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动员”：对美国总统话语的一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拉克论文,美国总统论文,动员论文,话语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际关系方面，语言通常被认为与外交或谈判有关，战争则被看做与暴力或行动有关。在以物质视角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里，暴力或行动处于政治分析的核心地位，而语言的作用问题则被纳入非物质的范畴而不受重视。（注：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强调国际政治体系中的物质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对国家行为体的利益和行为所构成的影响，语言/话语的作用则不被纳入它的理论框架视野里。新现实主义的代表著作有：[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然而，2003年当美国政府在“反恐战争”的名义下派兵大举入侵伊拉克并“征服”这个国家时，人们看到，美国政府在操纵政治话语方面所投入的精力并不亚于它在对这个国家采取战争行动时所投入的精力。为了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政府在国际和国内不同场合进行了一系列有系统的“战争动员”宣传，利用政治话语建构起一个迫在眉睫的“伊拉克威胁”，并动用美国军事力量推翻了由萨达姆所领导的伊拉克政权。在这个过程中，政治话语和战争行为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事实上，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忽视和回避语言的作用是一种严重的失误。尽管国际政治经常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更多的场合，国际政治则是与唇枪舌剑有关的。本文指出，语言在国际关系中是至关重要的，它经常处于政治分析中的显著地位，并对实际的政治进程及其结果构成一定的影响。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为人们考察语言和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案例。本文避免叙述美国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中所抱的战争动机或采取的实际军事行动，而是关注美国政府如何利用一系列政治话语为发动这场战争而进行的“战争动员”。本文仅选择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政治话语并对其进行必要的分析。
那么，布什是如何利用一系列政治话语进行“战争动员”，为发动实际的伊拉克战争寻找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呢？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乃是寻求揭示美国政治领导人的政治话语以及它们在当代美国对外政策尤其危机和战争政策中如何起着重要作用的过程。本文提出一种研究假设，即美国总统布什把“战争动员”话语作为对伊拉克政策的一项战略工具，通过把萨达姆政权叙述为一个迫在眉睫的“敌人”，将它“邪恶化”和“罪孽化”，使美国政府在采取行动“更迭”一个主权国家政权、在动用美国国内及国际社会的有关资源方面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本文首先试图从理念上探讨语言和国际关系之间所存在着的联系，然后考察美国总统布什有关伊拉克“战争动员”话语所处的一定历史背景或者说语境，因为这对理解布什“战争动员”话语的含义是有必要的，随后选择布什的“战争动员”话语并对其进行必要的社会/文化分析。
语言和国际关系
冷战结束后，以物质观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国际关系学科日益突破传统上单一狭窄研究视角的藩篱，鼓励倡导使用不同视角和多层面的分析工具，使研究者所描绘和试图揭示的国际关系“画面”更加贴近真实。近些年来，由于受到社会/文化理论的启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非物质因素（如观念、信仰、规范及身份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关注国家内部各种社会及文化力量与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之间如何具有相互构成的关系。
语言属于非物质因素范畴。尽管近些年来一些中外研究者开始关注并试图揭示语言/话语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方面所具有的学术价值，（注：从一定程度上讲，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话语分析视角借鉴了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实证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所提出的见解和知识。可参阅任晓：《试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话语》，载任晓编：《国际关系理论新视野》，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沈奕斐：《从语言角度看中国国际秩序理论发展20年》，载任晓编：《国际关系理论新视野》，2001年版；刘永涛：《话语、权力与“中国威胁”建构》，载倪世雄、刘永涛编：《美国问题研究》（第二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但兴悟：《中西政治文化与话语体系中的霸权——中西霸权观比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第14～19页；David Campbell,Writing Securit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2;Denise M.Bostdorff,The Presidency and the Rhetoric of Foreign Crisis,Columbia:Univer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4;Henrik Larsen,Foreign Policy and Discourse Analysis,London:Routledge,1997。）