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松[1]2004年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中,跨国公司作为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对推动一个地区甚至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着巨大的作用。文章运用实证研究、数据分析等方式,从分析跨国公司的发展趋势入手,探讨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战略特点及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和产业分布,得出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主要决策依据。文章对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现状及投资优惠政策进行了评价,对国内几个典型开发区(上海闵行、天津泰达、浙江宁波、山东青岛、陕西西安)的外资优惠政策及采取的具体措施进行了综合比较、分析与归纳,最后,根据“适应国家产业政策和武汉经济的现实及发展的需要”的原则,结合武汉市的实践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了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6条对策与建议:1)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使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区内政设施提升到更高的层次;2)大力提升产业配套水平和地方经济实力,为跨国公司的投资提供合作平台;3)重视政策建设,为跨国公司投资创造优惠透明的政策环境;4)建立畅通的人才引进机制,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发展提供“本土化”的人才支持;5)政府要在开发区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方式上进行变革,树立吸引投资的良好形象;6)要发挥龙头项目的产业聚合效应。
刘丽琴[2]2006年在《跨国公司本地化经营与区域经济发展》文中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在各种利益与压力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实施本地化经营战略。跨国公司本地化经营战略的实施,不仅有效地推动了其全球化战略的发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本文在综合国内外已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经济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采取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研讨了跨国公司本地化经营的概念内涵、相关理论、动因和区域影响条件。然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系统研究跨国公司本地化经营战略的实施对东道国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试图概括适应我国国情的跨国公司本地化经营的区域承接机制。最后,将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吉林省长春市,采用定量方法深入分析长春市跨国公司本地化经营发展的现状特点及其未来发展对策,以期为长春市经济快速稳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论文在理论上力求丰富人文地理学研究跨国公司的研究方向和视野,实践上期望对于指导长春市乃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跨国公司本地化经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论文包括引言、正文和结论叁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阐述了跨国公司本地化经营与区域经济发展这一研究课题的选题依据、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分析框架与章节安排。正文部分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是对跨国公司本地化经营理论的评述。笔者认为跨国公司本地化经营是指跨国公司实施全球化战略时,利用东道国的各种资源优势,参照当地的地理民情、历史文化基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文化传统等进行切合实际地生产管理和市场营销,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与当地市场的融合,提高跨国公司在当地的竞争力,最终获取最佳利益。就目前情况看来,它主要有原料本地化、人力资源本地化、研发中心本地化、管理本地化、营销本地化等5种表现形式。该战略是跨国公司在实施全球化战略的同时,由于各资本存放地存在的差异性,跨国公司在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市场因素和文化因素等的驱动下实行的一种重要战略,它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影响跨国公司本地化经营的区域影响条件主要有人力资源条件、产业基础、技术发展水平、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等。第二章,重点阐述跨国公司本地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第一,跨国公司本地化经营可以弥补东道国的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最终促进东道国的资本形成。第二,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实施本地化经营战略后,能够促进东道国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升级。第叁,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本地化经营战略时,通过技术转移与技术溢出,推动东道国的技术进步。第四,跨国公司实施本地化经营能够增加东道国的就业数量,提高东道国的就业质量。第五,跨国公司本地化经营对东道国对外贸易的扩大具有重要的影响。第六,跨国公司本地化经营也会对东道国产生一些消极影响:抢夺东道国企业的市场;削弱东道国开发与掌握前沿技术的能力;加重东道国产业结构偏差;压制东道国产业的发展等。可见,跨国公司本地化经营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趋利避害是各东道国和地区不得不面对的紧迫课题。
张立川[3]2005年在《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集群的关联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世纪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跨国合作得到飞速发展,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跨国公司在国际活动中已成为最活跃、最重要、最具有影响力的组织形式,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活动的必然结果就是使得国际直接投资更为频繁和剧烈。近些年来,国际直接投资一直是世界经济的热点,而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间,也一直都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外商直接投资的大举进入,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布局及产业竞争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近十几年来,产业集群现象如雨后春笋在世界范围内相继出现。产业集群是当今世界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事实,美国的硅谷、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业、意大利的瓷砖业等都是着名的例证。