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象征理论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理论研究论文,象征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政治学与传播学交叉学科的政治传播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博得美国传播学界青睐，进而在其后的60年间获得长足发展。在政治传播的理论研究中，对政治语言和政治象征的探讨已为学界所关注。在本文中，我们把具有语言功能的（包括语言性和非语言性）为传达某种意义而使用的媒介称之为“象征”，拟以“象征”为政治传播分析的基本单位，对“政治象征理论”的发展脉络作一较系统考察。
一、政治象征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时代背景
在现代政治学的研究史上，对政治传播行为的总体性分析还十分薄弱。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全盛期，用行为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含有语言“象征”的政治意义，被认为是非科学的。但G.H.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认为行为科学和象征理论是可以相互渗透的，并运用社会行为理论，以象，征为媒介从人与社会互动角度来理解人的行为。后人把以象征为媒介的政治行为分析方法称为“政治象征理论”。不过，政治象征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的分析结构也有很大不同。政治象征理论虽然也着眼于人的行为考察，但是它却不以单一的形式表现出来，认为人们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更能体现出相互之间的作用，人们以象征为媒介相互交流，在理性和感性上相互作用、互相影响对方的政治行为。而政治行为主义理论是以研究人在幼儿期的经验及个人的社会、经济背景相联系的微观行为科学理论。
美国的一些政治学者自1980年以来开始关注这一理论。1981年出版的《政治行为学》一书里，首次设立了有关“政治象征理论”的章节，对这个理论体系进行了初步梳理。[1](P290)在《政治行为学》中撰写“政治象征理论”一章的学者R.罗斯曼，作为政治象征理论研究的代表性研究者，列举了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E.Merriam)、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马瑞·艾德尔曼(Murray Edalman)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作为现代政治学创立者的梅里亚姆和拉斯韦尔，对政治象征理论的研究在初创期的现代政治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可能是由于利益政治分析方法和社会科学计量研究方法是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方法，政治象征理论的价值研究未被当时学界所重视。
下面，我们把政治象征理论的系谱分为四个时期做一考察。
萌芽期（1900年-20世纪20年代）是以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W.李普曼(Water Lippmann)为代表的“政治象征理论”初创期。在美国，这一时期正是从革新主义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所谓革新主义就是改善腐败政治状况和谋求彻底民主主义的政治运动，“其中一批有志于社会改革和社会正义的作家、新闻工作者利用当时已经大众化的传媒——期刊，伴随着深度解析的报道和言论抨击了社会转型而来的种种不公和腐败现象，与政界、商界和知识界的其它进步力量一起，通过民众觉醒——支持立法等方式，抑制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社会失序，进而巩固了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和既有的社会体制”。[2]这个社会变革的大时代为对政治象征功能考察和政治传媒研究提供了契机。
