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张岱历史散文书写中的对象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民论文,散文论文,对象论文,历史论文,张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6522(2007)05-0070-05
如所周知，在明末清初云兴蔚起的遗民史学中，张岱的成就是相当突出的。他把明亡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馀生献给了历史散文的撰写事业。夫子自道有曰：“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1]110又曰：“余之不死，非不能死也，以死而为无益之死，故不死也。……能不死，而更欲超出于不能死之上，千磨万难，倍受熟尝。十五年后之程婴，更难于十五年前之公孙杵臼；至元二十六年之谢枋得，更难于至元十九年之文天祥也。”[2]50张岱艰难忍死，将历史散文的撰写视为其文化人格与生命价值所在，其间寄托了什么样的文化省思？本文试从君王、臣子、庶民三个维度，对此略加考察。
一、张岱历史散文书写中的君王审视
张岱出身史学世家，早在明亡之前就已赢得名流“条序人物，深得龙门精魄”[1]附录440的赞誉。“龙门精魄”的要义之一在于“不虚美，不隐恶”的良史精神。因“不入仕版，既鲜恩仇”，张岱治有明当代史时较之司马迁更能“事必求真，语必务确”。[1]100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明朝始末二帝的书写取向上。
太祖朱元璋，明代国家的缔造者，朱明王朝的源头和象征，作为明遗民的张岱，一方面在《高帝本纪》中以如椽巨笔写出了这位开国之君的恢宏气魄、杰出才略和鼎建中夏的盖世武功。但是，另一方面，亡国之痛也使张岱深思之馀，从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的角度，对朱元璋奠定的一些明代重大国策进行了反思。例如，张岱痛切地批判八股科举耗费人的精力、窒息人的精神的罪恶：“有人于此，一习八股，心不得不细，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状不得不寒，肚肠不得不腐。使学者逾年一考，省御史三年一试，连赴数科，则精神消耗，意气沮丧，大事去矣。”他揭穿朱元璋实行八股制艺取士的险恶用心，“盖用以镂刻学究之肝肠，亦用以消磨豪杰之志气者也”，使“神器”无恙，子孙后代永坐龙床而无虞。但是，历史的发展证明：“高皇帝以之大误举子，……亦用以大误国家。……入彀之辈非日暮途穷、奄奄待尽之辈，则书生文弱、少不更事之人，以之济世利民，安邦定国，则亦奚赖焉？故自崇祯末季立贤无方，于新旧甲科之中栉比求之，并无一士。则高皇帝之误人犹小，其所以自误则甚大矣！”[3]419-420在一定程度上，张岱把明代国家灭亡和民族灾难之责追究到朱元璋身上。今人提出，“明室恰恰断送在他(朱元璋)亲自创行的科举制度上”，[4]所取实亦此。此外，张岱还对朱元璋建国伊始的大肆杀戮功臣表示了强烈的愤怒：“窃怪诸臣皆戮力捐驱，入水出火，为高皇帝涤荡腥膻，洗濯日月者也。乃烹完走狗，罪以吠尧；抉尽良弓，诬以射影；封之不足，乃尽杀之。岂非秦始皇之故智乎？”[3]290以残暴的秦始皇做比，就将朱元璋忘恩负义、狠毒残酷的本性揭露无遗。
对崇祯皇帝张岱也表现出类似的态度。他提出崇祯皇帝在农民武装兵临城下时能够身死社稷，不死于“贼”手，是得死之正；崇祯皇帝的励精图治，“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但是，张岱又分析，崇祯皇帝的为勤俭而勤俭，实即无益有害的吝啬：“盖我先帝惟务节省，布衣疏食，下同监门，遂以宫中内帑，视为千年不拔之基，祖宗所贻，不可分毫取用。致使九边军士，数年无饷，数年无衣，其何以羁縻天下哉！”结果，“逆闯破城，内帑所出，不知几千百万，而先帝何苦日事节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贷，京师一失，无不尽出以资盗粮”！在更为根本的治国方略方面，张岱挖掘崇祯亡国的原因在于：“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迄无一用，不亦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哉！既如用人一节，黑白屡变，捷如弈棋，……愈出愈奇，愈趋愈下。……揆厥所由，只因先帝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以故侍从之臣，止有唯唯否否，如鹦鹉学语，随声附和已耳。”[5]40-42人才是国家的宝贝，崇祯不能知才善任，终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成为亡国之君；不仅如此，从朱元璋的“乃尽杀之”到崇祯的“杀人太骤”，张岱还点出了明代最高统治者一以贯之的可怕凶残。
