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户口总数之谜试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汉论文,之谜论文,户口论文,总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3)02-0011-06
一、问题的提出
《续汉书·郡国志》和刘昭的注以及《晋书·地理志》，保存了13组自光武帝到桓帝时期东汉全国的户口总数。这些户口数字是我们了解和研究东汉人口数量变化的基本史料。但由于这13组户口数字的材料来源不同，加之在传抄中的笔误和脱简等情况的发生，使这些户口数字之间有一些矛盾之处。因此从古人杜佑、马端临到现代的梁方仲、高敏等学者，都对此问题给予关注和思考，高敏先生还提出了东汉户口总数的6个之谜[1](P406-411)。
因此，在考察东汉人口问题时，我们有必要对东汉户口记载的矛盾之处进行分析考证，力求澄清历史事实，来作为我们认识东汉社会真实情况的一个侧面。
东汉户口总数的记载主要来源于《续汉书·郡国志》和刘昭的注，而刘昭作注所引用的材料又来源于三个方面，即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伏无忌的记、应劭的《汉官仪》。为了便于问题的探讨，下面把引起歧义的有关记载转录如下：
（一）《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的《帝王世纪》，记载了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和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的户口数：
及王莽篡位，续以更始赤眉之乱，至光武中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中元二年，民户四百二十七万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永平、建初之际，天下无事，务在养民，迄于孝和，民户滋殖。及孝安永初、元初之间，兵饥之苦，民人复损。至于孝桓，颇增於前。永寿二年，户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垦田亦多，单师屡征。
（二）《续汉书·郡国志五》记载了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的户口：
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
（三）在上引《续汉书·郡国志五》正文后面，刘昭的注又引用了应劭《汉官仪》、伏无忌记等9个户口数字，以及一个争议颇大的《帝王世纪》所记永嘉二年户口的问题。刘昭注曰：
应劭《汉官仪》曰：“永和中（136-141年），户至千七十八万，口五千三百八十六万九千五百八十八。”又《帝王世纪》，永嘉二年户则多九十七万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万六千六百三十六。应载极盛之时，而所殊甚众，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谧校核精审，复非谬记，未详孰是。岂此是顺朝时书，后史即为本乎？伏无忌所记，每帝崩，辄载户口及垦田大数，今列于后，以见滋减之差焉。光武中元二年（57年），户四百二十七万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户五百八十六万五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万五千二十一。章帝章和二年（88年），户七百四十五万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万六千三百六十七。和帝元兴元年（105年），户九百二十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六千二百二十九，垦田七百三十二万一百七十顷八十亩百四十步。安帝延光四年（125年），户九百六十四万七千八百三十人，口四千八百六十九万七百八十九，垦田六百九十四万二千八百九十二顷一十三亩八十五步。顺帝建康元年（144年），户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万五百五十，垦田六百八十九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顷五十六亩一百九十四步。冲帝永嘉元年（145年），户九百九十三万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万四千一百八十三，垦田六百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七十六顷二十亩百八步。质帝本初元年（146年），户九百三十四万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万六千七百七十二，垦田六百九十三万一百二十三顷三十八亩。