第一期（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初）是C.梅里亚姆、W.拉斯韦尔的“政治象征理论”研究时期。30年代，虽然学者们所关注的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考察，但却被带入其后不久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激流时代。这一时期德国的纳粹势力开始抬头，而美国则开始推行罗斯福新政。在美国，由国家进行总动员和颁布政策，对包括民主主义前提在内的以前的各项政策，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时期政府运用政治传播和政治象征手段对大众进行政治动员，处于政治活动的中心地位。梅里亚姆和拉斯韦尔的“政治象征研究”在这一时期正式起步。梅里亚姆的政治象征研究是以纳粹势力高涨为背景来进行的。他的政治象征理论的主要著作《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 1934)的初稿写作，是于1932年在柏林滞留时期完成的。另一方面，拉斯韦尔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政治宣传研究中，迎来了30年代的研究成熟期，他对纳粹政权的分析十分符合现实政治的需要。除拉斯韦尔外，还有许多学者对政治宣传进行了探讨。其中关于语言的政治功能研究，明显地推进了这一时期政治象征理论体系的进展。
第二期（20世纪60年代）是M.艾德尔曼的“政治象征理论”研究时期。60年代是美国的政治运动时代，当时美国发生了大规模的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对越南战争运动和许许多多批判现实的大众运动。特别是越南战争的扩大，使美国民众更清楚地意识到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一时期，原有政治框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国家的角色和民主主义的理想状态也成为人们反思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一时代的社会动荡为政治象征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政治理解途径。艾德尔曼的研究与梅里亚姆和拉斯韦尔的主旨不同，他不是单一研究“政治性的象征符号”，他所研究的是政治本身的“象征理论”。
第三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是由跨学科综合研究和传媒政治研究的发展而形成的“象征研究的多样化”时期。随着文化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出现了探索政治人类学和政治语言学的综合研究动向，即跨学科综合研究领域。这种研究与其说是现代政治学的发展，还不如说是其他领域的研究取代了政治学的研究。但是，例如柯利弗德·戈尔茨(Clifford Geertz)在《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1980》中提出剧场国家论，在现代政治学中引起很大的反响，这样的学理性研究确实是对象征理论视野的弥补，对现代政治学的研究有重要影响。另外，进入80年代以后，为了分析里根政权高超的媒体战略，也出现了带有象征理论色彩的研究。这项研究的主题是，总统对国民讲话这种政治行为是如何影响利益政治的。当然，这样的研究并不是准确意义上的政治象征理论分析。但是在理解动员民众的政治和利益分配的政治之间的关系上，也可以看出和艾德尔曼研究的类似性。然而，在当前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利用广告媒体进行政治动员已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新奇冷僻的政治象征理论研究课题或许会再次被人们所忽视。
以上所列的政治象征理论研究虽然有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但也可以看出其间所存在的年代断裂。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政治象征理论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另一方面也因为特定研究者的学术旨趣不同。当然，更重要的是政治象征理论有很强的实践性，与社会变迁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上述四个时期的每个时代的政治状况都与政治象征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
二、政治象征理论的展开和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差异
（一）萌芽期“政治象征的发端”
