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真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真谛论文,人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的研究者中，有不少学者得出了存在着两个马克思的结论：一个是“青年马克思”，一个是“老年马克思”。其真实目的在于在肯定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的同时，否定老年的成熟的马克思理论，共根据是所谓马克思的成熟理论具有“实证主义的倾向”①。他们认为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问世，马克思从自己思想中彻底摈弃了价值观念，只企求对经验的事实作纯客观的描述，而拒绝对人类历史和社会现状进行结论的评判。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曾说：“当马克思主义宣称要去代替‘空想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它……抛弃了道德方面的东西”，“以科学的名义否认人类的价值具有推动的力量”②。著名的“马克思学家”G·柯蒂埃也认定：当马克思主义用“实践、劳动、生产劳动”来说明人时，就完全否认了从精神的普遍性角度理解人的必要，马克思“背叛了他本人（早年）对人道主义的渴望”③。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使人学从抽象走向现实，从非科学走向科学，且马克思主义人学始终关心人的价值问题，它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和价值观高度统一的学说。
一、马克思主义人学对人的科学界定
自苏格拉底把“认识你自己”作为哲学的基本箴言之后，人的问题便构成了西方哲学史乃至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课题。不同时代的不同哲学家站在不同的支点上来审视什么是人、人的生存条件、人的存在价值、人的本质等与人自身有关的问题，企图通过认识人自身来实现人自身，以达到对人自身全面、彻底的认识，实现人的幸福和解放。然而，他们在审视、探索和理解这个斯芬克斯之谜时，却时常陷入困境和迷茫，得出了种种片面的错误的理论。旧唯物主义者强调自然界的客观性和先在性，把外部世界看成是一个与自己无关的自在世界。结果，世界失去了属人的性质，其哲学成了无人、无主体的哲学。唯心主义则与此不同，它不是在人之外来理解世界，而是从人的主观出发，强调精神的主观性和能动性，把世界融汇在精神和意志之中，认为世界不过是为人而存在的，是人的主观创造的结果。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世，引起了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也导致了人学理论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集以往人学思想的大成，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以科学的实践为基础，第一次正确地揭示了人的奥秘。他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④要科学地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复杂现象，进而科学地认识创造社会生活本质的主体的人，只能立足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
马克思认为，人是双重的存在物。一方面，人无疑首先“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⑤，是大自然进化的产物，是一种自然生命体；另一方面，作为“现实的人”、“主体的人”，又不能归结或还原为“自然的人”，“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⑥马克思反复强调的是：“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⑦为什么马克思把“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作为自己建构人学理论的出发点呢？还是因为：其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⑧。其二，“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⑨其三，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决定一切其他的活动，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⑩是“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11)。因此，“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既与历史唯心主义者从所谓纯粹精神、理性、思辩的角度界定的人划清了界限，也同旧唯物主义者从自然、生物学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人有本质区别，马克思将自己的人学理论构建在以实践为核心的唯物史观的坚实的基础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唯物史观实质上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2)。
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主体的人也是有意识、能思维的人。“人是意识的存在物”(13)，这是人成为人的本质要素之一。但与唯心主义者无限地、抽象地夸大人的意识能动作用不同，马克思认为，人的意识的产生和发展除了有生理的物质基础外，主要是由主体人的社会的物质生活和变革世界的实践活动决定的。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维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4)。他还说：“人也具有‘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15)“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6)因此，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实践活动的视角去理解人的意识，必然会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人的意识是实践的产物，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不是相反；二是正是由于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才有可能现实地成为实际活动着的、实践创造着的主体，才能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不断地追求和塑造着美好与理想的世界。
