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海军留日教育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中国海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6)01-0001-07
中国传统只有水师而无海军，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抵抗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中国政府成立了新式海军。1877年，清政府派遣了首批海军学员出国学习，开创了海军留学的新时代。此后不久，中国政府又多次派遣留学生赴东西方各发达国家学习海军的驾驶技术和管理技术。一批批留学生陆续学成归国后，积极参与中国海军建设和发展，他们或从事于海军造船工业的技术工作，或担任海军舰船的指挥作战工作，或担任海军军事学堂的教习和各级海军军官，为中国海军近代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本文所涉及的这些海军留日学生，作为中国海军留学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包括中国海军自行选派的留日生，还包括非海军系统派遣但回国后被分配去海军服役的留日生。在海军留学史上，这两部分留日学生的人数和影响仅次于海军留英学生，然而却一直是海军留学史专家研究较为薄弱的地方，因而，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上撰写本文，重点探讨海军留日学生教育以及留日海军学生回国后对中国海军的作用和影响，以期对中国海军留学史的研究有所助益，其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近代海军留日教育概况
甲午海战后，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这促使国人进一步觉醒，一些封建士大夫也纷纷上奏朝廷，请求立即恢复发展海军。湖广总督张之洞条陈建议：“今日御敌大端，惟以海军为第一要务……无论如何艰难，总宜复设海军。”[1]（《张文襄公奏稿》第24）此后不久，许多旅居海外的爱国华侨也纷纷上书清政府，呼吁振兴海军“以扬国威而振民气”[2]。朝野上下、海内外人士的呼吁，促使清政府认识到重建海军的重要性和急迫性。然而重建海军不仅需要购买船舰、组织舰队，更需要大批善于使用和管理舰队的海军专业人才。而在当时的形势下，向国外派遣海军留学生是培养海军人才、重建海军最简便、又最行之有效的捷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国力迅速增强，特别是甲午海战后，清政府开始对日本海军刮目相看，并认识到日本海军的确先进，值得学习，同时留学日本又较留学欧美路近、费省，乃有意派遣海军学生赴日留学。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打败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此事冲淡了日本海军对中国海军尚存的戒心，觉得他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对中国保守秘密，相反可以通过为中国培养海军人才，达到控制中国海军的目的。于是日本当局表示欢迎中国海军留学生来日学习。
1905年，清政府派遣饶怀文赴日监造“江亭”等3艘军舰，同时又决定选派管轮毕业生封燮臣、王孝慕、李承曾、胡思浩、薛君谦等5人随同赴日，学习新式机炉制造技术[3](P261)。这是清政府派遣海军学生赴日留学的开始。次年，应日本政府之请，清政府从烟台海军学堂中选派了林希曾、郑衡、饶鸣銮、陈永钦、陈文会、戚本恕、林焕铭、郑畴纲、罗忠冕、刘永浩、余振兴、郑耀庚、刘永谦、温树德、叶葆骏、任光宇、李君武、杨树韩、龚庆霖、张建勋、张洪基、邬宝祥等22人，在烟台海军学堂校长郑祖彝的率领下赴日留学[4](P562)。然而，由于日本海军学校所教授的海军课程已经严重过时，留学生在国内海军学堂早已学过了，对此这批留日学生非常不满，乃决定中途退学回国。回国后，海军提督萨镇冰为不使他们的学业荒废，从中挑选了任光宇、温树德、余振兴、刘永浩等海军技术精湛者4人赴英海军军舰上学习。不久，这4人又在军舰上练习枪炮和使用鱼雷，6个月后学成归国[4](P562)。