当今时代,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引人瞩目的区域发展趋势。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产业集群现象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内容,东南沿海不少地区依靠产业集群取得了显着的经济绩效。产业集群在我国迅速发展,对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很显然,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集群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两个重要热点,对于这两个热点而分别展开的研究已有不少。但是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集群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却并不多,还处于零星状态和起步阶段,明确提出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集群关系的理论体系的文章还没有出现,相关的实证研究也不具有广泛适用性。因此这些问题和缺憾为本文系统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集群的关系,提供了可开拓的理论和实务空间。 本文力图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集群的关联机理进行系统研究,揭示了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集群的内在联系,阐明两者之间的关联机制,同时从实证的角度研究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资和制造业集群的现状,阐明两者联系的现实情况,对已有理论进行检验和修正,完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 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导论,主要包括研究的目的、意义、方法和本文结构以及创新点等内容;第二部分,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集群的相关理论回顾;第叁部分,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集群的关联机理,并进行了系统解释。第四部分,对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资和制造业集群的关联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最后一部分为结论与展望,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集群关系进行综合概括,并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张健[4]2004年在《外商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研究》文中提出外商直接投资是当今经济活动中活跃的领域之一。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研究探讨了FDI的一些基本规律，但专门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参考、借鉴和吸收当代国内外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关于区域选择理论的最新成果，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结合的方法，并把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比较分析以及具体对策研究等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将语言文字和图表表述相结合，并辅之已必要的更加直观的理论模型或理论分析框架，运用理论-历史-统计的方法综述了FDI区域选择现有理论；分析了FDI区域选择的决策因素；阐述了其决策过程、绩效评估方法和过程及相关政策，揭示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演变规律，并且对中国FDI区域选择、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以及研发中心区域选择进行了研究。 本文通过以区域选择为锲入点对FDI理论进行研究，运用产业经济学的SCP范式进行经济分析，大胆地提出环境因素-FDI区域选择行为-绩效(ECP)范式分析FDI区域选择评价其绩效，将FDI区域选择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将影响FDI区域选择的种种因子作为系统的投入，而将区域选择决策过程作为系统的过程，将绩效作为这个系统的产出。并将这个系统作为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并提出了FDI区域选择的变迁模式、FDI必须与区域产业结构相匹配理论以及叁代FDI政策变迁模式理论。
魏海静[5]2009年在《我国国家级开发区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基于随机前沿分析的基础上将国家级开发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前沿技术进步、相对前沿技术效率变化率和规模经济性叁个方面。同时基于国家级开发区所处区域和母城行政级别两个角度对其生产效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进一步提高我国国家级开发区生产效率。首先,本文对开发区发展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影响其发展的相关因素;利用泰尔指数分析了国家级开发区总体经济差距,从而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其次,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国家级开发区生产效率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进行了深入分解。东部地区具有明显的地区优势,在前沿技术进步、相对前沿技术效率的变化率、规模经济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方面均高于其他地区;母城行政级别较高的开发区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的各个指标中也都高于其他较低行政级别的开发区。再次,对国家级开发区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土地和所依托母城行政级别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最为显着;其次是外商直接投资。相对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更加有效率而西部地区无效开发区经济发展离不开所依托母城城市的发展,两者之间应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最后,针对上述分析结果提出了有效利用外资、合理利用土地、加快母城城市发展、提高技术进步能力、综合提高规模经济效率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对策及建议。