但是，从总体上讲，语言作为一种政治分析变量，仍然处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边缘地位。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长期以来，由于受物质视角理论框架的影响，决定国际关系政治过程及结果的力量一直被认为主要是与实际的行动而不是与语言有关，行动和语言被看做是彼此相互分离的两码事情。语言通常被认为是靠不住的东西，就像一般俗话里所讲的“言不由衷”、“事实胜于雄辩”、“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等。另一方面，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往往难以从经验上给予充分的说明，（注：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非物质因素（包括语言因素）的不可实证性是物质论倡导者们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新现实主义者看来，这类非物质因素研究“没有提供经验上的分析”去支撑自己的见解。见John 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Winter 1994/1995,p.44。）因此，在一般的国际关系研究中，语言通常作为一种辅助因素而被低估和不予重视。
然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忽视和回避语言的作用乃是一种严重的失误。事实上，语言和国际关系之间存在着相互交织的密切联系。如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在国际关系学科方面，人们主要是通过语言从事研究活动。国际关系或者被书写、或者被口头表述出来。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它对国际关系事件进行记录。当人们通过文字把国际关系事件表述出来时，这些文字不仅将这些事件作为“知识”固定下来，而且这些文字本身成为国际关系事件的一部分。这并不是说国家之间的战争、贸易争端或文化冲突就是语言上的事情，而是说语言始终存在于国际关系的现实中。一个没有语言的世界是不可思议的。人们正是通过（文字或口头上的）语言讨论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部署国家资源和发出军事命令。语言始终存在于国际关系中。
如果说语言和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是密切的，那么对国际关系的研究还应该包括对语言的研究。在国际关系中，语言和行动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具有相互关联、相互构成的关系。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不仅仅用于人际间的社会沟通，或用于描述和反映“客观”真实，而且还具有建构事物的功能。如果说国际关系从一定的程度上讲是由语言所建构起来的，那么不同的语言则往往表达着不同的“世界”，并建构或重建着不同的“历史”和“真相”。语言可以成为决策者制造和想像“外来威胁”或“敌人”、操纵和控制“危机”的基本工具。换句话说，“安全威胁”、“敌人”等这些靶子可以通过语言叙述而被“竖立”起来。在这里，语言本身成为一种行动。语言使用不仅建构着国际关系“现实”，而且还意味着对这种“现实”做出行动。
反过来，一定的政治行动支撑着一定的政治话语。前者可以用来帮助证明后者所“描述”的内容具有“正确性”及“客观性”。如果说发动战争需要理由，那么战争决策者正是利用一系列政治话语建构起实施暴力行为的“理由”——无论这种政治话语是劝说性的，还是煽动性或威吓性的。反过来，一定的战争行动将证实“战争理由”的“正确性”和“正当性”。
事实上，国家之间在处理相互关系方面非常在意对方做出的语言表述。当一个行为体对另一个行为体发出语言上的信息时，接受语言信息的行为体往往会对其语言信息的含义进行解读并做出反应，而不一定是对直接的“事实”做出反应，因为这类语言还会被理解为是发出该语言信息的行为体采取行动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应该处于政治分析的主要地位。
不过，尽管语言无处不在，但并非所有的语言都可以用来建构国际关系“现实”。根据后现代主义理论，只有当语言使用与权力相结合时，语言才具有了上述建构事物的功能。一定的语言本身还应该被看做是某种社会权力的象征。政治话语不仅来源于社会权力，这种话语本身乃是一种社会权力的表现并且服务于权力。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中，语言使用不是客观的，也不是天真无邪的，而是与语言使用者的一定政治议题、权力意志以及社会身份有关。
因此，在权力关系的作用下，政治话语不同于一般的大众话语。就其内容上讲，政治话语可以确定为是一组关于国家的政治/政策观点及价值选择的陈述；就使用而言，政治话语可以是劝说性的、煽动性或威吓性的。于是，讲话者是谁？讲话者讲话时处于何种环境？讲话的内容是什么？讲给谁听？使用语言的方式是怎样的？所有这些都是帮助理解特定的政治话语含义的关键要素，并且构成了国际关系或国家对外政策的一部分。
布什伊拉克“战争动员”的语境
2003年3月，美国政府在“反恐怖主义”的名义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在通往发动战争的道路上，美国政府在国内外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动员”，谋求使这场战争行动合法化和正当化。本文选择美国总统布什的“战争动员”话语进行分析，因为在美国的政治文化里，总统不仅代表着联邦政府的一种权力机构，而且总统的言论本身构成美国政府言论的一部分。（注：本文仅涉及美国总统的政治话语，但也意识到来自美国国会、新闻媒体、民众舆论、利益集团等的政治话语，同样起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它们在这场“战争动员”的过程中与总统的政治话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甚至相互抵制。）