在政治象征理论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在考察整体政治和政治象征的关系上，应该把梅里亚姆作为政治象征理论的开拓者。但是，如果注意到政治象征的“机能”这一点，先驱者肯定是格雷厄姆·沃拉斯。沃拉斯在其主要著作《政治中的人性》(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1908)中，批评了此前从人的理性出发来解释人的政治行为的观点，明确提出了政治活动中的人的非理性要素。他对象征的最初的考察是从分析人的非理性开始的。沃拉斯首先注意到，在政治活动中最难理解的几个问题是因语言所拥有的特性而带来的。他认为，语言是基于意识同时又能唤起人的感情的东西，所以在合理的推理过程中也会带有非理性成分。政治活动中的人之所以会受到非理性的控制，是可以从语言的特性里找到原因的。此外，沃拉斯还对后来梅里亚姆把政治象征理论体系化给予了启发，即梅里亚姆对以国名、国歌、货币等为代表的政治象征的阐发，借鉴了沃拉斯“基于习惯性联想的具有完全非逻辑性效果”的观点。特别是这种借鉴是以政党对象征运用为题材的，且被政党的具体的实际所验证。同时，他认为政党失去支持的原因，也是因为政党所用的象征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所产生的消极作用所致。而且，对于政党所用的象征，政治家尽量赋予最大可能的多重含义，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家为了提高政治象征的弹性所做的努力。
沃拉斯的大弟子李普曼也在其代表作《舆论学》(Public Opinion 1922)一书中论述了政治象征和政治导向的关系。他认为语言象征具有“魔力”效果。因为语言的含义原本就具有很大弹性，所以，一旦政治语言的含义由某种权威的领导者解释被确定，必会对人们的判断给予重要影响，这就是所谓的“魔力”论的要旨。另外，李普曼还论述了政治领导者通过对语言的灵活运用提出象征化的政治口号的原因，其实是领导者企图以唤起民众感情来确保对自己忠诚，特别是这种现象在古代专制国家和现代铁板化大众社会中最为突出。因而，成功的领导者都十分热衷于“不但组织自己的追随者而且也十分热衷于象征的创造”。
沃拉斯和李普曼对政治传播和政治象征的应用论述不多，在仅有的论述中也不问象征应用的善与恶，只是指出其存在的政治意义。李普曼指出：“如果把象征完全看成是坏的手段是不客观的。虽然在学术和思维领域，象征被视为变化无常的情绪性东西。但是，在行为世界里，象征也能够给人们带来好处，而且有时也是必要的东西。”[3](p151)沃拉斯和李普曼对政治象征理论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我们也应对政治象征理论萌芽期研究者的开创性研究给予肯定性评价和关注。
（二）梅里亚姆与传播行为中的象征应用研究
梅里亚姆利用统计调查方法对城市政治运行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创立了经验性的现代政治学。不仅如此，梅里亚姆在《政治权力》和《政治系统》(Systematic Politics 1945)两本著作中，运用统计学和心理学方法来理解人的政治行为，提出了政治分析新方法，并认为政治现象是“深深贯穿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和文化的产物”。这种观点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直抵传播学本质，大大推进了当时十分兴盛的宣传学研究的理论深度。而把人与人之间的政治性关系作为“唤起意义”的象征（含语言），也接近了意义体系的政治文化原点，从而使新的政治理论的发展成为可能。梅里亚姆关于权力研究的开拓意义即在于此。他的权力论不只是停留在对政治权力的现实分析上，而且在政治学研究中引入了文化学、人类学的方法，从而深化了政治学研究。
关于政治象征的大多阐述是在《政治权力》一书的第四章。这里要解决的是如何维护权力的持续问题。梅里亚姆虽然认同权力的持续是以暴力为手段，但同时也指出了暴力手段是权力结构中被称为“里”的一个侧面，只能在非常状态时才可以使用。相反，利用政治象征来维护权力被称为“表”的方法，这才是维护权力的日常性方法。的确，不管是怎样的权力，单凭以理性的强制力是无法巩固的。强制性的力量在带来敌对意识和不满等问题上，可能会动摇其权力的基础。因此，明确权力结构中政治象征所发挥的作用是比较妥当的。政治象征大多是以美好的东西来激发人们的感情，其中感情因素有可能成为“强化含有权力关系的心理崇拜的要素”。[4](P155)
那么，如何理解政治性象征的具体机能呢？《政治权力》第四章中指出了以下几点：隐蔽权力的暴力性侧面；形成权力认同（象征具有把政治权力和担当权力的个人的印象刻人人心里的效果）；对权力集团赞美的形成；赋予个人以满足感（象征是以与其相关的事物而赋予人们的一体感，从而能给个人以心理上的满足感）。在这里，梅里亚姆意识到政治象征的效应主要是作用于人的感情。换言之，就是注意到政治世界本身就是由非常感性的给与取这种方式组成的。梅里亚姆提出了当人们从人生的艰辛和无助中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感到迷茫的时候，可能给自己带来光明的政治象征便容易受到欢迎的看法。另外，他还叙述了人们之所以热衷于参加群众运动，是因为群众运动能给人们带来某种心理满足感。而这种心理满足所提供的东西，正是对权力的承认和赞美。
