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剥夺感与香港青年的政治信任
陈 曦
［摘 要］ 本研究利用“亚洲民主动态调查”香港地区2016 年的调查数据，探究香港青年人的政治信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后，香港青年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法院的信任程度显著低于年长世代，但两个世代对立法会的信任不存在显著差别。香港青年的相对剥夺感（尤其是对向上流动机会的感知）显著高于30 岁以上人士。在控制了相对剥夺感相关变量后，青年与年长世代对特区政府和法院的信任不再存在显著差异，二者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虽仍然有显著差异但程度有所降低。因此，相对剥夺感在年龄群组和对特区政府、对法院的信任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年轻人对特区政府和法院的信任程度低于年长世代主要是因为其相对剥夺感较高。但相对剥夺感并未完全解释不同世代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差别。日后研究需纳入更多因素（如政治观念、身份认同、社交媒体使用等），以进一步识别造成香港青年政治信任水平低下的原因。
［关键词］ 政治信任 相对剥夺感 青年 社会流动
政治信任是指民众对政府或政治制度能够制定符合民众利益的政策并提供其预期的政策结果的信心，①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府得到民众的认可程度，是构建执政合法性和治理有效性的心理前提。获得较高政治信任的政府所推行的法律和政策更容易得到民众的自觉遵守和执行，政治系统的运作更有效。而较低的政治信任则可能导致政府的管治无效，甚至导致政权的衰弱和溃败。近几十年来，英、美等西方社会普遍出现民众对政府不信任或降低信任的情况。②香港也不例外。自1997 年回归祖国以来，香港的政治生态经历了深刻的变迁。一方面，在“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所确立的宪制秩序下，香港的民主政治取得了长足进步；另一方面，政治民主化带来的社会动员效应，也使得香港长期以来积累的深层次经济社会矛盾，如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增长减慢、贫富差距过大等，通过竞争性选举、“街头政治”等政治形式公开而剧烈地呈现在世人面前。③近年来，围绕“双普选”“人大释法权”“国民教育”“逃犯条例”等议题，香港社会的分化、撕裂与对抗日趋激烈，导致了一系列社会乱象与政治困局。
香港政治生态的急剧变化也对普通香港市民的政治态度产生了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政治信任水平的变化。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调查数据显示，回归初期由于对未来发展持不确定态度，香港市民的政治信任处于较低水平。香港平稳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等挑战后，市民的政治信任水平于2008 年前后攀升至峰值。近十年来，香港居民的政治信任呈现下降趋势，信任中央政府的比例徘徊在30%～40%，对香港特区政府的信任比例维持在35%～50%。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年轻人的政治信任始终处于较低水平。2003 年，一项对香港青少年政治参与行为的调查显示，约有61%的受访者不信任政府的管治能力。④2016 年，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通过对800 余名15～29 岁香港青年的调查发现，有超过六成青年非常不满意和不信任政府，仅有3.2%的受访青年表示非常满意政府。⑤
市民对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的信任水平是香港政治生态的“晴雨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市民的政治态度及对整个政治体系的认可与支持程度。由于对政府信任不足，年轻人不愿选择通过制度性的渠道反映意见和表达诉求，却对社会运动和社会抗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回归以来，由香港年轻人发起或主导的社会运动层出不穷，如2007 年的“保卫皇后码头运动”、2009年的“反高铁运动”、2012 年的“反国教运动”、2014 年的非法“占中运动”，香港年轻人逐渐成为社会运动的中坚力量。哪些因素造成香港青年不信任政府？香港青年人的政治信任是否显著低于其他世代？什么原因造成了不同世代间政治信任的不同？过往研究对这些问题关注甚少，大部分讨论集中在理论层面或基于少数个案研究，缺少系统的实证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希望利用大型社会调查数据，系统研究香港青年人的政治信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以及政治信任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填补现有研究的不足。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香港政治发展的规律，还能够为治港政策提供针对性建议，从而进一步夯实中央和特区政府在香港的政治支持基础，保证“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和香港的长期繁荣与稳定。
一、政治信任的来源：制度与文化的取向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政治信任危机。针对这种现象，学术界于20 世纪60 年代兴起对政治信任的系统性研究，并逐渐形成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两种研究路径。
