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编撰年代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89(2003)02-0154-05
《文选》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诗文选集，对它的研究自隋代萧该作《文选音义》始已经深入而广泛的开展起来，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文选学”。近几年来文选学研究关注的内容大都集中在编者问题、编撰年代问题、文体分类问题、选录标准问题及与《文心雕龙》的关系问题等方面。本文拟对《文选》编撰的年代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研究编撰年代问题有必要先弄清楚编者问题，因为在“文选学”研究中什么人与什么时间编撰《文选》，两者是息息相关的。这基本上有萧统中心说和刘孝绰中心说两种意见。笔者倾向于前者，也是大多数研究者同意的观点，即《文选》是在昭明太子萧统的组织领导下，以刘孝绰为主要编选者编撰完成的，其他东宫学士如王筠、殷芸、到洽等也参与了编选工作。因此，以下所作的讨论将是萧统在刘孝绰等东宫学士协助之下于什么年代编撰了《文选》。
《文选》编撰于何时，查各类相关史籍均无明确的记载，学者众说纷纭，迄今未有一定论。衢本《郡斋读书志》卷二十引窦常说：“（萧）统著《文选》，以何逊在世不录其文。盖其人既往，而后其文克定，然则所录者皆前人作也。”一般认为，何逊卒于天监十七年(518)年或十八年(519)，而萧统作于普通三年(522)的《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尚未提及《文选》的编撰，则说“以何逊在世而不录其文”乃是不实之言。但是，这里提出的“盖其人既往，而后其文克定，然则所录者皆前人作也”，相类于钟嵘《诗品序》“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用《诗品》的体例推论《文选》，依据虽嫌不足，但作为同时出现的相类之书，理或当是如此。”[1](p.28)不录存者确是当时的常例，《文选》也遵循了这一原则。《文选》收录的梁代作家按卒年排列最晚的是陆倕，据《梁书》本传陆倕卒于普通七年(526)，因此可以断定《文选》最后成书不会早于普通七年。又萧统卒于中大通三年(531)，对于《文选》完成于普通七年至中大通三年之间的结论，研究者意见一致。这个结论虽然符合事实，然过于宽泛，依据它解决《文选》研究中的某些问题就显得语焉不详，必须进一步过细分析《文选》的编撰时间与成书时间。
一
《文选》编撰与成书时间的确定有待综合当时各方面情况方能有一个全面的审视。萧统东宫文坛的状况基本可以普通七年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天监十四年(515)太子加元服时起学士延揽与文学活动逐步走向兴盛，到普通中后期达到繁荣的项点；后期则可以说是很快走向衰落，到昭明太子薨去的前几年文士几乎散尽，文学活动也全然消歇了，因此，研究《文选》编撰年代，普通七年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时间。
清水凯夫先生认为：“关于《文选》的编撰时期……若首先限定编辑时期的确切范围，则当为昭明太子元服的天监十四年(515)以后和太子薨去的中大通三年(531)四月以前”。[2](p.965)这个范围过于提前了开始时间。天监十四年时，刘峻的《辨命论》尚未创作出来。《南史·刘峻传》云：“及峻《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竟不见用，乃著《辨命论》以寄其怀。”由《梁书·何思澄传》可知《华林遍略》在天监十五年开始敕撰，历时八年完成，则《辨命论》之作不可能早于天监十五年。那么，将《文选》编撰的开始时间假设在其所选入的文章同世之前，岂不是于情理很难说得通。