就在选派烟台海军学堂毕业生赴日学习之际，清政府电令南京水师学堂、沿海各省和内地其他省份，挑选若干名海军学员赴日留学。最后通过各种考核，萨镇冰从南京水师学堂第五届毕业生中挑选吕德元、奚定谟、魏春泉、陈士珩、孟慕超、吴志馨、沈奎、王开元、徐世溥、卢同济、何兆湘、刘长敏等12人前往日本学习海军[4](P563)。沿海各省选派海军毕业生刘华式、郑礼庆、谢刚哲、金溥芬、肖宝珩、陈复、李景渊、王统等8人。内地各省份选派了凌霄、哈汉仪、吴兆莲、卓金梧、宋式善、沈鸿烈、龙荣轩、童锡鹏、李右文、姚葵常、陈华森、伊祚乾、肖举规、周光祖、黄显仁、杨徵祥、方念祖、刘田甫、姜鸿滋、杨启祥、张楚材、黄健元、戴修鉴、齐熙、王裘、范腾霄、宋振等28人赴日学习海军驾驶技术[3](P262)。此外，在此次各地派遣海军学生赴日学习过程中，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被选派的学生较少，只有王麒、张哲等人被选派赴日，并且赴日后又被命令改习陆军。1906年，清廷练兵处建议各省各沿海海军学堂中选派学生赴日学习时，福州船政学堂只有周志祖一名海军学员被选派赴日学习。他到日本商船学校、横须贺海军炮术鱼雷学校学习，后到严岛津轻水练舰上实习，共计6年之久[4](P562)。
以上就是中国政府派遣的第一届海军留日学生，但由于清政府海军当局对日本海军学校的情况并不熟悉，再加上对日本海军的盲目推崇，导致了这次海军留日学生的派遣收效甚微。后来清政府考虑到这批海军留学生有英文基础而不懂日文，乃悉数调回。1908年，清政府又从这批留日学生中选派吕德元、孟慕超、奚定谟、沈奎等4人赴英国海军学校学习。
1908年4月，清政府再次电令各省地方政府选派海军学员赴日留学。最后，海军当局通过考试挑选了罗致通、夏昌炎、曾广仁、黄绪虞、杨宣诚、李桢、胡晃、欧阳琳、严昌泰、宋复九、吴鸿襄、李大棹、李毓麟、朱伟、叶启棻（又名叶匡）、陈莘觉、李北海、范熙申、曾广钦、张维新、吴嵎、刘励、任重、王时泽、冯鸿图、朱华经等27人；张万然、王道植、高凤华、吴建、吴湘、李文彬、谭刚、李绍晟、何超南、李震华、易定候、余际唐、何道云、黄承羲、张汉杰、潘尚衡、沈一奇、张仲寅、何豪、张仲濂、张云、吴景英、黄锡典等23人，总计50人赴日学习[3](P265)。
这些留日学生是清政府派遣赴日学习的第二届海军学生。这时清政府海军当局已经吸取上次派遣的经验，按学生志愿和已有的学科基础，把他们分别送入日本海军士官学校或商船学校，学习驾驶、管轮、炮术和水鱼雷等专门技术。1909年，清政府设立海军部，贝勒载洵出任海军大臣。不久，他又偕同海军提督萨镇冰前往欧美、日本等国考察海军。到日本时饬令驻日公使从留日学生中挑选陈泽宽等6人，插入第二届留日海军学生中学习驾驶、管轮技术[5](P514)。这批海军留学生进入日本商船学校后，分别到航海科和机关科学习。航海科学生在修业期满后入海军炮术学校，接受为期半年的水雷术教育；机关科学生修业期满后，入海军工机学校，也接受为期半年的机械学教育。同时，两科学生还须在海军炮术学校接受一段时期的铳队教育。经过了这几个阶段的学习之后，取得海军少尉候补生或海军机关候补生的资格，然后再上舰进行为期6个月的实习[6]。
总之，清末海军留学生对留学国家的选择已不再局限于西方的英、法、德等国，而出现了赴日本留学的局面，并且留日学习人数甚至一度超过了留学西欧的人数。然而，大多数留日学生特别是第一届海军留日学生，大都学无所成，只得中途撤回。在他们被撤回后，清政府又从中选拔成绩优异者转赴英国学习海军。同时，这一时期留学生的派遣也不限于福州船政学堂一家，还出现了南京水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烟台水师学堂并举的局面。派遣海军留学生作为重建海军的一部分，清政府开始了重建海军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成立海军部，同时确定派遣海军留学生的指导思想为：“中国海军尚在幼稚，若不急图扩张力加整顿，则种种未便，不仅贻诮列强已也。盖国无海军，等于不国，即使财力有所未逮，亦应次第妥筹，以立积渐自强基础。顾欲谋扩充海军，非从培养海军各项人才入手不可。”[5](P394)1912年5月，海军总长刘冠雄呈请北洋政府派遣海军学生赴日本留学。他认为“派赴日本各生，均经在东肄业有年，亦系于去年民军起事前先后回国。现在大局已定，自应续派往补课，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他还列出此次留日学生续读课的人数及学费。见下表[5](P389)：
留日
时间每人 总数
零用费
赴东川
学费
合计
（元）
（元）
资（元） （元） （元）
续课生
8个月
400300240
1010
32320
（32人）
机关科
1年
240 360
670
续课生
33350
（23人） 6个月
300300180
780
总计65670
