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如何参与企业的价值创造？——众包理论与实践研究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体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计算机成本的大幅度降低和应用普及、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3D打印等新制造设备的兴起，独立的个体从原来只能作为产品的使用者，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产品或服务的创新与生产中来。个体参与并非只是产品设计和生产的补充，他们已经联合起来创造出Linux操作系统、维基百科(Wikipedia)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复杂产品。个体参与企业价值创造的众包模式的影响日益扩大，不仅宝洁、星巴克、戴尔、百思买和耐克等公司开始采取众包模式，而且催生了一批专业化的众包网络平台，如InnoCentive、Mechanical Turk等众包社区。在中介平台的帮助下，企业能够更加便利地利用个体作为有效的外部知识集合，并通过信息的不断反馈以调整企业的组织和活动安排。然而，尽管众包在实践中快速发展，但理论上对于众包的研究仍处于碎片化状态，很多基本的理论问题没有理清。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回顾，尝试将众包的基本概念、参与主体、特征、发展条件和主要影响进行较为系统的评述，进而指出当前众包理论的局限性和发展方向。
一、众包的概念
1、众包概念的分类
众包活动的发展已有较长时间，众包概念由Howe(2006)年提出。由于众包本身涵盖和涉及的内容相对复杂，研究者的背景和关注点又各不相同，因此，相关研究并未能形成一个公认的明确定义。根据既有研究侧重点的不同，众包概念主要可划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认为众包是外包向大众领域的扩展。Howe(2006)在外包概念的基础上指出，众包是企业或机构将曾经由员工完成的任务，通过公开征集的方式外包给一个未加限定的大众网络；Schenk & Guittard(2009)等也认为，众包就是大众和外包的结合体，这种外包不是将任务分配给承包商，而是外包给广泛的人群。在这一类定义中，公开征集是实现众包的主要方式(Howe，2006；DiPalantino & Vojnovi
，2009；Whitla，2009；杰夫·豪，2011；Poetz & Schreier，2012)，并主要借助互联网社区来获得解决方案(Yang等，2008；Whitla，2009)。
第二类，从商业模式的角度出发，突出众包作为企业价值创造环节的作用，并强调了企业的盈利目的。Kleemann等(2008)指出，众包的本质就是有目的地推动由消费者完成的创见和其他工作的商业化利用，并进一步将众包定义为一种将用户或消费者整合到内部价值创造流程的一种方式。众包作为一种通过互联网发展起来的新商业模式(Ling & Mian，2010)，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吸引具备兴趣和动机的人群解决问题的策略模型，并可以在质量和数量方面优于传统的商业模式(Brabham，2008)。在新的商业模式下，企业不再独立完成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而是在与消费者之间的协同作用下，实现交互价值的创造(Reichwald & Piller，2009)。
第三类概念与第二类相比，淡化了企业的盈利导向，主要从补充和协调企业生产的角度，强调了众包是企业的一种在线的、分散的问题解决模式或生产模式(Brabham，2008；Vukovic，2009；Vukovic等，2010；Doan等，2011)，而并不一定是为了增加利润，一般只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Mazzola & Distefano，2010)。在此类研究中，部分研究者又将其定义进一步聚焦于创新领域，例如Poetz & Schreier(2012)指出，众包是通过公开征集，将创意生成阶段外包到一个潜在的、大量的和未知的人群；Liu & Porter(2010)认为，众包是向一大群潜在创新者外包任务，并获得解决方案。整体来看，众包不仅可以实现征集创意、问题解决、评价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商业问题(Ribière & Tuggle，2010)，还可以直接帮助企业更好地完成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任务(Porta等，2008)。为了实现众包生产，企业需要获得大量分散的互联网用户来完成任务(Heymann & Garcia-Molina，2011)，并处理好其中的任务分配问题(Whitla，2009)。
第四类，将众包作为其他现象的一个特例，而非独立的概念。例如，Howe(2006)认为，众包是开源规则在软件领域之外的一种应用；Albors等(2008)把众包看作是一种新的学习网络范式；DiPalantino & Vojnovi(2009)认为，众包是一种全支付模式的拍卖；Buecheler等(2010)认为，众包是集体智慧的一个特例；Sloane(2011)等认为，众包是开放式创新的一种特殊表现等。