有的研究者将《文选》的开始编撰时间定在普通三年，其根据是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书》云：“得疏，知须《诗苑英华》及诸文制。”“诸文制”所在之《昭明太子集》，由刘孝绰于普通三年编成，因为《昭明太子集序》有：“粤我大梁之二十一载”云云。此信中没有提及《文选》，说明《文选》的编选工作，还没有开始。如果按照这种思路，那萧统的其他作品《正序》和《文章英华》也未在此文中提及，是不是也没有编撰呢？试想，普通三年后的这段时间里，萧统一边编撰包含赋、诗、文等各文体兼收的《文选》，一边“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梁书·昭明太子传》）。如此重复劳动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合理的解释是两书在此之前已经编撰完成了。同样道理，《文选》的编撰开始时间不必因之而必须定在普通三年。
《诗苑英华》与《文章英华》为两部不同的作品。《颜氏家训·文章）云：“何逊诗实为清巧，多形似之言。扬都论者恨其每病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之雍容也。虽然，刘甚忌之。平生诵何诗云，蘧车响北阙，划划不道车。又撰《诗苑》，止取何两篇。”《诗苑》即《书》中所指《诗苑英华》，《隋书·经籍志》称作《古今诗苑英华》，如颜之推所言，尽管史籍著录为萧统撰，实际刘孝绰可能是编撰的主导人物，所以时人将此书归于他的名下。《书》云“往年因暇，博采英华”，且“其书已传”，则在普通三年之前的“往年”，已差不多是指天监末年。是时明昭太子二十岁不到，将《诗苑英华》的编撰委托给他平素器重的刘孝绰亦可以理解。《书》中又云：“上下数十年间，未易详悉，犹有遗恨”。这说明萧统对刘孝绰主编的《诗苑英华》不是十分满意，具体“遗恨”所指因其书早已亡佚而无从探究了，但后来又编《文章英华》与《文选》却极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文章英华》据《梁书》、《南史》、《建康实录》记载，乃萧统手编已十分明确。其编辑成书时间应是在《文选》编撰之前，《诗苑英华》成书后的不久，即普通元年左右。俞绍初先生《昭明太子萧统年谱》将《文章英华》的编成系于天监十八年之上，大抵相去不远。
不厌其烦的讨论《诗苑英华》与《文章英华》的情况，主要意在说明《文选》编选思想基础。萧统因对刘孝绰《诗苑英华》“犹有遗恨”而另外再编《文章英华》以体现自己的文学理想，这只是在诗歌一体方面的小试牛刀，进而以《文选》全面的明确其“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编撰目的与“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文质彬彬”文学思想。同时，萧统也由刘孝绰《诗苑英华》与自己手编之《文章英华》的实践操作正反两个方面获取了宝贵的编撰经验，为《文选》的编撰做了很好的准备。研究者大都认为《文选》之成书有在它之前的几部选集作为工作基础，这应该是符合当时编撰事实的。那么，《诗苑英华》、《文章英华》普通元年左右已经完成，梁武帝之《历代赋》亦早在天监十七年前完成，为何非要等待两年，到普通三年才去进行《文选》的编撰工作呢？
细考《梁书》，不难发现昭明太子的东宫学士比较繁盛有三个时期，分别为天监六七年间、天监十四年间和普通三四年间。天监六七年间，昭明儿童时期，学士之职无非教导侍读。《南史·王锡传》云：“时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锡与秘书郎张缵使入宫不限日数，与太子游狎，情兼师友。”天监十四年间这段时期处于昭明少年时期，这时已经开始与学士“商榷古今”进行文章著述。《梁书·王筠传》云：“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梁书·昭明太子传》说：“引纳才学之士，爱赏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间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文学活动的成果便是刘孝绰编的《诗苑英华》、萧统编的《正序》与《文章英华》。