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报学研究的继承与发展(1990～200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国内情报学界对中国情报学的未来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悲观者认为，中国的情报学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步入了空前的危机。情报学在理论研究领域近年不仅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甚至连研究对象和学科定位等基本问题依然摇摆不定，一些传统上属于情报学的研究领域已经被其他新兴学科蚕食。实践领域更是几乎丧失情报学赖以发展的基础。传统情报机构的市场化并不成功，传统情报机构的数量锐减，一些幸存下来的机构也由于经费紧张、人才匮乏等原因无法正常开展工作[1,2]；乐观者认为，中国的情报学顺应环境的变化，在理论和实践领域不断开拓创新，情报学的视野更加开阔，渗透能力更强[3,4]。
我们希望通过分析国内情报学自1990年至2005年的研究内容，比较全面地揭示这一时期中国情报学研究的继承与发展状况。这不仅是为了澄清上述争论，更是为厘清情报学未来的发展道路提供客观依据。
1研究样本
鉴于核心期刊文献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学科的研究热点和水平，因此，本研究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CSSCI)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来源期刊中的9种情报学核心期刊所载文献为样本[5]。这9种期刊为《情报学报》、《情报资料工作》、《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科学》、《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知识》、《图书与情报》、《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和《情报杂志》。
本研究利用维普期刊论文数据库采集样本数据。由于2006年的期刊文献数据尚未完整地反映在数据库中，因此，我们采集的数据时间范围为1989～2005年。采集的样本数据包括题名、作者、机构、刊名、关键词和分类号。在数据采集和统计环节，我们有三点需要说明：①由于自2006年起，《情报学报》和《情报资料工作》的数据无法从维普期刊论文数据库中检索，因此，采用了2005年12月在预研究阶段获得的数据。《情报学报》的数据是从2001年第1期到2005年第4期，《情报资料工作》的数据是从2001年第1期到2005年第2期；②数据库中无《情报科学》1995～1997年的数据；③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1989年的数据未纳入统计范畴。首先是考虑研究各阶段研究内容的变化时，第一个阶段(1990～1993年)必须有可以比较的参照对象；其次是出于划分时间段的需要。
据本研究统计，自1990年起到2005年止，有12924位作者在上述期刊共发表论文20532篇。其中，《情报杂志》4893篇、《图书情报工作》3595篇、《情报科学》3056篇、《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219篇、《情报理论与实践》2102篇、《图书情报知识》2029篇、《图书与情报》1507篇、《情报资料工作》621篇、《情报学报》509篇。
2情报学研究内容的学科与主题分布
2.1情报学研究内容的学科分布
依据每篇文献的分类号，我们对样本的学科分布情况逐年进行了统计，结果见表1。
样本共含有24 255个分类号，分布于除Z以外的21个大类。其中，G类占72.64％，F类11.14％，T类占10.41％，三者合计几乎占总数的95％。除此之外，文献量较多的还有C类和D类。显然，G、F、T为高频类。进一步细分这三个类中的文献，我们发现大部分文献集中分布于G25(10 817次)、G35(5 423次)、G20(1 537次)、TP39(1 522次)、F27(1 068次)。依据年代和各类的主要下位类，我们对属于上述类目文献进行了更细致的统计，结果见表2至表5。由于我们的研究目标是揭示情报学研究内容的继承与发展状况，所以不再对G25类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另外，需要大家注意，表中第1列的合计值并不等于其各下位类小计之和。这是由于①部分文献直接以上述分类号标引，而未归入其下位类；②部分文献具有多个下位类号。
表2显示，G35的各下位类文献量呈明显的两极分化状态。G350(情报学)和G354(情报检索)一直是研究的重点，两者约占G35总文献量的70％。与此相反，G355类16年间只有1篇文献，G357仅有18篇。G351、G352、G353和G358类，平均每种期刊每年也仅有1～2篇文献。
表3显示，G20类是1998年以后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研究领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G203类(信息资源及其管理)，该类文献几乎占G20类文献的一半。
表4中的数据显示，1993年以前TP393的文献为0，1994年为5篇，而到2001年就已经达到196篇。TP393类的文献占TP39类文献量的80％以上。这表明计算机网络对情报学研究造成了巨大影响。
表5显示，F270类(企业经济理论和方法)的文献数量几乎是F27类文献量的80％，其内容主要涉及知识管理、竞争情报和企业信息化三个方面。
2.2情报学研究主题的变化
样本的分类统计结果从宏观上反映了情报学自1990年以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下面我们通过关键词词频统计，更精确地掌握各时期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而揭示情报学研究主题的变化情况。
2.2.1研究热点的变化
词频是反映特定研究领域和对象被关注程度的最佳指标。我们以四年为周期，将样本划分成四个阶段，分别统计各阶段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并以出现频率最高的30个关键词所反映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作为研究热点。统计结果见表6。
我们进一步整理表6中的数据，发现1990年以来的研究热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