这些概念或是强调众包某一方面的特征，或是将其作为其他概念的特例和延伸，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内涵。Estelles-Arolas & González-Ladrón-de-Guevara(2012)在对2006-2011年众包研究文献较为全面的整理基础之上，通过将众包概念分解为八个主要属性，进而提出了一个相对系统的定义：众包是一种在线参与的活动，由个人、机构、非营利组织和公司向一群具有不同知识、异质性和数量不同的个人提出问题，通过灵活的公开选拔，自愿完成任务；需要完成的任务具有不同程度的复杂性和模块性，参与众包的人群具有工作、钱财、知识或经验，并经常需要有共同的利益；众包完成者将会获得某种需求的满足，例如经济收入、社会认同、自我满足或是个人技能的发展；众包的发起者将会获得并利用参与者所提供的优势，而具体的形式则有赖于所承担活动的类型。该定义几乎包含了众包全部的特征要素，但是，也正如该文所说，这一概念在某些具体研究中仍会显得“模糊不清”。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众包在实践中与众多相关现象联系紧密，不易区分；二是目前众多研究主要关注于具体应用，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但总体来看，众包的概念可以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在互联网等技术前提下，狭义的众包指企业通过发布任务，引导大众完成特定项目，并选出最优的解决方案或实现预期目标，进而降低企业的成本，促进利润水平的提高；广义的众包则是指任何参与主体均可发起任务，大众通过竞争或合作的方式完成项目，分别实现各自的预期目标。广义的众包实际上扩展了众包的主导者，淡化了企业的盈利目的，丰富了众包内的关系。
2、相关概念比较
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具体的实践应用中，众包经常与开源、开放式创新、用户创新等概念相互混淆。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概念加以比较分析，进一步明确众包的含义。
(1)开源。以Linux软件为典型代表的开源运动，已经在相关理论研究与商业实践中产生较大影响。开源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程序员通过相互协作，共同生产功能复杂的综合软件系统，而这一过程并没有直接的经济补偿(韦伯，2007)。伴随开源软件的成功，随后的研究逐步将“开源”概念从软件向其他领域扩展，但其拓展范围受到了技术和成本等因素的制约(Lerner & Tirole，2002)。尽管杰夫·豪(2011)认为，众包是开源应用的扩展，但与众包相比，开源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第一，开源项目的发起者并未加以限定，在其标志性的案例中，林纳斯·托瓦兹开始发起Linux项目时还是一名学生。而狭义的众包定义明确了企业或机构是众包的发起者，排除了独立的个体；第二，在知识产权方面，开源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参与者在开源软件项目中必须无偿公布他们自己开发的源代码(Raymond，1999；冯·希普尔，2007)。因此，开源项目在一种非私有的背景下创建、维护、开发和扩展(韦伯，2007)，而众包并没有此类规则的要求；第三，正是由于开源中的无偿分享和使用原则，导致其并不强调商业化目的，而更多地关注于兴趣导向的问题解决。参与开源项目的个体具有明显的电脑黑客特征，即“随心所欲、独立自主、研究以好玩有趣为导向，并没有特别考虑具体的商业厉害”，“开源背后的基本假设就是，人们要表现创造性和原创性，他们不需要多少其他的因素来激励自己从事这项工作”(韦伯，2007)。而众包经常从企业商业化角度出发，强调其对企业盈利水平的促进作用；第四，开源模式特别强调通过大众的合作而非竞争来完成项目。分散的个体以一种高度平行、组织相对松散的方式进行工作，平等地提出解决方案和建议。而众包则包括招标式的解决方式，仅允许满足条件的承担者完成项目，或者仅采纳最优的解决方案。
(2)开放式创新。开放式创新由亨利·切萨布鲁夫(2005)提出，是指企业可以同时利用内部和外部有价值的知识，并将外部资源统一到组织内，加快内部创新，实现内外部两种资源共同拓展市场的目标(切萨布鲁夫，2006；切萨布鲁夫等，2010)。与之前的“封闭式创新”相比，企业的创新活动转变为一个开放式的系统，并特别注重企业外部的创新资源。开放式创新与众包存在两个方面的明显不同：第一，开放式创新主要关注于研发领域，强调企业将研发活动向个人、公司、研发机构、组织间网络等不同层级扩展，而众包的研究领域更广泛；第二，由于一个创意或是新技术的价值只有通过商业化才能够实现，因此，开放式创新突出了商业模式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研究的核心原则与创新成功的“充要条件”(切萨布鲁夫等，2010)。由于众包涉及更多的领域，既有盈利导向的项目，也有非盈利导向的项目，所以，就相对弱化了商业化目的。