（四）《晋书·地理志》记载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的户口：
至桓帝永寿三年，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户口之滋殖者也。
上述史料中，伏无忌所记的8个户口数字自成一系统，本身没有什么矛盾，但和其他的记载相对照时，就有一些矛盾之处。另外，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和《晋书·地理志》之间、应劭的《汉官仪》和《续汉书·郡国志五》之间，都有矛盾之处。概括而言，涉及东汉户口总数之谜的问题主要有：应劭《汉官仪》所载永和年间户口偏高问题、《帝王世纪》所载永嘉二年户口真伪问题、桓帝永寿年间户口数量问题、质帝本初元年（146年）户口数量减少问题、安帝延光四年（125年）户口减少问题等。这都需要我们作出认真的分析和解答。
二、东汉户口总数之谜的分析
对于东汉户口总数的矛盾问题，通过笔者阅读史料，发现大部分是可以得到合理的解答的。现逐条分析如下：
（一）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户口记载的矛盾问题
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的户口，皇甫谧《帝王世纪》和伏无忌的记分载如下：
户口 材料来源
427163421007820 皇甫谧《帝王世纪》
427963421007820
伏无忌的记
两条记载口数具同，惟户数略有差异。按：《帝王世纪》户数原写作“四百二十七万千六百三十四”，梁方仲先生认为“千”字前当掉一“九”字，很有卓识[2](P21)。因此，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的户口，以伏无忌所记为准。
（二）应劭《汉官仪》所载永和年间户口偏高问题
顺帝永和年间的户口，各家记载不一：
年代
户 口 材料来源
永和五年（140年）
9698630 49150220《续汉书·郡国志五》
永和中（136-141年） 1078000053869588 应劭《汉官仪》
顺帝永和仅6年，而户口数相差很大：户数相差约108万，口数相差约472万。高敏先生认为两条记载的户口数字必有一误，或二者均可疑[1](P409)。而各家认为永和年间动乱剧烈，应劭《汉官仪》所载户口偏高，因此对应劭《汉官仪》的记载颇觉不可信[3][4](P53)。劳干认为，两条记载可能属于两个系统，姑且信之[5]。陶文牛则从羌人起义对东汉人口发展的影响立论，认为应劭《汉官仪》所载的可能为羌乱将兴或初起的永和元年（136年）的户口数字，并从延光4年（125年）到永和元年人口平均增长率的逻辑合理性、应劭《汉官仪》所载户口比的合理性，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论证[6]，颇具卓识。
又《后汉书》卷48《应劭传》载应劭“少笃学，博览多闻”。他在建安元年（196年）上奏《汉仪》的写作情况时说：“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李贤注：即《东观记》），皆删叙润色，以全本体。”按：各家多认为应劭《汉官仪》即是建安二年（197年）所著的《汉官礼仪故事》[7](P119)。但笔者认为，应劭《汉官仪》应是建安元年所撰的《汉仪》。因为《汉仪》虽大多为法律条文，却也有关于户籍管理的条目，如《司徒都目》、《五曹诏书》等。而司徒是全国户口管理的最高机关，五曹尚书里面亦有户曹，都有可能记录各年份全国的户口。因此，刘昭注引的《汉官仪》极有可能是《汉仪》之文。
又从《后汉书·应劭传》的记载来看，当时尽管“书记罕存”，但应劭还有《东观记》可资参考，因此他所记永和中的户口数字大致是可信的。当时可能书籍散佚很厉害，以致应劭抄录这个数字时，已经搞不清它的确切纪年。《汉官仪》所载“永和中”三字，可能正是这条材料原始性的一个表现。因此，笔者认为应劭《汉官仪》所载的户口数字是可信的，把它放在永和元年（136年）是合理的。
（三）《帝王世纪》所载永嘉二年户口真伪问题
刘昭所载永嘉二年的户口，争议最大。为了探讨这千年的谜题，我们再抄录一下引起歧义的史文。《续汉书·郡国志五》载：
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
刘昭注曰：
应劭《汉官仪》曰：“永和中（136-141年），户至千七十八万，口五千三百八十六万九千五百八十八。”又《帝王世纪》，永嘉二年户则多九十七万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万六千六百三十六。应载极盛之时，而所殊甚众，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谧校核精审，复非谬记，未详孰是。岂此是顺朝时书，后史即为本乎？