当然，如果能给民众带来经济利益的话，也会赢得支持。在维护政治权力方面被视为理想状况的情景是，在“给予实质性的利益的同时，能够引起人们对当权者显而易见的非实体性动机的比较广泛的关注”。[4](P162-163)也就是说，通过利益机制和象征意义两种途径来获得权力的合法化。但这两者并不具有孰优孰劣的性质。以象征凝聚人心和以利益凝聚人心二者的强度是没有可比性的。对于权力者来说，运用象征来赢得大众的感情成为越来越必要的手段。即使在以利益使权力合法化成为可能时也仍需要使用象征意义，而当以利益维护权力的合法性发生困难时，更需要以象征作为巩固权力的手段。
梅里亚姆在《政治权力》中，还使用了著名的“感性政治”和“理性政治”这两个词语，把政治象征分为两种类型。所谓感性政治就是为了维护权力而使用的感性的、非理性的“应使人激动的东西”，即通过某些象征和仪式，调动人们的感情和情绪来维护权力；所谓理性政治，就是诉诸于合理且明智的“使人可以信仰的东西”，即通过理论和符合实际的意识形态等来获得人们对权力的基于理性的支持。梅里亚姆列举当时有关感性政治的具体例子，即“纪念日及应该被人们记忆的时代、公共场所或纪念碑等建筑物，音乐和歌曲、旗帜、装饰品、塑像、制服等等艺术性设计，故事和历史、精心组织的仪式，以及游行、演讲、音乐等等的大众性示威活动”。[4](P147-152)关于理性政治，书中阐述了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神话等概念。
对政治象征重要性的强调，梅里亚姆在政治学集大成的《政治系统》中也有明确的阐述。他指出政治象征的运用是从“父权和王权时代开始”，“经过数百年而展开，事实上延伸到我们的当代”。早期的大部分研究者认为象征多基于权威并具有传统统治的特征，而在现代社会则降低了其重要性。但梅里亚姆却指出，即使是在抛弃了绝对权力的现代社会，象征的重要性也“几乎毫不减弱地保留下来”，并把在《政治权力》中被看作维护政治权力手段的政治象征，视为是对于政治运营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梅里亚姆认为政治运营的手段有以下六种：即，习惯；暴力；象征化和仪式化；合理的同意和参加；战略；统率力。梅里亚姆叙述了现代政治统率力的特征是，重视运用象征的能力(command of symboism)和运用组织的能力(facility in organization)这两种能力。而且关于政治领导的性格，特别是表现能力和勇气等，即使被象征化也没有关系。梅里亚姆把政治领袖的超凡魅力定位为“以代表他人的愿望而成为象征的行为”。他认为，所谓政治领袖，就是演出自己的存在，即使是把自己象征化也要立足于与人们之间交流的存在之中。
另外，在《政治系统》中，梅里亚姆把被人们视而不见的具体事例分为象征和仪式两种类型，然后把与政治象征相关的实例又分为六种，即，音乐、旗帜、国家公务员的制服、建筑物、政治英雄、道路和公共场所。这一时期梅里亚姆注意到不管何种象征，都在军队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如军队中的军旗、军服、军歌、军号、战斗英雄等。因为军事斗争双方对垒的激烈和残酷，所以用来鼓舞士气的象征就更加鲜明有力。的确“斗争”这个词语是政治传播的基本动机。不管是关于政治传播的语义学，还是非语言性传播手段的政治象征，“斗争语义学”在和平时代也同样可以被使用。
梅里亚姆之所以研究政治象征，是因为政治象征已成为政治活动中的传媒工具。政治象征被视为具有实现政治领袖与大众之间情感沟通和强化感情联络的机能。这种看法提供了对政治整体性理解的崭新视角，同时宣示了在政治学中对传播交流的理解是不可缺少的。但另一方面，梅里亚姆的研究太过于偏重宏观。如果要实证性地揭示政治传播的重要性的话，我们还应把政治行为作为传播交流行为限定在语言行为之内，并不得不承认从微观视野中分析的必要性。拉斯韦尔基于这一维度的政治语言研究，促进了对政治象征分析的进一步深入。
（三）拉斯韦尔和语言政治研究的萌芽
拉斯韦尔是传播学和宣传研究的先驱，在传播学史上，第一次比较详细、科学地分解了传播的过程，拉斯韦尔模式使传播研究的细化、深化成为可能。拉斯韦尔又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试图用精神病理的特性来分析各种类型的政治领袖。拉斯韦尔1918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192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7-1938年在芝加哥大学教授政治学。此后，他对二战中以政府机关等为主的政治传播进行了实证性研究。例如，对二战中各国的新闻报道和时政评论进行研究等。1947年拉斯韦尔应邀来到耶鲁大学，在那里执教长达26年。