(3)用户创新。在冯·希普尔(2007)的积极倡导下，用户创新受到了普遍关注。他是指由用户而非制造商推动的产品和服务创新。在这里，“用户”是指希望通过对产品和服务的使用而获利的公司或个体消费者，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可以单独从创新中直接获利；而制造商则必须将与创新相关的产品或服务直接或间接地出售给用户，才能实现获利。由于信息禀赋差异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用户掌握了大量不可替代的信息，因此，成为重要的创新源和制造商创新活动的补充。与开放式创新不同，用户创新理论聚焦于创新领域中的用户作用，创新用户在参与过程中可获得快乐，满足对学习的需求，并将创新过程看作是有价值的。与此相比，众包则对参与者和应用领域没有严格的限制。
(4)维基经济学。泰普斯科特和威廉姆斯(2012)提出的维基经济学实际上是描述了一种新的协作经济，而这种基于互联网时代的经济模式体现了开放、对等、共享和全球化运作四项原则(泰普斯科特、威廉姆斯，2012)。但所谓的“维基经济学”并没有清晰明确的研究对象，仅是将对等先锋、创意集市、产销者、新亚历山大学派、协作平台、全球工厂、维基工作间等七类新兴的经济现象统统纳入到一个具有协作经济意义的名词之下。但协作实际上仅是众包等现象的共同特征之一，并不能将这些差别各异的现象一概归于“维基经济学”或其他类似的名词之下。这也反映出对众包及其相关领域研究的含混现状。
综合以上比较可见，众包、开源、开放式创新、用户创新等概念之间具有以互联网技术为前提、民主开放的性质、分散资源的利用等众多共同特征，差异则不同程度地表现在主导者、主导者的主要目的、参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主要应用领域等方面(如表1所示)。
二、众包的参与主体
众包的参与主体较为明确，从相关的研究文献来看，主要有两种划分方法：第一种是将众包的参与主体区分为个体组成的大众、企业和众包平台(Schenk & Cuittard，2009)等不同参与主体，该分类方法适合于对参与主体在众包中的功能和特征演化的研究；第二种是按照众包流程中的不同角色区分为发起者、完成者和中介平台，发起者可以是公司、机构、非营利组织和个人(Estelles-Arolas & González-Ladrón-de-Guevara，2012)，该分类方法适合于说明整个众包的构成环节。除以上众包参与主体外，众包还涉及金融、物流、法律等更外围的辅助参与者。
企业在众包中主要承担了发起者的角色，其发布任务的方式包括：在公司网站上直接发布，以悬赏的方式吸引众多的网民来参与问题解决；通过众包平台，企业与平台签订合约，借助平台实现众包任务的发布和完成。在众包流程中，企业与个体、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协作对于企业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协作关系被系统地整合到企业结构中，其行动可以被企业管理、监督和控制(Kleemann等，2008)。因此，企业在众包机制的设计中具有主导作用。在专业化分工的影响下，众包平台快速发展，并形成了InnoCentive、Mechanical Turk等一批影响较大的网络平台。众包平台作为实现众包的中介，起到了调节者和促成者的作用，是沟通发包方和接包方的桥梁(Schenk & Guittard，2009)。Brabham(2008)更进一步指出，网络平台不仅仅是一种信息和人之间的中介，也是用户交互模式的创新。
在众包产生之前，消费者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企业生产或服务的流程中，并被学者所关注(Kleemann等，2008)。例如，将消费者与生产者角色的合二为一，即自愿被吸引到企业生产过程中，生产自己所消费产品的“产消者”(Toffler，1980)；积极参与产品生产且拥有一定知识、技能和倾向的消费者构成的“部分意义的员工”(Mills & Morris，1986)；比用户群体的主流领先一步，在满足自己的需求时，还期望通过提供解决方案获得相对较高收益的“领先用户”(冯·希普尔，2007)等。Kleemann等(2008)指出，消费者在生产流程中是积极的，可以用作价值增值的工人，并免费提供创造价值流程所需的能力，而消费者的能力也因此，成为有价值的经济资产。Poetz & Schreier(2012)通过比较消费者与专业人员在新奇性、消费者收益和可行性三个方面的表现，得出使用者创意的新奇性和消费者收益均优于专业创意，但在可行性方面劣于专业创意，但总体来看，使用者的创意至少同专家的水平一样好。当然，众包中的个体事实上既包括业余个体，也包括本身就是某领域专家的专业个体(杰夫·豪，2011；Raymond，1999；安德森，2012)。因此，众包对于企业来说，实际是一种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人们每天利用自己多余的资源去创造内容、解决问题或完成企业创新(Howe，2006)。此外，个体在参与众包的过程中，经常兼具多种角色，不仅是众包任务的完成者，还可以是众包的发起者(Estelles-Arolas & González-Ladrón-de-Guevara,2012)。Doan等(2011)指出，作为众包任务的完成者，个体还可能扮演不同的具体角色，如“奴隶”①、观点提供者、内容提供者、要素提供者。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成功者的影响开始加入众包，并形成了全职的众包者(Mazzola & Distefano,2010)。
