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中的语言研究与符号学
母雁群1 闫 妍2
（1菏泽家政职业学院 学生工作处；2菏泽家政职业学院 教务处，山东 单县 274300）
摘 要： 二十世纪的“语言转向”，再加上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的推动，“语言”被推到前台，成为理解世界的不二法门。现代文论中的语言研究成果随之成为重要的理论资源，促成了符号学的建构。它们分别给结构主义符号学、艺术符号学和文化研究中的符号理论以生成上的意义和扩展上的意义。
关键词： 符号学 语言转向 现代语言学
要论符号学，就与语言脱离不了干系，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给符号学理论上的支持是我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本文拟从文论中的语言的角度，给予语言研究与符号学以新的关系阐释。可以说，他们的语言研究成果对符号学而言既有生成上的意义，又有填充扩展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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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发生了“语言转向”，语言问题已经成为解释一切的法门。索绪尔著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不仅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更浸透一切领域，深刻改变文论的面貌。发生转向之后的各流派纷纷从“语言”研究入手，他们受索绪尔关于语言的结构之思及“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的直接启发，对语言对世界的认识同时产生飞跃。一切都自然而然地转移到符号结构的问题上，也就是说，符号意识已经成为各学科或隐或现的思想基础。在文论中，语言世界是被当做一种有内在结构的符号形式对待的。无论是对语言的文学性研究，还是对语言的意识形态性研究，都有赖于对语言的基本理解。
一、结构主义符号学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方法
索绪尔的语言理论给后来的结构主义以深刻的影响。列维·施特劳斯曾在 《语言学中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一文中指出：“语言学家往往会使那些从事相关但又有别的学科的科学家从他的范例中获得灵感并让他们试着跟他走。”事实上，他正是按着结构语言学的方法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早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列维·施特劳斯就应用索绪尔开创的共时语言学的方法，将音位学的观点应用到人类学和神话学的研究中。且不说他在语言资源上新的开发，仅是发明了以语言研究实现结构主义的科学道路就已经具有革命的意义。对于语言的研究，他主要发现两点：第一，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都“如语言一样”，可以凭借语言学的原理去把握。他把语言世界从语言符号领域无限制地扩展到了非语言符号领域，导致一个关键概念的诞生——拟语言，把整个文化看成“如语言一样”具有特定结构；第二，以索绪尔关于表层和深层结构的区分上，结合弗洛伊德和荣格关于意识与无意识的论述，他得出一种语言本质观，语言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深层无意识的“逻辑程序”，它是在深层起支配作用的结构。这其实已经一语道出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使命，通过文化现象的表层结构而发觉深层的“逻辑程序”。
虽然列维·施特劳斯多是借鉴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并没有在具体的语言自身研究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但其“拟语言”思路和语言“逻辑程序”的发现却给结构主义符号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语言论资源。正是在他的示范性、开创性作用下，符号学才最终转化为巴尔特等人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大屋。
在小山坡的山腰僻静处，范峥峥转身偎依到贾鹏飞的怀里，两人紧紧地搂抱在一起。日夜的思念，今天居然在山野团圆，真的，说农民工建设了城市，可是这小城却没有我们夫妻的一张床啊。喘着粗气的贾鹏飞边说边转过范峥峥的身子，让她抱住一棵大树，然后从后面褪下范峥峥的百褶裙子……