至于崇祯之后的南明诸帝王，张岱连本纪的史书待遇亦不屑给予，只以“五王世家”综之。他批评“弘光痴如刘禅、淫过隋炀；更有马士英为之颠覆典型，阮大铖为之掀翻铁案，一年之内贪财好杀、殢酒宣淫，诸凡亡国之事，真能集其大成。故主之思，涂抹殆尽”！[5]49-50还说隆武帝“自应愧死”，[5]54“鲁王之智，不若一舟师”，[5]63均无好语。
在诗文中频频抒发其追思明太祖和思宗皇帝之忱，有时还隐秘地借香草美人的比兴来暗寓对南明帝王的向往，是清初许多明遗民表达故国情怀和寄托民族思想的习见作风。张岱的历史撰述不以明代始末二帝为诚惶诚恐的膜拜和追泣对象，干净利索地不承认南明诸帝的正统地位，大大超越了遗民时流的一般情感。
二、张岱历史散文书写中的臣子省思
与很多传统知识分子一样，张岱受到君臣大伦的纲常思想和夷夏之辨的民族思想的影响，其历史散文书写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表彰明末忠节志士们的不屈情操。如热情歌颂受命使清、不降被杀的南明弘光兵部右侍郎左懋第，其民族气节远迈古之苏武，当苏武“处于大窖，啮雪牧羝，备受僇辱，至为於靬王网纺缴、擎弓弩，受其马畜，服匿穹庐，可谓贬损极矣。而左侍郎倔强负固，侃侃不挠，宁受斧锧，不受颐指，其生死大节，直与颜常山、文信公颉颃千古！嗟乎，子卿又出其下矣”！[5]182秉着大节至上的原则，对那些为人行事本来存在污点的臣子，张岱高度赞扬了他们在反对民族压迫的洗礼中表现出的崇高民族气节。如《朱大典列传》云：“昔年在淮阳，亲见朱大典之贪横，真如乳虎苍鹰，不敢逼视。后见其撄城守婺，破家养兵，竭股肱之力，继之以死，又未尝不叹息其为人也。王季重三仕为令尹，以贪三黜，其所携宦橐，尽分之昆季犹子，时人称季重赚银极不好，而用银极好，余于朱大典亦云。”[5] 245《余煌、陈函辉、陈潜夫列传》云：“三君子之毅然死节，澡身浴德，使生平瘢垢俱尽。忠孝之能成人之美也，信若此矣！”[5]259
但是，张岱的历史散文书写还表明，作为社会精英和重责在身的臣子，仅有大节，或者仅仅为了大节而大节，是远远不够的。对抗清而死者张岱固然予以首肯，但对不做任何抵抗，仅仅以自杀殉节者，张岱却并没有廉价地给予一视同仁的褒崇。相反，张岱是很反对以区区一死，来推卸历史责任的行为的。他写道：“同一死也，而人复于死之中，生分别焉，列等第焉，曰若人也于死而无愧色，若人也于死而有愧色。……千古臣子之死，至烈皇帝臣子之死，亦应无愧色；而今试论之，其真无愧色者也，能有几人？……为爵禄者，死护爵禄；为名利者，死护名利；为门户者，死护门户。后之殉难诸君子，虽不为爵禄、利名、门户而死，然其所以不得不死者，亦仍为爵禄、利名、门户也。推此一念，虽名为君父死，而此中真有不可以对君父者矣。……吾观死事诸君子之材略，皆有大智慧、大经济、大学问，使其当闯贼未入都之前，同心戮力，如拯溺救焚，则吾高皇帝二百八十二年金瓯无缺之天下，岂遂败坏至此？而无奈居官者，一当职守，便如燕人之视越，遍地烽烟，皆谓不干己事。及至火燎其室，玉石俱焚，扑灯之蛾，与处堂之燕，皆成灰烬。则烈皇帝殉难诸臣，以区区一死，遂可以塞责乎哉！”[5]134-135张岱的批评极为犀利。他认为，人臣之死有高下等第之分，身为有大智慧、大经济、大学问的臣子，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不能勇敢地站到时代前列，拯民族于危亡，救百姓于苦海，而是一死了之，以精神的幻灭和肉体的消亡来敷衍塞责，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是死有愧色的。