普通三四年间，昭明太子正当青年，年富力强，朝气蓬勃，抱有对文学与总集编撰工作的一腔热望。这同时也是东宫学士最人才济济的时候。推测这个时期是《文选》编撰的年代在时间、人力与兴趣方面皆非常合适。只是倒不必定死在普通三年开始。我们不妨仔细观察一下这一时期东富学士的集中状况。按穆克宏先生《萧统年谱》，普通元年，太子令王筠丁母忧去职，到洽以太子中庶子领博士，萧机为太子洗马。普通二年，明山宾为太子右卫率，张缵为太子舍人并掌书记。普通三年，刘孝绰为太子仆，陆襄为太子家令，张率为太子家令，陆锤为太子中庶子，周舍为太子左卫率。普通四年，东宫新置学士，明山宾、殷钧为东宫学士，王规与殷芸、王锡、张缅同侍东宫。普通五年，到洽复为太子中庶子，谢举为太子中庶子，徐悱卒，生前曾为太子舍人、洗马、中舍人。普通六年，到洽迁御史中丞，殷芸直东宫学士省，王筠除吏部郎，迁太子中庶子，王规为侍中。穆克宏先生将刘孝绰受到洽弹劾罢官事系于此年似不确，疑点有二。《梁书·刘孝绰传》云：“孝绰诸弟，时随藩皆在荆、雍乃与书论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辞皆鄙到氏。又写别本封呈东宫，昭明太子命焚之，不开视也。时，世祖（萧绎）出为荆州，至镇与孝绰书曰……。”湘东王萧绎出任荆州刺史据《梁书·武帝纪中》在普通七年十月辛未，又有时字则表示齐孝绰罢官，当在此前不久，是普通七年下半年时候，不会早至普通六年。此其一。又刘孝绰诸弟性格与其一样任性偏狭，若普通六年其兄已为到洽弹劾去职，他们决不会反应慢到第二年才攻击诋毁到洽并写信向太子求情，此其二。
由上可见，普通三、四年确是东宫文坛鼎盛之时，但普通元年、二年萧统似乎已经有意识有步骤地召集才学之士，说明《文选》的编撰工作已经启动。到洽、萧机、明山宾、张缵可能正在为编选工作收集整理材料，面萧统则在酝酿《文选》的具体编选体例、标准诸问题。普通三年，刘孝绰完成《昭明太子集》，便可以全面铺开《文选》的编选工作，恰在此时东宫学士呈现猛增的情况，特别是普通四年新置学士，显然是大规模总集编撰工作的需要使然。我们想要指出的是，《文选》编撰的前奏在普通元年、二年已经开始，普通三年、四年东宫学士猛增呈现的繁荣景象并不是没有来由突然出现，而是有一个可以澄清的过程的。这样推测与《诗苑英华》、（文章英华）完成于天监末年的情况十分吻合，于史书叙述顺序也是符合的。可以认为，《文选》便是东宫文坛最后一个兴盛时期的产物。
关于《文选》未选入何逊、吴均的作品，有研究者据《梁书》解释是因为梁武帝曾经说过“何逊不逊，吴均不均”的话，萧统身为太子自然要遵从乃父的意愿，否则便是不想坐稳他的太子地位。不论真实原因是否这样，可以肯定的事实是，萧统编撰《文选》确实与乃父梁武帝萧衍有着莫大的关系。封建王朝里，皇帝与太子关系一向都是微妙不定的，储君与诸王之间则更是充满了猜忌斗争。梁武帝本人可算是古代第一个真正专注于文章著述的皇帝，除撰有《历代赋》，因为不服气于刘峻所作《类苑》，还命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争胜之心，可见一斑。萧统、萧纲、萧绎兄弟之喜好文学便很有梁武帝的熏陶影响。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地位，决定了文学萧梁一代宫廷里除了作为一种兴趣爱好，更有许多政治意味夹杂其中。其实，察《梁书》，文学之士因其才华受到武帝赏赐，被提拔擢用，授予官职之事屡见不鲜。最极端则莫过刘孝绰因事遭弹劾后很快又能得意于官场。《梁书·刘孝绰传》云：“及高祖为《籍田诗》，又使勉先示孝绰。时奉召作者数十人，高祖以孝绰尤工，即日有敕，起为西中郎湘东王咨议。”这种特殊待遇确属少见。另《梁书·刘杳传》载：“昭明太子薨，新宫建，旧人例无停者”。萧纲立为太子后有意不用昭明的文人学士，正所谓“一朝太子一朝学士”吧。萧纲组织编撰的《法宝联壁》序中罗列出三十八位编者，仅有王规一人是原昭明太子十学士之属，也说明了当时文学与政治紧密相联。相类于昭明太子的《文选》，萧绎当上太子成为皇帝也命徐陵编出了总集《玉台新咏》。这不仅仅是“宫体”文学主张的体现，也是一种政治实力的展示，有博取声誉的动机。再来看萧统，身为太子，组织编撰《文选》，博取梁武帝的欢心；招揽当时著名的才学之士，引为羽翼，与兄弟诸王相竞争，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与意义。
