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农村非农化与中国农村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部门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劳动力论文,化与论文,中国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分类：O13，O15,O41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07)04-0022-012
一 引言
改革以前中国农村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导向下，形成了以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计划资源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体制为基本特征的三位一体(林毅夫等，2003)的人民公社体制。严格控制工农产品价格、人口流动及一系列内生于该战略目标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使工农产品维持巨大的价格“剪刀差”，而且使原本该由市场诱致按比较优势原则配置的劳动力就业结构被极大扭曲，造就了整个经济结构转换中就业结构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事实上的城乡两极分化以及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整个农村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经济效率低下，以至于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在广大农村更是微乎其微。与同时期的城市经济对照，这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当初实现共同富裕的初衷。
肇始于安徽凤阳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主要按照两个战略推进：(1)微观层次上的放权让利与产权改革，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农民自主权等；(2)宏观层次政策环境的变革，创造更加充分的竞争环境，如逐步放开各种农副产品最终到粮食的价格，允许劳动力自由迁徙等。这两种改革战略可谓相辅相成，微观上，激励机制的重构解决了集体化所带来的管理者和劳动者激励不足以及严重的“搭便车”问题，提高了技术效率；宏观上，市场价格体系的建立、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本、劳动力在各部门及地区间自由流动带来的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纠正了经济结构偏离比较优势原则所导致的低效率。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此时改变了其长期错误的人口政策，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全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然而，这一阶段的改革又具有时间上的继起性。80年代前中期主要以微观层次上激励机制的重新设计为主。例如，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为1978-1984年间中国农业的增长做出了高达46.89％的贡献(林毅夫，1992)。其次，具有瞬时性的特点，改革从试验到推广都只经历了非常短暂的时间，所带来的增量效应并不持久。例如，从1983年1月中央发布第一个“一号文件”全面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伟大的创造”开始，到1984年底全国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就已占到99.1％。① 而其一次性突发增长效应在1984年就已释放完毕(林毅夫，1988，199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重构激励机制，更加适合于农业生产的自然特点，在不减少农业生产甚至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了农业剩余及剩余劳动力，由此引发了剩余农业劳动力要求被配置到高边际生产力部门的冲动，这就对资源配置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不可逆转。于是后一时期的改革以宏观层次政策环境变革为主，来优化资源配置，开始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这一时期，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充分遵循了农村劳动力丰裕的比较优势，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迁徙则打破了农业与非农产业的禁锢，这无疑又遵循了这样一个新古典框架：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在各部门和产业间的自由流动、优化配置所带来的边际生产力的提高。
但是，经历了高速增长后的农村经济却出现了令举国忧思的“三农”问题，更有专家直接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2002)。随后，200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作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这标志着农村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也就是“反哺”阶段。2004-2006连续三个“一号文件”凸显了党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毅力和决心，从“一免两补”(减征、免征农业税、种粮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免费农村义务教育等诸多支农、惠农措施的出台，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农业与农民不再是单纯的剩余提供者，而是要开始分享整个经济崛起的好处。本文通过在二元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整个农村经济增长的历史背景，将其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构建了一个能够较好地对中国农村经济增长进行模拟和解释的理论模型。全文共分作四个部分，下文是一个简单的文献回顾，简要总结和评述前人的工作，第三部分则给出了文章的重点和核心，共分作三个小节对应于增长的三个阶段来建立中国农村经济增长模型，最后是简单的结束语。