丁福浩[6]2004年在《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管理模式研究》文中认为从1984年我国设立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算起,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在我国实践了20年。在这20年时间里,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由少到多,规模由小到大,质量由低到高,分布由沿海而内陆,逐步发展起来,并在吸引外资、引进技术、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经济技术开发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已逐步成为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规划学和区域科学等多种学科研究的热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关于区域公平的呼声日益加剧,外资超国民待遇受到质疑,地方政府争夺投资资源的行为日趋白热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公共财力也难以持续投入巨资开发基础设施,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走到了十字路口:怎样才能提高开发区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本文拟通过对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与管理的研究,探寻经济技术开发区健康发展的路径,构建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管理模式,为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优质快速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为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模式的构建提供理论指导。论文对分散的、零星的国内外相关理论进行总结、归纳,较为系统地阐述和分析了有关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与管理的基本理论,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功能定位与管理模式、产业发展与组织模式、融资模式与招商引资体系、技术创新与孵化器建设以及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分析、研究了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与管理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由于开发区在我国实践较短,还外于探索阶段,有关开发区的许多问题目前还难以定论,加之受作者水平所限,开发区建设与管理的一些领域在论文没能涉及到,比如开发区的土地问题、人才问题、法律地位问题等。因此,本文只能算是开发区管理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作者在今后工作和学习中将继续关注开发区管理的课题,并随着实践的深入做进一步的研究,也衷心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关心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与管理问题,为它们的健康发展献计献策。论文从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置、地位和作用出发,把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高科技产业园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经济特区等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又把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世界上不同类型自由经济区的基本功能、规模和运行方式等进行比较,认为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与管理是在经济特区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先进建设经验与管理理论的结果。在国外,由于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践较早,有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论着也比较多。发达国家的许多学者在不断地寻求解释经
张娟[7]2005年在《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区位竞争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纵深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规模日益增大,并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接受国。但由于中国地域广阔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FDI在中国的地域分布极不平衡,且各地区招商引资竞争激烈。因此如何促进FDI在中国各区域内的合理分布,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前提下规范和引导各地区适度利用FDI,促进区域经济协调、稳健地发展无疑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从FDI接受方的利益分析出发,将中国境内各地区吸引FDI的竞争行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目的是通过对国内外关于FDI区位选择的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结合中央政府的区域经济倾斜政策和实证分析的方法找出形成FDI在华区位分布差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我国各地区吸引FDI的竞争博弈分析模型;借用波特的“钻石模型”,提出吸引FDI的区位竞争战略,以期对规范各地区吸引FDI的竞争以及使外商投资空间布局进一步合理化提供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 全文共分为6章。第1章主要阐明本文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目的及意义,并对本论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作简要介绍,最后简要说明本文研究思路与拟研究的主要内容。第2章分别介绍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概况、地区分布差异状况以及吸引FDI的区位竞争状况,并对影响FDI在华区位分布的区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为后续进行的吸引FDI区位竞争模型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第3章构建了吸引FDI的区位竞争模型。首先对区位引资的动因进行了探讨,然后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构建了区位间引资优惠政策竞争的博弈模型,进一步探讨了引资优惠政策和改善投资环境两种引资措施的动态选择,最后进行了引资区位竞争的效应分析。第4章借助波特的竞争优势模型,提出了各地区参与吸引FDI竞争的战略框架,分别阐明了地区吸引FDI竞争战略的基本形式,竞争优势条件以及竞争战略的实施阶段。第5章对中国吸引FDI的区位竞争进行了实证分析,利用长叁角地区FDI流入的相关数据,深入分析了该地区引资竞争概况、引资竞争效应以及调整对策。第6章对全文的论述作出理论上的总结,对已有的FDI理论作出适当的补充;并结合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我国区位间吸引FDI有序竞争的对策建议。最后补充说明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李向阳[8]2017年在《山西省产业承接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推动了地区间产业结构的转型与产业转移的加剧,区际间的产业转移在带来国家和地区经济腾飞、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也相应地形成了产业结构变迁、空间布局的变化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业转移及种种结构性变迁不但推动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也蕴含了相应的风险冲击。