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处理好的几对关系——兼论西方民主理论及其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困境论文,民主论文,理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主”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俞可平先生说：“政治哲学中最古老而又最新颖的话题无疑是民主，谈论最多分歧最大的话题无疑也是民主，最令人神往而又最使人迷惑的话题无疑还是民主”。（命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3页）对此，我们应该总揽全局，用政治辩证法来认识它，把握它，驾驭它。在政治实践过程中，尤其要从战略的高度注意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一）民主与效率
要西方，有精英决策模式与多元决策模式的争论，其中就涉及“民主与效率”问题：前者认为决策是由一些为数不多的掌权人物作出的，它不是反映“人民”的要求，而是反映极少数决策者的利益、感情和价值观念；后者认为，政治决策是权力运用中公民、投票人、政党、利益集团领袖和直接决策者各自行使权力，互相影响和互相作用的过程。但是，两者亦有共同之处，即都认为政策最终是少数人制定的。不同在于前者认为决策是没有或极少有制约，而后者则认为有相当大的制约：在一个多元结构存在的社会中，各种力量，甚至包括人民的力量，都会对决策者的政策产生影响。这是社会特点决定的。
其实，“多元论和精英论之间的争论通常并不归结为是否少数人控制政治竞赛。甚至在多元论者的模式中，群体之间的讨价还价也由代表各自群众的相当少数领袖进行。很清楚，只有少数人直接参与政治，而这个小集团比人民大众的影响更大。中心问题是这些精英有多大的竞争性，有多大的代表性。”（[美]加里·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中国社科院出版社，中译本1994年版，第216页）
官僚制的发明者马克斯·韦伯曾指出，“合议——除了集权主义的否决的合议外——几乎不可避免的意味着妨碍准确地、明确地、首先是迅速地作出决定（在其不合理的形式中，也妨碍专业的培训）。然而，在实行专业官员制度时，王公们往往恰恰不希望有这种结果。作决定和行动的必要的速度变得越快，合议的原则就越被排斥。——合议根本不是‘民主’特有的东西。”（[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7年版，第309、312页）
另一位西方学者的观点更深刻：“被决定的问题的性质很可能影响决定问题的方式。多元论可能比较适用于描述小社区的政治，而权力精英认可能有助于理解外交政策的制定。”（《美国政治基础》第217页）
当今世界，很为公民权利表现形态的民主，诸如政治上的普选权和参政权以及各种社会经济权利进一步扩大了；而作为国家表现形态的民主，代议制政府内部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行政高度集权和空前扩权，从以议会为中心的权力结构走向以行政为中心的权力结构。议会的权力逐步转移到行政机关。曹沛霖先生称这一现象为“行政集权民主制”。（曹沛霖、徐宗士主编：《比较政府体制》绪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恩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1页）这无疑是深刻而正确的。
当今世界，政府体系所起的作用日益突出。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在它们多样化的发展历程中，政府总是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实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府不直接控制企业的经济活动，但是在宏观上政府体系发挥的作用却越来越大，其职能和权限呈扩大之势，越来越要承担起挽救宏观经济学所说的市场失效的责任。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体系能否有效运用，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政府稳定有效，社会就能繁荣昌盛；政府摇曳孱弱，社会就必然动荡不安，甚至战火纷飞。
我国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不仅是党的组织原则，也是实践证明处理好民主与效率关系的贯穿于整个国家的组织机制。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把握好适当的限度，使二者保持适当的张力，这样才能有效地利用好现有的资源，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搞得更好。
（二）民主与稳定
在亨廷顿看来，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取决于政府对公民政治需要的满足程度，或者说，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亨廷顿通过以下三个公式对此进行了阐述。第一个公式：
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
亨廷顿的意思是，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的动员，但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动员的速度往往比经济增长的速度来得快。由社会动员产生的期望往往只有通过经济的增长才能满足。当社会动员的速度超过经济发展时，人们就会对国家产生过高的期望，从而在需要与满足之间造成差距。这种差距直接导致公民的社会挫折感，这种挫折感的缓解有赖于社会的流动机会。于是，亨廷顿便给出第二个公式：
社会挫折感/社会流动机会＝政治参与
这个公式的意义是，如果社会的流动机会足以满足由社会动员而致的过高期望，那么，人们折挫折感就会锐减。但是，在国家的经济刚刚起尺时，社会的流动机会往往不足以消弥人们的这种失落感。这时，公民就会将注意力转向政治生活，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从而对政治系统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局的稳定就取决于亨廷顿的第三个公式