二 简单文献回顾
经济学产生伊始，经济增长的原因、机制及实现途径，一直是其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从HarrodDomar(1939，1948)建立起相关数学模型起，经济增长的研究进入了模型分析的新阶段；Solow(1956)的开创性工作则将其引入“新古典”时代，成功解决了增长路径的稳定性及“刃锋均衡”问题，与后来的Swan、Denison等一起构成了新古典增长模式；以Romer(1962，1986)、Lucas(1988，1993)、Young(1991)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致力于技术进步的内生化研究，沿着" Arrow-Romer" 和" Uzawa-Lucas" 两条建模思路实现了从外生均衡分析到内生机制分析的飞跃，从而进入到“新增长理论”时代。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得出的必然结论就是经济持久增长的原因只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Young,1993)，但新古典理论没有对技术进步的原因与形成机制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内生理论则建立了以人力资本和R&D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方程。
中国经济崛起作为“东亚奇迹”典型代表的同时，一些核算却表明东亚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非常之低，并不足以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Young,1993,2000; Krugman,1994,1999)，并据此认为其经济增长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的提高”(Krugman,1999)，这就是所谓的“东亚之谜”。对此，易纲等(2003)认为这相当程度上来自于TFP测算方法的不足和新兴经济的特殊性；陈宗胜等(2004)则认为是整个理论框架忽视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结果。事实上，谜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中国经济体这样一个独特的事实：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农村经济的增长，工业化主要表现为空前规模的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大规模的农村城镇化。但是，一些西方学者大都根据本国的经济状况在一元经济条件下来分析东亚增长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却主要表现为非均衡增长，经济增长与结构演进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二元经济增长演化的问题。因此，将“东亚奇迹”和“东亚之谜”放在一起就不可避免会出现“悖论”。
一些发展经济学的先驱如Myrdal(1957，1972)、Prebisch(1983)、Singer(1957)等也据此提出了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思路。典型的结构分析模式是二元经济增长理论，从Lewis(1954)的经典论文开始，先后有Jorgenson(1961)、Fei,J.H.和Ranis(1989)、Todaro(1970)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他们不是将农业作为一个完全消极、被动的农业剩余提供者看待，就是忽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和投资，Jorgenson(1961)、Fei,J.H.和Ranis(1989)虽然认识到了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关键作用，却没有正确说明农业技术进步的机制，这是他们忽视对农业进行投资重要性的后果，故仍然不能正确说明“东亚之谜”产生的机制。Schultz(1964)正确指出了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和对农民进行投资，尤其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作用，但却没有模型化。国内学者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著述非常的多。本文将二元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来对中国农村经济增长单独进行模拟和解释，并特别考虑到当前的“反哺”阶段，希望能对丰富相关文献有所裨益，诚然，这对整个中国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解释力。
三 模型论述
(一)传统农业阶段
农业生产函数取哈罗德技术中性条件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农业技术进步同样采取一般化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又因为γ极小(γ→0)，所以，得出以下命题：
命题1：传统农业部门技术进步与农业人口的数量高度相关，主要来自农户耕作经验的积累，故其基本特征就是技术停滞；人口增长采取马尔萨斯假定，依赖于人均农业产出增长，但是却存在一个与当时制度和医学条件下能够相容的生理极限标准。