芝加哥时代的拉斯韦尔以宣传分析和精神分析政治人格为研究重点，在拉斯韦尔的近40部著作之中，其第二、第三部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propaganda Technique in World War I 1927)和《精神病理学和政治》(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1930)分别为两个不同研究课题的代表作。作为政治传播的实证性研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是拉斯韦尔提交给导师梅里亚姆的博士论文。
“Propaganda”这个词多被译成政治宣传，其原本是指对特定集团所精心策划的政治态度的操纵。在强调政治的功能这一面，其含义虽然与操纵舆论和政治洗脑相似，但是政治宣传活动却并不等同于大众传播时代的政治广告。拉斯韦尔所关注的是，这种政治宣传在战争中与军事压力和经济压力同时成为战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如果考虑到传播媒体的发展开始了舆论研究时代的话，拉斯韦尔的战争宣传研究毋庸置疑具有崭新的视角。拉斯韦尔把宣传表述为“观念对观念的战争”。[5](P12)当然政治宣传上的战争虽说是政治观点的斗争，但与意识形态斗争相比，其隐晦度却相当高。在宣传中歪曲真相，赞美我方，唤起敌对意识等是惯用手法。另外宣传还是对敌国人民的战争，具有降低敌国国民士气的作用。确实宣传有阴险的一面，但是既然能够影响战争双方的士气，无疑，宣传能够成为事关战争成败的重要武器。问题在于宣传中有相当多的谎言和夸张，所以未必能经常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拉斯韦尔为探索宣传的有效性，试图从精神病理学的观点来寻求一种解释，即，宣传具有“转移个人感情”的心理作用，如果能对人的罪恶感、弱点、爱情等，通过巧妙的场合进行操纵就容易有效地发挥作用。[6](P2)
拉斯韦尔之所以把精神病理学的方法引入宣传研究之中，是因为他在芝加哥时代的学术兴趣偶然转到了这两个研究领域。这两个领域似乎没有什么直接关联，但是在注意到人的非理性这一点二者却有着共同点。于是，他吸收了对人的非理性有较多关注和研究的沃拉斯和李普曼的思想，保留了政治象征理论学脉中“萌芽期”的研究成果。这就意味着，向人的理性提出挑战的拉斯韦尔立足于象征理论的视角，在对政治人的理解上接近了现代政治的本质。
这并不是说在拉斯韦尔的研究方法就没有问题。为了说明政治人的非理性，引入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要把政治语言的作用还原到接受者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的话，就会淡化对传播行为的互动性的理解。拉斯韦尔把自己所看到的个人心理问题扩大到社会共通的心理问题，认为对于国家的精神状态的“疾病”的治疗和预防是政治学的任务。也就是说，虽然是对政治传播的分析，但其视角并不是对政治传播本身的理解，而是对被政治传播所左右的人们的心理的研究。
耶鲁时代的拉斯韦尔不仅从事政治权力等方面的研究，而且致力于政治学的学科定型化，因此没有对宣传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是，他在所著的几种教材中，参考了自己以前的宣传研究，进而使宣传在政治学的一般理论中被定型化了。拉斯韦尔以“政治研究的框架”为其《权力与社会》一书的副标题，本书是他的政治学框架的总结性著作。这部对政治学的定义和假说进行解说而形成的辞典式著作，在论述了“影响力”和“权力”之后，专设“政治象征”一章，其中对宣传的功能进行了梳理分析。
据拉斯韦尔所述，所谓政治象征就是“创建、变更、维护权力的、对权力运作过程具有直接功能”[7](P103)的符号。象征可以分为显性和隐性、世界性的和地域性的多种多样的类型。其中，以具体事例进行详细探讨的分为以下四种：宣传；政治神话；政治定式；权威。[7](P111-116)在这里，他把宣传定义为“由政治象征所构成的对舆论的操纵和控制”。宣传为了达到自己的意图来使用象征，而其意图的实现，是由引起关注、被对象理解、获得好评、享受利益、接受评价等各阶段的宣传活动而形成。宣传在和对象个人固有倾向一致的情况下被强化，否则会被削弱。应对宣传效果弱化的方法是必须以事实来证明所宣传的事物。宣传是把“状况的激烈程度推倒极端的东西”。在激烈程度低的场合容易使人们精神净化，激烈度高的场合会助长危机的发生。宣传的实质是舆论的异质性。所期望的效果与原有倾向的背离、科学技术和传播技巧等都是密切相关的。宣传根据其强烈程度在定义上分类为“煽动性”和“说服性”。煽动性宣传是期望在短时间内见效的情况下和不想获得知识价值的情况下被使用的。为了和梅里亚姆的政治象征理论相比较，拉斯韦尔又对其他的三种具体事例进行了简单归纳。他认为“政治神话”是在某种社会流行的基本政治象征的类型之一。“政治神话”可以分为，把基本期待和要求定式化的“政治教义”与表示感情和自我同一的“MIRANDA”两类。其中，在政治教义里，蕴涵了保存社会结构功能的政治神话“意识形态”以及要取而代之的“乌托邦”。