但是，由于北洋政府财政困难，再加上对派遣海军留学生事宜并不积极，海军部也只能批饬：“勤加练习，静候筹款，再行核办。”次年3月7日，刘冠雄再次呈请袁世凯政府派遣海军学生赴英、法、日等国留学。他认为：“前曾留学日本海军学生，因赞助光复回国，急应续送前往以竟其业者二十五名。统计全年经费不过需洋八万元左右，川资并治装等费约需三万七千余元。”[5](P395)11日，经袁世凯批示转交财政查核办理。15日，财政部批示：“查核部派遣出洋留学生，系为培养人材起见。所需经费既经编入预算，本部自应照拨。惟现在财力支绌，急难筹措，俟收入稍裕，再行核发。”[5](P396)1914年，经过海军部的多次交涉，袁世凯才同意派遣留日第四届的25名轮机生前往日本，继续其海军留学生涯。同时，北洋政府命令留日学生监督吴宗煌兼管留日海军学生日常事宜[5](P418)。
1918年，北洋政府从海军留日学生中挑选海军技能特别优秀的学生郑礼庆、刘田甫、朱伟、张楚材4人，派往日本海军大学继续深造。1920年5月，又派轮机学员吴建、谭刚、吴湘及无线电学员陆德芳、陈磐、沈琳等6人赴日本无线电工厂及电台实习。1925年10月，派测量员陈志、叶可松、梁同怡、陈绍弓4人前往日本参观水道部，研究学习制绘、测量技术，次年1月回国。1930年9月，海军部选派海军学员曾国暹、姚玙、叶可珏、何希琨赴日分别学习鱼雷技术，海军学生陈洪、孟汉鼎、张大澄、李慧济赴日学习海军军需技术。除陈洪系福州海校航海班第一届毕业生外，其余的人均为烟台海军学校十六、十七、十八届毕业生。1932年底，他们先后学成回国，分别被派往“宁海”军舰及水鱼雷营等处工作[7](P308-309)。
从清末到民初海军留日学生的派遣，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海军军官的素质，加深了对世界海军现状及发展趋势的了解，对清末以及民国海军的建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积极参加辛亥革命
由于清末海军留日学生主要来源是两湖地区和沿海文化水平比较发达的省份，而这些地区又是当时国内进步人士进行反清革命活动的主要区域，再加上这批海军留日学生全是汉人，在留日期间又深受西方民主的影响，因而他们大都对清政府的专制统治深恶痛绝。特别是他们接触了革命书报后，“勃然起种族之思”，“平常谈论，无不愤慨清朝政治之腐败，列强之欺凌，同具政治革命思想和民族革命的意识”。因此，许多人如陈复、沈鸿烈等人在留学期间就参加了同盟会。
1911年，武昌首义爆发后，已归国的海军留日学生大都参加革命，一些人在黎元洪军政府中任职，另一部分人则奔赴长江及闽、粤等省策动海军或其他武装部队响应进行反清斗争，其工作非常努力而有成绩。如在海军起义前夕，在武汉的军舰上军官郑礼庆（曾留学日本）、朱孝先两人便投入革命军政府之中了。当军舰被调往前线与革命军作战时，他们看到了革命军的英勇作战和人民群众对于革命的热烈拥护，于是便暗中串联，伺机起义。
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正在日本横须贺海军炮术学校学习的海军学生王时泽等人热血沸腾，当即回国请缨参战。他与李毓麟、叶启棻、余际唐、张冲、朱华经、吴景英、陈云等8位同学在与同盟会取得联系后，决定返回国内参加革命。1912年1月，湖北军政府决定组织北伐舰队，留日学生王时泽、李毓麟、凌霄和姚葵常4人被任命为北伐舰队司令部参谋。同时，由日本商船学校尚未毕业就归国参加革命的学生谢刚哲、宋式善、杨征祥、刘田甫等人被分配在“海容”等舰上随同北伐[8](P717)。
另据著名海军史专家老冠祥先生研究统计：在参加辛亥革命的海军军官中，至少有17人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并且部分人还是留学日本学习海军的。在这批留日学生中，回国后参加海军和辛亥革命的，包括陈复（烟台海军学校毕业，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任“镜清”舰教练官，联络“沪宁”舰的反正工作）、温树德（烟台海军学校毕业，留日，辛亥革命时任“甘泉”舰管带，后升任“江元”舰艇长），吴志馨（南京海军学校驾驶学堂驾驶学生，日本商船学校毕业，后任“凤舞”舰管带、副舰长）、李和（日本神户海军学校毕业，辛亥革命时任广东水师提防督署，后升任海军代理次长）、李刚（留学日本海军）、王时泽（日本横须贺海军炮术学校毕业，辛亥革命时曾向署理巡洋舰招降，不果）、叶启棻（日本横须贺海军学校毕业，辛亥革命时向九江的“海容”号等军舰招降，后任海军部参谋）、余际唐（留日，曾在日本“轻津”舰上实习，辛亥革命时也间赴“海容”号等军舰招降，后任革命军水师司令）、谢刚哲（留日，横须贺枪炮及鱼雷学校毕业，参加北伐舰队，后任海军参谋本部第六局局长）、凌霄（留日，参加北伐舰队）、宋式善（留日，参加北伐舰队）、杨征祥（留日，参加北伐舰队）、刘田甫（留日，参加北伐舰队）、沈鸿烈（留日，参加长江海军反正工作）、黄绪虞（日本海军将校班毕业，后任驻日公使馆海军副武官）、欧阳琳（日本海军鱼雷学校，参加武昌起义）、王统（留日，原海军大尉，1914年赴日秘密招募日本后备役军官来华训练中国海军）[9]。