命题2：人口与农业产出将按同一比率增长，两者最终都依赖于农业技术进步率的高低。
(二)农业剩余与非农产业发展
整个农村经济开始出现农业剩余依赖于两个制度性条件：(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政府外生地扩大了农户的制度选择集；⑤(2)政府于70年代末期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政府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起作用，但他有权决定何种制度将会存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户成为经济活动的剩余索取者，控制以“偷懒”等形式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交易费用大大降低，微观激励机制的重构使得农业产出出现了一次性增量。单该项制度变迁就为1978-1984年中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高达46.89％的贡献(林毅夫，1992)。其次，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得整个农村的人口增长率迅速放慢下来，并趋于稳定，这进一步放大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产生的农业剩余，但更为关键的是使人口增长率下降到一个常数，这也可以认为是政府所规定的人口增长上限。
于是，人口增长函数形式变为：n=
(y)=
(12)
外生制度性冲击使农业人均产出得到一次性迅速提高，但根据恩格尔定律及速水佑次郎等(2003)的研究，人均收入水平越高，恩格尔系数越低，即食品的收入需求弹性会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小，人均农业产出需求的增长率最终会下降。本模型假定人均对农业产出需求将最终保持稳定，即
，本文将其定义为“温饱水平”。⑥
如果y＜，即使政府对人口增长进行外生干预使n=，农业产出的任何增长也将难以满足人口增长为解决温饱问题的需要(在的生活水平下)，经济系统将重新调整到生存水平
的陷阱之中，现代非农部门仍将不会出现；如果y=，n=，农业产出的增长率则有可能超过人口增长率，从而产生农业剩余，这是经济实现长期均衡的情况；而实际上，短期内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y的爆破性增长所带来的一次性农业剩余将更大，这就为农村现代非农部门的发展带来更优越的必要条件。
当
/y=(1-α)g[，1](t)-α＞0时，用S代表农业剩余，则：
S=y-⑦ (15)
农业剩余的出现使得总劳动力中有一部分人得以从土地的束缚下解放出来，⑧ 但这还只是必要条件，现代非农部门的从无到有还依赖于3个条件：(1)农业剩余的产生和恩格尔系数的下降，诱致出对非农产品如工业品、奢侈品等的大量需求，实现“温饱水平”后产生了实现“小康水平”的要求，当然这是马斯洛需求层次规律使然；(2)继续存在着被人为扭曲的贸易条件，“剪刀差”使得非农产业的投资报酬率远远高于农业的投资报酬率；(3)政府对农户从事非农产业活动不再进行严格限制，⑨ 扩大了农户面临的制度选择集，从而获得空前的经济自由。在空前变革的时代，先行者可以获得创新所带来的超额利润，也就是Schumpeter所说的企业家利润，而大部分人以行为方式经济学来代替边际调整经济学，先行者的示范效应使其成为效仿的楷模，产生普遍的模仿行为，这都加速了现代非农产业的发展壮大。
非农部门生产函数依旧取哈罗德技术中性条件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Q(t)=K(t)[β][A[，2](t)L[，2](t)][1-β]，β∈(0，1)(16)
A[，2](t)为现代非农部门的技术状态函数；L[，2](t)为非农劳动力；K(t)为进入生产函数的资本投入量，除了传统的物质资本外还包括现代意义上的人力资本，并且K(0)=S[，0]。该生产函数同样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良好性质，其密集形式满足两个变量情形下的稻田条件。
所不同的是现代非农部门技术进步依赖于原有经济活动产生了多少新知识，即“干中学”是现代部门的技术进步之源。这也是我们经常称农业为弱质产业的重要原因，因为两者的技术进步函数存在根本区别，现代农业技术进步依赖于专门的农业投资，依靠自身积累则容易陷入技术停滞(见命题1及式3)。
最简单的假定就是学习成为新资本生产的一种“副产品”而出现。
A[，2](t)=B[，2]K(t)[
]，B[，2]＞0，＞0(17)
其中B[，2]为转移参数，
Q(t)=B[，2][1-β]K(t)[β]K(t)[(1-β)]L[，2](t)[1-β]，β∈(0，1)，B[，2]＞0，＞0(18)
资本不仅通过对生产的直接贡献(K(t)[β])来提高产量，而且还间接通过推动新知识的生产使所有其他资本具有更高生产力来提高产量(K(t)[(1-β)])，在包含人力资本前提下这是可能的。人口增长率同样外生地固定为，并假定储蓄率(s)外生且不变，折旧率δ=0，所以
=sQ(t)，
=L(t)。这几个式子一起描述了现代非农部门的经济特征。
在此阶段下，农业部门的发展要能够确保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即确保农产品市场的均衡(的生活水平下)。农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分别是：
(19)
t=0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出现农业剩余的y=的时间点。
供求均衡：Y(t)=X(t)
其中为t=0时解决温饱问题后的人均农产品消费水平，所以=A[，1](0)[1-α]L(0)[-α]，由(19)解出：
设υ为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速度，容易证明：υ=n-n[，1]，⑩ 由(20)式可得：
(22)
命题3：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速度与农业技术进步正相关，与人口增长率负相关；在为常数的情况下，
为保证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为正的最低农业技术水平。