《南史·王锡传》云：“时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锡与秘书郎张缵入宫，不限日数。与太子游狎，情兼师友。又敕陆倕、张率、谢举、王规、刘孝绰、到洽、张湎为学士，十人尽一时之选。”此“十学士”即后来所说的“昭明太子十学士”。曹道衡、浓玉成先生《读〈文选〉札记》“昭明太子十学士”条云：“《南史》所谓学士十人，其入宫当非一时，要之皆在天监十四年之后，史文概而书之，易滋疑惑耳。”[3](P.112)观十学士之属，毫无疑问，以昭明太子为核心编撰总集的主要工作人员便是他们了。十学士之游东宫，确非同时，从《梁书》记载的相关材料可以发现他们最早在天监七年，最晚至普通初年才全部聚齐于东宫。不过考察王锡、张缵和张率等的行年，不难看出十学士主要还是在天监末年到普通七年陆倕死的这段时间里聚集在东宫。“十学士”虽非“一时之选”，却是由梁武帝同一敕书设置的，他们侍从在昭明太子周围为了什么呢？显然梁武帝是命令他们教导文章协助从事总集的编选，而只有萧统一生中最主要的作品《文选》编撰才需要如此众多博学善文的学士加入。从萧统的角度讲，父皇敕命学士协助，更要积极努力以杰出的成果向乃父证明，巩固自己太子之位，同时也向诸王展示自己作为太子的不凡实力，所以便出现了至今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文学选集的《文选》。从“十学士”主要天监末年至普通七年这段时间一并聚集在东宫的事实可以推断《文选》亦主要是在这段时间里编撰的。
普通七年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即刘孝绰被到洽以“名教隐秽”的罪名弹劾罢官，幸亏有梁武帝的庇护，又起为荆州湘东王咨议，事见《梁书》本传。另一件事是这年十一月萧统生母丁贵嫔薨去。萧统乃著名的仁孝之子，不胜悲恸。至此，《文选》的编撰工作几乎停顿下来。纵观普通元年到普通七年，东宫文坛基本上是稳定发展的，萧统、刘孝绰及诸学士均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专事总集编撰。曹道衡、沈玉成先生《有关〈文选〉编撰中几个问题的拟测》云：“从普通七年十一月至大通元年十月，当为萧统服丧期间，据礼制不得从事《文选》的编撰，再加上丁贵嫔得病到死的一段时间萧统亲侍汤药，无暇从事，那么普通七年的下半年，刘孝绰自然不可能从事《文选》的编撰。”[2](P.341)“丁贵嫔得病到死的一段时间”有多长呢？《梁书·昭明太子传》“（普通）七年十一月，贵嫔有疾，太子还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带。”《梁书·丁贵嫔传》云：“普通七年十一月庚辰薨，殡于东宫临云殿，年四十二。”可见，丁贵嫔所患之病乃是急症，得病到死只在一月之间，此前太子并没有为之费太多心思。按照比较保守的估计，萧统及其东宫学士有六年左右“居多暇日的”安稳时间，可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认真细致的作好编选工作。《文选》三十卷，选录范围上至先秦，下迄齐梁，由留存于世的数千篇作品中选出基本反映诗、文、赋各种文体发展轮廓的五百一十四篇佳作，并要达到“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的要求，决不是朝夕之间可以完成的工程。反观普通七年，整个东宫文坛变乱纷呈，日渐凋零，再不复有前期的盛况，更加找不出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可以安安稳稳地进行文学撰述活动了。