制度主义基于理性选择理论，认为政治信任来自于个体对制度运行的评价。若政府能制定好的政策、具有较强的治理能力和较好的政府绩效，则政治信任必然较高。该取向的研究重点主要在两方面：一是经济绩效，包括国家的宏观经济绩效及个人的经济状况；二是政治制度和政府本身的质量，包括政治程序的合法性、政治透明度、公平性、政府回应性、腐败感知等。⑥
地质灾害是在自然或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环境造成破坏和损失的地质作用(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工程活动不断加剧，地质灾害的发生逐年增长，严重危害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我国开展各县市地质灾害详细调查显得尤为重要。地质灾害详细调查内容广泛，调查数据信息量大，数据类型种类繁多，如何处理和储存这些海量的数据信息，成为地质灾害详细调查面临的主要问题。
电流频率选择的恰当与否，将对以下几个方面产生影响。即：零件淬火生产率、技术经济指标、淬硬层组织的均匀性、零件脆裂的倾向性、零件的疲劳强度。
尽管两种解释路径的立足点不同，但它们并不相互排斥，亦都能说明为何年轻人的政治信任可能有别于其他年龄层人群。制度主义重视人们根据知识、经验和信念对当前政治制度、组织和人物的理性判断。年轻人的身份角色及所接受的教育和年长者明显不同，使得他们抱持不同于年长者的角度和标准，去审视政府和相关机构的工作表现。一般来说，年轻人大多未婚、无子女，较多处在求学或找工作阶段，不是家庭经济支柱，富于创新、冒险精神等，这些特点可能使他们做出不同于年长人群的评估判断。
4.罪犯教育方法社会化。要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帮教志愿者队伍，积极争取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关心监狱工作的各类社会人士参与，为教育改造罪犯提供服务。适应罪犯回归社会后的需要适用非监禁行刑方式，建立社区矫正体系，利用社会力量对在社区服刑的罪犯进行改造。
根据文化主义的观点，政治信任主要植根于个人成长过程中被灌输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近年的研究发现，内地、香港和台湾在政治信任上正出现类似西方国家的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转变。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视政府的经济绩效，转而更关注政治参与、个人自由等价值的实现。⑨香港的“80 后”和“90 后”所处的时代正值香港经济蓬勃发展、社会相对安定，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显著优于年长世代，彼此的生活体验、价值观念不尽相同，政治信任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2月16日，水利部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杭州签订《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共同推进浙江水利改革发展促进浙江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的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落实好合作备忘录确定的各项任务，共同推进浙江水利跨越式发展。
二、相对剥夺感与政治信任
相对剥夺感是指个体或群体将自身利益与参照群体相比照，认为自身处于劣势而产生不公平感的现象。根据参照群体和比较方式的不同，人们认为自己被剥夺的程度也不尽相同。经济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距，社会关系资源的多寡，社会声望的高低，支配权利的大小，自我实现机会的多少等都可能成为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来源。相对剥夺感不仅包括社会比较的认知成分，还包括情感反应。一般来说，相对剥夺感的产生涉及以下几个因素：（1）通过社会比较认为自身处于弱势地位；（2）认为自身理应得到更好的待遇；（3）认为自己的相对弱势地位是不公平的，由此产生愤怒和怨恨等情绪。⑩过往研究表明，相对剥夺感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如抑郁、生理和心理健康及发病率等）具有显著影响。⑪相对剥夺感还可能影响政治参与。例如，有研究发现，相对剥夺感是下岗职工参与集体行动的内在驱动力之一。⑫
一些研究从制度主义解释相对剥夺感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根据制度主义的视角，政府执政绩效的高低与政治信任高度相关。经济地位和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状况是衡量政府绩效的关键指标，个体对自身经济利益和收入水平的满意度会影响对政府执政绩效的评价以及对国家经济、政治治理能力的评价，进而影响政治信任水平。⑬此外，由相对剥夺感导致的不公平感可能引发民众对制度公正性的质疑，而制度公正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制度不公会使政府丧失威信和合法性。反之，个体社会地位的上升、对向上流动的预期和感知能够显著提升政治信任。
农村体育教师应该明确自己对学生的教学态度，以此来提升教师对体育教学的高度重视，并且要不断地增加对教师的足球培训机会。可以在每一年都举办和组织一场培训活动，要让足球教师和不是体育教师的人员都参与进来，但是主要针对的还是足球的专项教学，不断地提升体育教师的指导能力。