即使是一些因反清殉国而被捧上神坛的人物，张岱也不乏诛心之论。如《史可法列传》批评南明这位中流砥柱人物：“史道邻有救时之才，而无救时之量。锁钥江淮，咽喉南北，是岂一手一足之烈哉！上至军国大事，下至钱谷簿书，皆只手独办；此杨顒之所以进谏于诸葛也。若能开诚布公，广集群力，善调四镇，不令生嫌以自撤其藩篱，亦何至以维扬为孤注，遂一败不可收拾哉！”[5]170《黄道周、金声列传》末云：“黄石斋，正人也，而近于迂；金正希，奇士也，而近于诞。本不知兵，以书生而践戎马之场，可望其有成乎？”[5]225这些都是当时东林、复社一系的正人端士，也是后世公认的“民族英雄”，但他们的身上竟然也有这些致命弱点，不能不令人深思。所谓量，就是气量、心胸、见识，没有量就是气量狭小、心胸狭窄、见识浅陋，也就是迂腐、诞妄。这些正是明末一般臣子热衷门户党争的痼疾所在，可以说是晚明的时代病。更有甚者，张岱的历史散文书写还无情揭示了明末臣子的门户党争、祸国殃民之害，即使是向以清流著称的东林、复社党人，也难辞其咎。《门户列传总论》明谓：“我明二百八十年金瓯无缺之天下，平心论之，实实葬送于朋党诸君子之手。”[6]张岱提出：“弟《石匮》一书，……有大老言此书虽确，恨不拥戴东林。……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风波水火，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朋党之祸，与国家相始终。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如贪婪强横之王图，奸险凶暴之李三才，……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则吾臂可断，决不敢徇情也。”[1]232-233
以上评判与今日权威学者经过审慎研究得出的结论，东林党人“自我标榜为正人君子，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是一批追名逐利、制造倾轧的能手”，对明亡“负有直接责任”，“史可法驭将无能”，“其见识和才具实在平凡得很”[7]等，是何等的一致。
三、张岱历史散文书写中的庶民发现
承继着《史记》肯定下层人物的优良传统，张岱把文人士大夫之外的市井庶民纳入他历史散文书写的视野。如《石匮书后集》，除在名人传记中附骥不少普通人物传记外，专门写下层平民的传记即有《义人列传》、《孝子列传》、《烈女列传》、《妙艺列传》等；入选的人物有家奴、皂隶、乞丐、和尚、民妇、门客、顽童、画士、卖唱的、卖柴的等等，很多人物甚至姓什么叫什么，皆不知道，真正是微不足道的小民百姓。晚年还用单篇人物传记的方式，专门为街头卖医郎中和乡间佃农书写了《鲁云谷传》和《姚长子墓志铭》等。
张岱写了这些庶民小人物天然的民族大义。如《姚长子墓志铭》写嘉靖年间将倭寇引入绝境，被倭寇“寸脔”的佃农姚长子的事迹，他以自己的牺牲换来了家乡人民的生命安全和一百三十多入侵者的全歼，张岱对此深表敬仰曰：“醢一人，醢百三十人，功不足齿；醢一人，活几千万人，功哪得不思？”[2]297-298当然，张岱更倾心的还是易代之际庶民百姓反抗满清暴行的悲壮事迹。如《孝子列传》中保护母亲的乡民李壮丁：“女真兵大至，壮丁儿从父母奔避山谷，卒与兵遇。缚其母去，壮丁儿取石击之，母得脱。前行复遇五骑，一骑下，还缚其母。母呼曰：‘壮丁儿，但逃命，勿顾我。’壮丁儿不忍，手提铁骨朵，击仆一骑，母跳得生。四骑围壮丁儿，乱刀斫之。”[5]313《义人列传》中参加浙东抗清起义的钟皂隶，在联络山寨途中被捕，清“镇将摘之跪，不跪；挝其膝，乃向外坐”，“镇将怒，痛挝之。皂隶曰：‘我轻则斫，重则剐，不曾犯得大罪，你打我也无谓。’……解往武林，见巡抚，倔强如故。遂于军前脔割之”。[5]320同传中以“杀鞑子”为号召的萧山张锯匠，多次痛歼前来围剿的大队清军，令清帅哀叹：“自入关来，未曾见此好蛮子，若再得十数人，江东非吾有矣。”[5]321“草野布衣，舍生取义，与峨冠大纛者，实胜彼万万。”[3]51张岱看到这一历史真相，因而他笔下庶民小人物的民族气节，很多是在与文人士大夫软骨病的对照中表现出来。如《义人列传》写会稽狂少年潘集：“乙酉六月，闻北使至，自誓必死。家人诧曰：‘偌大江南无死者，汝布衣，何死？’集哭曰：‘天下无死者，故集死。……袖二石，死渡东桥下。或曰，其袖石，欲效唐琦将以击当事之倡降者，不得问，故死。”广州童生冯协扬：“广州破，协扬求死。父曰：‘当路缙绅先生受国恩重，犹难之，汝书生何为？’协扬曰：‘儿读书解大义，儿死正以愧不死者。’”使天下缙绅更其不堪的是一些乞丐。如金陵乞丐愧二先生：“弘光奔，公卿肉袒迎道左，百姓髠首辫发，乞儿独色然愤懑。市酒数瓮，大召诸乞儿痛饮，酒酣，乃奋袖悲歌，且书市垣壁间。歌罢，复饮酒，誓手杀敌以死，不与降者俱生也。适北骑百余猝至，乞儿愤怒，振辈呼市中。持长竿驰刺一骑，中目堕马，取石碎其首，立毙。北骑群刺之，乞儿屠肠而死。市人义之，醵金礼葬焉。谓足以愧为人臣、怀二心以生者，题其墓曰‘愧二先生’。”又如金陵百川桥下乞儿，投秦淮河以死，留绝命诗云：“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借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儿羞存命一条。”[5]315，317，329张岱无疑用这些卑微人物的深明大义，严词谴责了缙绅们的贪生怕死、奴颜事仇。
