去宁场煮盐的人来自五湖四海，盐场产量极高，一些盐场商人或者老板对一些老家来背盐的老乡，送百斤数十斤不要钱的事情是常发生的，而过去盐场也有姓袁的老板。而原巫溪地方志办主任汤绪泽先生指出，在煮盐兴盛时期，大宁场每天有七八千来自秦陕鄂川的人，因盐汇聚盐场，而巫溪县城却只有三千常住人口。以此推测，如有数家来自起阳的大盐商在大宁场煮盐，而其招募许多家乡民工煮盐，其供应的食盐免费也是可能的。而彭贻孙《流寇志》卷十四记载：“康熙元年，御史顾如华奏：‘夔门郧襄十三家，若杨秉胤，袁宗弟、贺珍、塔天保、刘体任等，各拥众数千，于大昌巫山寨中，占有盐井。’”[14]袁宗弟以当阳为核心根据地对抗满清，最终失败，人口耗损殆尽，故当阳人口以清代为主。而巫山其他地方明代土著人口留存较多，而地方官书以“挡羊”以点带面，称巫山人口百不存一是片面的。起阳和当阳地界相连，但人口差异非常大，除了袁宗弟农民战争外，显然与国家和地方控制大宁厂盐业资源息息相关。
袁子荣修《袁氏宗谱》在民国葵酉年中秋节记载有：“兹细察得可珍孙学之子朝宪，字宗弟，为明大臣，封靖国公，坐大昌，后清劝不从，追公及青草坪自尽乃葬于此，当时不敢认，故无明序也，后世讹传，为黄老将所害，兹查老谱乃由清将李公君门领王师大致，乡人黄老将称为向导，追宗弟于当阳茶园坪及青草坪。”该故事黄氏和袁氏分别作为满清和袁宗弟的化身，这是后世附会的，更多体现了各家族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时局而已。
起阳乡将所谓“黄老将”归为黄金榜和黄金贵二人。如黄权卫藏巫山《黄氏总谱》记载黄金榜：“成治子，(娶)胡氏生登座，葬老垣子，(胡)氏亦葬老垣子。”黄金贵(其兄)：“成治子，(娶)袁氏生登科葬老垣子祠堂佐(左)手，坐北向南。”而黄氏战后存留人口最多，可能与黄氏家族帮助朝廷“剿匪”有功。光绪《巫山县志·武功志》记载：“复谕降贼，约还其妻子之被俘者，公诚所布，入人心腹，由是罗茂同响风倡顺，郝、袁之万余众，接踵归城，而刘二虎营中隐微机密尽知，人怀离叛。”[8]192当时投降了万余人，这些人可能就有姓袁的姓氏，甚至是袁宗第的直系或旁系宗族之人。事实上起阳乡、平河乡几乎都是明代留下的土著，这与这场战争主战场不在两地有关，但更多是与该地家族的历史选择有关，这些家族更多是顺应形势，与政府合作，而不是鱼死网破。这些家族可能大部分还参加了对当阳袁宗第的围困和讨伐。而“黄老将”就是其最为典型的代表。而这些存留下来的家族也成为传承和创造“黄老将和袁国公”历史文化故事的载体。而其中部分迁入当阳，也因为古盐道商旅，让该传说更加具体而丰满。
总之，通过巫山碑刻、家谱和方志彼此勘订，结合田野考察，可以看到，巫山确实是一个“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调凡”之地。在明清战乱中，对于反叛者的态度是欢迎，至少态度是暧昧的，其中与原土著生存策略有关。整个巫山明代土著遗存较多，清初，巫山向西人口迁徙，但迁徙还在县级内部，以乡为例，只有当阳乡无明代土著，清初有一个周边向当阳再迁徙的过程。通过墓碑，结合家谱、方志和口碑资料，我们可以重新认识或解剖一个县域的明清移民情况。而以资源分配来看，巫山盐业资源滋生了“羊”的传说，为明清移民“调凡”重构地方文化的重要表现。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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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egend of “Diao Fan ”and “Goat ”:Focusing on the Tombstones in Wushan
HUANG Quan -sheng 1,YE Ming -feng 2
(1.The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Water Cultures,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Yichang 443002, China;2.Wushan Middle School, Wushan 4047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change of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y, form the Three Gorges of Yichang to Wushan Mountain, the legend of “Diao Fan”was very popular, which means “JiangXi people migrate to Huguang, and the Huguang people migrate to Sichuan”.After a Huang family migrated from Lepingli of Zigui County to Wushan, the offspring of these people went back to Lepingli and rebuilt the tombstone of their ancestors, which shows the transit shipment of the migrants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igrants and the land of their ancestors.
Key Words : Diao Fan; the legend of goat; Wushan mountain; tombstone; immigrant culture
中图分类号： DF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4355(2019)05-0014-13
收稿日期： 2019-07-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湖广填四川’移民墓葬碑刻数据库建设及其乡村社会研究”(17ZDA18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元以来武陵山地人口外迁与文化交融史研究”(18BZS060)；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明清以来武陵‘神州’(辰州)‘湖广填四川’研究”(18SKB005)
作者简介： 黄权生(1977)，男，重庆巫山人，三峡大学水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西南大学重庆人文社科基地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历史地理学博士；叶明奉(1969)，男，重庆巫山人，巫山中学副校长。
DOI： 10.3969/j.issn.1008-4355.2019.05.02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 OSID)：
本文责任编辑： 龙大轩
标签：“调凡”论文; “羊”传说论文; 巫山论文; 墓碑论文; 移民文化论文; 三峡大学水文化研究所论文; 重庆巫山中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