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效应对跨国公司在华区位选择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位论文,在华论文,跨国公司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者感谢法国巴黎索邦第一大学经济系Jean-Louis Mucchielli教授对本文的悉心指导和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张搏在数据收集和整理上的协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建议。
一、引言
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一直是理论界的研究热点。其中，集聚效应对跨国公司个体区位选择的影响也日益受到关注。例如，Mayer & Mucchielli(1999)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集聚效应对446家日本子公司在8个欧洲国家的区位选择有显著的正的影响；Defever & Mucchielli(2005)研究了近11000家公司在1997-2002年期间在欧洲的投资行为，发现集聚效应随着子公司的职能而改变；Cheng & Stough(2006)在分析1997年到2002年期间的日本在华直接投资时，运用区位商指数LQ(location quotient)来计算日本在中国每个省份外商投资总量，并把这一指数作为衡量日本跨国公司的母国效应，在衡量非母国集聚效应时，采用中国各省当地工业企业的个数；Inui等(2008)研究了日本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对外投资情况，在衡量集聚效应时，他们考虑了同一个产业内日本公司的数目；Mucchielli & Puech(2003)在分析1987年到1994年间法国跨国公司在欧洲国家的区位选择时，分别运用了年初东道国制造业累积法国子公司数目和同一产业内累积法国子公司数目来衡量集聚效益；Crozet et al.(2004)在分析3902家制造业跨国公司在法国的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了母国效应、外资公司效应及东道地区本土企业效应三个集聚变量。
可见，已有研究跨国公司个体投资选择行为的文献，大多把流入欧洲、美国、日本三大区域的跨国公司投资选择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为东道国的研究，虽然集聚机制的作用被学者所关注，但是绝大多数文章都以省际FDI的流入总量作为研究对象。例如，梁琦(2003)研究表明，地区的开放度和产业集聚所产生的关联效应正成为影响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最主要的因素。许罗丹和谭卫红(2003)指出前期FDI资本存量通过“示范效应”和“推动效应”，带动上下游和相关行业的FDI进一步增加。黄肖琦和柴敏(2006)则在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探讨了FDI的区位选择决策，他们的研究表明，相比劳动力成本和优惠政策等传统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新经济地理学所揭示的贸易成本、技术外溢、市场规模以及历史FDI等因素对于FDI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能够较好地解释FDI的区位分布。何兴强和王利霞(2008)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中国1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进行检验，他们发现，中国各城市的FDI流入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周边城市的FDI增量可以增加一个城市的FDI流入量。徐康宁和陈健(2008)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型跨国公司或跨国公司价值链内部各增值环节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他们的分析表明，研发类跨国公司对区域或城市的技术基础或人力资本、通讯能力等较为敏感。
但是，除少数文献在微观层面上研究了日本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选择外(Cheng and Stough，2006；Zhou et al.，2002)，大多数已有文献忽略了跨国公司的个体投资选择，关于欧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选择微观层面的比较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实际上，欧洲和美国皆是在华外商投资的四大来源经济体，①欧美和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合作紧密。而且，和日韩跨国公司相比，占2007年世界500强70％的欧美公司对华投资时需要面临更多地理、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差异。为了能够直观地呈现欧美在华子公司地理集聚情况，本文以2007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在华投资的欧洲和美国的制造业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赫芬达尔—赫尔希曼指数(HHI)②计算出样本公司在华地理分布情况。计算结果见表1。