张岱还在笔下的一些庶民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如《鲁云谷传》：
会稽保祐桥南，有小小药肆，则吾友云谷悬壶地也。肆后精舍半间，虚窗晶沁，绿树浓阴，时花稠集。窗下短墙，列盆池小景，木石点缀，笔笔皆云林、大痴。墙外草木奇葩，绣错如锦。云谷深于茶理，禊水雪芽，事事精办。相知者日集试茶，纷至沓来，应接不暇，人病其烦，而云谷乐此不为疲也。
术擅瘫疽，更专痘疹，然皆以聪明用事。医不经师，方不袭古，每以劫脐臆见起死回生。人终疑其游戏歧黄，不尊不信。古凡患痘之家，非极险极逆，时医之所谢绝者，决不顾吾云谷也。然云谷也诊视灵敏，可救则救，不可救则望之却走，未尝依回盼睐，受人一钱。
性极好洁，负米颠之癖。恨烟，恨酒，恨人撷花，尤恨人唾洟秽地，闻咳痰声，索之不得，几学倪迂，欲将梧桐斫尽。故非解人韵士，不得与之久交。自小多艺，凡羌笛胡琴，凤笙班管，无不精妙，而尤喜以洞箫和人度曲……
末称：“云谷居心高旷，凡炎凉势利，举不足以入其胸次。故生平不晓文墨而有诗意，不解丹青而有画意，不出市廛而有山林意。”[1]285-286这不正是“觉悟了的知识分子”[8]吴敬梓，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市井奇人身上，在《儒林外史》结尾“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之先声吗？
明亡之后，“明亡追究”构成遗民史述、史论也就是历史散文书写的一大主题，“在经由史论的‘国运’追究中，士大夫追究着自身命运”。[9]综观遗民张岱的历史散文，可以说，典型地代表了清初遗民文化活动的这一历史动向和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与亮色。在全身心投入历史散文书写过程中，张岱对其书写对象进行了冷静考察，对明亡的原因进行了较为彻底的追究。他笔下的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虽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但既袭秦始皇之故智，开明朝廷嗜杀大臣之先例，又以八股科举的文化制度磨灭天下豪杰的志气，早已埋下明朝治国无人、终将灭亡的先机；末代皇帝崇祯既嗜财吝啬，又刚愎自用，杀人太骤，自毁长城；其他南明诸帝更昙花一现，乏善可陈。张岱笔下的明臣子，虽坚持大节，慷慨捐躯者有之，但临难怯懦，无所支撑，以区区一死敷衍塞责，甘于玉石俱焚者更多；其变节事敌者固不足论，即使号称正人君子和清流领袖的东林、复社党人，他们热衷党争内耗、谋国无术，也难辞亡国之责。张岱的历史散文书写追究了明亡的政治(高压嗜杀)、文化(八股科举)、社会风气(门户党争)、人才(无一人可分忧宣力)等多方面的内在原因，而人才原因又是其他各种原因的一个归结。这就从历史活动的主体角度，深刻地揭示了明代灭亡的本质。
张岱对明亡原因的追究，实际上也是对自己过去所顶戴的朱明统治集团，所从属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一个全面检讨和拷问。这表明，张岱的不臣于清，并非主要出于对朱明王朝一姓本身的感恩戴德，而更多是出于他在“草莽卒徒”身上所体认的天然的爱国主义感情；他对自己所从属的整个文人士大夫阶层差不多做出全面的否定，其遗民生涯也就少了其他遗民的朋友唱酬、歌咏前贤以为慰藉的色彩，而品尝得更多的是孤独无依的苦闷。但学者的求真眼光，终究使他在那些卑卑不足道的庶民小人物，如姚长子、钟皂隶、张锯匠、愧二先生等等身上，看到了民族大义、过人智慧和非凡力量，从鲁云谷身上看到了谋生绝技、多面才艺与自由洒脱精神完美结合的理想生活境界。可以说，他在向上(君王、臣子)拷问的同时，也在向下(庶民)寻觅，并且确实初步把握到了历史脉动的底层力量所在，成为《儒林外史》寄望平民奇人的先声。这是同时其他遗民鲜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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