(1)对学科本身的探讨。表6中的数据显示，“情报学”和“图书馆学”是贯穿于始终的高频词。
(2)信息资源管理。信息资源管理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着的领域，在各阶段的表现不尽相同。1990～1993年反映为“期刊”、“图书”、“光盘”、“文献资源”、“情报”、“藏书建设”等词，1994～1997年“信息资源”成为新的高频词，1998～2001年分化成“信息资源”、“网络信息资源”和“信息管理”，2002～2005年进一步细化为“信息资源”、“网络信息资源”、“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管理”、“信息组织”、“资源共享”等。严格来说，1998～2001年和2002～2005年的高频词“知识管理”也是这一领域的分支。
(3)情报检索。该领域的高频词主要有“情报检索”、“联机检索”、“信息检索”和“数据库”。受网络环境和技术发展的影响，1998年以后逐步又分化出“搜索引擎”、“元数据”、“XML”、“数据挖掘”等关注度较高的子领域。另外，“数字图书馆”和“图书馆自动化”方面的文献基本上也可以归入这一领域。值得指出的是，“数字图书馆”一词在1998～2001年和2002～2005年这两个阶段分别高居高频词的第5位和第2位。
(4)国际互联网。1994年以后，“Internet”、“Web”、“因特网”、“信息网络”、“计算机网络”、“网络环境”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这反映了网络对情报学研究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5)信息服务与信息产业。与信息服务有关的高频关键词包括“情报服务”、“信息服务”、“情报工作”、“图书馆工作”、“读者工作”等。信息服务是情报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从1990～1993年“情报服务”位居高频词第五，随后的三个时间段，“信息服务”分列第三、第四位就可见一斑。“信息产业”是1990～2001年连续出现的高频词，但在2002～2005年间未进入前30位。与信息产业相关的高频词还包括“信息市场”、“信息服务业”和“市场经济”。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中国”和“企业”两个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极高。“高校”一词在三个时间段出现。“美国”一词在1998年以后的文献中频频亮相。虽然这些词不专属于某个领域，但是对于我们了解情报学研究所涉及的主体和范围却大有裨益。
2.2.2新出现的研究主题
统计各时间段与前一相邻时间段相比较新出现的关键词，以此作为寻找各阶段新兴研究主题的依据。结果见表7。
我们从表7可以看到，情报学的研究受外部环境的影响非常明显。最突出的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国际互联网。“Internet”、“信息高速公路”高居1994～1997年新增关键词的第1、2位，此外还有“校园网”、“CERNET”。这一影响随着时间的延续日益深入，“网络信息资源”、“搜索引擎”、“电子商务”、“Web”、“网络资源”、“互联网”、“服务方式”、“ASP”、“网络安全”、“信息时代”、“万维网”、“网络技术”等几乎占1998～2001年前30位新增关键词的一半。2002～2005年延续了这种状况，与此有关的新关键词包括“数字参考咨询”、“虚拟参考咨询”、“网格技术”、“Web挖掘”、“语义网”、“SAN”、“Web服务”、“教育信息化”、“知识检索”、“学科信息门户”。
(2)经济热点。“信息市场”(1990～1993年)、“信息产品”(1994～1997年)、“知识管理”、“知识创新”、“知识组织”(1998～2001年)、“知识检索”(2002～2005年)反映了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对情报学研究的影响。
2.2.3消亡的研究主题
统计每个时间段与前一相邻时间段相比较消失的关键词。如果一个领域的特征词连续4年都没有在文献中出现，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研究方向基本已经消亡，结果见表8。
我们可以看到，表8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许多带有“情报”的关键词在后三个阶段消失。原因是众所周知的，1992年9月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决定将“情报”改为“信息”之后，大量以前冠以“情报”的关键词也做了相应的修改。譬如，“情报来源”、“情报产业”、“情报载体”、“情报战略”相应地改为“信息来源”、“信息产业”、“信息载体”和“信息战略”。另外，由于社会和技术因素的变化也造成一些关键词逐渐淡出了情报学的研究视线。譬如，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和检索系统用户友好性的不断提高，联机检索不再是需要探讨的学术和实践问题，因而“联机检索系统”、“国际联机检索”等词逐步消失。
3情报学研究内容的继承与发展
依据上述统计结果，我们对中国1990年以来情报学研究内容的继承与发展状况概括如下：
(1)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定位等是情报学界最关心的论题。自1990年起，G350类的文献量除在1998年出现过一次较大幅度的减少外，基本上是稳步增长。16年累计达2 107篇，占G35类文献总量的38.85％。自20世纪90年代，情报学界开始了对学科的名称、属性、定位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关系的大讨论。在G350类文献中，“情报学”、“情报学研究”、“学科建设”、“发展趋势”、“学科发展”、“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学科定位”等一直是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关键词。
1987年卢太宏和杨联纲在《变革中的情报工作新观念与新方式》一文中指出，情报学的研究对象要“从科技情报延拓到各类社会需求的情报，从单一领域的情报系统演变为综合的社会情报系统”，打破了“情报学研究科技情报的传递的理论、方法和原理，主要任务在于揭示科技情报的产生、加工处理、传递交流和利用”的传统共识，由此形成了对“大情报观”的争论[6]。到1992年，“情报”改“信息”事件激化了情报学界对情报学学科的大讨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受信息资源观、计算机网络、知识经济的影响，情报学在极短的时间内涌现出许多新的研究方向，使得正确认识和回答这一系列情报学的基础问题变得更加困难，许多研究者对情报学“泛化”的后果表示极大的忧虑。这方面的争论还远未结束。目前每年仍有相当数量的文献专门探讨这些问题，2006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也支持了这方面的研究[7]。