由于留日海军学生多数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并且成为海军参加此次革命的主力，因此革命成功后，论功行赏，许多人被授予校级军衔。如1913年根据临时大总统命令，刘华式、郑礼庆、王统、陈复、孟慕超等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李景渊、童锡鹏、李右文、周光祖等多人被授予少校军衔[10](P766)。另外，在日本尚未完成学业者，如罗致通、范熙申、吴鸿襄等10多人，也被授予尉官军衔，后被派往练习舰实习。
三、参与近代海军的教育和训练
海军作为技术性较强的一个兵种，其士兵的教育和训练必须由受过专门海军教育训练的人担任。这些既年轻又有才华的留日学生，随着中国海军近代化的发展，相继成为海军优秀的专业指挥和管理人才，在近代海军教育与训练过程中，特别是东北海军的教育与训练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海军留日学生积极参与海军的教育与训练工作。东北海军创始人、留日学生沈鸿烈针对东北海军训练和实战需要，创制了被称作东北海军“三宝”的训练机械和工具：“点的”、“装填”、“外膛炮”。“点的”即“点的器”，这是一种专为海军炮手在港内练习瞄准的机械。海军炮手用望远镜瞄准，军舰在海浪上摇摆不定，目标在望远镜中时隐时现。不是训练有素的人，很难在镜中找到目标，更不用说瞄准了。将“点的器”的靶排在瞄准器前相当距离处，由机械操纵，其移动可按各舰的摇摆周期速度调整。因此，炮虽不动而靶则不断摇摆，其作用与在外海作战时瞄准目标一样，每发射一次，靶后面的弹簧针便在靶后打上一个记号，可以此检查炮兵的射击精度及速度。“装填”即“装填炮”，是用来训练炮兵装炮弹的工具。海军的4.7英寸炮弹头重约50磅，6英寸炮弹头重约105磅。作战时炮管都是上扬的，要把这样重的弹头送进炮膛，并使炮弹后端的紫铜环准确地嵌上距离炮一门室2至3英尺的来复线，很不容易。如果炮弹装偏，就会影响射击精度。沈鸿烈为此创制的这种“装填炮”可帮助炮兵演练。“外膛炮”是为炮兵在外海练实弹射击配制的工具。由于当时我国海军的军舰及炮都是从外国购买的，每门炮配备的炮弹有限，补充也不容易，不能随便练习。于是沈鸿烈令人在炮管上方装一门自制小炮，拖行的炮靶距离亦相对缩短，以供练习射击[11]。
海军留日学生还在海军院校中培养了大批使用和管理舰艇的海军人才。如在由东北海军创办的青岛海军学校中，留日学生占有重要地位。1923年，沈鸿烈创办海军学校，第一任校长凌霄（1923-1924年）、第二任校长刘田甫（1925-1928年）、第三任校长吴兆林（1928-1930年）、第四任校长黄绪虞（1930-1931年）、第五任校长王时泽（1931-1933年）、第六任校长刘襄（1933年-1937年）。这六任校长中，只有刘襄是烟台海军学校毕业的，其余的五任校长都是留日学生出身。这个学校的教职员绝大多数也是留日的，培养了航海生约200余人，轮机生约100余人，多种水兵1000余人。此外，该校初期教育制度也是依照日本海军士官学校建立的，学校教材也多从日本翻译过来[5](P64、67)。除青岛海军学校外，许多海军留日学生还在各类海军院校中担任教官职务。如1930年海军司令部因舰艇急需无线电人才，又成立了无线电训练班，训练班教官由海军电务科科长陈可潜、科员沈琳等人兼任。其中沈琳曾留学日本学习无线电技术。
此外，一些海军留日学生还根据海军教育和训练的需要，编译了包括海军教材在内的许多军事书籍。当时海军学校或陆军军校方面的海军教材大都是留日学生编译的。北洋政府时期，陆军大学为了适应陆海军协同作战的需要，开设了一些海军学课程，而海军教材就是留学国外学习海军的教官编写的。这些留学国外的海军教官人数虽然不多，但由于曾经受过正规的海军教育，对海军学术研究均有一定的造诣，因而他们成为民国初年中国海军学术界的中坚力量。他们多次编写《海战学》讲义，且每次编写又都是一次新的学术研究，对海军战略战术及中国海军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详情见下表：
民国初年海军留学生学术成果一览表：
书名 作者
作者教育背景 备注
《海军战术辑录》、
朱伟
日本海军学校毕业，后又被派遣到日本海
陆军大学第六期教材，1922年度教材
《海军战略》
军大学深造
《海军战略》 吕德元
日本商船学校毕业，后又赴英国皇家海军
陆军大学第七期教材，大约印于1924-
大学学习 1926年间
《海战学》四卷朱伟