“政治定式”(political formula)就是详细记述规范社会结构的象征，并由此确定某种政治行为是否正式的东西。对这种定式的解释由权力拥有者来决定，所以完全可以从指导者一方所宣示的政治指示等东西来设想国民的政治行为。而且“权威”就是合法化的权力。伴随权威合法化的过程是主观的，因此权威被视为政治象征的形式之一。可以看出在拉斯韦尔所认为的“政治象征”是基本的、带有高度象征性的“语言”。与梅里亚姆不同，他没有把政治整体作为传播过程而给以宏观性的结论。而是把政治作为一种仪式，乃至作为一种电视剧来分析。从严谨的学术视角来看，这就意味着从梅里亚姆到拉斯韦尔之间没有继承性。这种看法是艾德尔曼再次提出的，随着80年代开始的学术国际化，这种观点被学界所承认。在政治象征研究中，政治语言的微观研究因为拉斯韦尔的分析而作为一种方法被确立。
拉斯韦尔在以政治科学化为目标的耶鲁时代，热衷于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政治语言研究的方法论开发。其所著《政治语言》(Language of politics 1949)一书，是拉斯韦尔对这种研究进行梳理的探索性著作。正如该书的副标题“关于数量意义的若干研究”(Studies in Quantitative Semantics)所显示的那样，在这本书中拉斯韦尔所追求的是意义论和数量论的结合。这里的意义是指，由语言所传达的“主旨(purport)”和语言的“表现样式(style)”所构成的“语言研究领域”。拉斯韦尔为了对其进行科学的、定量化的处理，构筑了数量化研究的框架。关于“表现样式”，拉斯韦尔希望建构一种定型化分析模型。这个模型把政治语言的表现样式分为危机时和没有危机时两种样式。[8](P28)危机时的表现样式一般是朴素的多次重复的，而且具有对比效果；没有危机时的表现样式具有一般性的复杂的多样化的标本效果作用。在国家形态方面前者与专制政治相对应，后者与民主政治相对应。用语言表现形式与国家形态相对应的方法进行政治语言研究，可以明确揭示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和政治稳定的程度。这种研究方法有助于对拉斯韦尔所说的政治“疾病”进行诊断。为理解另一个要素“主旨”，拉斯韦尔又提出了“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的研究方法。[8](P3)所谓内容分析就是在对宣传等进行分析，抽出为获得某种效果而特意使用的语句，分类调查其使用数量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虽然在语句选择和分类等方面有难度，但只要将其克服便可以获得数量式的处理分析结果。因为在危机中的语言重复很多，通过语言的频繁度分析可以明确地把握演说者的政治意图，这是拉斯韦尔的理解。这样的语言分析方法在计算机被广泛应用的今天更容易被使用。
拉斯韦尔的政治语言研究在使政治的整体性变得明了的同时，也有过于注重微观研究的偏颇之处，但是在提高政治象征理论的实证性上，至少应给予肯定性评价。
（四）艾德尔曼对政治象征理论的理解
政治象征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得到艾德尔曼的青睐再次成为政治学界注目的焦点。虽然艾德尔曼的激进批判式论调使其理论影响力受到一定限制，但是在政治运动盛行的当时，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理解模型，仍被学生等众多读者所阅读。拉斯韦尔也把艾德尔曼作为研究者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再次构筑了政治的象征性维度，不容置疑地在政治过程的研究中吹入了一股新鲜空气”。[9](P345)1966年以后，艾德尔曼在威士康辛大学被冠以与政治学家G.H.米德齐名的声誉，成为著名政治学者。其代表作有《政治象征的应用》(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1964)、《作为象征行为的政治》(Politics as Symbolic Action 1971)、《政治语言》(Political Ianguage 1977)、《政治景象的建构》(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Spectacle 1988)，通过这些著作，艾德尔曼所寻求的东西是对政治的象征性侧面的说明。总之，虽然艾德尔曼和拉斯韦尔都以对“政治象征”的理解为基本立场，但是，艾德尔曼是把政治本身作为由象征所支配的场来理解象征理论的。