三、众包的特征
1、众包是一种有限的自由与开放生产模式
作为伴随互联网发展而兴起的生产模式，众包融合了开源的透明与民主要素(Brabham，2008)。首先，众包中的企业与个体具有选择的自由。企业与个体不受传统雇佣关系的约束，可以自由选择和参与不同的组织(韦伯，2007；Raymond，1999)；其次，众包能够为企业从大众中挖掘创意，使其生产变得更加民主、便捷和便宜(肖岚、高长春，2010；安德森，2012)；第三，众包民主与自由的特征也意味着，众包中允许更多异质性的存在，无论是众包任务的异质性(Kittur，2011)，还是个体身份、技能和政治观点上的多样性，因此，众包是后工业化时代异化劳动的重新聚合(Brabham，2008)。
然而，这种自由和开放的程度是有限的。即便互联网的普及较为迅速，但仍有很多人没有使用互联网的条件，而且即便是互联网用户，也不能保证他们愿意参与其中(Brabham，2008)。更为重要的是，以盈利为导向的企业参与到众包中，势必会产生一定的独占权，减弱众包的开放性。实践表明，一个组织既需要等级化以应对不确定性，也需要民主开放以增添活力；既要有大教堂模式，也要有市集模式(Raymond，1999；安德森，2012)。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个体的兴趣促进了众包的民主与开放，而技术限制和企业利润导向使得众包成为有限度的自由与开放。
2、众包是一种协同交互的关系网络
与传统生产模式相比，众包的参与者分布于更为广泛的地域空间范围，并频繁地进行着各种交互运行。这些交互作用发生在企业和个体之间、个体和个体之间、众包平台和企业与个体之间，而由众包带来的收益则成为其交互运行的必要条件(Reichwald & Piller，2009)。众包的协同交互特征主要受到早期协作生产运动与互联网的发展两方面的影响。消费者协作生产运动(Gartner & Riessman，1974)等新经济形式的出现，使消费者由过去被动接受服务的“上帝”转变为众包生产中的协作工人，个体与企业之间不再仅是简单的交易关系，而是包含了更多的信息传递与反馈。基于Web2.0的发展，社交软件等技术的应用为用户在互联网上沟通和协作提供了便利，并使得私人知识可以成为共享信息，个体之间的协作交互作用大大增强(Poetz & Schreier,2012；Kleemann等，2008)。根据Terwiesch & Ulrich(2009)的研究，仅与消费者需求的交互作用就产生了四分之一的创新机会。因此，众包的交互协作关系展示了公众协作的力量。
3、众包是一种新的资源利用模式
众包作为一种新的资源利用模式，打破了市场和企业之间的界限，并已经成为超越地域与组织界限的一种社会化活动(泰普斯科特、威廉姆斯，2012)。借助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众包实现了全球联系的便捷化，能够将全球的参与者聚集起来形成集聚的虚拟“第三空间”(杰夫·豪，2011)，在地理上又呈现明显的分散化和国际化(韦伯，2007)。这些分散式分布的独立个体加入到企业的众包任务后，成为部分意义的员工，模糊了严格意义上的员工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延伸了企业资源利用的边界。因此，众包所利用的资源不仅有企业内部的员工，也包括了全球范围的业余个体(Kittur等，2011)，并由此构成了更为广泛的人力资源网络。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以兴趣为导向的自组织社区作为众包所利用的资源来源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参与者更加注重自管理，依靠共同信念和协作完成任务等因素(杰夫·豪，2011)，所以，网络中资源的整合较少或者不需要企业的干预。
4、众包是一种价值网络
众包既是一种价值创造网络，也是一种价值分配网络。作为一种价值创造网络，众包将个体整合到企业价值创造的流程中，构成了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的一种补充资源和经济资产(Kleemann等，2008)。众包中的企业通过利用网络的开放性和渗透性，突破了原有的资本专用性边界，实现了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置。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均构成了庞大众包网络中的节点，共同参与了价值创造网络的重建。作为一种价值分配网络，众包使个体的行动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相联系(Brabham，2008)。但在多数情况下，企业在全部价值分配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而个体经常没有回报，或者仅获得微支付及社会认同或娱乐等隐性补偿(Kleemann等，2008；Heer & Bostock，2010；Kazai，2011)。因此，作为价值分配网络的众包，实际是一种经济上不平衡的分配体系。正是由于众包对个体的支付过低，学者们将其称之为互联网上的剥削经济、奴隶经济(Brabham，2008)。
四、众包的发展条件