日本海军学校毕业，后被派遣赴日本海军
陆军大学第七期教材，1924-1926年三
大学深造 次编印
《海军军事学》
刘华式
留学日本海军学校 陆军大学第八期教材，大约编印于1928年
《海军战术讲义》
姜鸿滋
留学日本海军学校
陆军大学第八期教材，大约编印于1928年
资料来源：本表主要参考皮明勇的《民国初年的中国海军战略战术的理论论述》（《军事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而制作。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吕德元、姜鸿滋等海军留日学生成为海军学术队伍的领头人。吕德元先后担任海军部编译处副处长、处长等职。另外这一时期，编译海军书籍且影响较大的留日学生还有何希琨（曾赴日学习鱼雷制造技术）、唐定镐（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卓金梧（曾留学日本学习海军驾驶技术）等人。他们编译的海军军事书籍有姜鸿滋的《海战学》（1937年陆军大学教材），郑耀枢的《海军战术讲义》（陆军大学将校官班乙三期教材），何希琨的《海军战术讲义》（上、下二册，1945年陆军大学教材）等。这些著作对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国外海军作战理论作了认真的介绍和积极的思考，使近代中国海军战略、战役和战术三个层次的作战理论都有了新的发展。
总之，近代海军教育训练中，海军留日学生积极参与部队日常的教育与训练，担任海军院校的高级职务以及编译包括海军教材在内的军事书籍，将书本教育与实地训练相结合、将海军训练与海军实战相结合，不仅为中国海军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同时还有力地促进了海军部队的正规化乃至中国海军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四、参与近代中国海军战略战术的建设与探讨
在近代海军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海军留日学生从不同视角对海军战略和战术思想作了深刻的探讨，提出过若干建设性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构想，为近代中国海军军事战略和战术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提出夺取制海权战略思想
近代比较成型的制海权理论是由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提出的。他的主要著作有《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海军战略》(Naval Strategy)等。马汉在其论著中分析制海权对军事、民族、领土和商业各方面的影响，被西方公认为研讨海军战略问题的权威。马汉认为，国家的强大、繁荣和商业贸易与国家制海权息息相关。海军的目标是打垮敌国海上封锁，夺取制海权，以保护国家在海外的商业利益。马汉关于制海权的理论提出后，在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广泛传播，并成为后起的德、日等新兴工业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而这一理论在西方传播的过程中，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利用留学之际，或发表演说、或撰写文章、或翻译书籍宣传和传播制海权理论，大声疾呼振兴中华海权，并提出以争夺制海权为目标来建设中国海军，指导中国海军作战。并且他们在制海权理论指导下，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海军的作战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构建中国自己的海军战略战术理论体系。