相对剥夺感还会导致一般信任的弱化和缺失。当个人对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满、觉得他人过得比自己好时，可能会对他人产生怨恨和嫉妒等心理，认为他人是钻了制度的空子或以不法手段获得成功，从而认为大部分人是不可信的。⑭根据文化取向的观点，政治信任是一般信任推广到政治领域的一种表现，较低的一般信任也意味着较低的政治信任。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信任的形成时期即青年时期产生较强的相对剥夺感，会对个体的信任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并一直持续到后续人生阶段。⑮
三、香港青年的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可能在青年时期达到顶峰，接着随年龄增长而降低。有学者认为，个体进行社会比较的倾向在青年期最盛，随后从中年到老年逐渐降低。⑯原因在于老年人的社交联系一般比年轻人少，更可能通过与自我过去的状况相比较来完成自我评价，而年轻人更倾向于同他人进行比较。如果对比的对象在生活上比自己更富足，在权利上比自己更优越，年轻人就越易产生相对剥夺感。由于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加上年轻人面对就业和生活压力，他们难免在身心疲惫中产生被剥夺感。两项对美国民众相对剥夺感的研究证实，年轻人更多地进行横向社会比较且具有较高的相对剥夺感。⑰
有关研究发现香港青年普遍认为自己正经历向下流动，对向上流动机会持悲观态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于2013—2014 年进行的三次关于香港青年社会流动及社会态度的调查发现，现时香港年轻人向上流动的机会不足已经成为一个共识。⑱2001—2011 年这10 年，15～29岁的青年从事中产职位（包括经理及行政人员、专业人员和辅助专业人员）的比例全面下降。相比于全港工作人口，青年的收入比率也由2001 年的0.91 下降至2011 年的0.83。相比35 岁以上的人群，18～34 岁的年轻人更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更多认为香港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不足。较多青年人认为他们的发展机会不多，并预计其未来发展机会比现在更差。另一项研究发现，控制了学历等因素后，青年能够从事中产职业的机会比20 世纪60 年代出生者少68%。⑲香港年轻人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不满和对向上流动机会的悲观态度，可能导致他们具有较强的相对剥夺感，从而降低其政治信任。
四、数据与分析方法
②Dalton,R.J., Democratic Challenges,Democratic Choices:The Erosion of Political Suppor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Comparative Politics).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Nye,J.S.,Zelikow,P.,&King,D.C.(Eds.).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U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表1 研究样本的社会人口学背景（%）
本研究的结果变量为政治信任，包括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立法会和法院的信任程度，涵盖香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本研究的主要解释变量为相对剥夺感，测量方式一般有主观和客观两种方式。客观方式的测量把个体的参照群体人为界定为具有类似社会人口学背景（如性别、年龄、居住地或种族等）的人群。⑳主观方式的测量则请受访者直接比较他们在社会等级中的相对位置。㉑本文对相对剥夺感的测量采用主观方式，包含经济地位的相对剥夺感和社会流动机会的感知。对经济地位相对剥夺感所使用的测量问题为“根据您和家人的工作努力情况，您认为目前的家庭收入是否公平？”（1=非常不公平；2=不太公平；3=不知道/无意见；4=比较公平；5=非常公平）。对社会流动机会的感知所使用的测量问题为“与父母一代比较，您认为目前社会改善生活水平的机会增加还是减少了？”（1=少了很多机会；2=少了一些机会；3=不知道/无意见；4=多了一些机会；5=多了很多机会）。此外，本研究还纳入了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社会人口学变量。
五、香港青年的政治信任和相对剥夺感
表2 呈现了两个年龄组别受访者的政治信任水平。数据显示香港青年（18～29 岁）对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的信任程度明显低于30 岁以上的民众。22.3%的青年人认为中央政府非常/比较可信，这一比例在30 岁以上人群中为43.3%。34.7%的香港青年认为特区政府非常/比较可信，而有51%的30 岁以上人群信任特区政府。认为立法会和法院非常/比较可信的青年比例分别为34.8%和65.8%，认为这两类机构可信的比例在30 岁以上人群中分别占40.7%和74.0%。总体来看，这两个年龄群体对中央政府的信任都是最低的（22.3%和43.3%），对法院的信任度最高（65.8%和74.0%）。