这段史料引起歧义的地方大致有三方面：1.永嘉为汉冲帝年号，但冲帝在位仅一年，并无永嘉二年。因此学者认为“永嘉二年”为“永嘉元年”（145年）之误[1](P410)。2.各家根据刘昭注，认为《帝王世纪》所说永嘉二年的户口，应为应劭《汉官仪》永和中的户口数加上多出来的户口数，即户11758771，口61086224[1](P410)[8](P3)。但伏无忌所载永嘉元年的户口为户9937680，口49524183。两项数字相差户约182万，口约1156万，因此高敏认为《帝王世纪》永嘉二年的户口“甚为可疑”[1](P410)，王育民则据此认为《帝王世纪》所载不可信[8](P3)。如果《帝王世纪》所载不可信，则学者们改“永嘉二年”为“永嘉元年”的努力，也就失去了意义。3.由于把“永嘉二年”改为“永嘉元年”，仍不能解决矛盾，学者们又进行了思考。如黎子耀在《补后汉书·食货志》中，认为“永嘉二年”应为“永寿二年”之误。梁方仲先生也倾向于认为“永嘉二年”应为“永寿二年”之误[2](P20-21)。但高敏先生认为，即使如此，也和《帝王世纪》及《晋书·地理志》所载永寿二年和永寿三年的户口数相差悬殊。据此，高敏先生认为，刘昭注引《帝王世纪》之冲帝“永嘉二年”，决不可能是桓帝永寿二年之讹[1](P410)。
不管“永嘉二年”改为“永嘉元年”或“永寿二年”，都有难于解释的地方，真可谓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但笔者认真阅读刘昭注文，揣测刘昭注文的用意，发现刘昭注文中的“永嘉二年”确为“永寿二年”之误。首先，“嘉”、“寿”二字在汉隶上非常相似。这在汉碑上已经反映出来[9](P217、459)。其次，大家错误理解了刘昭注文的意思，把户口数字加错了。按：刘昭在《续汉书·郡国志五》所载永和五年户口之后加注，主要是对《郡国志五》所载户口数字偏低不满，也不理解。在刘昭看来，《续汉书·郡国志五》“应载极盛之时”，而《郡国志五》所载永和五年的人口只有4900多万，可应劭《汉官仪》所载永和年间的户口就有5300多万，这已经使刘昭非常不满和不解了。但刘昭注文并不就此而止，因为刘昭发现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载永寿二年的户口数字是东汉最高的户口记载。因此刘昭在此用了一个“又”字：“又《帝王世纪》，永嘉（寿）二年户则多九十七万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万六千六百三十六。”刘昭在这里所说《帝王世纪》多出的户、口数，仍是针对《郡国志五》所载永和五年的户口数字而言，这既可以从刘昭注文的行文逻辑看出，又可从后面的“舍永嘉（寿）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一语得到验证。
因此，《帝王世纪》所载永嘉（寿）二年的户口应为：《续汉书·郡国志五》所载永和五年的“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加上多出来的户“九十七万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万六千六百三十六”，即：
户数：9698630+978771=10677401
口数：49150220+7216636=56366856
这户10677401，口56366856，就是《帝王世纪》所载永寿二年的户口。这个数字和《晋书·地理志》所载桓帝永寿三年的户口数字基本一致。（有关分析见下一部分）
最后提及的是，刘昭在这里之所以不把《帝王世纪》所载永嘉（寿）二年的户口数字列出，就在于他在《续汉书·郡国志一》已经注引了《帝王世纪》永寿二年的户口数字，为了避免重复，他就没有再注引；更重要的是，刘昭在这里主要想阐明永寿二年的户口比永和五年户口多的程度，所以他就认真计算并列出了二者的差额，来说明他的疑问。
总之，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刘昭注文中的“永嘉”确为“永寿”之误。前辈学者的错误就在于没有正确理解和分析刘昭的注，加错了数字，误改了文字，以致错上加错，众论纷纷，最后导致大家对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载的户口数字持否定态度。现在看来，排除史书传抄中的错误，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载永寿二年的户口数字，还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四）桓帝永寿年间人口数量问题
桓帝永寿年间的户口数字，《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晋书·地理志》各有记载，加上第3部分我们计算出的另一个永寿二年的户口数字，共有3组：