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随着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及地域经济发展非均衡性的变迁,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也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但受区域承接产业转移条件与制度差异的约束,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出现了较大的发展不平衡性。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基地,山西区域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的依赖严重,造就了“一煤独大”、粗放、单一的产业结构。资源型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使得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成为山西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在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改革试验的背景下,探索产业转移对山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转型发展的影响机理与效应,合理有效地承接产业转移,不仅对资源型地区的产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对“一带一路”产业经济带的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文依据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采取归纳比较法、Granger因果检验、皮尔逊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山西省承接产业转移现状、存在的问题,对产业承接效应的影响因素及其机理进行了深入探索。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与就业四个维度,构建了产业转移效应分析的理论框架,就产业承接对山西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进行了检验,并结合国内外产业承接的成功案例,就下一步山西省完善产业承接发展策略,对山西省产业承接进行重新定位,最大限度提升产业承接对山西省转型发展的积极作用,提出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转移与承接的过程,会加速资本、信息、劳动力、技术等要素与资源在区域内外的自由流动,从而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和相互重组,提高产业承接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业承接给资源型区域带来的影响效应可分为:要素注入与重新配置、技术溢出与扩散、人力资本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等。(2)产业承接对山西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就业的影响显着。(1)山西经济增长与承接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密不可分,相互促进;(2)在产业结构影响方面,产业承接对山西省第二产业比重的影响在减少,对第叁产业比重的影响在提高,从山西省产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匹配的角度来看,承接产业转移对山西省产业结构进行了一定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3)在技术进步方面,产业承接对山西技术产出效率的提升虽有短期波动,但从整体上看是逐步提高的;(4)就业方面,山西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可带来2.356%的就业增加。(3)基于山西产业承接现状及其影响,结合国内外产业承接案例,依据产业梯度、产业聚集度相关指标,结合山西自身优势,指出山西需要对产业承接进行重新定位。从产业内容上来看,山西省承接的重点产业是食品工业、纺织服装、电力热力、电子信息、有色金属、石油化工、装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生物医药。同时,山西需要高度重视区域特色,实行差异化发展和错位化竞争,以更好推动山西省经济社会健康和快速发展。(4)通过对山西产业承接实践的具体分析,指出承接产业转移是促进山西产业转型的重大机遇和发展动力,在山西产业承接过程中,开发区逐步建成,成为产业承接的主要载体;利用外商规模不断扩大;装备制造、加工贸易业是产业承接的主力;产业转移的移出区相对集中。最后针对山西省提升产业承接效应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赵鹰[9]2004年在《FDI集群研究：以长叁角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以全球视野寻求最佳的投资区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生产平均分布在全球各地，相反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表现出集群的特征，因为这种集群能够极大地提升企业竞争优势，并增强当地产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成为产业集群的参与者，同时越来越多的政府成为产业集群的促进者。笔者将相关产业的跨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出现的集群现象称之为“FDI集群”。近十几年来，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出现的集群趋势，和外资近几年在我国长叁角地区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FDI集群现象，引起了笔者对FDI集群尤其是长叁角地区FDI集群的关注。通过研究笔者发现，FDI集群现象也正在得到许多国内外学者、研究机构以及各地政府的重视和研究，涉及FDI集群的相关文献也逐渐增加。但是纵观目前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仍有一些局限与不足，大部分文献都是在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基础上对FDI集群的归纳和总结，缺乏解释FDI集群的系统性理论框架。然而随着FDI集群在全球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长叁角地区的初露端倪，有很多现实问题又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加以研究，并进一步在理论上寻求突破和创新，从而指导我们的实践。因此，笔者认为当前对FDI集群进行具有前瞻性和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这一出发点，笔者认为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就是通过相关理论的综合来尝试找到解释和识别FDI集群的理论模型，并以此来剖析长江叁角洲地区FDI集群现象及其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找出该地区发展FDI集群的决定因素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具体来说，作为本论文的创新内容和创新方法，笔者尝试通过规范分析，对集群理论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理论综合，从而构建了解释FDI集群的理论模型—金字塔模型，以及FDI集群的量化识别体系，并以长叁角为例，将量化识别体系运用到实证分析中去，找到了长叁角地区已存在的具有FDI集群特征的重要产业，并以金字塔模型为分析框架深入系统地分析了长叁角地区FDI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以及目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全文形成了一个从理论创新到实证检验，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相辅相FDI集群研究:以长叁角为例内容摘要成的有机整体。 