截至普通七年，《文选》的编撰已经基本完成了。是时，萧统为其作了序。当时人编集，序一般作于书成之后。如南齐文惠太子搜集整理鲍照遗文，命其文学集团成员虞炎为所编成的《鲍照集》写序：《昭明太子集》，是“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梁书·刘孝绰传》）；萧纲撰《法宝联壁》，“中大通六年而书成，命湘东王为序”（《南史·陆传》）。然而，《文选》目录中所标举的各类文体与《文选序》所叙列的不完全相符，有的“序”中提及而目录没有，有的目录列出而“序”中不见，这两种情况同时并存。如果真是“序”撰写在先，那么因为萧统不仅是总集编撰工作的文学领袖，更是东宫学士们的行政领导者，其在“序”中所列文体应该是在目录中得到完全贯彻，一丝一毫也不会差异。《文选序》规定作家的编次是“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而《文选》诗类中“公宴”、“哀伤”关于曹植、王粲，“赠答”关于陆机、潘岳的排列，诸如此类的错误，一方面说明《文选》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另一方面也明白显示出《文选》编选实际操作与萧统所作之“序”的不一致性。据日本所传古抄白文本《文选序》，“各以时代相次”，乃是“略以时代相次”，这也是证明“序”作于《文选》书成之后，反映的是萧统对已经成书之《文选》类分混乱事实的恰当总结。《文选序》中“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完全是一种回顾性的口吻，又其行文从容稳健，成竹在胸之势，说明“序”不可能作于普通七年后心绪不宁惶骇惭惯之时，亦不可能是普通初年方二十的少年之时。
《文选序》云：“远自周室，迄于圣代”，是言选录作家至梁代，即在普通七年基本成书之时已经选至了梁代。我们知道，《文选》所选入的梁代作家按卒年排列是，范云天监二年卒，江淹天监四年卒，丘迟天监七年卒，任昉约卒于天监七年，虞羲，《文选》虞子阳《咏霍将军北伐诗》李善注引《虞羲集序》曰：“羲字子阳，……天监中卒”，约卒于天监九年，沈约天监十二年卒，刘峻普通三年卒，徐悱普通五年卒，陆倕普通七年卒。其中沈约与刘峻卒年相距近十年时间，大异于其他作家卒年相去不过三两年的惯例，明显以沈约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集团。昭明太子普通七年看到基本完成的《文选》并为之写“序”时，《文选》肯定没有卒于普通七年陆倕的作品，水平一般的徐悱作品，否则，“文章与刘孝绰并重于世，世谓之何刘”（《梁书·何逊传》）的何逊作品不可能被忽略掉，因为其卒年天监十七或十八年，正处于沈约与刘峻之间。显然，我们现在看到的由沈约跳过何逊而直接进入普通年间选录刘峻、徐悱、陆倕的《文选》，并非昭明太子作序时《文选》的原貌。换句话说，萧统以为选录到天监十二年的《文选》就是最后成书了。否则他不会为之作序，因为从来还没有书正在撰写过程之中时就为之作序的先例。
二
前已述及普通元年到普通七年《文选》编撰实际已经基本完成，其收录作家遵循不录存者的原则截止于天监十二年的沈约，萧统为之作序，从其“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的感慨语气可以感受到他对《文选》接近了这个目标的满意态度。从普通七年开始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东宫文坛陷入混乱凋蔽之中，再无繁荣的兴盛时候。
普通七年，先是刘孝绰为到洽弹劾罢官去职，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东宫学士内部矛盾的激化，已经丧失了前期的和睦融洽互相协助的集体工作精神。同年，太子中庶子陆倕也亡故了。最严重的事件是萧统母亲丁贵嫔的薨去及随后发生的“蜡鹅事件”，这对于萧统身心与行为举止的影响是决不应该低估的。按照当时礼制，父在遭母丧，应服孝一年，则普通七年十一月到大通元年十一月为萧统服丧期。《梁书·刘孝绰传》载《谢高祖启》后云：“后为太子仆，母忧去职。服阕，除安西湘东王咨议参军。”刘孝绰丁母忧去职的时间可以根据其弟刘孝仪、刘孝威的传记定为中大通元年。《梁书·刘潜（孝仪）传》云：“晋安王纲出镇襄阳，引为安北功曹史，以母忧去职。王立为皇太子，孝仪服阕，乃补洗马。”《梁书·刘孝威传》云：“初为安北晋安王法曹，转主薄。以母忧去职，服阕，为太子洗马。”晋安王萧纲立为太子是在中大通三年七月，按《宋书·礼志四》梁代服丧期为二十七个月，则回推可知刘孝绰乃是在中大通元年“以母忧去职”。