从表1中我们观察到，东部地区的HHI指数比中、西部大近100倍，上海、北京、广东和江苏是欧美跨国公司最大的聚集地；分地区的欧美平均FDI流入量呈现同样的趋势。欧美子公司和FDI呈“阶梯式”分布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特点。自1999年起，为了减小区域经济的差距和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开始推行“西部大开发”政策。随后，中国政府又于2004年3月推出了“中部崛起”战略，目的在于重振中部传统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及在高、中技术领域发展加强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合作。然而，上述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并没有有效地缩小区域差异，“东—中—西”阶梯式差距依然存在，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仍然高度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三大直辖市，并没有向内陆迁移。对于欧美跨国公司而言，集聚经济所产生的正外部性比随后推出的优惠政策更为重要，盲目吸收外资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政策并不合适(梁琦，2003等)。
因此，研究欧美跨国公司在华区位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就变得至关重要，本文将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以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通过条件Logit模型对样本公司1995年到2007年期间个体投资区位选择进行比较分析，主要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哪些因素影响了欧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结合相关理论研究和中国经济自身特点，除市场因素、成本因素、政策等因素外，我们重点考察了集聚效应的作用，特别是母国(大洲)集聚效应及马歇尔所强调的“地方产业专业化”(localized industry)对吸收外资的影响。第二，跨国公司的个体特征是否影响其区位选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跨国公司的战略逐步转向“全球一体化公司”(global integrated enterprise，GIE)，除东道地区的经济特征外，跨国公司自身所处的行业特征也会影响其全球产业链的布局，例如，处于高技术产业和处于中低技术产业的公司在选择东道地时可能会考虑不同的因素，因此，我们在文中考察了东道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的影响。第三，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是否有效？以欧美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商投资区位选择是否遵循政策的导向？
文章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概述产业集聚理论和一个简单的跨国公司微观区位选择理论模型；第三部分介绍计量模型和变量的设定；第四部分讨论实证分析结果；第五部分为主要结论，并对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减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合理引用外资提出了建议。
二、产业集聚理论概述
马歇尔是最早提出集聚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马歇尔指出，自然条件和宫廷的奖励(即市场需求的萌芽状态)是促使集聚形成的两大主要原因(Marshall，1920)。他把产业集聚称为“地方性工业”(localized industry)，认为集聚可以产生三大优势：临近同一行业从业人员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大量生产同一产品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加速折旧的规模经济；稳定的专门的人才市场。在马歇尔的基础上，Hoover(1948)把集聚效应称为“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es)，强调了由于产业集聚所产生的纯技术外部性。Krugman(1991a)认为，政治事件、较强的地方化生产特点或者其它突发事件同样也可能导致集聚的形成。此外，基于“中心-外围”(core—periphery)模型，Krugman(1991b)提出了产业集聚所产生的纯金钱外部性，强调了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制造业规模报酬递增和农业部门劳动者的不可移动性。他分析指出交通运输成本、制造业产品的差异性、制造业产品占总消费品的比重是形成中心-外围结构的三大决定性因素。