卡希尔的符号论虽然直接得益于索绪尔，但他还是确立了语言观：一是语言不再是简单的认识工具，而是具有本体论的含义，它使人的存在得以呈现。当然这里的语言其实是“拟语言”，是各种符号形式的统称。二是在卡希尔看来，语言的原初本质和神话艺术有着共同根基，那就是“隐喻”，当原初的语言的“隐喻”想再生为艺术“象征”时，就需要“构形性权利”，也就是说要赋予生命活动以审美的规范或结构。这里，艺术已经成为一种象征符号进入我们的视野，它是和语言一样的具有深层含义的符号系统—象征。艺术一旦被纳入符号学中，对艺术符号的研究就具备和语言符号研究的“同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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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符号学开辟了语言研究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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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转向”和索绪尔的意义符号论之后，从符号看世界已经成为普遍的意识，而将其深度扩展的是卡希尔的符号学说。卡希尔把索绪尔的符号学框架变得更广阔。他总结整个哲学的发展，得出的结论是：人是制造符号的动物。这样世界只有通过符号才能为人所理解，人只有通过符号才能使世界成为人的世界。人、符号、文化成了三位一体。
与列维·施特劳斯不同，“巴尔特的主题自始至终都是语言”。在《写作的零度》中，巴尔特已经开始规划文学和审美的语言拯救之路。他认为，语言的本质是文学，文学的本质是语言，对语言与文学的同质关系进行了独特的符号学把握。直到《神话学》，巴尔特提出了清晰的符号层次理论，更显现出他对符号与语言的独特认识。他借用索绪尔关于能指与所指的理论重新理解语言，把文学与语言分成第一级与第二级系统，而语言的文学性魅力在于这两个系统的叠加整合。对语言的这一发现，很快就被巴尔特放到更宏大的社会历史的背景下，用来进行对文化符号的阐释，并由此揭示非语言的语言结构的特点，把语言学向更广阔的符号学扩展。由此可见，他同样热心于语言学扩展进非语言的符号领域。
影响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除了他们对语言的发现外，还有他们借用的其他文论中对语言的符号性认识，比如俄国形式主义中的诗歌理论。他们主要探讨的问题是：什么因素使语言材料变成了诗。在他们看来语言的文学性功能就在于诗歌语言在语音、语法、语义层面上对日常语言的违反，也就是所谓的“陌生化”。再比如英美新批评中的肌质、含混、反讽、隐喻、张力等概念的提出，都是在把语言作为符号的前提下的再深入语言中的各个层次中，研究的虽然是语言符号的文学性问题，却对符号的特征，尤其是某些艺术性特征给予了理论支持。另外，新批评的语义分析法对语境的重视：从上下文、写作环境和历史积淀三个方面探讨语言符号的意义，不得不说有利于我们对符号共时性的深刻理解。
直接继承卡希尔衣钵的是他的学生苏珊·朗格，她在此基础上对艺术符号进行继续和发挥。她同样把语言最初看成是隐喻性的符号，知识这个符号最终必须用“情感符号”表达。苏珊·朗格把情感作为艺术品的意蕴，把符号作为艺术品的外观，提出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
我们看到，卡希尔—朗格的艺术符号论，不同于结构主义符号论，可以说他们是沿着审美自律方向，在符号领域为美学划出了一个纯粹的艺术符号领域，这一切都是开始于他们对语言符号的批判和认识，由此才建立了艺术符号学的合法性原则。值得一提的是，卡希尔—朗格的艺术符号的思想，和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判在观点上是契合的，比如“朗格关于艺术中的符号构造为艺术符号，就获得了超出自身含义的系统质的观点，这是在符号学范围内，阐释了俄国形式主义关于语言陌生化和英美新批评的肌质说”。无疑，文论中的语言研究资源和符号学资源从来都是互相启发的。
三、文化研究中的符号理论促进了语言研究的新应用
至此，笔者已简单梳理了文论中的语言论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和文艺符号学的贡献。但是符号学在今天已经作为一种主要的操作方法，一种视角，一种理论资源，完全融入大众的文化研究中，毕竟符号的思想是深刻高远的，而其涉及的是囊括一切的文化领域，在文化研究的大舞台上自然大有用武之地。如果我们站在文化研究的层面上反观符号学，就会发现符号学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修正，产生了一些新的迹象。比如，商品符号学的研究、图像符号学的研究、符号的产生和消费的研究，等等。可以说，文化学将符号理论往更深的层面推进。二十世纪文论中的另一些关于语言的研究成果跳出来，为符号学所用。比如福柯的话语理论，专注于讨论语言的意识形态功能，再比如克里斯蒂娜的“互文理论”，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新历史主义批评中关于文本的历史性等问题。他们都是在“语言转向”的大背景下，受惠于索绪尔的语言学，以符号意识的研究方式研究语言符号，从而影响符号学。
从语言到符号，无论是现代语言学，还是深受语言学影响的文论中的语言研究，都为符号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与此同时，符号学的建立不仅开启了人们对世界全新的认识，而且终将会像索绪尔设想的那样，将来符号学发展的规律可以应用于语言学。
参考文献：
［1］王一川.语言乌托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2］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
［3］崔康柱.语言论转向中的别一美学选择［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1）.
［4］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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