(2)情报检索一直是情报学的主要研究领域。自1990～2005年，G354类的文献量持续增长，16年的累计数达1731篇。统计G354类中的关键词，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数据库”、“联机检索”、“搜索引擎”、“检索方法”、“检索工具”和“检索系统”，这些词清楚地表明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同时，不同阶段关键词词频的变化也反映出了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对该领域所造成的巨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期，联机检索和光盘数据库是研究的热点，因而频频出现“联机检索”、“DIALOG”、“光盘检索”、“CD-BOM”等词。90年代中后期，这些词出现的频率大大降低，代之以“搜索引擎”、“网络信息检索”、“全文检索系统”、“网络数据库”、“数据挖掘”等。
另外，G202和TP39是与G354密切相关的类目。G202类中的关键词，频率最高的除了“信息技术”、“信息分析”、“信息资源”、“信息管理”、“知识管理”等以外，就是“信息系统”、“信息检索”、“数据挖掘”、“数字图书馆”、“信息组织”、“搜索引擎”、“信息构建”、“XML”、“元数据”等与信息组织和检索有关的词。而TP39类的关键词，除了“Internet”、“因特网”、“计算机网络”等对国际互联网的不同表述形式以外，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搜索引擎”、“数据库”、“数字图书馆”、“信息检索”、“网络信息资源”和“网络信息检索”，基本与G354类的高频关键词一致。所以，从主题角度来看，三者实质上属于相同的研究范畴。
国内有研究指出，“技术化”是情报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8]。根据表2、3、4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所谓技术化趋势，更准确地说是网络技术与信息检索技术相结合的研究成果数量迅猛增长。这一结论基于以下三点：其一，高频关键词是一个领域主要研究对象和热点问题最直接的反映。显然，上面我们列举的G202、G354和TP39类中的高频关键词都是网络技术与信息检索理论和技术交叉融合的产物；其二，根据G35、G20中与技术有关的下位类和TP39的下位类文献分布情况。G20中只有G202与技术有关，因此不再赘述。G35有3个与技术有关的下位类，即G354、G356和G357。G356类文献16年累计之和仅420篇，而且自1999年起迅速下降，2003年以后的年发文数都不超过5篇，可以认为是一个正逐步走向消亡的领域。而G357类文献16年累计仅18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TP39类的文献以TP393(计算机网络)为主。TP39类除TP393外只需要考虑TP391。因为从文献量来看，TP393占81.14％，TP391占10.84％，分散在其余类目中的文献量很少。TP391类文献自2004年起有明显的增长，但从数量上来说仍不足TP393类文献的1/3。而且，该类与TP393在同一时间段出现的高频关键词基本相同；其三，G354、G202和TP393的文献增长基本同步。我们看到，G354类的文献量在1996年以前比较平稳，每年都是50篇左右。1996年以后开始增长，1998年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TP393类的文献量1994年以前为0，1994年以后不断增长，同样在1998年产生了一个较大幅度的跳跃。G202类1997年才算正式起步，此前只有零星的文献发表。笔者认为，这种“技术化”趋势是一件好事，说明情报学在自身传统的研究范畴不固步自封，而是顺应外界环境的变化，不断借鉴和汲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做到了与时俱进。但是，我们也需要防止出现“纯技术论”的倾向，为此，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用”的观点，同时加大扶持情报学其他领域研究的力度，促进学科的均衡发展。
(3)企业是情报学应用研究的主体。“企业”一词在表6所列的四个时间段出现频率都比较高，而表5中的数据却显示前两个时间段几乎没有文献发表，我们对此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990～1997年与企业情报工作相关的文献被归入了G359类，因而导致表5和表6的数据出现上述不一致的情况。
表5、表6中的数据充分表明企业一直是情报学应用领域的主战场。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深入，信息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战略要素的观点被广为接受，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企业信息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2001年以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研究内容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企业情报工作和信息系统建设的讨论，逐渐分化成三个相对稳定的方向，即企业信息化、企业竞争情报以及企业信息资源管理与知识管理。