在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条件下，非农部门劳动力流入速度等于农业部门劳动力流出速度。容易证明：
持平投资率：g[，k](t)[*]=+υ
从实践经验来看，1978年我国农村非农产值仅为640.5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31.4％；到2003年，农村经济总收入131719.3亿元，其中非农产业产值106246.2亿元，占到了80.1％(王景新，2005)。与此对应，农民收入来源也主要转向非农产业，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2622.2元，来源于非农产业的收入约占65％(陈锡文，2004)。局限于历史数据的可得性和限制，文章仅给出了表1、2，这是利用2002年农业部全国316个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所得，从中可以看出非农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农村村域经济转型。除了农户家庭经营与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外，以股份合作企业、私营企业等为代表的民营经济体异军突起，其资本积累和盈利能力已经或正在赶超农户，逐步上升为村域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强大的经济体(详见表1)。农户的经济地位则在下降，村经营收入中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占41.64％，农户上缴的国家税金仅占38.65％，而这一比例仍将随着农业税的逐步取消大幅降低。这些特征在东部发达省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标志性变化，全国农业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70.5％、29.5％调整为2003年的49.1％、50.9％，(11) 农户的非农化程度有了根本性改观。2002年全国平均每农户有劳动力2.59人，其中农业劳动者1.70人，纯务农者只有1.23人，非农劳动分工则越来越细，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换带来了农户的分层和分化(详见表2)，人民公社体制下均质同构的社会成员结构被根本打破，职业分化和收入差别呈现出异质性和多元化，(12) 乡村社会利益格局也日益复杂。
(三)“反哺”阶段
无论刘-拉-费的古典模式还是乔根森的新古典模式均存在一个共同缺陷，那就是忽视了对农业进行专门资本投资的必要性，片面将农业作为工业部门的剩余提供者。本模型有一个关键性假定：现代农业增长依赖于农业技术进步，而农业技术进步取决于专门的农业投资。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根本区别就是现代农业技术进步依赖于大规模的专门农业投资，而非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见式(6)与(3)的对比)。前文已经证明了物质资本投资对于农业技术进步的决定性作用，否则农业将陷入技术停滞的陷阱。
农业的现代化依赖于两类诱因：现代要素投入与激励性工业消费品(Fei,J.H.和Ranis,1989)；Schultz(1964)则认为改造传统农业在于传统农业中引入现代生产要素，特别是对农民进行投资。所有这些都依赖于现代非农部门对传统农业的“反哺”和投资。另一方面，农业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提供了产品、市场、要素和外汇贡献(加塔克·英格特森，1987；张培刚，2002)，现代部门的发展壮大，必然诱致出对农产品的更大间接需求(速水佑次郎，2003)，这都要求农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否则经济会失衡，落入到另一个陷阱之中。
令非农部门“反哺”农业的投资比例为ρ(t)，即K[，1](t)=ρ(t)K(t)，则：
临界农业技术进步率：
根据两部门均衡的一般条件：(1)现代非农部门资本保持稳定增长率；(2)农业部门劳动力保持稳定为正的转移速度；(3)农业技术进步保持临界水平。可求得一般均衡解：
命题4：非农产业必须对农业进行“反哺”和投资，改造传统农业。
实践经验证明，如果忽视现代非农产业对传统农业的反哺与改造，会出现引起举国忧思的“三农”问题，农村也真会变成李昌平先生(2002)所描述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萧条境地，这也是许多国家的“赶超”战略之所以失败和出现“拉美化陷阱”的重要原因。正如引言中所指出的那样，200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这标志着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也就是“反哺”阶段。免征农业税、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十一五”期间实现免费等诸多支农措施，更是现代非农产业开始“反哺”、“改造”传统农业的重要标志，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战略更是将其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传统农业不再是单纯的剩余提供者，而是要开始享受非农产业“反哺”的好处，这也是对传统“赶超”战略的纠正和避免落入“拉美化陷阱”的重大举措。
在整个模型中，政府采取何种人口政策也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图1给出了中国主要年份县级农村的人口增长情况的历史变迁，是为佐证。除1959-1961农业大危机期间有所异常外，可以看到其变迁基本符合文章模型所描述的情况，其中，计划生育政策是变迁的关键。由于2000-2004年为全国的数据，最近几年则稍有所低估。(14)
图1 中国主要年份县级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变迁图单位：‰
说明：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历年)；由于数据限制，2000-2004年为全国统计数据，按理应比县级农村数据稍低。
