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研究与民族意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精神论文,意识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05)01-0001-07
一、两个论题的冷热反差和奇异关联
民族精神研究是一个热门论题，民族意识研究则是一个冷门论题。
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搜索，1994年元月到2004年6月发表的论文，题目含有“民族精神”字样的有1009篇；含有“民族意识”的只有143篇，远不及含“民族精神”字样的论文篇数的15.%。就搜索时间范围10年零2季折算，题含“民族精神”的论文，年平均发表96.10篇；题含“民族意识”的论文，年平均发表13.62篇。忽略2004年的两个季度，10年发表的篇名标有双方论题中心词的论文篇数可制成如下图表：
两个论题冷热反差如此巨大，相互间却有不少密切的联系。
搜索发现：篇名标有“民族意识”的论文中，出现过“民族精神”字样者61篇；篇名标有“民族精神”的论文中，出现过“民族意识”字样者199篇。深入论文实际，可以更进一步了解这种联系。
在篇名标有“民族精神”的论文中，“民族意识”的概念往往这样出现——
“民族精神包容于民族意识之中，并在诸多层次的民族意识中处于最高层次和核心位置。它一方面具有民族意识所具有的民族识别和认同功能，从而成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源泉；另一方面，民族精神又集中反映了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该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和凝聚力的思想核心，是剔除了民族意识中的消极成分的最优秀与最有价值的“精气神”（注：冯秀军.民族精神及相关概念试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3.(2).）。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整体的凝聚力的体现，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和民族意识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在历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积极向上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远大理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具有对内动员民族力量、对外展示民族形象的重要功能”（注：陈松林.论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内涵及其现代意义[J].湖北社会科学，2003.(10).）。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稳固、持久而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品质（注：郑汉华.大力弘扬伟大民族精神[J].高校理论战线，2003.(2).）。
民族精神中包括着价值观、伦理道德、文化素质等关系社会主体人格等的关键要素，是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心理、民族审美情趣和民族思维方式形成的根源（注：汪青松.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扬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J].桂海论丛，2004.(1).）。
在篇名标有“民族意识”的论文中，出现“民族精神”概念的约占42.66%。同时，“民族精神”概念出现的形式也似乎更加灵活——有的联系民族意识的“自为”环节来讨论民族精神（注：熊锡元.民族意识过程：从“自在”到“自为”[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2).）；有的郑重其事地给民族精神下定义，说它“是民族意识的重要内容”（注：秦生.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意识观[J].社科纵横2003.(6).）；有的将民族意识的重要内涵分别列为民族发展的精神要素：“精神支柱”、“精神源泉”、“精神保证”（注：马克俊.浅论民族意识在民族发展中的作用[J].中州大学学报，2000.(4).）。更有意思的是，有人还把“民族意识”当成“民族精神”的等义概念使用。例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蔡丽等人的《民族意识的弘扬与两岸关系的发展》。其中的动词“弘扬”，一般用来跟“民族精神”搭配；这里用来跟“民族意识”搭配，表明作者笔下这两个概念等义。