众包的出现是经济、社会和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者素质的普遍提升是众包产生的前提条件，计算机、互联网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则使众包成为可能。
1、个体需求的升级与资源的改善
个体需求的升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及个性化的需求不断提高；二是参与社会化生产活动的需求日益强烈。首先，伴随着社会生产力从而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需求日益差异化和个性化。但企业出于发挥规模经济的目的，总体上仍然保持着大规模生产方式，缺乏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能力。为了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企业开始采取众包的方式；其次，消费者主权意识和参与社会化生产的意愿逐渐增强，希望获得更多的表达机会和话语权(泰普斯科特、威廉姆斯，2012)。Kleemann等(2008)指出，消费者为了节约金钱，更好地控制他们所接受的服务，或是对目前的产品及解决方案不满意，均构成了其参与众包的重要推动因素。因此，个体不再甘于做单纯的消费者、产品的接受者，也不再满足于仅仅被动地接受企业所传递的信息，而是要求增加对自己所购买产品的认知，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因而期望参与到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营销等过程中。同时，个体参与企业众包的意愿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需求，期望通过解决企业遇到的难题或创造个性化的产品获得成就感和娱乐(叶伟巍、朱凌，2012)。对众包的研究发现，即便个体在知道成本收益是不平衡(个体参与众包所获得的现金收益小于其劳动投入)的情况下，也仍会有强烈的参与意愿(Kleemann等，2008)。特别是在网络社区中，个体更看重识别度和获得尊重(杰夫·豪，2011)。
个体资源的改善主要包括知识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在具体的实践中，尽管众包任务多属于微任务(Franklin等，2011)，但仍存在一个最低水平的知识要求(Poetz & Schreier，2012)和时间(包括投入的时间与完成的时限)要求。伴随社会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生产进步带来的劳动力解放，个体拥有了参与企业价值创造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以及大量的闲暇时间，而众包也吸引了足够多的合格参与者(Poetz & Schreier，2012)②。大量不同专业背景的个体通过开放的共享和协作，具有较好的能力互补性，提升了整体知识能力的效用。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工作方式的进步使个体拥有了大量可供灵活使用的闲暇时间，并通过互联网的全球化整合，可以实现24小时的连续接替。丰富、持续、稳定的人力资源供给成为众包运行的基本保障。
2、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
互联网是众包等新兴经济现象得以兴起的重要基础，在促进分布式协作系统的形成、降低参与成本、拓宽社交关系与整合资源方面起到关键作用。首先，互联网推动了全球分布式众包系统的形成(Kittur等，2011)。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制约，使个体摆脱了参与众包的束缚。企业借助于网络将广泛分散在各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技能的使用者聚集到网络平台上，即通过分散化的方式促进相互独立的、多样化的观点加速交流与协作(Brabham，2008)，并直接推动了众包平台的快速发展(Yuen等，2011)；其次，互联网降低了参与成本。网络用户可以实现快速发布和获取所需的信息，并借助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即时沟通(Raymond，1999)，大大降低了企业和个体的沟通与搜寻成本；再次，基于全球互联网络和社交软件的发展，全球无数个体参与者构成了关系交错、联系松散的庞大人际网络(李伯特等，2011)。在社交网络中，信息的传递更加迅速，基于社交关系的合作方式被进一步拓宽；最后，互联网聚集并整合了丰富的资源。基于互联网发展起来的虚拟网络社区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网民，而这些以兴趣为基础的社区具有较强的自组织特征(杰夫·豪，2011)。在Web2.0环境中，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源通过自组织秩序和外部引导，日益丰富和完善，成为众包发展的重要资源基础(李伯特等，2011)。由此可见，互联网打开了个体与企业的沟通渠道，提供了整合分散资源的聚合器，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基于全球互联网的众包系统(Doan等，2011)。