(4)信息资源观的形成是情报学取得的最显著的成就。虽然在表3中，从2000年开始G203类的文献量才有明显的增长，但我国情报学界对信息资源的研究却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在表6中有非常明显的表现。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见到的，我国情报学界对信息资源管理的认识和信息资源观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对表6中所列关键词的分析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初，信息资源观还处于萌芽时期，受图书情报一体化思想的影响，情报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还是文献工作；90年代中期，信息资源观初步形成。改革开放政策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世界经济、政治对我国的影响。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非线性变化的市场环境，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就信息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宝贵资源这一观点达成共识。“信息资源”一词的使用频率也迅速提高；90年代末期至今，信息资源观成为贯穿情报学理论和应用研究的主体思想。在其影响下，情报学与社会需求和其他学科的技术与理论紧密结合，形成了包括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等在内的许多崭新的研究领域，强有力地推动了情报学的发展。
邱均平教授2005年提出，情报学的研究重点呈现技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理论化、实用化和科学化趋势，本研究基本支持这一观点[9]。通过对样本的分析，我们认为，从1990年至今，情报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基本稳定，并在继承以往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不断探索创新。但是，我们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在这16年里，情报学研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研究内容过于集中，各领域发展严重失衡。我们从表2可以看到，在G35类的文献中，除G350和G354外，平均每年发文量超过25篇的只有G356和G359类。而且这两类的文献数量也分别在2001年和2000年以后急剧下降，这与G350、G354、TP39、G20和F27类文献的持续高速增长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学科内部各领域发展的严重失衡必然产生木桶理论描述的“短板效应”，不利于情报学的持续发展。
(2)长期悬而未决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争是情报学发展最大的隐患。明确而稳定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产生和延续的前提，然而，情报学界却对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情报还是信息争论不休。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知识经济浪潮的冲击下，许多研究者开始关注知识管理。在本研究样本中，关键词包含“知识管理”的文献从1999年的6篇迅速上升到2002年的93篇，在2004年达到122篇。基于知识管理研究的不断升温，部分学者转而提出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这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近年，情报学的泛化已经引起情报学界的广泛关注，究其本源，实质上就是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模糊，定位游移不定造成的恶果。这一问题不解决，就把握不住“体”和“用”的关系。当环境变化，出现与本学科相关的新事物、新现象和新进展时，就容易盲目跟进。其结果不仅是研究偏离了学科发展的轨道而不自知，而且由于研究内容非己所长，所谓的研究只能是对相关学科已取得成果的简单模仿，缺乏深度和创新性。这一问题已经威胁到情报学的学科地位，G350的文献量反映了研究者们对此的重视程度，但遗憾的是迄今仍然没有解决。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切实为情报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3)情报学的应用研究亟待加强。根据对样本的分类和主题分析，我们发现情报学的应用研究涉及面极其狭窄。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几乎是情报学应用研究的唯一主体，尽管科研、政府和其他社会领域的信息资源建设和情报保障研究也偶见报道，但并未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众所周知，我国情报工作发端于科学研究领域的情报需求，它曾经是推动我国情报学发展的动力之源。但是，在本研究所划分的四个时间段内，关键词包含“科技情报”的文献量分别只有21、16、33和17篇。在新环境下如何做好科学研究的情报保障工作这个重要的课题居然没有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不能不认真反思。另外，政府是最大的信息资源拥有者、生产者和消费者。毫无疑问，政府的信息行为应该是情报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们所见到的文献却极为有限。1999年以后，与政府有关的研究，内容多为阐述政府信息化和电子政务，而很少讨论如何破解政府信息资源利用率低下、如何改善政府决策中的情报保障、如何促进政务信息的有效传播等难题。其他领域的情况基本与此相似。情报学只有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才真正具备了旺盛的生命力，学科地位才能不断得到巩固和提高。
综上所述，在从1990～2005年的16年里，情报学在努力完善自我的内在驱动力和社会经济与技术发展的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仅在部分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开拓形成了一些新的重要研究领域，为情报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情报学目前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攸关存亡，这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现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