与此相关，有的在篇名正副标题同时出现“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两个概念，并在行文中作为同义词一贯到底。如：正一的《中华民族精神万古长青——驳李登辉的“中华民族意识有害论”》（《台声杂志》，1996年第8期）。有的在篇名标题上把某种“精神”与民族意识联系起来，并在行文中用“民族精神”为民族意识定义。如：师华的《抗争精神与民族意识》（《人文杂志》），1998年第4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科院民族所民族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希恩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满族研究），2003年第2期，通篇既可算“民族精神研究”论文，也可算“民族意识研究”论文；而且，他还在我们关注的两个论题领域各自另有两篇专论。跟该文相联，从“民族精神研究”着眼，有他的一个“3篇系列”：1.《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的民族意识》，（《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3.《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换一个角度，从“民族意识研究”着眼，也可以和该文连成他的另一个“3篇系列”：l.《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2.《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世界民族》，2003年第4期）；3.《关于民族精神的几点分析》，（《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
显然，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但是，为什么双方研究的冷热反差那样强烈？这种冷热反差的态势与学术研究的实际有什么内在联系？双方研究者存在着什么困惑？怎样才能摆脱这些困惑？等等，还罩着一层层神秘的帷幕。
二、两个课题的学科格局和各自优势
民族精神研究的学科园地特别广阔，贯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而且名家云涌，学科力量雄厚，具有绝对优势；“民族意识”研究的学科园地则基本上集中于民族研究领域，学科力量相对单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对优势。
一般地说，自然科学关注的是自然现象，但民族精神却特别引起了自然科学界的关注。换句话说，民族精神研究作为一个社会科学课题，已经得到自然科学界的支持。自然科学界对民族精神研究的关注和支持，在与民族意识研究相比较的情况下，直接表现为一种明显的优势——查理工A辑专栏目录、理工B辑专栏目录、理工C辑专栏目录、医药卫生辑专栏目录和农业技术辑专栏目录，没有发现篇名标有“民族意识”的论文，而标有“民族精神”的论文却不少。比如：
《古建园林技术》，1995年第3期：《中国古建筑中的民族精神》；
《中国石化》，1997年第10期：《弘扬民族精神创立国产名牌》；
《航海技术》，1998年第1期：《弘扬民族精神参与世界竞争》。
事实上，还有一些论文虽然发表在社会科学刊物上，也同样反映出自然科学界的关注和支持。比如：《求索》等杂志刊登的《“人医精诚”：抗非典英雄高扬的民族精神》等32篇题含“非典”与“民族精神”字样的论文，内容都跟医学界人士英勇奋斗的实际直接相关；题含“科学”与“民族精神”字样的论文也有12篇——其中，《北京党史》2003年第4期刊登的《弘扬民族精神要讲科学，要与时俱进》一文，还是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所写。
与此相关，中国科学院杨叔子院士不仅发表了相关论文（注：杨叔子.经典需读颂，诗教应先行——一项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的战略措施[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1).甲申三百六十年启思——兼谈保持“两个务必”与弘扬民族精神[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2).），还亲自担任教育部“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研究”课题组的首席专家（注：杨叔子等.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反思与建构[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1).）。可见，民族精神研究课题得到自然科学界的支持是实实在在的。
当然，民族精神研究的主体力量还在社会科学领域。1009篇论文，九百多篇发表在社科杂志。而且，许多知名专家作为“民族精神”研究论文撰写人，更直接体现了“民族精神”研究的学者阵容和学科优势。哲学、历史、社会、政治、思想、理论、教育、经济、文化、文学、艺术、宗教、民族……各门各科，应有尽有。在2003年以来的高潮中，声势最旺的大致要数政治思想教育学科群。典型的例子是十六大闭幕不久，该学科群当即推出了一组学习领会并系统阐述十六大报告关于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原则指示的论文：《民族精神：民族的守护神》（吴潜涛）；《爱国主义：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王霞娟）；《团结统一：中华民族精神的首要前提》（夏鑫）；《爱好和平：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吴威威）；《勤劳勇敢：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朱喜坤）；（自强不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本要求，（赵爱玲）：《把民族精神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冯秀军）；《把民族精神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刘建军）——均刊于《中共济南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这一组论文的作者都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博导和博士生。象这样整齐的学者队伍，这样快捷的反应速度，这样磅礴的结构气势，都是民族意识研究领域所无法想象的。