任何语言离不开它所处的语境，这种语境反过来赋予语言一定的社会含义。因此，要想理解布什有关伊拉克“战争动员”话语的含义，首先需要理解布什陈述这类政治话语时所处的广阔背景。应该说，布什政府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而安排设计的一系列“战争动员”话语，是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经历剧烈动荡的环境下进行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国际环境，另一个是国内环境。
在国际环境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化”概念开始逐渐进入世界经济及国际关系话语系统。以自由市场作为导向的全球经济活动正在打破旧的国家经济运行模式。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价值在全球更大范围内获得传播和扩散。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相应地失去它在冷战时期的明确“敌人”，继而出现自我身份感面临危机。冷战时期，美国的“反共产主义”身份是在它与“苏联共产主义”之间的社会关系中所确定的。此外，尽管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在一个失去东西方军事对抗的环境中，美国开始认为自己面临着来自欧洲和日本（以及潜在的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影响能力等方面的竞争。
很显然，在“领导”西方世界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后，美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传统指挥角色。冷战后，美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重新确定自我在世界政治中的“领导”身份：一是通过确定自身安全威胁的新来源。在老布什政府时期，美国设计了一项旨在使美国继续有必要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对外政策战略，即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种和平“新秩序”，它强调了美国军事和政治在反对世界经济倒退和维护全球自由民主等方面的领导地位。那么，冷战结束后谁对美国构成了最大“威胁”呢？在老布什政府时期，它来自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它来自以本·拉登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开始把萨达姆和本·拉登这两个人捆绑在一起作为构成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来源。
重新确立自我“领导”身份的另一种途径，是美国政府通过在海外采取实际的军事行动告诉世界美国是谁。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政府通过向索马里、海地、波黑、科索沃等国家和地区派遣军事力量，告诉世界美国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人权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和“领导者”。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政府强调世界进入一个国际反恐怖主义时代。为了进一步确定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布什政府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领导一个反恐怖主义联盟，并在这一广阔的国际反恐背景下，重新调整和确定与其盟友和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重新设计和构想冷战后美国的全球地缘政治战略安排。布什政府通过军事武力推翻了被认为与恐怖主义“基地”组织有关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并开始填补冷战后在中亚地区出现的军事政治权力真空。在这些过程中，战略和军事上的单边主义在美国再度泛起，美国政府开始更多地关注自身在世界政治及安全环境中的利益和保障。
从国内环境方面看，2001年九一一恐怖袭击对整个美国社会及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美国宪法基础的三个核心价值——权力分立、公民自由以及联邦主义——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和冲击。美国被宣布处于“战争时期”，这无疑增强了总统的权力：总统和国会的权力平衡被打破，美国政治的通常规则被中断，行政部门滥用职权的危险达到自“水门事件”以来的高峰。体现在美国宪法《权利法案》中的公民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平衡开始出现危机。一方面，这时的法院部门往往对行政部门的权力范围给予更为宽松的诠释，在和平时期被认为属于违宪的行为可能在“反恐战争”时期获得默认和批准；另一方面，公民自由尤其是一些少数族群的公民自由面临着发生转变的挑战。体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权力微妙平衡的联邦主义在“反恐战争”时期也开始发生变化。
此外，在布什政府执政初期，一系列美国的巨头企业如安然公司、世界通讯公司等出现金融丑闻。作为资本主义市场中的标志性物体，这些企业的倒闭不但挫伤了许多美国民众对资本主义商业诚信的信心，而且对美国联邦政府的监督和治理能力提出挑战。
不过，在九一一事件之前，布什本人还面临着一个更为棘手的个人难题，那就是在他的总统权力和这一权力合法性之间存在着冲突。也就是说，布什的总统职务在国内政治中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这场危机来源于2000年底美国总统大选有疑问的选举结果。许多美国人认为，布什在2000年的政治大选中赢得不光彩，并被广泛地看做是一位“不合法”的总统。
总之，美国的基本核心价值危机、不景气的经济、公司/企业丑闻、有关的政治腐败及滥用职权现象以及美国总统声誉自“水门事件”以来的日益下降，所有这些使美国一般民众对国家的政治权威日益冷淡，政治上的玩世不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对布什伊拉克“战争动员”话语的分析