1910年，中国留日学生创办《海军》杂志。载文痛陈“所谓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立国之道，国防而已，处此弱肉强食之秋，立国之元素在军备，军备之撷要在海军”[12](P380-381)。留日生吕德元认为，一个“国家舶兴衰，无不与海权有重大关系”[13]。同时，他还认为：“海权问题，为中华民族解放的总枢纽所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经济贸易的发展，“皆有赖于海上控制权”[14]。留日学生萧举规在《海军论》中进一步指出：“观国之光，当观其国民精神之弱与强，国民精神强则其海权亦因以强。”[12](P378)1927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唐宝镐，将马汉《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这一名著的核心部分翻译了出来，并取名为《海上权力之要素》。同年12月，《海军期刊》从第1卷第6期开始，先后分8次刊登这一名著，这是我国第一次完整地介绍马汉的制海权理论。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民国时期中国海军才将争夺制海权作为海军作战的根本目标和基本指导原则提出来。尽管这种夺取制海权的战略思想并没有完全为当时的中央政府所吸收和采纳，但这种理论的提出，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陆海军联合作战理论的提出
关于海军与陆军在战略上之协同作战的战术思想，最早也是由海军留日学生提出来的。海军留日学生朱伟、姜鸿滋等人在陆军大学教学时，曾多次在其编写的《海战学》讲义中提出：“敌我均有海岸者，宜先集海军之全力，击破敌之海军，确实获得制海权，然后攻击敌之海岸，并运输陆军上陆与敌决战。”并指出：“因世人陆主海从之观念过深，往往有误用之者，或于海战未决之前乘敌舰之不备而输送陆军，或未获海权而……攻击敌海岸，然其结果无不遭大失败。”书中并就自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以来200年间的上述两类战例进行统计，通过分析比较以证明其观点的正确。此外，留日学生李北海认为，海军不仅应同空军密切协同，还应建立海军自己的航空部队，无自己航空部队的海军，在近代“已不能称之为海军”，“直类于去一手一足之破者”[15]。海军作战还应与陆军协同。为了确保海陆军在战略上的协同作战，作者还提出要“将海陆两军统属于一人指挥之下，复罗致两方重要人物为幕僚，共同计划一切”[16]。海军留日学生关于陆海联合作战理论的提出，对于丰富海军作战理论，提高海军作战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海军留日学生在汲取外国先进的海军理论和世界海军作战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明确提出的海军战略的根本原则是争夺制海权，并依此为指导，对海军作战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研究，为中国近代海军战略战术思想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五、结束语
毋庸置疑，许多海军留日学生将从日本学到的先进的海军思想和技术创造性地应用到中国海军建设的实践中来，为中国近代海军事业的发展，以及海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他们无论是人数，还是回国后对我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和贡献，都远不能与同期海军留英学生相比，但是，他们作为近代中国海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却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他们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并且成为海军参加此次革命的主力；参与近代海军的日常教育与训练，特别是参与东北海军的组建与发展，对东北海军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外，还有许多留学生参与中国海军战略战术的建设与探讨，对中国近代海军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近代海军留日学生中也有凌霄、伊祚乾等人，在抗战期间丧失民族气节，在日伪政权的诱骗下变节投降，投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参加汪伪海军，成为中华民族的败类。这一点也是我们应该看到的。
［收稿日期］2005-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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