从微观博弈视角出发，集聚可能是公司战略行为的结果(Mayer and Mucchielli，1998)。基于马歇尔式的纯技术外部性，Fujita & Thisse(2002)把Krugman的中心-外围模型扩展到微观领域，并建立了两公司的寡头垄断竞争模型。此外，Rauch(1993)提出，公司是否进入该市场以及进入市场的最佳时间，取决于权衡集聚所产生的马歇尔式的正面外部性和竞争加剧所导致的价格战的负面性，以及第一进入市场者所需花费的初始成本和其拥有的市场力量。
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理论强调了产业集聚的重要作用。Dunning & Lundan(2008)强调集聚可以增大跨国公司区位优势，并提出三种效应会影响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Dunning and Lundan，2008，第596页)：自然禀赋效应，即丰富的自然资源或者低价的劳动成本会吸引外资；集聚效应，即“自我加强趋势”或Myrdal式的“因果累积效应”(Krugman 1991b；Fujita & Thisse，2002)，例如一个已经吸收了外商投资公司的地区将有优势吸收更多的新的外商前来投资；政策导向效应，即东道政府提出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对跨国公司新投资的促进作用。
Mucchielli(1998，2008)综合了集聚理论和Hymer及Dunning开创的当代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理论，提出有四种因素会影响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第一，东道国市场需求和市场发展潜力(需求导向型)；第二，东道国生产要素成本(成本导向型)；第三，在东道国由来自同一个母国(或地区)的子公司所形成的集聚效应(战略导向型)；第四，东道国当地政府所推出的吸收外资相关优惠政策(政策导向型)。在此基础上，Mucchielli & Mayer(1999)、Crozet et al.(2004)构建了一个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微观理论模型。
假定市场j有N家相同的公司全部从事产品Y的生产，其生产函数相同，且N足够大。每家公司把产量作为战略变量，市场需求函数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形式，一阶条件下各个公司生产相同数量的产品Y。于是，公司所得税后纯利润可以表示为：
其中，π为公司所得到的税后纯利润，α代表消费者收入用于购买产品Y的比率，m为消费者的收入(外生变量)，γ为收入弹性，β为价格弹性并且β＞1，t为市场j的税率。我们假定技术外溢或规模经济所导致的生产成本的减少给N家公司带来正的外部性，于是单位成本生产函数c可以表达为工资w和市场中公司个数N的相互作用，即c=
。式(1)是跨国公司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的一个基本理论模型：除市场税率、市场需求、工资水平等传统因素外，备选地区公司集聚所产生的正的溢出效应(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和竞争加剧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离心力，centrifugal force)决定了公司所期望的利润(由于文章篇幅限制，详细的推导过程可参阅Mucchielli and Mayer，1999，第161页)。
三、计量模型与变量设定
(一)计量模型
以条件logit模型(McFadden，1974，1984)为例的个体选择模型(discrete choice model)属于定性模型，在考虑了个体的选择和特征变量的同时，解决了单个样本部分定量数据难以获得的问题(如：公司具体投资金额)，在研究跨国公司区位选择时受到青睐，因此本文使用条件Logit模型来检验欧、美跨国公司子公司在华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
(二)研究样本
本文样本数据来自于中国商务部研究院《2008跨国公司中国报告》和各个公司年度报告。从1979年到2009年，样本中的68家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先后在29个省的63个城市建立了760家子公司；③欧洲制造业公司于1982年首次在华投资后，陆续有62家跨国公司在27个省的86个城市建立了818家子公司。截至2007年底，欧洲和美国公司的子公司集聚在北部和东部沿海省份：辽宁、山东、江苏、广东、福建、浙江及三大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这6省3市占据欧美在华子公司总数的90％。
(三)变量的设定
因变量为1995-2007年期间对应于样本公司每一次在华建立子公司，省(直辖市)j被457家美国子公司或537家欧洲子公司选中作为东道地区的情况。如果j被选中我们标识为1，没有则为0。参考式(1)和相关研究，我们假设除集聚效应外，市场规模、生产成本、政府政策及东道产业的有关特性影响公司在华个体区位选择，具体解释变量如下：
东道地区生产成本(
、