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又是社会的人，人的社会属性是人的又一本质属性。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是充分地论述了人的社会性的哲学家。它的“精神哲学”充分展示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它的内容不仅是关于人的意识的学说，而且是关于人们联系与关系的不同形态以及人类精神活动的不同形态的学说，包含了现实社会的各个方面；但它的形式却是唯心的，因为这一切不仅是绝对观念的表现，而且服从于绝对观念自我意识的需要。在黑格尔之后，费尔巴哈也注意到人们的社会性，但不理解人的社会性。他认为团体、人与人的统一就是人的社会性，但他把团体、统一仅仅理解为“类”，即人自成一体，动物另成一类，两类之间却没有什么本质差别。针对以上观点，特别是费尔巴哈的观点，马克思断然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7)。从而达到了对人的社会性的科学理解。之所以如此，是由于马克思坚持了唯物史观并以实践为基础。他说：“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各种社会关系都是从“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个人”中发生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8)，因此，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通过实践，人们不断生产和再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和全部社会生活，不断建立和革新自己的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这只是人的社会性的一个方面，即人通过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关系。人的社会性还有另一方面，就是社会对人的制约。具体表现为某时代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对该时代的人的实践能力，存在状况等各方面的限制。也就是说，一定历史阶段下的社会主体都必须在“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社会生活和实践活动，因而，其社会生活、实践活动必然受到上述现实条件的制约，“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19)。这表明马克思对人的社会性的理解是辩证的：一方面，人只能在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实践活动和社会生活，具有受动性；另一方面，人作为能动性的创造主体，不只是适应现有的社会条件而活动和生活，它还不断地改变条件，进行新的创造，具有超越性。社会主体的人就是在肯定与否定、继承与创造、受动与超越的对立统一中创造历史的。
综上可见，马克思坚持唯物史观，以实践活动为核心。达到了对人的科学理解。马克思视野中的人，既不是唯心主义者所讲的纯粹思维、理性、观念、自我意识的“化身”，也不是旧唯物主义者所讲的只有生物肉体的，而没有社会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自然人”，而是有形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同时更有意识的、社会的、能动的、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实践性主体。
二、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的价值观
虽然目前中外学术界对什么是价值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但大多数理论家认为价值有狭义和广义两类。在狭义上，价值只包括可以用“善”、“可取”和“值得”等术语来恰当地表示的东西；在广义上，价值则还包括了诸如正当、义务、美德、美、真和神圣等涵义。正是从广义上的价值定义出发，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自历史唯物主义问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便见物不见人，谈人色变，是一个“机械地”、“对人不加思考的成熟的思想体系”(20)。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肤浅的、歪曲的理解。
依马克思的厘定，其人学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实践是其人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实践作为一种现实的、感性的、能动的、对象性的活动，既是人的生存本性，也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表现自己本质力量，创造美好的理想的对象世界的唯一途径。既如此，那么，价值则应该是实践的内在目的和根本特性。因为人是实践的主体，在实践过程中，他必然以自己的本性、目的和能力为尺度，去接近、认识、理解、评价和改造一切客体，从而使客体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从实质上看，人的社会实践本身就是“人的价值活动”。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21)后来马克思对此又作了更明确的论述，他指出，最蹩脚的建筑师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在自己的头脑中把他建成了。通过生产劳动，“他不仅使自然发生形式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22)也就是说，作为主体的人，他的任何实践活动都具有一定目的和价值指向，价值指向始终贯彻于实践活动过程中。没有价值指向的活动，无异于动物的活动。进一步讲，“单纯的自然物质，只要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其中，也就是说，只要它是不依赖人类劳动而存在的单纯物质，它就没有价值，因为价值只不过是物化劳动。”(23)同时，从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基础这一原则来看，人的实践活动也蕴涵着一定的价值目标。马克思说：“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24)实践的劳动产品不仅能够满足人类的物质生活的需要，有益有用，为人类创造新价值提供基础；而且能够从它的静的存在形态，从它的感性的形式特征和状貌中观照到人类的创造活动，确证作为主体的人自身的力量、智慧、才能和价值。马克思认为，人的价值是“对象化”的，人可以“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5)，通过对象直观自身，从而引起人的愉快、自豪和对自己的尊重及认识到人的神圣、伟大。因此，从理论上看，马克思的以实践为核心的人学理论，人的价值问题内在地包含于其中。
从具体历史事实来看，马克思一生也始终关注人的价值和命运。只不过，他首先关注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价值和命运，并一直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最终也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进行不懈的探索和斗争。
早在1835年8月马克思写的中学毕业论文中，他就展示了他的这一人生志向和幸福观。他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虽然，这时马克思的理想还缺乏确定的社会内容，但他的理想是崇高而远大的，他把个人的职业与全人类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他既关注个人的价值和命运，更关注全人类的价值和命运。从中学毕业至1843年10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发表的这段时间里，马克思通过研读哲学、历史著作，接触现实生活，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较大转变，其人学思想也随之转变。他更注意从现实的角度来关注人的命运和价值。到1844年写经济学哲学手稿，他的这一思想便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尽管还带有某种人本主义的色彩。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6)这段论述表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革命过程，它保留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全部文明财富而抛弃它的私人占有形式。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人并且通过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使人得到全面的，完整的发展。