艾德尔曼对政治的基本质问是，为什么不平等能够被容纳认同呢？基于“自由主义”政治立场的这一疑问，是从以下的事实认识中所生发出来的。依照现代政治学的基本观点，政治的基本指针是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利益分配。但是，少数精英比多数大众拥有更多的财富和价值，这种事实是不符合民主主义理念的。如果说政策是行政机关和利益团体之间政治妥协的产物，而且政策也不反映多数人的意愿的话，那么就不能说这种政策在何种基准上是合理的。尽管如此，这样的政府行为却并未引起民众的反抗，之所以如此，肯定是政府用别的方法使大众承认现存的政治秩序的。基于这种事实判断，艾德尔曼对这种并没有给多数人带来利益，而且其有效性也令人怀疑的政策，为什么对当时能被一般民众所接受，甚至被赞赏的情况提出了疑问。艾德尔曼认为用当时的政治学理论对这个问题是无法解释的。为弄清这个问题，他参照了梅里亚姆和拉斯韦尔的政治象征研究，并研究了米德的社会行为论和象征相互作用论、文化人类学、现象学及社会学等理论，对政治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
艾德尔曼认为，政治存在两种不同侧面，即追求实体利益的“斗争政治”和以利益分配正当化为目标、以象征为媒介的“秩序政治”。以实体利益为目标的政治具有人的理性方面的动机，以合法化为目标的政治象征则是以人的感情为基础。而且，艾德尔曼还假定了在前者的政治成功中，后者的政治成功是不可欠缺的。艾德尔曼提出了对政治系统的全新理解。这种新的图式是，政治象征就是政治投资，而大众所表明的政治支持只不过是对政治投资的回报而已。同时以政治操纵舆论的事实为依据，艾德尔曼批判了当时常常被引用的伊斯顿的系统政治论，认为在伊斯顿的系统政治论中政治投入和产出是相反的。艾德尔曼指出：“个人对于公共问题的立场是不固定的、可以随时改变的。政府的活动及政府自身政治态度变化和动员，对民众个人具有潜在的影响力。政治活动的重要产出，不是被贴上政治目标这个标签的特定公共政策，而是创造对于政治的顺从和支持”。[10](p2)艾德尔曼的这种政治理解，在人们批评政治的时候被频繁使用。也就是说，之所以一部分人获得利益，而且大众不追究其问题，是因为舆论被政治领袖们所操纵的缘故。然而，这种政治理解图式在当时的政治学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认为虽然这种政治理解图式受到种种批评，也有学者把它作为必然的东西加以其滥用，但应把政治的这种功能作为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而引起重视。
为了说明大众对政治的不反对状态，艾德尔曼使用了“无动状态(quiescence)”[11](p22)这个词语。从当时的政治学动向来看，把只有承诺没有行动的状态视为“无动状态”的行为，引入到分析对象之中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艾德尔曼通过“象征性利益”这个概念来说明“无动状态”的心理背景，即得不到实际利益的大众，以某种形式被赋予“象征性利益”，所以他们对政治持不反对态度。由此他提出了“虽然是提出实际利益要求的集团，却因为得到非实体价值的成功保持了无动状态”的“象征性利益”命题。进而，艾德尔曼阐述了关于这种“象征性利益”的具体内涵归根到底还是“安全”。[11](p40、7)既然社会状况有既复杂且不安定的一面，人们当然就容易陷入心理不安的状态。政治象征就是利用民众的这种心理，并由象征所显示的“威胁和安全”来激发人们的情感或安抚人们的情绪。
艾德尔曼之所以提高了对政治语词的兴趣，也是其批判性政治认识的结果，即他注意到政治家和官僚等在作出承诺和实际政策兑现的价值分配之间，有明显的断裂。在政治系统的当权者所说的政治姿态里。含有许多象征作用。人们不知不觉地接受和容纳了政治家通过象征所传达的意义。事实上，虽然人们在通过现实政治所得到的价值分配之中看到了某种偏差，但是对现实政治的反抗却是微乎其微。艾德尔曼赋予语言以“唤起人们对‘现实’政治的多半经验”的东西。质言之，与其说艾德尔曼是客观的分析现实政治问题，不如说是分析人们的政治意识是怎样被唤起、怎样被构造的问题。在政治语言的研究中艾德尔曼所指向的目的在于政治流程之中。他是以分析字面上的政策是否被实施，来质疑语言的政治性和作为性的。[12](P12)在这种意义上，艾德尔曼的研究路径不是纯粹语言学的东西。当然从中可以看出象征的相互作用论和现象社会学对其的影响。从这种观点来看，艾德尔曼既要分析诸如“危机”是怎样形成舆论的，还要说明政府用语是如何作为“咒语(incantation)”而发挥作用的。这些都是把语言作为“社会暗号”，来叙述语言在人们的认识中所创造的政治世界的。
艾德尔曼的政治语言研究与拉斯韦尔的研究大异其趣。拉斯韦尔的政治语言分析是以“语句”为对象，最终是以数量对其进行处理。艾德尔曼的政治语言分析是以“语词”为对象，归根到底是为了阐明使用它的人们的认识。换言之，拉斯韦尔的政治语言分析是对政治语句的分析，艾德尔曼的政治语言研究是以分析政治语词本身所蕴涵的政治意义为目标。艾德尔曼此后进一步展开了自己的理论，以至形成把政治看成是一种表演节目的分析方法。无疑，这是政治传播学研究的延伸。限于篇幅，这里只是对其有关政治象征和政治语言论述的概略介绍，并把政治作为人们之间的相互行为的“传播和交流”来加以粗略考察。
政治传播学中的政治象征理论研究，在理论上尚处于探索阶段。本文仅限于对政治传播学中的政治象征理论的发展脉络的梳理，以企由此进一步拓宽政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