3、生产领域内的进步
众包在生产方面至少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任务可以分解到足够小；二是向个体提供完成众包任务的必备工具。首先，个体协同网络虽然具有丰富的资源，但每个人所能独立解决的问题复杂程度和规模仍极为有限。因此，要让独立的个体可以完成某一任务，就需要将任务分解得足够小，并保证任务明晰、简单(杰夫·豪，2011)。同时，分解后的任务模块在重新组合之前也需要保证一定的独立性和有序性(韦伯，2007；Kittur等，2011)。而正是由于生产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模块化生产解决了复杂协作生产的问题，并提高了知识编码化、标准化和数字化程度，实现了任务模块的分解与重组；其次，可供个体使用的生产工具越来越多，为个体参与众包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手段(杰夫·豪，2011；安德森，2012)。伴随计算机及各种软件的发展，各种工具的操作越来越简便，价格也越来越低廉。个体通过这些更廉价和易于操作的工具，可以更加便捷和有效地进行跨地域的信息交流。特别是3D打印机使个体自行制造成为可能，大大缩短了从创意到生产的时间。因此，生产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个体参与的成本(Reichwald & Piller，2009)，也使企业更加容易和低成本地将个体整合到众包的工作流程中(Kleemann等，2008)。
五、众包的影响
1、整合闲置的分散资源
在传统的生产范式下，即便大众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资源，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必备的技术基础，这些资源也不能被充分发掘，而沦为散落在全球的闲置资源(杰夫·豪，2011)。伴随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线的资源组织模式开始出现，众包等新兴的生产模式直接推动了分散资源的全球化整合运动。在互联网络的协同作用下，众包聚集了集体的智慧，使得原本孤立和零散的个体资源加以整合利用，并放大了其整体创造力(Brabham，2008；李伯特等，2011；张利斌等，2012)。从整合资源的能力来看，由于调动了更多的人群和资源，众包不仅可以解决众多基本生产问题，还可以处理数据库系统和搜索引擎不能充分解决的问题(Franklin等，2011)。从整合资源的来源看，虽然众包中也有专业人士的参与，但更受关注的则是对所谓的“业余者”的调动。这些业余资源在众包网络中占据大多数(Schenk & Guittard，2009)，并与专业资源共同完成发布的任务。部分研究者指出，基于业余和专家存在的区别，二者分别适合完成不同领域的众包(Kittur等，2008)。需要注意的是，专业和业余并不存在严格界限，所谓“业余者”可能是其他领域的专家。因此，众包打破了专业化的门槛，推动了个体资源的全球化聚集整合，提升了社会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发挥出隐藏在个体背后的巨大资源和商业潜力。
2、全面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众包可以帮助企业解决从简单到复杂的一系列问题(Yuen等，2011)，对于提升企业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为降低企业资金和时间成本，促进产品质量提升和降低市场风险，弥补企业能力和资源不足、帮助企业突破路径依赖。
(1)降低企业资金和时间成本。众包对于企业生产的促进作用首先表现为对资金和时间成本的节约(Brabham，2008)。众包降低了组织人力资源、创新和生产、推广和销售等方面的资金需求。具体来看，由于众包是通过互联网发布任务的方式进行的，发包企业并不需要招聘专门人员或设立专门办公场所，金钱不再是召集劳动的首要因素(杰夫·豪，2011)，从而可以节约大量组织成本；由于众包的参与个体多以兴趣、自我实现等内在需求为主要参与动机，并没有显著收入预期，因此，降低了企业在创新和生产方面所需的成本投入(Howe，2006)；基于众包的社交网络存在着大量自由的营销小组，企业可以投入较低成本实现产品和服务的有效推广与销售，降低产品进入市场所需的成本投入(Reichwald & Piller，2009；安德森，2012)。除了节约资金的作用外，众包在集资方面的应用更为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杰夫·豪，2011；李伯特等，2011)。
在降低时间成本方面，基于众包的庞大参与者，企业不仅可以低成本地快速收集用户信息(Kittur等，2008)，也可以缩短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Reichwald & Piller，2009)。通过获得更为充分的市场信息，企业一方面可以避免因策划和生产不适宜产品所浪费的时间，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推动优质产品的快速商业化。因此，众包通过调动大众参与，减少了企业从生产的组织到市场交易完成所需的时间(Brabham，2008)，充分提高了生产效率与商业化的效率(Kleemann等，2008)。