换一个角度，看各自论文在标有“民族”字样的刊物上发表的比例：篇名有“民族精神”字样的1009篇内，仅有50篇，占5.65%；篇名有“民族意识”字样的143篇内，却有40篇，占27.97%—后者约为前者的5倍。与此相应，在上述民族精神研究论文的近千名作者中，出自民族理论研究专业或者民族研究学科群的专家十分稀少。上述比族意识研究论文作者虽仅百名左右，却有许多民族理论研究专业或者民族研究学科群的专家。比如：马曜、马戎、王希恩、王万盈、李瑞、郝时远、熊锡元……他们长期潜心研究相关的民族问题，为在数据库中被搜索到的论文奠定了深厚扎实的民族研究专业基础。以云南大学熊锡元先生为例：在数据库之外，他的论文，篇名标有“民族意识”的就还有以下几篇：《“民族意识”初析》、《社会主义与民族意识》、《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民族意识与祖国意识》、《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此外，也还有一些论文篇名未出现“民族意识”概念，却在文内具体讨论民族意识，大多也已一并收入他的论文集（注：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C].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12.）。直到去世以前，他还连续给后学笔者写信，交流对民族意识的看法。熊锡元生前曾说过：“我只是一个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的虔诚的研究者”。（注：熊锡元.再谈民族共同心理素质[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4).）正是这样一些“虔诚的研究者”长期致力于民族意识研究课题，使得该课题客观上形成了不可忽视的相对优势。
民族意识研究的相对优势，可以从相关专家动态分析的对比中得到—些反映。现成的例子有两篇反映各自领域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动态：《民族意识研究回顾》，洋洋万又几千言，内容十分丰富——关于民族意识的基本概念，就概括了以下内容：“民族意识一词的使用情况”；“民族意识的内涵和实质”；“民族意识的结构和层次”；“民族意识的表现和形式”；“民族意识的特征、特点”；“民族意识的功能及其调控”；“民族意识的产生、发展规律和趋势”。关于民族意识与相关概念关系的论述，也有大量的内容：“民族意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意识与民族心理”；“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民族情绪和民族主义”；“民族意识与族际意识、地区意识、祖国意识和中华和中华民族意识”；“民族意识与社会主义”（注：周传斌.民族意识研究回顾[J].黑龙江民族研究丛刊，1998.(1).）。而《民族精神研究综述》，篇幅未及前者的三分之一，内容也仅为“民族精神概念的界定”、“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三个方面，显得十分单薄（注：陈勇.民族精神研究综述[J].理论前沿，2004.(1).）。事实上，《民族精神研究综述》发表在民族精神研究高潮形成之后的2004年，前述10年的1009篇民族精神研究论文都可以成为《综述》的基础；而《民族意识研究回顾》发表在1998年初，前述10年143篇民族意识研究论文中，只有1994-1997年的49篇可以支持这篇《回顾》。相比之下，《综述》内容还显得如此单薄，而《回顾》内容却明显更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术含量上的差异：“民族精神”领域论文的宣教或广普的色彩更浓，而“民族意识”领域论文的专研或探讨的性质更为突出。
三、两个问题的现实困惑和学理归因
两个问题各自的研究也还存在着现实困惑。
民族精神研究领域的困惑，首先表现为学术效果与其强大的声势和学者阵容极不相称。搜索发现：1009篇论文中，有347篇篇名含有“弘扬”的概念，737篇在文中使用了这个概念；242篇篇名含有“培育”的概念，523篇在文中使用了这个概念。但直到2004年春，以杨叔子院士为首席专家的“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研究”课题组发表的评价还指出：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弘扬’与‘培育’的辨证关系”，“对弘扬与培育的辨证关系研究甚少”（注：杨叔子等.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反思与建构[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1).）。
与此相关，1009篇论文有14篇篇名写上了“内涵”，85篇摘要出现了“内涵”，546篇文中使用了“内函”；但给人的印象是：许多论者对民族精神内涵的理解还相当含混。特别突出的是，直接把生活中的俗语当成学术中的概念使用，把“民族精神的内涵”跟“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混为一谈。
不妨借助前引《综述》为这种印象“显影”。该《综述》分为4节，第2节的标题是《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当节开头就写：