这场伊拉克战争不仅是美国政府在21世纪初所发动的一场重要战争，而且是在美国一些政治领导人权力意志下发动的一场战争。为了说服广大民众理解美国政府为了某种“崇高事业”而派遣青年男女奔赴中东前线并献身战场，美国政府精心设计和安排了一系列在逻辑上似乎相互关联的“战争动员”话语，并通过布什总统的声音在国际和国内不同场合表达出来。总统的政治话语成为一种推动制定、形成和实施战争政策的战略工具。从“战争动员”话语的内容上看，它包括把萨达姆政权建构为“敌人”，并把该政权描述为具有“邪恶性”和“罪孽性”。布什的一系列“战争动员”话语试图劝说人们相信，萨达姆政权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而消除这一“威胁”的惟一途径是美国必须采取行动，通过军事暴力手段对这个政权实施“更迭”，“解除”它的“武装”。
建构敌人是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建构敌人的一种常见方法乃是通过一系列政治话语叙述，把作为“其他者”的敌人与作为爱好和平的“文明世界”以及作为“我们”的美国区别开来。在美国决策者和一般民众看来，敌人的定义是那些反对或挑战美国或“我们的”价值的人。长期以来，“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中的一个核心价值是“自由”。“自由”是布什在叙述九一一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拉克政权过程中反复使用的一个词汇：“9月11日，自由的敌人采取了战争行动反对我们的国家。”（注：George W.Bush,“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September 20,2001,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20-8.html.）“自由本身遭到袭击。”（注：George W.Bush,“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20-8.html.）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了美国，而美国是“自由的家园和捍卫者”。（注：George W.Bush,“Lessons of Liberty,”October 31,2001,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10/20011030-7.html.）萨达姆和“我们”不一样，他不赞成“我们”所赞成的东西，“与‘基地’组织一样，他憎恨我们热爱自由这一事实”。（注：George W.Bush,“Remarks at South Dakota Welcome,”October 31,2002,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10/20021031-1.html.）
如果说“自由”观念在布什的政治话语中占主导地位，那么“自由”的含义是什么呢？一般地讲，在通常的用法里，“自由”可以定义为人具有从事决定和进行选择的能力和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敌人”对自由也抱有渴望。因此，布什需要在自己的政治话语里对“自由”这一概念赋予更加具体而特定的含义：美国自由的信条包括“人的尊严和权利、平等公正、有限的政府、法治”（注：George W.Bush,“Honoring Veterans of West Virgina Fouth of July Celebration,”July 4,2002,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7/20020704-3.html.）以及“个人职责、对他人的宽容”。（注：George W.Bush,“Honoring Veterans of West Virgina Fouth of July Celebration,”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7/20020704-3.html.）“他们仇恨我们的诸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投票自由、集会自由以及看法不同的自由。”（注：George W.Bush,“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20-8.html.）这里的“自由”含义显然指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及价值。也就是说，“自由”的概念在意识形态上具有非常特殊的政治、社会及文化含义。袭击美国乃是袭击美国赖以生存和追求的理想。在这里，“我们”是热爱和平的，“他们”是不热爱和平的。于是，美国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一件具有“崇高目的”的事情，即推翻萨达姆政权，把上述具有特定含义的“民主和自由”带给伊拉克人民。
此外，伊拉克政权对美国和世界文明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该政权“不仅在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拒绝和欺骗了世界”，（注：George W.Bush,“Remarks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September 12,2002,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9/20020912-1.html.）而且使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付邻国以及本国的人民”。（注：George W.Bush,“Remarks at South Dakota Welcome,”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10/20021031-1.html.）在联合国大会上， 布什指控萨达姆政权自1991年以来多次违反联合国有关伊拉克问题的决议，（注：George W.Bush,“Remarks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9/20020912-1.html.）这个政权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九一一事件后，根据“布什主义”原则，区别敌友是以“站在他们一边或者站在我们一边”作为标准的。（注：George W.Bush,“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20-8.html.）