与西方不少学者的看法恰恰相反，历史唯物主义问世后，马克思更加关心和重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价值和命运，对泯灭人性、贬低人的价值、使广大人民处于被压迫和被统治的痛苦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无情的批判。从1845年到马克思逝世前，他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经典著作。尤其是他的伟大著作《资本论》、通篇充满了对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生活状态和命运遭际的关心及对资本主义的愤怒。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惜采用各种残忍的、卑鄙的、无人性的方法：暴力掠夺、雇佣童工、贩卖黑奴、鸦片贸易，一句话，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士们已经“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这些都已“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27)。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晚年写的《人类学笔记》，更是一部具体地关切人的价值和命运的手稿。事实上，连西方学术界也承认，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他们认为“马克思晚年研究人类学，是从经验基础上回复到早期的哲学人本学，所以，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28)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通过对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社会状态的研究，提出了俄国和其它东方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即俄国和其他东方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因为：一方面，俄国和东方各国的特殊社会状态和社会条件决定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29)，“欧洲和美洲的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力最发达的民族，正力求打碎它的枷锁”(3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俄国和东方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无疑是对人的价值的最大的否定，给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所以，为了“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马克思指出：俄国和东方其他国家应“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31)这难道不正是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现实的“苦难”、“灾难”和“波折”，以及他们的前途、命运、“幸福”的最深切的关注吗？
以上我们从理论和事实两方面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命运和价值的关注。它表明，唯物史观产生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更成熟、更深刻、更卓越，并为这些思想变为现实找到了正确道路：“对实践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32)。
三、马克思主义人学是科学性和价值观相统一的学说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时，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过分强调人是社会的人，人的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在社会历史领域内，每个人都受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内在的一般规律的支配。强调这一点的人多是引马克思的如下的话作为主要依据：“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依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33)。另一种是过分强调人是有意识、能动的主体，人的思维特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性之一，在社会历史活动中，人并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主动的、积极的。他们更多地引马克思的这样一段话：“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目的。”(34)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本身包含上述的两段话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联系起来辩证地思考，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天然鸿沟，而是紧密联系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是科学性和价值观相统一的学说。
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对“事物、现实、感性”在作客体的、直观的理解同时，还应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对制约人的社会历史规律的理解也是这样。“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是人的社会，是人在自己活动中，通过与自然的交往并对自然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形成的属人的社会。历史是人的历史，是人通过自己的活动不断扬弃社会的过去而得到社会的现在和未来的历史。从发生学或从人类总体的角度看，没有人及人的活动，就既不会有人的社会，也不会有人类的历史。因此，对社会历史规律必须从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去加以理解和把握。这是由于，社会历史规律不过是在人的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结构链条之间的本质联系和社会结构演进的历史必然性趋势。这样，人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关系就不再是外在的，人的主体性和价值与社会历史规律也不再处于彼此分离的状态或彼此对立的两极端点上。