中华民族精神是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有着博大精深的基本内涵和丰富内容。多数学者认为……（注：陈勇.民族精神研究综述[J].理论前沿，2004.(1).）
显然，该节综述的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而不只是“民族精神”的内涵。
众所周知，所谓“内涵”，是与“外延”相对而言的。对于任何概念来说，内涵就是概念所指对象的本质属性；而外延，则是适合于概念的一切对象的范围。民族精神的外延既包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又包括“非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因此，民族精神的外延远远大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外延。从而，根据内涵愈大外延愈小、内涵愈小外延愈大的反比例关系律，可以确认民族精神内涵和中华民族精神内涵之间的关系：既然“民族精神”的外延大于“中华民族精神”，那么，它的内涵就必然小于“中华民族精神”。事实上，这两个不同等级概念的内涵间的差距甚至可以用式子表示：“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
虽然，作为中华儿女，用“民族精神”简括“中华民族精神”情有可原；但是，这种简括仅仅是在民族感情基础上的一种约定俗成，其中的俗化用语跟学术研究中的科学概念常常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学术研究中，把“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当作“民族精神”的内涵，相对民族精神的外延来说，就是只见“一个”民族，未见“一切”民族。在这样的前提下为民族精神概念作“界定”，无论站在哪个民族的立场上，都好比盲人摸象。根据这种“界定”所作的相关论述，很难具备应有的学理意义。
遗憾的是，上边的引文并不属《综述》作者的笔误——查看相关论文，的的确确如他所写：相关论者往往俗用或者误用民族精神的“内涵”，并常常为民族精神概念作似是而非的“界定”。
对于最近十年民族精神研究动态的总体判断，笔者赞伺杨叔子院士课题组的观点：“现有的研究成果虽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之处”，即——
“一是缺乏系统性”；
“二是缺乏实证性”；
“三是缺乏比较性”；
“四是缺乏时代性”；
“五是缺乏建构性”（注：杨叔子等.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反思与建构[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1).）。
和民族精神领域的5个“缺乏”相应，民族意识研究领域也曾概括出5个“误区”：
“1.方法论误区”；
“2.民族意识概念界定上的误区”；
“3.民族意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或民族心理关系的误区”；
“4.民族意识与民族自我意识关系的研究误区”；
“5.个体民族意识与群体民族意识关系的研究误区”（注：王万盈.论我国的民族意识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99.(4).）。
对这5个“误区”，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感悟。笔者在其中看到的是一种困惑，一种和民族精神研究的困惑有密切联系的困惑。
从民族意识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困惑可以直接归因于这个研究领域的核心学科——民族理论——的薄弱。虽然我国民族理论几十年来有很多联系实际的创造和发展，但最初形成时受苏联影响较大。现在教科书中使用的还是斯大林民族定义。那个定义实质上指的是“民族国家层面的民族”（注：郝时远.重读斯大林民族定义——读书笔记之一：斯大林民族定义及其理论来源[J].世界民族，2003.(4).），跟“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各民族”内涵不一样，跟不加任何限定成分的“民族”自然也有很大差别。我国民族理论语境里却往往忽略了这些差别，直接用那个定义来解释“民族”，并常常在“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各民族”层面使用，更显得“民族”概念僵化古板。而且，那个以偏概全的民族定义中，所谓“四个共同要素”基本上没有民族意识；以那个定义为核心建立的民族理论概念体系，原来也没有民族意识的位置。只是在苏东巨变、民族主义泛滥的历史背景下，我国民族理论界着眼于国内民族意识增强的实际，开始研究民族意识。却又不得不从那个定义出发，在“四人共同要素”的里里外外寻找民族意识的定位，于是就扯出了与“共同的心理素质”的关系，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误区。
和民族意识一样，民族精神也是民族理论必须关照的重要概念。但在这个专业话题面前，民族理论似乎难于出声。1009篇当中，除了王希恩研究员的3篇之外，极少发现其他民族理论家的专题论文；借助专业书籍检索1978——1998年间发表的民族理论研究论文”（注：金炳镐.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二十年[C].中央民大出版社，200O.），6000多篇目录里，只发现1篇论及“民族精神”（注：杨光峰.论民族心理素质与民族精神[J].学海，1993.(5).）。