从3组数字来看，《郡国志一》刘昭注引的《帝王世纪》数字肯定有误，梁方仲、高敏诸先生早已指出[1](P408、411)[2](P20-21)。概言之，就是《帝王世纪》将“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误为“户千六百七万九百六”，把“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误写为“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最明显之处的就是把户数“千六十七万”误写为“千六百七万”，把口数“五千六百四十八万”，误写为“五千六万”，最后搞得户口比只有3.1，使人不得不否定《帝王世纪》的记载。但从这3组户口数字的整体来看，特别时从后2组的户口数非常相近和3组口数的尾数相同来看（都有"6856"），它们显然出自一个系统。高敏先生指出，“《晋书·地理志》所云，显然本于皇甫谧《帝王世纪》”[1](P408、411)；梁方仲指出，《续汉书·郡国志一》所引《帝王世纪》永寿二年的户数，偏高太大，当有传写的错误[2](P20-21)。
正是由于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记永寿二年的户口传写有误，所以从杜佑、马端临到现代梁方仲、高敏等先生都采用《晋书·地理志》的记载，无疑是正确的。但从《续汉书·郡国志五》计算出来的《帝王世纪》的户口数字与《晋书·地理志》所载户口的一致性来看，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载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造成大家否定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载东汉户口真实性的原因，在于史书传抄过程中的误写或脱文，而不是皇甫谧本人错抄东汉户口所致。
既然分析了《帝王世纪》所载永寿二年户口的可信性，又认为《晋书·地理志》所载也是正确的，那么这组户口到底是永寿二年还是永寿三年呢？按：“二”、“三”两字，极易因笔误造成混淆，孰对孰错，确实不易分辨。但我们翻阅《后汉书·桓帝纪》发现，永寿二年“三月，蜀郡属国夷叛。秋七月，鲜卑寇云中。太山贼公孙举等寇青、兖、徐三州，遣中郎将的段颎讨，破斩之。”《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五》亦载，永寿二年“公孙举、东郭窦等聚众至三万人，寇青、兖、徐三州，破坏郡县。连年讨之，不能克”。看来，桓帝永寿二年确实不太平。
让我们再看一下永寿三年的情况。《后汉书·桓帝纪》载：“夏四月，九真蛮夷叛，太守兒式讨之，战没；遣九真都尉魏朗击破之。复屯据日南”，“长沙蛮叛，寇益阳”。看来，桓帝永寿三年也不太平。
但仔细分析起来，桓帝永寿二年公孙举等人的起义，发生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关东地区，破坏力大；而桓帝永寿三年的起义，则发生在离统治中心较远的九真、日南、长沙等地，对社会的破坏力相对较小。对比这两年的情况，使我们倾向于认为，东汉极盛时的人口很可能是在桓帝永寿三年，而不是桓帝永寿二年。因此，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采信《晋书·地理志》中桓帝永寿三年（157年）的户口记载。
（五）质帝本初元年的户口减少问题
冲帝永嘉元年（145年）与质帝本初元年（146年）的户口数量，伏无忌作了记载：
年代
户 口 材料来源
永嘉元年（145年）
9937680
49524183 伏无忌所记
本初元年（146年） 9348227
47566772
伏无忌所记
两者相距一年，但户减约60万，口减约200万。高敏、王育民认为这种情况不可理解[1](P410)[8](P3)。赵文林、谢淑君则推测认为，可能是“继上一位短命皇帝即位之年，主簿官吏有所处置变动，未及全面汇总”[4](P53)。
按：永嘉元年（145年）与本初元年（146年）都有起义，政治不太安定。《后汉书·孝冲帝纪》载永嘉元年，“广陵贼张婴等复反，攻杀堂邑、江都长。九江贼徐凤等攻杀曲阳、东城长”；“三月，九江贼马勉称‘黄帝’。九江都尉滕抚讨马勉、范容、周生，大破斩之……丹阳贼陆宫等围城，烧亭寺，丹阳太守江汉击破之”；五月，“下邳人谢安应募击徐凤等，斩之……庐江盗贼攻寻阳，又攻盱台，滕抚遣司马王章击破之”；十一月，“中郎将滕抚击广陵贼张婴，破之……历阳贼华孟自称‘黑帝’，攻杀九江太守杨岑，滕抚率诸将击孟等，大破斩之”。
《后汉书·孝质帝纪》载本初元年（146年）二月庚辰诏曰：“九江、广陵二郡数離寇害，残夷最甚。生者失其资业，死者委尸原野。……其调比郡见谷，出稟穷弱，收葬枯骸……”《后汉书·桓帝纪》载本初元年七月丙戌诏曰：“方今淮夷未殄，军师屡出，百姓疲悴，困於征发。”李贤注曰：“本初元年，庐江贼攻盱台，广陵贼张婴等杀江都长。盱台、江都并近淮，故言淮夷。是中郎将滕抚屡击破之，其余众犹未殄也。”
从上述记载看，永嘉元年与本初元年，九江、广陵、庐江等地都有起义。这些起义，一方面造成大批人口的死亡，另一方面又使大量起义人员脱籍，这大概是造成本初元年户口减少的主要原因。至于本初元年户口减少幅度大，则可能是连年的动乱在质帝本初元年造成的人口耗减更大的缘故。