)。Mucchielli(2008)认为，中国在世界出口市场中的重要地位得益于其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低的生产成本，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为高的生产率。He(2003)分析了我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日本及美国跨国公司1992年到1995年在华投资的情况，研究发现较高的效率工资会减少公司在当地投资的概率。本文采用工人的效率工资()来衡量东道地区的生产成本，既考虑了成本又考虑了生产率。效率工资等于当地工人的人均工资除以工业产值。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期待的影响为负。此外，本文引入了人力资本对于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Kang & Lee(2007)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于韩国公司的区位选择有正的影响。在对日本公司在华投资的分析中，Zhou et al(2002)得到了相同的结果。本文用每年j省(直辖市)每1000人中高等教育人数作为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我们假设存在正的影响。
优惠政策(地理优势)(
)。前期研究在考察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在华的区位决定因素时，一般采用虚拟变量来模拟优惠政策。Zhou et al;(2003)在考察1980年到1998年期间日本公司在华投资时，运用了5个虚拟变量来衡量不同的地方优惠政策；此外，He(2003)、Ng & Tuan(2006)及Belderbos et al.(2002)都分别应用了区域虚拟变量来衡量中国的地方优惠政策。样本公司及FDI 大多集聚在沿海开放地区，这些地区同时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第一批受益者。此外，中国经济对于对外贸易高度依赖性⑤也强调了海运的重要性。本文将使用j省省会与其最近港口城市的距离作为地方优惠政策的替代变量(DI
)。远离主要港口城市的内陆省份在吸引跨国公司投资上存在劣势，一方面是由于缺乏海运条件而影响了产品和原材料的运输，另一方面，远离沿海开放地区削弱了内陆省份分享外商投资集聚产生的外溢效应。我们期待的影响为负。
区域控制变量。在运用条件Logit模型的实证分析中，由于违背独立不相关性假设的可能性很大，许多学者尝试用不同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Head & Ries(1995，1999)、Coughlin & Segev(2000)和Cheng & Stough(2006)均运用区域哑变量来控制相同区域内不能被观测到的区域特征；Inui et al.(2008)、Crozet et al.(2004)及Mucchielli & Puech(2003)采用嵌套Logit模型或者混合Logit模型来降低违背该假设的可能性。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问题，本文运用第一种方法，即在回归中引入六个区域控制变量。为了能更好地控制不能被观测到的区域特征，区域变量的划分综合考虑了各省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情况：区域1指代的是北京、上海和天津，区域2指代东北三省和河北，区域3包含了广东、福建、海南、江苏、山东、浙江，区域4指代华中六省，区域5指代甘肃、内蒙、宁夏、青海、陕西和新疆，区域6指代重庆、广西、贵州和云南四省。
跨国公司自身异质性：子公司所属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ITIs)。根据OECD所规定的产业技术密集程度类型(OECD，2005，第172页)，我们把样本中的17个东道产业根据其自身的技术含量(industrial technology intensity，ITIs)分为四大类：高技术产业(HT)，中高技术产业(MHT)，中低技术产业(MLT)和低技术产业(LT)。子公司所处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将对跨国公司在华区位选择产生影响。例如，处于中、低技术产业投资的外商可能是市场或成本导向型。
在运用条件Logit估计时，上述有关市场因素、生产成本因素及集聚效应的变量均滞后一年。
四、实证分析结果和讨论
(一)条件Logit回归结果
在模型1中，对于457个美国公司的区位选择而言，当地人均GDP作为市场规模的替代变量有显著的正的效果。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当一个省的人均GDP增加10％时，其被美国公司选中作为它的子公司厂址的平均概率弹性将提高2.86％，这个结论与前期研究相同(Belderbos et al.，2002)；效率工资和距离都证实了我们的假设，另外，财富500强的美国制造业公司在投资中国时还是偏向人力资本较丰富的地区。对于537家欧洲公司的区位选择而言，市场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且呈负，其他的变量如效率工资、距离和人力资本与美国公司有类似的结果。