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已经薨去，则刘孝绰似从中大通元年至中大通三年一直处于母忧服丧期间，无暇他顾。因此，从刘孝绰活动情况出发，大通元年底至中大通元年这两年之间便是可能的总集编撰时间。刘孝绰在遭弹劾去官以后很快又被起用为湘东王咨议，并复任东宫太子仆，其任太子仆的时间恰在大通元年至中大通元年。于是，清水凯夫先生“得出如下结论，即《文选》是以太子仆刘孝绰为中心于大通元年到大通二年间编辑完成的。”[2](P.974)清水先生结论的前提为刘孝绰才是《文选》编撰的实际中心人物，这在其他论文中有维护性论述，然这一推测本身并不完全为学界所认同。清水先生以为《文选》选录取舍决定于刘孝绰的私人好恶恩怨，寄托了其许多的主观意见。《梁书·刘孝绰传》载：“孝绰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齐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常与同载适亲友，号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无我当归阿士。’阿士，孝绰小字也。”王融是刘孝绰的舅舅，于他赏识提携之恩不可谓不大，但刘孝绰把持的《文选》却没有选入其诗；甚至连刘孝绰的父亲刘绘，既是知名的永明文学后进，又有诗作入选钟嵘《诗品》，也被拒于《文选》之外，显然《文选》并非刘孝绰一人独断专行的产物。那么，说刘孝绰在大通元年到大通二年间独自一人编辑完成《文选》便不能不令人怀疑了。
另外，刘孝绰任太子仆的这两年间东宫并非太平无事，毕竟东宫之主是萧统，他的举动才真正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力。丁贯嫔病逝时，《梁书·昭明太子传》云：“及薨，步从丧还宫，至殡，水浆不入口，每哭辄恸绝。……体素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每入朝，士庶见者莫不下泣。”悲痛之情，不言而喻。冈村繁《〈文选〉编纂的实际情况与成书初期所受到的评价》分析说：“可以猜想，太子食欲极端不振，心神体貌非同寻常地急剧憔悴衰弱，造成上述症状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看护生母及服丧的疲劳。看来，当时太子已患不治之症，在其生母死后四年余，他便追随慈母而离开人世。”[2](P.1062)《梁书·昭明太子传》云：“（中大通三年）寝疾。……四月乙巳，时年三十一。”到底萧统死于何病没有交代。《南史·昭明太子萧统传》云：“（中大通）三年三月，游后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荡舟，没溺而得出，因动股，恐贻帝忧，深戒不言，以寝疾闻。……四月乙巳，暴恶，驰启武帝，比至已薨，时年三十一。”这是说因溺水得病而亡。论及病因，冈村繁先生从太子心神体貌急剧憔悴衰弱，推测太子身患不治之症也有一定道理。不过，对萧统身心伤害最大的还是莫过于“蜡鹅事件”。其事见于《南史·昭明太子萧统传》和《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五。据《梁书·丁贵嫔传》，可知丁贵嫔亡于普通七年十一月，翌年春下葬，则“蜡鹅事件”应是发生在其后不久，估计为大通元年。《资治通鉴》记载事件的结果是：“上遣捡掘，果得鹅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而止，但诛道士。由是太子终身惭愤，不能自明。及卒，上征其长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欢至建康，欲立之为嗣，衔其前事，犹豫久之，卒不立，庚寅，遗还镇。”这是说萧统的死因乃是因“蜡鹅事件”失宠于梁武帝而忧惧不安，以至惭愤而终。梁武帝甚至因厌恨此事，打消立萧统子欢为嗣的想法，既而改立晋安王萧纲为太子，亦可见此事于萧统与梁武帝干系重大。是以萧统消沉惶恐，积忧成疾，壮年而亡，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于“蜡鹅事件”。