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
这就是说，当公民增加政治参与的要求时，如若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也相应提高，有效地满足公民的政治要求，那么，国家的政治秩序就仍将得以有效的维持。反之，如若国家的政治制度化不足于满足公众的政治参与要求，那么，国家政局的动荡将不可避免。“简言之，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的速度偏高，政治组织化和制度化的速度偏低，其结果只能是政治不稳定和无秩序。”（参见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339—340页）
另一位美国政治学家伯纳德一贝雷尔森在1954年出版的《选举》一书中作了如下评论：“如果全体公民极大地参与政治，那么这种群众的民主政治将会怎样起作用呢？但人们缺乏政治兴趣也是不无好处的。其实，政治兴趣极浓的选民投票越多，对于竞选运动越了解，耳闻目睹越多，参与程度也就越高，他们也就不太愿意接受别人主张，并不太可能改变自己的主张。极端的政治兴趣伴随着极端的政治狂热，如果遍及全社会的话，这足以破坏民主过程；相反，政治兴趣低却能够为急剧变化时期的复杂社会政治变革提供试验的机会。”（转引自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6页）
显然，这两位学者所关注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问题。在他们看来，民主的生长需要一定的条件，特别是政治制度的供给与政治参与的需求要保持平衡。过度的民主需求的结果只会葬送民主。取而代之的往往是军人独裁政权。如亨廷顿所说：“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推翻政府可谓易如反掌：一个连，两辆坦克，半打上校就够了。”（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96年，第8页）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什么事都办不成。因此，在两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辩证关系。应该在总揽大局的前提下，积极开创政治参与的渠道，同时注意维护社会的稳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民主与法治
如果说，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那么，法治就应该是民主的题中之义。法治的精义就在于法本身的正义性及其权威性。法既是民主的产物，又是民主的保护神。法治的作用就在于它把民主限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防止民主的僭越和泛滥成灾。
在此，雅典的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雅典在梭伦改革时赋予公民参与议事和审判的职能。公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公民大会、议事会和法庭。“照梭伦当初立法的本旨，赋予平民的实权是有限度的，他所规定的民权仅仅是选举行政人员并检察那些行政人员有无失职之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5年版，第105页。）但实际情况是：“自由民身份，本是与奴隶身份极对应的一种称号，指的是这些人，他们有资格享有全体国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力和权利，梭伦法并不排除自由民拥有表决或选举权，只是规定某些行政职务须有一定的财产保证。然而平民对此始终不满足，直接梭伦法被废止之日。根据安提佩特鉴订的协议，凡财产保证不足2000特拉克马（约合60英镑）的雅典人，都没有表决权。这样的政府，虽然在我们看来是十分民主的，雅典平民却还是感到很不满意，三分之二的平民立即离开了本国。卡桑德把这种财产保证全额压低一半，平民还是认为这种政府是寡头独裁。”（《休谟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7年版，第124页。）平民权力的贪婪，其结果是：
“平民权力的过于膨胀，是导致雅黄衰落的原因之一。在雅典，津贴制度产生了一批以开会和表决为生的政治寄生虫；一味强调人民权利，导致了操纵和煽动民意的民众领袖的出现；忽视对民众的教育使得这种建立在‘人民’名义上的民主政治远离了政治正义。”（浦兴祖、洪涛：《西方政治学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公元前399年雅典五百人陪审法庭对苏格拉义这位雅典的好公民进行审判，将其当成城邦的公敌。藏有私心的雅典人和襟怀坦白的雅典人一起，利用雅典民主制这架机器，处死了本邦伟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这是雅典制度的悲剧。
但是，悲剧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在法国大革命中，卢梭的虔诚信徒罗伯斯庇尔高举“人民主权”的旗帜上演了一幕至今令人毛骨悚然的“革命大恐怖”。这是卢梭理论付诸实践的必然后果。“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可以说是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复兴和发展，因此它必然面临与雅典民主政治相同的困境，——当它试图运用于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时，它那种严苛、绝对、充满理想主义的情绪的逻辑往往导致社会生活的全面政治化，大众参与政治的病态扩大，最终把民主推向暴虐专制。”（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当前，我国正积极推行依法治国方略，在此过程中，应努力把民主与法治融为一体，使二者齐头并进，相得益彰，为改革开放事业保驾护航。
（四）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