通过此文，笔者探索了研究FDI集群的理论模型和识别FDI集群的指标体系，并将其贯穿与实证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形成了一些创新的见解，它主要包含在两个层面，即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首先在理论层面主要包括: 1、对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见解:(l)寻求、发挥和利用优势，以此提高竞争力，是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机;(2)企业从外部寻求区位优势显得越来越重要;(3)产业集群既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特征，也足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的区位优势，能使跨国企业获得外部规模经济;(4)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需要新的理论模型。 2、笔者认为FDI集群形成的决定因素足:企业寻求优势的动机、形成集群的产业条件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政府推动与历史机遇是促进FDI集群形成的重要因素。基于此，笔者构建了解释FDI集群的理论模型一金字塔模型. 3、笔者认为可以尝试运用数量模型来识别某一地区的FDI集群，并建立了FDI集群的量化识别体系. 其次，在实证层面主要包括: 1、外资占主导地位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已经在上海和苏南地区初步形成了FDI集群.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可能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浙江尚未出现外资占主导地位的行业，FDI集群尚未形成，但浙江引资正在形成不同于上海和苏南的吸引外资模式—以块状经济嫁接外资. 2、以金字塔模型为分析框架，笔者认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战略的最新趋势，长叁角所具有的产业条件和区位优势，以及政府意识的转变有利于长叁角地区进一步发展FDI集群。 3、以金字塔模型为分析框架，笔者认为长叁角地区尚存影响FDI集群持续发展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纵观全文，笔者首先从理论入手通过规范分析深入研究了FDI集群的形成机理，开创性地建立了解释FDI集群的理论模型一金字塔模型，同时形成了FDI集群的量化识别体系.然后以长叁角为例，运用这两大理论工具对该地区FDI集群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实证分析，一方面检验了理论工具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刹析了长叁角FDI集群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FDI集群研究:以长叁角为例内容摘要议。使全文兼具理论价值和实证意义。
朱彦恒[10]2006年在《基于系统理论的开发区产业演进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发展中国家间对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的竞争加剧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由注重规模向注重质量和效益转变,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的产业发展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寻求开发区产业发展规律的理论支撑以指导开发区产业发展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开发区独特的地理空间属性以及在经济发展上的特殊定位使应用传统的产业经济学理论很难给出开发区产业发展规律的全面科学解释。而系统理论恰恰能够打破这些局限,成为本研究所选择的主要理论工具。本研究试图以系统科学为视角,通过对开发区产业系统构成、系统演化机理以及系统演化路径做全面深入的研究,提供一个开发区产业发展规律分析的全新理论框架。本文认为,系统内主体是构成开发区产业系统的基本单元。按照主体属性的不同,系统主体可分为企业主体和社会主体。企业主体是指开发区内的各种企业,而社会主体主要指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医院和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等。企业主体表现出突出的经济属性,而社会主体强调的是社会功能。从系统分工来看,社会主体是为企业主体服务的,企业主体是为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服务的。企业主体和社会主体在系统内既有分工,又存在强弱不同的联系,从而构成了网状的系统结构。系统环境主要由四方面因素构成:即政策法律环境、基础设施配套环境、人力资源供给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系统环境是系统主体成长的“土壤”,与主体发育状况以及主体间通过相互作用进行系统演化都是紧密相关的。在开放的环境下发展的开发区产业系统,其演化过程受到两种机制的作用,本文把他们分别定义为系统内部协同机制和系统外部耦合机制。系统内主体对利益的追求是激发主体间产生协同作用的内因,而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推动是系统主体协同行为执行的外因。在开放的条件下,通过系统主体间的协同作用使新的结构在系统中不断涌现并使系统达到阶段性的有序。系统外部耦合机制又可分为系统前向耦合和系统后向耦合。前向耦合实现的是系统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间的耦合,而后向耦合实现的是系统与本土产业间的耦合。前向耦合通过跨国公司的发展战略与开发区营造的系统环境之间实现对位来完成,而后向耦合通过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从而进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来实现。前向耦合与后向耦合间是相互关联的,前向耦合是实现后向耦合的前提,而后向耦合对前向耦合有强化和促进作用,本文把这种联系称为“齿轮啮合”效应。在系统内部协同和外部耦合机制的作用下,开发区产业系统不断演化。受哈肯对生物系统进化问题的研究启发,本文把支配开发区产业系统演化方向的序参量确定为“系统内表现出更优竞争能力的企业类型”。在系统序参量的支配作用下,开发区产
参考文献：
[1].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对策研究[D]. 江海松. 华中科技大学. 2004
[2]. 跨国公司本地化经营与区域经济发展[D]. 刘丽琴.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3]. 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集群的关联机理研究[D]. 张立川. 武汉理工大学. 2005
[4]. 外商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研究[D]. 张健. 暨南大学. 2004
[5]. 我国国家级开发区全要素生产率研究[D]. 魏海静. 燕山大学. 2009
[6]. 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管理模式研究[D]. 丁福浩. 华中科技大学. 2004
[7]. 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区位竞争研究[D]. 张娟. 武汉理工大学. 2005
[8]. 山西省产业承接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李向阳. 山西财经大学. 2017
[9]. FDI集群研究：以长叁角为例[D]. 赵鹰.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10]. 基于系统理论的开发区产业演进问题研究[D]. 朱彦恒. 北京交通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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