在模型2中，虽然市场规模对于欧美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不再显著，但是生产成本和距离仍然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且符合我们的假设。两个集聚变量均呈现正的且显著的影响，这说明了欧美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倾向于享受由集聚所带来的正的溢出效应，当一个省(直辖市)上一年外资公司总数增加10％，它被欧美公司选中作为子公司的厂址的平均概率弹性均将提高约0.03％，这个结果吻合了Mayer和Mucchielli(1998)所研究的日本跨国公司在欧洲的投资行为和Mucchielli和Puech(2003)所分析的法国公司在欧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从模型3开始，我们引入了市场潜力这一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对于欧美跨国公司而言，市场潜力这一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论和Crozet et al.(2004)的一致。和美国公司相比，市场潜力对欧洲公司的影响更大，当一个省的市场潜力值提高10％，它被欧洲公司选中作为子公司厂址的平均概率弹性均将提高6.53％。人力资本、LQ指数及距离影响依然显著且遵循我们的假设。
模型4考虑了母国和欧洲集聚效应。若一个地区已存在来自于欧洲和同一个国家的子公司，那么它对其它欧洲公司有更大的吸引作用，例如，来自于同一母国的子公司数目提高10％，可以使该省(直辖市)吸引一家欧洲公司前来建立分公司的平均概率弹性增加0.44％，对于美国公司而言，只能增加0.15％。欧洲公司在华投资时可能属于“风险规避者”，例如，它们为了避免对新环境的不熟悉、法律体系不了解或者文化上的差异等，而更偏好与来自同一个国家(大洲)的子公司集聚在一起。另外，对于欧洲和美国公司而言，母国(大洲)集聚效应对于新进入公司的影响大于所有外资子公司的集聚效应。
模型5考虑了东道产业技术密集程度的影响。对于美国公司而言，市场潜力的影响是负的且显著，这可能部分是由于该变量与效率工资存在相关性的原因所导致的。对于欧洲公司，虽然用当地同一产业所有公司数目来衡量的地区产业专业化的变量系数不显著，但是，其母国依赖性依然存在。此外，较高的实际工资会减少欧美公司在当地的新的投资，这与He(2003)的结论相同。远离重要港口城市的内陆省份对于吸收欧美公司的投资存在相对劣势，集聚效应的系数为正且显著地影响着区位选择。通过建立产业技术密集程度的虚拟变量和市场潜力的交叉变量，我们发现，与高技术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相比，其他三类产业中，市场潜力对于在华投资的美国公司存在正的且显著的影响，特别是中等技术产业，如机械设备、电器机械、化工产品和汽车制造行业，都很重视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另外，对于低技术产业如食品加工和制造、饮料制造，也存在同样的偏好。若一个省(直辖市)市场潜力提高10％，它吸引一家美国公司在中等技术产业和低技术产业建立分公司的平均概率弹性分别增加8.35％和5％。对于欧洲公司，交叉变量及市场潜力的影响不显著。
(二)Hausman-McFadden检验
我们使用Hausman-McFadden检验对模型1-5所得的结果的可信度进行检验。⑥Hausman McFadden检验的主要原理是比较原样本估计结果和被剔除某一备选地后的新样本的结果。原假设为：IIA假设没有违背，两个样本所得估计结果具有统计一致性，因此，使用条件Logit模型估计得到的结果可信(Hausman and McFadden，1984)。我们发现对于欧洲和美国公司的样本数据，大部分的p值较大且接近1，这说明了我们不能够否定原假设。Hausman-McFadden检验的结果确认了我们使用条件Logit模型所得结果的可信性。
(三)区域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区域内隐藏因素的作用，我们对表3中的模型1-4加入区域控制变量，结果如表4所示。加入区域控制变量后的结果确认了表3所得结果的稳健性。京津沪地区为参照区域。我们具体得到以下结论：首先，省人均GDP对于欧洲和美国子公司在华区位选择的影响没有改变，美国公司比欧洲公司更看重这一变量；第二，当我们加入了区域控制变量后，两个劳动力市场变量对样本公司的选择影响进一步得到确认，特别是效率工资变量的系数证实了我们的假设，欧、美公司在华投资属于“成本和效率型”，此外，人力资本对于欧洲公司的正面作用增大；第三，一个地区所拥有外资企业的个数和东道产业LQ指数均对样本公司的投资有促进作用，特别是LQ指数，当加入了区域哑变量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一个省东道产业专业化指数提高10％，可以使该省吸引一家欧洲公司前来建立分公司的平均概率弹性增加0.56％；第四，地理因素变量仍旧符合我们的假设；第五，对于美国公司而言，东南部沿海的区域优势与三个直辖市的优势差异最小，华中六省相对于三个直辖市的优势差异最大，美国子公司在华区位选择形成了“中部塌陷”的情况，与直辖市相比，华中地区吸引一家美国公司前来建立分公司的平均概率弹性在-2左右。当我们考虑市场潜力变量时，一个地区的市场潜力对于欧洲公司的正面影响进一步放大。人力资本对于美国公司的影响较欧洲公司稳定。集聚效应的两组变量仍然是影响样本公司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欧洲公司更倾向于靠近来自同一母国的欧洲子公司，距离因素的结果也符合我们的假设。“中部塌陷”再次得到确认。
五、结论与政策涵义