如果说，长期以来，民族理论在民族意识研究中言不及义，是由于民族定义的僵化导致研究陷入误区，那么，最近在举国关注的民族精神热门话题上几乎失语，则反映出该项研究基本上还处在民族理论学科的盲区。这门全面系统地应对民族现象的指导性学科，长期被不恰当地框定在“少数民族问题”的层面，偏居一隅、抱残守缺，以至看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局，不理会中华民族精神这个时代主题。与此相关，中国社科院民族所所长郝时远最近指出：民族研究领域“尤其是在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十分薄弱，以致至今我国尚没有一部成熟的、稳定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科书。”（注：郝时远.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地位[J].民族研究，2004.(3).）在这样的情况下，其他学科的专家，满怀爱国热情为振奋中华民族精神建言，但缺少必要的专业借鉴，发生概念俗用甚至误用，就不足为奇了。
四、两个难题的共同解决和学术自觉
既然，两个问题的困惑有共同的学理归因，那么，这两个难题就应当有共同解决的途径。在我们讨论的范围，这个途径就是“学术自觉”。
“学术自觉”原是20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的口号。王国维主张融合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优点和长处，为学术文化开辟新路。进入21世纪，清华大学张岂之教授等国内学者还在为“学术自觉”大声疾呼”（注：张岂之.文化自觉与人文学术研究[J].学术研究，2003.(7).）。联系本文讨论的两个难题来谈“学术自觉”，笔者认为，最为直接的就在于如何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吸取相关学科的优点和长处，增强民族理论的学术魅力和专业功能。
这方面有一个可喜的信息：王希恩研究员2003年的系列论文表明，民族理论学科已经开始突破传统定位层面、探照以往的“盲区”。王希恩之所以能够率先在民族精神研究领域作出贡献，是因为他比较早地将民族理论的视野拓展到国家层面——有他的博士论文为证（注：王希恩.民族问题与国家[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其中，已对民族意识进行了系统研究。有这样的专业素养和拓展功夫奠基，当民族精神研究热潮卷起的时候，自然就可以在这个全国性的主题上发言。尽管目前民族理论界在这个领域发表的论文还很少，但王希恩的研究已代表着民族理论学界在这领域的突破。往后，这个领域的民族理论新作应该越来越多。
在王希恩探入民族理论学科的民族精神研究“盲区”之际，一些同行也在试图突破斯大林民族定义，走出民族意识研究“误区”。其中，笔者有切身体会的是民族意识调控研究。在前述搜索的143篇民族意识论文中，有8篇题含“调控”概念（注：徐杰舜.民族意识研究的创新之见——推荐“民族意识及其调控研究”[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5.(1).）（注：龚永辉.民族意识的概念问题——民族意识及其调控研究之一[J].民族意识与民族存在——民族意识及其调控研究之二[J].民族意识与民族问题——民族意识及其调控研究之三[J].民族意识的调控方略——民族意识及其调控研究之四[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5.(1、2、3、4).中华民族意识及其调控规律——献给香港回归年[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1).）（注：龚永辉，G·帕·里奇.民族意识调控论——中美两位学者的对话[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4).）（注：宋涛、龚永辉.民族意识调控简论[J].桂海论丛，2002.(2).）。同一时期，也还有以民族意识调控研究为主题的论文未入期刊库（注：龚永辉.俫人识别记略——民族意识调控的个案研究[R].社会人类学论丛·第7卷·群言出版社，1998.）。另外，期刊库内有些未在文章题目上标出“民族意识调控”概念，却在文中以重要篇幅讨论民族意识调控内容（注：龚永辉.关于民族识别的阐释问题——与北京一些同行对话[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2).）。这方面的研究，一度引起学术界尤其是民族研究学科群的关注，上述8篇相关论文，仅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民族研究》月刊全文转载的就有6篇。甚至，上世纪末，还有学者在动态分析中这样评价：
“民族意识调控研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民族意识的研究已从纯理论的探讨进入到实质性的应用研究阶段，这不仅是90年代民族意识研究的最大成果，而且……”（注：杨光峰.论民族心理素质与民族精神[J].学海，1993.(5).）。
作为这项研究的参与者，笔者虽不认同过誉，但却真切地感觉到：那一轮关于民族意识调控现象的思考与对话，的确是在民族理论学科立场上开始的一次“学术自觉”。1997年元月，在研究民族意识调控现象的关键时刻，笔者有幸进入教育部在北大举办的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聆听了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的教诲，于是有此感悟，并且勉力为之（注：龚永辉.民族意识调控说——民族识别与民族理论的文化自觉[M].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12.）。尽管限于自身学力，笔者个人的“自觉”尚未完成，但依然坚信：对于民族理论，这种“自觉”的方向是正确的。正如王希恩先生最近强调：“民族理论工作者必须自觉地扩展理论视野，自觉地在对其他相邻学科的学习和了解过程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注：王希恩.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J].民族研究，2004.(3).）只要真正实现了这个学科的“自觉”，就会迅速走出误区，消除盲区，与时俱进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功能作用。