综上，降低相对剥夺感是提高青年人政治信任的题中之义。降低相对剥夺感需要对价值期待与价值能力两方面进行调整。㉕对此，政府及社会各界应帮助青年人明确自身定位，构建合理的价值期待。同时，政府还应关注民生福祉，通过多种等手段调控社会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帮助青年人提高自身能力，提供更多青年发展机会，增强青年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此外，政府也应通过多种渠道和平台积极释放开放包容的沟通信号，及时回应青年政治诉求，并完善现有行政咨询制度，拓宽并巩固公民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权，为社会提供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环境。
浙江省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清查处置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省厅利用处） ..................................................12-38
表2 香港市民对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
表3 呈现了两个年龄组别受访者的相对剥夺感。对于经济地位的相对剥夺感，18～29 岁受访者的公平感评分（5 分制）为3.1，低于30 岁以上受访者（3.2），但两组样本并无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别。对于流动机会的感知，年轻世代受访者认为改善生活的机会（3.0）少于年长世代（3.4），这种差别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
表3 香港市民的相对剥夺感
表4 呈现了受访者是否信任中央政府、特区政府、立法会和法院的逻辑（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其中，模型1、3、5、7 为控制了社会人口学变量后，受访者是否信任以上四个机构。模型2、4、6、8 在前一模型基础上加入了相对剥夺感的两个测量指标：经济地位相对剥夺感和向上流动机会感知。若加入相对剥夺感相关变量后，不同年龄组受访者的政治信任差别减小甚至不再存在显著差别，则说明相对剥夺感在年龄组群和政治信任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本文利用“亚洲民主动态调查”香港地区2016 年的调查数据，探讨了相对剥夺感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三个研究发现。
表4 逻辑（Logistic）回归结果：世代、相对剥夺感与政治信任
结论和讨论
模型1、2 的结果变量为受访者是否信任中央政府。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后，香港青年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显著低于30 岁以上受访者（模型1，logit=0.584，p＜0.05）。在加入了相对剥夺感变量后，二者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仍存在显著差异，但差异程度有所减小（模型2，logit=-0.510，p＜0.05）。可见，相对剥夺感只是部分解释了青年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低于年长世代的原因，还有其他因素导致青年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较低。模型3、4 关注受访者对特区政府的信任。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后，香港青年对特区政府的政治信任显著低于30 岁以上受访者（模型3，logit=-0.430，p＜0.05）。在加入了相对剥夺感变量后，二者对特区政府的信任不再有显著差别。因此，相对剥夺感在不同世代和特区政府信任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即年轻人对特区政府的信任程度低于年长世代是因为较高的相对剥夺感。模型5、6 的结果变量为是否信任立法会。模型5 显示，两个组群对立法会的信任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文不再过多讨论相对剥夺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模型7、8 关注受访者对法院的信任程度。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后，青年对法院的信任程度显著低于30 岁以上人群（模型7，logit=-0.465，p＜0.05）。而在加入了相对剥夺感相关变量后，两个群体对法院的信任不再有显著差异。因此，相对剥夺感在不同世代和法院信任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首先，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后，香港青年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法院的信任程度显著低于年长世代，二者对立法会的信任则不存在显著差别。这一结果与先前的民意调查的结果一致。不过，过往研究并未深入探讨造成香港青年政治信任水平较低的原因。
其次，香港青年的相对剥夺感高于中老年人，尤其是对向上流动机会的感知显著低于中老年人。香港“80 后”和“90 后”初入职场时的收入低于同一教育水平的20 世纪70 年代出生者。不同世代间出现收入落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产职位与较高学历的年轻劳动人口的供求情况有所转变。一方面，近年来香港青年的教育水平不断上升，在1995 年的工作人口中，只有12.9%的20～29 岁青年具学士学位或以上学历，这一比例在2015 年大幅增加至45.9%。㉒另一方面，由于香港独特的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劳动市场的空缺职位大多来自服务业和商业销售领域，专业和管理人员等中产职位的增长无法满足高学历人才的增长。㉓20～24 岁具学位或较高学历的青年劳工供应在1997—2005 年及2006—2015 年迅速增长，年均增幅分别为6.7%和4.9%，而较高技术职位的总劳工需求（以较高技术人员的就业和职位空缺总和计算）在该两段期间的年均增幅则分别只有3.0%和2.3%。25～29 岁教育程度良好青年的情况亦相类似。㉔中产职位不能完全吸纳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青年，但高学历却提升了青年对职业发展的预期，因而进一步加剧了青年对中产梦想的渴望与现实机会有限之间的矛盾，造成竞争和压力的加剧及相对剥夺感的增加。