最后，不得不指出的是，很显然本文隐含了一个基本假定：那就是暂时只考虑农村地区内部经济的发展，并不考虑与城市工业部门的联系，这是模型高度抽象化的需要。在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诸多二元歧视性政策体制形成的天然屏障隔离下，这一假定高度抽象，但并没有完全脱离现实。而本文的根本目仍是在二元经济的框架内单独考察中国农村经济的增长。
四 结束语
本文通过在传统二元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能够较好地对中国农村经济增长进行模拟和解释的理论模型。整个模型将中国农村经济增长划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传统农业阶段、非农产业发展阶段和“反哺”阶段，并着重分析了农业剩余的出现与非农产业的发展这个阶段，这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之所以成功最为重要的一段时期。文章将集体化与人民公社体制时期的中国农村视为传统农业阶段，传统农业的天然弱质性、僵化的意识形态因素、“赶超”战略下人为恶化农业贸易条件以及从批判马寅初“人口论”开始的错误人口政策，使当时的中国农村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一个低水平的均衡陷阱，处于停滞状态。要打破这种陷阱，必须依赖于外生的制度变革。
农村经济改革成功的逻辑起点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两者机缘巧合地结合起来，使农业能够产生大量剩余，为发轫出现代非农产业提供了原始资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劳动力流动通过以劳动力替代物质资本、阻止非农产业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来支持非农产业，充分发挥劳动力富裕的比较优势。正是以大量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所带来的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转换支撑了中国农村经济的长期增长，增长的关键是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再配置和自由化。而非农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须对传统农业进行“反哺”与改造，否则就有可能落入到另一个陷阱之中，例如提得越来越多的“拉美化陷阱”(许向阳，2003)。劳动力的不断顺利转移也直接依赖于这一“反哺”与改造，加强非农产业对传统农业的“反哺”与改造，特别是对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实现传统农业的持续技术进步，蜕变为现代农业，最终促进两部门的协调发展，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本文曾经在2005年12月于厦门大学召开的第五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宣读，原文为《对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一个解释--基于村域微观数据的考察》一文，衷心感谢年会农业经济学专场2位评论人极富见地的评论；并获得2004年湖北省科技攻关计划(编号：2004AA403B01)的资助；但对于仍然可能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责任自负。
注释：
①1980年1月，只有1.02％的生产队采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12月为14.4％，1981年10月为45.1％，到1983年末，约有97.7％的生产队，或94.2％的农户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经营，具体统计资料可以参考林毅夫(1988)的相关论述；他(1992)还证明了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所产生的一次性突发效应在1984年已经释放完毕。
②这里的资本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资本(主要表现为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生产要素如化肥等的引入，以实现技术提升)，又包括现代意义上的人力资本。
③这里引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也是与Jorgenson等传统二元经济模型的关键区别之一。
④该设定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专门的R&D部门中设定存在差别，这一假定表明农业技术进步增量对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多少并不敏感，也就是说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弹性非常小，这一假定对后文的推导至关重要。
⑤有研究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如林毅夫，1992)，但政府的比较优势是接受或默认授权给这种行动带来的合法性标志，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框架下，自发的诱致性显然不能脱离强制性力量的支配和控制，且整个东亚经济都具有政府主导型的特点，因此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表明，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正如Lewis(1955)所指出：“制度一旦开始变迁，他们就会以自我强化的方式变迁下去，并沿同样的方向做进一步变化”。
(14)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的实施非常严格，常为“一胎制”；在农村则稍有所放松，如第一胎为女孩的情况下符合相关条件可以生育第二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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