事实上，费孝通先生提倡的“文化自觉”，范畴还要大得多。正如他自己所说：
“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他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他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注：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J].炎黄春秋，1999.(3).）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共十六大号召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正是在启动一场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文化自觉”。这场波澜壮阔的“文化自觉”，就是要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中竖起这样一面“五星红旗”：中间那颗最大的星星是“爱国主义”，旁边四颗小星星是：“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R].人民出版社，2002.11.）。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审视当前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热潮中的整个学术研究，就恰恰是这场“文化自觉”中的“学术自觉”。
在这场伟大的学术自觉中，民族理论界的任何努力都只是一个极小的部分。要真正实现关于民族精神的学术自觉，相关学科必须实现优长互补。
我们强调“学术自觉”，是因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存在着严重的“学术自绝”弊端。前节所谓两个问题的现实困惑，归根绝底就在于此。止因为如此，笔者十分认同这样的判断：
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的种种难题，正像自然科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遇到的种种难题一样，迫切要求社会科学家从更深层次上、更广范围内向宇宙和自然求教。人类社会作为物质世界演化的产物，在根本上摆脱不了自然规律的制约和支配。人文社会科学只有从自然科学中吸取营养，才能为自己的发展找到新的出路……”（注：李德吕.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内在融合的理性探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1).）。
正是有此同感，笔者试图引入数学领域新兴的分形思想，进一步探索和阐释民族意识调控规律（注：杨叔子等.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反思与建构[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1).）。笔者的这点努力虽然十分微薄，但民族意识研究领域新人正在崛起，他们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观念必然会大大促进民族理论的“学术自觉”。
展望民族精神研究范畴，以杨叔子院士为首席专家的“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研究”课题组，组织了一批跨学科的知名学者，在对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及其研究进行了系统反思之后，提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研究和建构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课题组针对上述“5个缺乏”的实际，提出了五大部分构成的总体框架，规定了每个部分的任务和目标。其中第二部分“在多学科交叉与综合基础上的学理性研究”，典型地反映了整个课题攻关思想的“学术自觉”取向。（注：龚永辉.可否引入分形思想——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创新与发展的一点思考[J].广西民族研究，2004.(2).）
两个研究领域的“学术自觉”，发生在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文化自觉”背景下，又恰逢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全面贯彻，的确已得天时、地利；“学术自觉”的关键在于学者的人和：解放学术思想、严守学术规范、弘扬学术精神，在不同专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基础上，合力推动学术进步。
收稿日期：2004-11-08
标签：民族精神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