最后，相对剥夺感在年龄组群和对特区政府及法院的信任间起到中介作用，即青年人因为相对剥夺感较高，而对特区政府和法院的信任不足。当然，相对剥夺感并不必然导致政治不信任。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的劣势是由于自身能力不足或不够努力造成的，就会专注于提升自我能力及加倍努力。但在某些情况下，当某些个人或群体将相对剥夺感归咎于社会结构和制度，那么伴随而来的挫败感及对体制的愤怒和不满，就有可能导致政治不信任甚至激进的政治反抗。在经济上，香港青年无论是纵向与自己的父辈、祖辈比较，还是内部横向与香港社会其他阶层比较，抑或是从外部横向与内地相比，均发现凭借自身能力向上发展的机会日益减少，作为香港人的优越感受挫。多重相对剥夺感的叠加使香港年轻人对现实不满，对未来持悲观态度，急需找到情感的宣泄口。在此背景下，香港的反对派有意将回归后所产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都归结于政治问题，鼓吹“一国两制”的实践出现了问题。香港泛民主派人士以及部分香港市民认为民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进而寻求激进的政治民主制度改革。因此，经济上的相对剥夺感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政治权力价值的期待，若社会经济和公平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会直接影响人们对政治发展的主观体会，降低政治信任。
可以发现，当干扰不在主瓣内时，其相关系数虽然呈现周期性变化，但很明显由于干扰与目标导向矢量相关性的急剧下降，使得输出SINR不再具有明显周期性的凹陷，这时可以发现，不管频率增量如何变化，输出SINR一直都很高，因此，在仅有副瓣干扰的条件下进行最优频率增量的选取，意义不大。
当然，相对剥夺感并不是造成青年人政治信任水平低于年长世代的唯一原因。特别是二者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并不能完全由相对剥夺感解释。过往研究发现，民主观念、国家认同等因素都可能是造成香港青年对中央政府信任不足的原因。㉖此外，相对剥夺感并不一定导致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根据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14 年的调查，尽管对发展机会不满意的青年人更可能出现政治不合作倾向，但二者的关系并不强，对向上流动机会的不满并非导致香港年轻人政治不合作的主要原因。香港的激进主义行动和本土主义有可能是在全球后物质主义和非传统政治参与兴起的大趋势下，在快速发展的资讯技术的协助下，因本地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激化。㉗日后研究需要纳入更多因素，如政治观念、身份认同、社交媒体使用等，进一步研究造成香港青年政治信任水平低下的原因，并探讨相对剥夺感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
①Miller,A.H.,“Political issues and trust in government:1964-197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3),1974,pp.951-972.Hetherington,M.J.,“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4),1998,pp.791-808.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源于“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该调查覆盖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蒙古、新加坡、越南、泰国等13 个国家或地区，旨在通过严格的统计抽样、整合性的研究架构、标准化的调查程序测量上述地区的政治价值、民主和治理等指标。目前，香港地区已经完成四轮调查。本文所用数据源于第四轮调查。此调查于2016 年2～4 月展开，通过分层随机抽样调查，获得有效问卷1217 份。在剔除了存在缺失值的个案后，本研究的样本为1155。表1 显示了研究样本的社会人口学背景。
③刘兆佳：《回归后的香港政治》，香港：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222～226 页。
④突破机构：《青少年社会政治参与行为研究》（新闻稿），2004 年6 月15 日。https://upload.breakthrough.org.hk/ir/Research/27_Soc_pol/soc_pol.htm。最后访问时间：2019 年5 月20 日。
⑨Wong,T.K.Y.,Hsiao,H.H.M.,&Wan,P.S.,"Comparing political trust in Hong Kong and Taiwan:Levels,determinants,and implications",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0(2),2009,pp.147-174.