本文通过对欧美制造业跨国公司在华个体区位选择微观层面的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集聚效应，特别是母国(大洲)效应，在吸收新进外资时有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对欧洲公司，它们倾向于在已经集聚了来自同一个国家或来自欧洲的子公司的东道地区设立新的子公司；第二，马歇尔所认为的集聚所产生的当地产业专业化的确存在，且对于吸引相同产业的欧美跨国投资均有正的影响，东道地区所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吸收更多的外资在该产业进行投资；第三，市场规模的影响对于美国公司来说更为重要，相对于欧洲公司，美国公司更看重东道地区的人均GDP水平；第四，市场潜力对于跨国公司在华区位选择的影响，取决于东道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以及子公司的母国是美国还是欧洲国家，相对于高技术产业，处于其他产业的美国公司在华投资时属于市场导向型，即东道地区的市场潜力是一个重要因素，而欧洲公司并没有呈现这一特点；第五，欧美公司在华区位选择均是成本和效率导向型，一个省(直辖市)若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相对低的效率工资，可以吸引更多的来自于这两个地区公司的投资；第六，距离重要港口城市较远的内陆省份，对于吸收欧美公司投资存在劣势，欧美跨国公司均倾向于把子公司建立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外资企业依然较少；第七，当考虑区域控制变量时，美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区位选择存在“中部塌陷”，相对于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大直辖市，中部六省的劣势最为突出。
近年来，中国政府虽然推出了一系列招商引资的政策(特别是针对中、西部地区)来缩短区域间经济水平的差距，但是本文研究发现，欧美跨国公司在区位选择上并没有遵循政策的指导方向。以欧美跨国公司为例，外商直接投资依旧呈现出“东-中-西”的梯度分布，优惠政策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特别是对于中部六省，美国公司的区位选择存在“中部塌陷”。作为东西部链接的桥梁，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举足重轻，因此，如何合理利用现有外资，并结合区域比较优势来自主发展地区经济尤为重要。对于吸收外资较少的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不能仅仅依赖于外资，而应该建立自主发展的经济模式。我们提出以下两点建议：第一，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一个地区的产业专业化对于吸收外资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国家可以重振中西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重点扶持龙头企业，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第二，人力资本对于区域经济的自主发展和吸收外资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中、西部，特别是中部而言，降低人才的外流是当务之急。以湖北省为例，该省高校的总数为全国第三，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只处于中下水平，人才的大量外流成了制约该省发展的瓶颈。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该合理引导人才流动，增加经济落后地区教育科研的投入，并结合当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创新能力，把研究成果产业化，建立科技产业园区，以自主创新来带动产业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地区的经济持续协调发展。
当然，本文也存在以下两点不足：第一，本文只考察了世界500强的欧、美公司，其他公司的情况还有待考察；第二，Hausman-McFadden检验结果表明，IIA假设大部分情况下没有被违背。为了降低违背这一假设的可能性，我们采用之前学者的做法(Head et al.，1995，1999；Coughlin and Segev，2000)，加入了区域控制变量来控制区域内不可观察的特征因素，但是，这个方法只是部分解决了问题。在下一步研究中，在数据可能的前提下，我们将运用其他的计量方法来对结果进行完善。
JEL Classification:F21,F23,L10,R12,R30
注释：
①2006年底，按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累计，不考虑英属维尔京群岛，中国四大外商投资源地依次为：香港地区、日本、美国和欧洲(资料来源：《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7》)。
③本文考虑的子公司类型包括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或是兼并参股(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10％的股权持有标准)。
④我们考察集聚效应时，假设每年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投资不存在时间差，都发生在年初，即在做决定之前，公司f会先考察j前一年已经拥有的世界500强子公司的数目。
⑤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的有关资料，2006年和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均占当年GDP的近67％，且净出口总额中有72％是通过集装箱海运的。
⑥由于文章字数限制，检验结果可向作者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