“民主”这一概念从它诞生之日起人们便争论不休。历史上，政治思想家们关于民主政治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人民”和“统治”本身的意义上，到了当代，政治学家开始把争论的重点从“人民”和“统治”本身转向“人民”与“统治”二者的关系。由此发展出“实质民主论”和“程序民主论”；前者强调个人权利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并主张从政治过程的后果来判断政治体系的民主程度；后者则认为民主是一种过程，个人的自由权利只有在这种过程中才能实现。后果对于民主政治而言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民主政治的程序。对于“实质民主论”来说，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宪政问题，而对于“程序民主论”来说，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治参与。（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第124—125页）
传统民主理论既强调“实质民主”，又重视“程序民主”。“18世纪的——民主方法就是为现实共同福利作出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其方式是使人民通过选举选出一些人，让他们集合在一起来执行它的意志，决定重大问题。”（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371、416页）这其中力求使价值性和工具理性兼顾。
时至当代，随着行为主政治学的滥觞，价值理性受到空前的冷落，而工具理性却得到空前的阐发。精英主义者仅把民主看成是一种竞争政治领导权的方法。
熊彼德是精英民主政府集大的成者。他批判了经典民主理论赖于存在的两项基本假设：存在着某种被认识和论证的“公益”，能找到某种可以发现这种“公益”的人民意志，然后在此基础上的构建民主理论体系。（一）民主仅仅是一种手段和方法，本身不足于构成目的，这是所有民主理论的出发点。只要存在着选举产生政治领导人的程序，只要每隔一段时期公民可以选举或罢免统治者，民主就是充分的和完善的。（二）民主是政治家竞取领导权的过程。作为崇尚自由竞争的经济学家，熊彼德把这一过程和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相提并论。选民就像消费者，他的“货币”就是选票。选民们选票“购买”合意的商品—政治家或政治主张。政治家就像企业主，他们的政纲或许诺就像企业的产品，他们带着这些政纲和许诺来到政治市场，通过政党、竞选班子、大众传媒等工具，利用广告宣传、口号煽动以至欺骗等手段来争取人们的选票，得到或保护已得到的作政治决定的权力。选民带着选票来到政治市场以换取政治的承诺。民主的真谛不在于是否由人民自己治理，而在于是否有适当的方式产生人民信任的领导者，并能有效地控制其行为。”（金贻顺：《当代精英民主理论对经典民主理论的挑战》载《政治学》1999年第5期）
由此，他对民主的定义如下：民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民主不过是指人民有机会接受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意思。
他说：“从政治上说，谁要是还没有真正领会历史上一位最成功的政治家的话：‘实业家不了解的是，正如他们在经营石油，我在经营选票。’他在政治上还是幼儿园阶段。”（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第371、416页）
显然，精英民主论是片面的，也是危险的。在把民主仅仅理解为“选举政治领导人”的社会里，极有可能出现卡尔一波普所说的“民主悖论”的情况。
如果多数人选举了一个专制的统治者，那么多数人统治的原则，要求我们服从这个统治者，因为他是多数人选出来的，符合多数人的统治的，但是多数人统治的原则又要求我们不服从这个专制者，因为他实行独裁统治，本身就有悖于多数人统治的原则，这就陷入了无法解决的二难境地之中，陷入一种自相矛盾之中：服从不对，不服从也不对，这就是传统的民主理论必然导致的悖论，波普认为，多数完全有可能拥戴少数贤明的专制者来统治，而一旦多数人同意把权力交给这个专制者，让他来统治，却又否定了大多数人统治的自身价值，这就是波普著名的民主悖论。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过，希特勒就是通过魏玛宪法的民主程序上台执政的。人民通过民主的程序把自己投进“雷布斯丛林”之中。（金贻顺：《当代精英民主理论对经典民主理论的挑战》载《政治学》1999年第5期）
在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因此，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第一要务。
（五）结语
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而只能说是最不坏的制度。民主不是没有缺点，而是缺点少一些而已。所以，民主政治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追求、不断完善、不断捍卫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可以让我们一劳永逸的东西。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后发型的社会。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任重而道远。这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不可急于求成。否则，其结果只能是“欲速而不达”甚至导致政局的动荡和社会的混乱，最终葬送民主。
英语格言说，最好的东西是好东西的敌人。文化心态上的完美主义倾向是十分可怕的东西，它是专制主义重要的心理根源。“当（自认为）选择了一个‘完美的’制度之后，你是不能够批评它的。‘完美的’东西怎么可以批评？‘最好的’制度是排它的，因为‘最好的’东西在世界上只可能有一个。”对民主政治持过于理想化的态度，不可避免地为专制主义准备了土壤。（摩罗：《警惕完美主义》载《读书》，2000年第1期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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