⑤香港中文大学：《香港青年的社交媒体应用及政治参与》意见调查（新闻稿），2017 年1 月3 日。http://www.cuhk.edu.hk/hkiaps/cys/wp-content/uploads/2017/01/press-release_CHI.pdf。最后访问时间：2019 年5月20 日。
⑥熊美娟：《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广州：《公共行政评论》，2010 年第6 期。
⑦曹静晖、黄嘉文、吕行：《社会公平与政治信任——基于“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的实证研究》，哈尔滨：《理论探讨》，2017 年第3 期。
⑧孟天广：《转型期的中国政治信任：实证测量与全貌概览》，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2 期。Christensen,T.,&Lægreid,P.,“Trust in government: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service satisfaction,political factors,and demography”, Public Performance &Management Review ,28(4),2005,pp.487-511.Brehm,J.&Rahn,W.,“Individual-level evidence fo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7,pp.999-1023.
文化主义则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认为政治信任植根于特定的社会和政治文化背景，由一个社会长期秉持的价值信仰和交往方式决定，是一般信任推广到政治领域的一种表现。⑦过往研究发现，政治文化、人口结构、社会信任、意识形态等因素均会影响政治信任。⑧
平衡水分是研究金银花干燥特性和安全贮藏的重要参数,它的高低代表金银花吸收水分和放出水分的难易程度。在金银花干燥和贮藏过程中,平衡含水率不但决定了在一定干燥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低水分,而且直接影响金银花的干燥速度。同时，平衡含水率还决定金银花在贮藏过程中能否安全贮藏，是指导实际生产所必不可少的参数[1]。
⑩Smith,H.J.,Pettigrew,T.F.,Pippin,G.M.,&Bialosiewicz,S.,“Relative deprivation:A theoretical and meta-analytic review”,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6(3),2012,pp.203-232.
⑪Saito,M.,Kondo,K.,Kondo,N.,Abe,A.,Ojima,T.,&Suzuki,K.,“Relative deprivation,poverty,and subjective health:JAGES cross-sectional study”, Plos One ,9(10),2014,e111169.Osborne,D.,Smith,H.J.,&Huo,Y.J.,“More than a feeling:Discrete emotions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reactions to workplace furlough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8(5),2012,pp.628-641.Zhang,X.,Cook,P.A.,Lisboa,P.J.,Jarman,I.H.,&Bellis,M.A.,“The effects of deprivation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on self-reported morbidity in England:an area-level ecological stud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Geographics ,12(1),2013,p.5.
1、建立健全兽医工作体系建立健全兽医行政管理机构。中央一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列入农业部的内设机构。省以下兽医行政管理机构由省级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养殖业发展情况和兽医工作需要确定，并按程序报批。上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对下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负有指导职责；各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对动物防疫、检疫工作负有指导和监督职责。要加强兽医医政、药政管理，实施官方兽医制度。
⑫郭星华：《城市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实证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 年第3 期。
⑬Hetherington,M.J.,“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4),1998,pp.791-808.
⑭Hu,A.“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inequality and generalized trust”,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49,2017,pp.11-19.