人的主体性和价值不是游离于社会历史规律之外，而是作为社会历史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内在地包含于其中。不渗透人的主体性和价值的社会历史规律是自然规律，或者说是抽象的、非现实的社会历史规律。因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5)。因此，社会历史规律只不过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36)。社会历史规律也不再是一种与人对立的，对人来说是一种异已的存在，而是一种属人的存在和为人的存在。人在实践活动中揭示社会历史规律，把握生产方式演进的内在逻辑，进而把握“导演”社会历史运动的人的“科学”，可以真正地理解并更好地实现人的主体性和价值，并从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中找到评价人的主体性和价值的合理尺度。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生动形象地提出了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演员的思想。他认为，人在社会历史活动中具有双重角色，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是社会历史的剧作者，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感性物质活动，因此，社会历史规律的形成和实现及社会历史的画面是人创作的剧本。但从现实来看，每一具体社会历史时代的人又是历史的演员。社会历史规律和特定的历史画面一旦形成，它又作为人的活动的结果反过来对人的现实活动发生影响和制约作用。相对于具体时代的人来说，社会历史规律和社会历史的画面不仅是他们活动赖以进行的可能性空间，而且是他的意志、意识和意图赖以产生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的人既是社会历史的剧作者，又是社会历史的演员的思想，生动、形象、深刻地体现了他的人学是科学性和价值观统一的理论。
从更高的视野和方法论的角度上看，马克思关于劳动的“两个尺度”的观点对于理解他的人学思想是科学性和价值观统一的思想尤其具有重要性和典型性。马克思认为，任何实践活动或对象性活动中都必然存在着“两个尺度”，即人自己的主体尺度与应为人掌握的对象的客体尺度，成人的“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人们在进行实践活动时，一方面，是人的自然存在和对象的客观存在为前提，这意味着对规律的认识和服从，按照物种的尺度进行实践，这是对实践的科学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人通过对物质的改造，并将自己的内在尺度应用于对象，把人自己的社会特质客观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产品中，以实现人的主体性和目的，充分体现了人的价值观。马克思在这里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活动是科学性和价值观的统一与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两种尺度都内在地包含并统一于人自身之中。
我们还可以从人们实践活动的“突然”与“应然”的统一关系来论证上述观点。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所遇到的物质条件和状况是一种“突然状态”，而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则是一种“应然状态”，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人总是不满足于事物现实环境的“突然”，他总是要超越“突然”去创造和实现自己理解、期望的“应然”。人们对“突然”在价值观上的不满足，对现实状态与价值理想不相适应的意识，使他产生了改变现实世界的愿望和精神动力。“‘善’‘是对外部现实性的要求’”，“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37)。人通过自己的行动使事物以“突然状态”达到“应然状态”，充分表明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
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从他对古希腊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比较中得到了实际说明。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上说，资本主义时代是古希腊不可比拟的，因此，资本主义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38)。但是，“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即为了财富这个“外在的目的”而牺牲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目的本身”。因此，在这一方面，把“造就最好的国家公民”当作生产目的的“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而现代则……是鄙俗的”(39)。这有力地表现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私有制异化状态下的物的世界的升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的深重忧虑。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当资本主义所造就的生产力为自由劳动者所共同所有，对物质生产的管理完全“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的时候。“这全部历史及其痉挛和痛苦”才会“终止”，人类社会才会由人的史前时期步入真正的人类历史”(40)——这时便是马克思的人学理想的真正实现。
注释：
①G·威特尔：《辩证唯物主义：苏联哲学之历史的和系统的概观》中文版，第23-25页。
②杜威：《自由与文化》中文版，第74页。
③G·科蒂埃：《从浪漫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中文版，第84-85页。
④⑦⑧⑨⑩(11)(14)(15)(16)(17)(18)(12)(19)（34）(27)（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30-31、32、32、78、457-458、30、31、31、18、51页；第4卷，第23、478、243页；第2卷，第221页；第3卷，第323页。
⑤(13)(21)(25)(26)⑥(22)(24)(23)(39)(38)(40)(29)(30)(31)(33)(32)(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96、97、118、123页；第27卷，第443页；第23卷，第202、208页；第46卷，上册第337、486-487、下册393、127页；第19卷，第443、443、129-431、43页；第3卷，第48页；第12卷，第118-119页。
(20)《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5页。
(28)鲁越等著：《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性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页。
(37)《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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