如此看来，昭明太子自普通七年丁母忧又经历“蜡鹅事件”直至最后去世始终未能得到一刻心平气和的空闲，容他去从事自己的喜好——文学撰述。萧统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主要角色终究是太子，而非是文学家或者批评家，当因“蜡鹅事件”失宠于梁武帝，萧统时时刻刻在意的是父皇对他的排斥猜忌，处心积虑思索的是如何保住太子之位，而不可能是想方设法组织东宫学士开展什么总集编撰。太子之位与编撰总集，孰轻孰重，不屑赘言。并且，继普通七年陆倕卒，第二年即大通元年到洽、明山宾、张率先后去世，张缵则出为华容公长史。中大通元年，殷芸卒，陆襄丁母忧去职。东宫文坛呈现出一片败亡之象，已经不可挽回的迅速走向崩溃。郁闷惶恐的昭明太子意气风发的心情早已烟消云散，这也正是前述充满与诸文士“商榷古今”，挥斥方遒的豪气风流的《文选序》不可能作于这段时间的原因。
不过，值此混乱衰落之时，刘孝绰在大通元年至中大通元年再次返回东宫任太子仆，应该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我们知道，《文选》体例多有错乱之处，例如“杂诗”类关于陆机、左思的编次错误，还有选文内容与作家别集或史书著录文字有所出入，至今研读仍觉其多有草率之处。相信昭明太子对其中的这些问题也不满意，自己又无暇顾及，只得把最后统一体例修订整理工作交由他最赏识的刘孝绰去完成。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大通元年(527)夏，即丁贵嫔薨去的第二年，萧统写成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撰述《陶渊明集》。显然，《陶渊明集》不可能是在丁贵嫔死后才着手编撰的，而是早前就已经结束主要工作，此时抓紧完成正是体现萧统善始善终的责任心，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笃好文学的太子。之所以在母丧哀恸之时勉力而为，或许萧统自己也隐约意识到往后再不可能有机会了。事实确实如此，“蜡鹅事件”一起，萧统纵是有心为《文选》的收尾做些工作，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交代给刘孝绰去做，恐也是出于无可奈何。刘孝绰自天监以来有十馀年的时间陪侍在昭明太子周围，“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梁书·王筠传》）又身为东宫文坛领袖，正是萧统意向中的最佳人选。这时的刘孝绰上无昭明太子节制，下无其他学士妨碍，掌握了《文选》后期修订的实权。不论是否出于主观意气，于《文选》基本体例大异其趣的刘孝标、徐悱、陆倕的选入却基本可以定为是刘孝绰的操作。除此之外，他似乎也并没有做什么实际工作，因为《文选》的某些问题如体例上有作家排列顺序矛盾等并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最后收尾仍略显得仓促。这也不奇怪，刘孝绰品性史书有明确的评价：“仗气负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极言诋訾”（《梁书·刘孝绰传》）；“中冓为尤，可谓人而无仪者矣”（《南史·刘勔传论》）。《梁书》本传说其晚年行迹：“后为太子仆，母忧去职。服阕，除安西湘东王咨议参军，迁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坐受人绢一束，以饷者所讼，左迁信威临贤王长史。顷之，迁秘书监。大同五年，卒官，时年五十九。”昭明太子薨去，刘孝绰便立刻另投他门，辗转为官，可知其所热衷乃名利之场，旧主之情非其所念。固然他未能完成萧统赋予的任务，有其很快遭母忧去职的缘故，但斟酌修订《文选》，于他并非难事，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无德之人，乏耿耿之心，亦顺理成章。
［收稿日期］2001-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