⑮Fairbrother,M.,&Martin,I.W.,“Does inequality erode social trust? Results from multilevel models of US states and counti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2(2),2013,pp.347-360.
⑯Suls,J.,&Mullen,B.,“From the cradle to the grave:Comparison and self-evaluation across the life-span”,In J.Suls (E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Self ,Vol.1.Hillsdale,NJ:Erlbaum,1982,pp.97-125.
⑰Callan,M.J.,Kim,H.,&Matthews,W.J.,“Age differences in social comparison tendency and 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87,2015,pp.196-199.
⑱赵永佳、叶仲茵：《香港青年“下流”问题：客观状况与主观感受》，北京：《港澳研究》，2015 年第3期。
如果要我挑一个创业能成功的最大关键，我总会认为就是毅力。表面光鲜的成功故事，背后九成九都拥有不为人知的艰苦历程，包括无数个难眠的夜，以及各种各样的挫折打击，在不放弃之前都还不算失败。
⑲Wu X., Hong Kong ’s Post-80s Generation:Profiles and Predicaments ,A Report Submitted to Central Policy Unit,HKSAR Government,2010.
⑳Adjaye-Gbewonyo,K.,&Kawachi,I.,“Use of the Yitzhaki Index as a test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for health outcomes:A review of recent literature”, Social Science&Medicine ,75,2012,pp.129-137.
根据《江苏省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突出抓好安全生产，建立了由项目法人统一领导、项目经理负责的安全管理网络，并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强化施工现场的安全措施，建立以责任制为核心的管理和保证体系，控制事故发生。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完善生产安全保障措施，落实生产责任制。
㉑Euteneuer,F.,“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nd health”,Current Opinion in Psychiatry ,27,2014,pp.337-343.
㉒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办公室经济分析及方便营商处经济分析部：《二零一六年半年经济报告》（专题5.1 香港青年的收入）,https://www.hkeconomy.gov.hk/tc/pdf/box-16q2-c5-1.pdf，最后访问时间：2019 年5 月25 日。
㉓㉗赵永佳、王世茹：《香港青年教育、生涯、政治的全球脉络》，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17 年第四十九期年春/夏季。
说明：本题显性目的是考查“相等向量”，隐性目的是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分类讨论思想的感悟.本题的解题过程是学生探究的过程.
导入环节：教师可请学生打一谚语：形容在一个地方两个强者不能相容。在热烈的气氛中，学生齐声说出答案“一山不容二虎”。随后，教师进一步抛疑：是什么原因？学生甲说：“是由于食物不充足导致。”学生乙说：“是由于能量供应出了问题。”教师可留出悬念，在上完新课后再评价。
㉕谢碧霞、谢素军：《香港政治发展中异化现象的演变：路径与启示——基于相对剥夺理论的分析》，广州：《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 年第1 期。
㉖王衡：《国家认同、民主观念与政治信任——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北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 年第3 期。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Political Trust among Youth in Hong Kong
Chen Xi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Asian Barometer Survey in Hong Kong in 2016,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evel and correlates of political trust among youth in Hong Kong.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with controlled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Hong Kong youth showed lower levels of trust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in the HKSAR government and in the court than those over the age of 30,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noted in the trust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etween the two age groups.Also,Hong Kong youth reported higher level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especially the perception of upward mobility opportunities) than older respondents.After adjusting for relative deprivation variables,the differences in the trust in the HKSAR government and the court between young and older respondents became insignificant,and their difference in the trust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mained but was narrowed.Therefore,relative deprivation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groups and trust in the HKSAR government and the court:the higher level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reported by the youth explained their lower level of trust in the HKSAR government and the court,but it offered only a partial explanation for the difference of trust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etween the two age groups.Future research should include more factors,such as political values,identity and social media use,to account for the lower level of political trust among young people in Hong Kong.
Keywords: Political trust;relative deprivation;youth;social mobility
［中图分类号］ D6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87（2019）03-0035-10
作者简介： 陈曦，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行为健康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白小瑜］
标签：政治信任论文; 相对剥夺感论文; 青年论文; 社会流动论文; 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行为健康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