(2)促进产品质量提升，降低市场风险。在传统生产和消费关系中，个体需求表达很少或没有恰当的渠道传递到企业，更难以在最终产品上实现改进和提升。通过众包将个体纳入生产体系，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用户和市场信息，提升产品和服务满意度，建立客户忠诚度(李伯特等，2011)，个体掌握的企业所需的市场信息和生产资源也有了转化为产品的可能。企业通过众包引导大众发布产品和服务评价、征集创意需求或解决方案，可以更容易地发现和解决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问题，有效地促进产品质量的提升，使企业生产更符合消费者不同需求。正如Raymond(1999)所说，“眼球足够多的话，所有的错误将无处可藏”。同时，企业将消费者嵌入到组织中，能够更准确地挖掘消费者的需求，提高市场接受度、消费者购买意愿以及消费者对新产品新奇性的主观评价(Reichwald & Piller，2009)。通过更为互动的信息反馈和开放的组织模式，消费者逐渐转变为“产消者”，对产品的忠诚度不断增加，减少了新产品在进入市场初期所产生的摩擦。换言之，对众包的应用降低了企业的市场风险，提升了其市场竞争优势(Schenk & Guittard，2009)。
(3)弥补企业资源和能力不足。在消费者需求日益多元、多变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压力下，企业难以仅依靠内部资源来保持或提升市场竞争力。众包的出现则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企业资源不足的瓶颈，并以一种廉价的方式为企业所利用(Howe，2006)。虽然众包并不能像开源一样不用支付报酬，但企业所支付的数额仍相对较少。携带资源的个体期望自己的成果被更多人了解，获得某种程度的肯定或奖励，并吸引更多人投入其研究。正是在这种模式之下，个体之间相互吸引，愿意以较低报酬，甚至以零报酬向企业提供自己的资源，并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安德森，2012)。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会因其既有创新模式而获得稳定收益，但也因此，难以摆脱发展惯性。传统企业创新模式使用的资源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或是合作企业，形成了一种“封闭式”创新路径。受企业自身资源、能力和固有思维方式的限制，企业创新活动常常会形成路径依赖，难以适应市场、技术突变。众包使创新成为一种开放系统，企业能够利用众多没有受到企业固有思维影响个体的集体智慧获得更多样化的创新视角，进而拓宽可供选择的发展路径(杰夫·豪，2011；切萨布鲁夫等，2010)。
3、改变了企业和个体间的关系
传统的企业与个体之间主要是企业与员工之间的雇佣关系、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买卖关系。在企业与员工的雇佣关系中，企业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支付劳动报酬，与员工保持稳定的契约关系，两者之间是严格的雇佣与被雇佣、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买卖关系中，企业负责生产，消费者支付价格并获得商品，即便存在一定的信息反馈，但仍主要是由企业主导的信息流动。众包的出现则使企业与个体的关系发生了显著改变。
首先，消费者与员工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个体在加入到众包后，可以兼具消费者和生产者两种角色。一方面，消费者逐渐成为企业生产的组成部分，这是消费者的员工化；另一方面，企业员工经常是本企业产品的消费者，同时，也不能排除部分员工期望通过参与众包的方式介入其他部门的运作，因此，员工是企业天然的消费者和众包的潜在参与者；其次，除员工与消费者外，对企业所在领域的爱好者、研究人员也是众包参与主体的组成部分。他们本身既不是企业产品的消费者，也不是企业的雇佣员工，仅是出于兴趣爱好和专业研究等目的，通过更加开放的方式提供自身的资源，并与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更为灵活和松散的组织关系。因此，众包在完成新产品开发创新、产品设计、评价分级、社区报告、整合用户、组织劳动力、营销等任务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三种企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三者之间又经常相互交织在一起(如图1所示)；最后，众包的专业化发展也促使众包平台与企业和个体之间形成了双边关系。从企业和个体的角度看，由于存在大量的网络众包平台，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体，均可以注册多个平台实现其参与众包的目的。因此，众包平台与企业和个体之间表现为一种多注册或多归属的交互关系。从众包平台角度看，需要恰当使用一组契约和激励机制，尽量保持更多的活跃主体，才能吸引更多的企业与个体参加，进而保证正常运转和盈利。因此，众包平台主导了双边关系的建立与维护。在众包多重交互关系的影响下，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转变为社会化生产网络(杰夫·豪，2011)，其运行亦更为灵活和多变。此外，在企业与个体之间关系发生演变的同时，个体之间的关系亦不断丰富。例如，为完成共同目标达成的集体协作关系、任务发布者与完成者之间的契约关系等。