另外，本初元年尽管户减约60万，口减约200万，但与全国总人口相比，减少的百分比大约为：户6%，口4%，并不算特别大。因此，尽管对质帝本初元年的户口减少问题，还有一些可疑之处（很有可能是当时统计有误造成的），但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不能轻易否定这个户口记载的。换言之，对于质帝本初元年的户口记载，我们还是持肯定的态度。
（六）安帝延光四年人口减少问题
和帝元兴元年（105年）与安帝延光四年（125年）的户口，伏无忌作了记载：
从两条户口数字的变化看，从和帝元兴元年到安帝延光四年这20年，户数增加了41万，而口数却减少了456万；对此户增口减的情况，高敏先生、王育民先生认为令人疑惑不解[1](P411)[8](P3)。张森楷则怀疑安帝延光四年的口数4869万的"4"为"5"之讹[10](P3554)，即认为延光四年的口数为5000多万，才符合常理。葛剑雄则认为是东汉户籍登记一直存在严重隐漏，因而数字越来越混乱所致[11](P122)。但他没有举出任何例子，仅是一种推测。
综观诸家的观点，都集中在对安帝延光四年户口的怀疑和否定上。但诸家都没有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去考察、去思考安帝延光四年户口的真实性。众所周知，安帝即位之初的永初元年（107年），就爆发了羌人大起义，并一直持续到元初五年（118年）。这次持续十余年的羌人大起义，对东汉经济和人口影响巨大。
《后汉书·西羌传》载：“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王符《潜夫论·实边》载羌乱时，残暴的官吏对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影响：“又放散钱谷，殚尽府库，乃复从民假贷，强夺财货。千万之家，削身无余，万民匮竭，因随以死亡者，皆吏所饿杀也。其为酷痛，甚于逢虏。寇抄贼虏，忽然而过，未必死伤。至吏所搜索剽夺，游踵涂地，或覆宗灭族，绝无种类；或孤妇女，为人奴婢，远见贩卖，至令不能自活者，不可胜数也。”
至于东汉政府迫使边郡人民内迁时，也造成大批人口的死亡。《后汉书·西羌传》载，永初五年（111年）内迁陇西、安定、北地、上郡时，“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蹙劫掠，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潜夫论·实边》亦载内迁之民的惨状：“民既夺土失业，又遭蝗旱饥匮，逐道东走，流离分散，幽、冀、兖、豫，荆、扬、蜀、汉，饥饿死亡，复失太半。边地遂以丘荒，至今无人。原祸所起，皆吏过尔。”
由记载可知，安帝时羌人大起义，一方面造成并凉二州人口的大量死亡和减少，另一方面由于赋役的繁重、吏治的败坏、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导致大量人口被“饿杀”，这才是导致安帝延光四年户口减少的主要原因。
另外，这次羌人大起义，还影响到了京师和各级官吏。《后汉书·安帝纪》载，永初三年（109年），“京师大饥，民相食……三公以国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永初五年（111年）亦载，“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羌人大起义使京师之地“民相食”、政府靠卖官的收入来弥补财政开支的不足，可见羌乱影响之大。所以，安帝时期人口的减少，恐怕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总之，从持续十余年的羌人大起义对人口的影响看，安帝延光四年户口反映了当时人口减少的实际情况，伏无忌所记的户口数字还是可信的、还是应当予以肯定的。至于户增口减和家庭人口规模减小的问题，笔者认为还是战乱和赋役繁重造成的。因为连年的战争，一方面必然造成大批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如青年参战死亡、贫苦老弱之人因饥饿而死亡等，这必然造成每户人口的减少；另一方面，可能由于赋役的繁重，使一些家庭析户以避役，而使户数增加。
三、结论
通过前面对东汉人口数字的辨析，我们认为东汉户口总数的记载，大部分还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是可信的。以前造成东汉户口总数之谜的原因，有的是史书传抄中的错误造成的、有的是后世学者的误解造成的、有的是后人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造成的、有的则有可能是当时统计有误造成的。
下面列出我们采信的东汉户口的数字，作为我们以后讨论东汉户口数量变化的基础。
*根据第2部分的讨论，把此组户口数字定为永和元年（136年）
收稿日期：2002-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