图1 众包中的交互关系
六、现有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1、现有理论和实践的局限
(1)理论研究的局限。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和商业现象，众包理论研究还很不成熟。一方面，有关众包的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实践发展。与许多新兴经济和商业现象一样，众包往往被视为一种商业问题或是某一时期畅销书的话题，很少被学院派理论研究者纳入其研究范围，没有获得足够重视。与众包有关的文献数量本已较少，除去偏重于技术的研究外，经济学或管理学领域的文献更为有限；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尚未形成体系。由于研究者背景、研究视角与兴趣点不同，有关众包的研究多是各行其是、相互矛盾、杂乱无序，包括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在内的相关理论都用来解释和分析众包现象，未能将既有研究系统地整合成为一个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基于经济学或管理学视角对众包研究同样未能很好地与主流理论或研究范式衔接起来。例如，交易成本经济学解释了生产组织的三种模式：企业(科层)、市场与介于二者之间的混合组织(Williamson，1991)，但还没有人尝试发展该理论或建立类似的理论来解释众包治理问题。
(2)实践应用的局限。众包虽然可以节约资本但并非免费(杰夫·豪，2011)，其应用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在资金需求方面，与任何生产模式一样，众包的建立与维持需要投入必要资金，以保证其基础设施投入、协调成本和劳动报酬等费用的支付；在资源供给方面，由于众包大多并不是人们的本职工作，仅被视为收入的补充、兴趣爱好或是为了打发时间，微薄的物质回报导致人们参与长期和复杂工作的激励不足，所能解决的任务也相对有限(Kittur等，2011)；在任务设计方面，基于Mechanical Turk等平台的实验表明，同样的任务项目在不同设计模式之下将会产生不同效果(Kittur等，2008)。适宜的任务设计需要解决任务发布、分解、时限、收集、筛选、组合、反馈、激励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较为繁琐和复杂。在道德风险方面，由于众包中掺杂着质量不一的个体，很难将善意用户与恶意用户相区分，经常会出现随意或恶意响应，导致企业和个体之间的承诺与信任问题较为突出。
2、未来展望
作为一种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兴起的经济现象，众包虽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经表现出巨大发展潜力，在研发、设计、生产、市场推广与销售等领域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目前，以数字化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与新型材料技术的成熟和应用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The Economist，2012)，“创客运动”方兴未艾，商业制造业本身将像互联网一样数字化、网络化、开放化，利用3D打印等功能强大的数字桌面制造工具，潜在创业者和发明家能够不仰仗大公司而自己动手完成产品的制造(安德森，2013)，众包所能发挥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将使全球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更加融合。随着众包活动的兴起，将有更多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介入到对众包的研究中来，一方面将厘清众包在实践中的运行模式与规律；另一方面将打通经典经济学理论、管理学理论与众包的联系，更深刻地揭示众包产生的原因与条件、治理机制、对企业的生产活动与产业组织方式的影响，从而推动理论的前进。
①“奴隶”在这里是指人们在分而治之的模式下去帮助解决问题，以达到所有者资源(例如：时间、能力)的最小化。
②Poetz & Schreier(2012)指出，不同行业的特征和完成任务的最低知识要求对众包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从问题的类型来看，个体更擅长解决基于需求的问题，而不是基于技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