根据美国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长期以来，萨达姆·侯赛因与恐怖主义网络有着直接和不断的联系”，（注：George W.Bush,“World Can Rise to This Moment,”February 6,2003,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3/02/20030206-17.html.）“伊拉克已经把制弹专家和制造伪件专家派往‘基地’组织。伊拉克还向‘基地’组织提供生化武器培训。……伊拉克正在窝藏一个由‘基地’组织恐怖事件策划者所领导的恐怖主义网络”。（注：George W.Bush,“World Can Rise to This Moment,”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3/02/20030206-17.html.）于是，布什做出判断，“在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对美国构成真实而险恶的威胁”。通过这类政治话语，布什政府在国内外民众中间营造起一种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产生恐惧的气氛。
在布什的“战争动员”话语中，萨达姆政权还被描述为“邪恶者”。九一一事件后不久，“邪恶”一词开始在美国公众的政治话语里经常出现。（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震惊中的美国人一时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这突如其来的恐怖主义袭击。不久，人们找到“邪恶（evil）”这个词来形容“恐怖主义力量”，国家决策者将它纳入美国政治及对外政策话语系统。）当然，“邪恶”这一词汇不仅具有宗教色彩，而且还是一种“新世界”的话语。布什的“战争动员”话语把当今世界明确地划分为水火不相容的两个部分：“文明世界”和“邪恶世界”。（注：George W.Bush,“Remarks at New Mexico Welcome,”October 28,2002,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10/20021028-4.html.）“这些恐怖主义者并不代表和平，他们代表邪恶和战争。”（注：George W.Bush,“Graduation Speech at West Point,”June 1,2002,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6/20020601-3.html.）
在西方文化里，善恶是建立在宗教/精神对比的基础之上的。相比之下，美国则是站在善的一边，并代表着善良。布什本人并没有把“美国善良”经常挂在嘴上，而是通过不断叙述美国是如何与上帝取得联系并与上帝在一起去说明它。在政治生活中求助于宗教力量，这是美国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也是今日美国政府反恐政治话语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布什的政治话语里，美国与上帝之间取得联系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的。首先，“美国治下”的世界新秩序所表达的价值如道德、自由、平等、对生命的重视等，是与上帝所倡导的价值相一致的。“我们所崇尚的自由不是美国给予世界的礼物，而是上帝给予人类的礼物。”（注：George W.Bush,“Delivering State of the Union,”January 28,2003,http://www.whitehorse.gov/news/releases/2003/01/20030128-19.html.）其次，通过祈祷上帝给予美国人（“我们”）力量来说明上帝与美国在一起。布什讲话结束语的通常特征是愿上帝为美国祝福。“我们祈祷上帝保佑美国。”（注：George W.Bush,“Lessons of Liberty,”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10/20011030-7.html.）“上帝与我们在一起。”（注：George W.Bush,“Radio Address to the Nation,”December 21,2002,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12/20021221.html.）“在我们所有人的前面，愿上帝给予我们智慧，愿上帝关照美利坚合众国。”（注：George W.Bush,“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20-8.html.）布什试图利用一系列这类话语表明美国如何与上帝保持着联系。在西方文化里，上帝是普遍道德和全能力量的象征。倘若上帝站在美国的一边，那么从逻辑上讲，美国在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就有了道德支持及其合法性。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布什的政治话语还试图通过两个战略性的步骤，把“敌人”恐怖主义的非法性和一般的伊斯兰教区别开来。一种步骤是使用一种明确、积极的语言去描述“其他者”的宗教：穆斯林的确是好的、和平的、宽容的和进步的。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不久，布什本人曾引用《可兰经》，对伊斯兰教表示尊重，（注：George W.Bush,“Islam Is Peace,”September 17,2001,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17-11.html.）“伊斯兰国家的人民想要并应该得到与其他国家人民一样的自由和机会”。（注：George W.Bush,“Graduation Speech at West Point,”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6/20020601-3.html.）这种宗教政治上的表态，在于试图避免激怒美国的穆斯林盟友们。对穆斯林的积极描述还表明美国是慈善的、尊重其他宗教的、心胸开阔的。另一个步骤是把恐怖主义行为与宗教行为区别开来：“敌人”的行动是与穆斯林的美德相对立的；“恐怖的面孔不是伊斯兰的真正信仰。那不是伊斯兰所倡导的”。（注：George W.Bush,“Islam Is Peace,”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17-11.html.）恐怖主义分子是“伊斯兰的极端者，一直受到穆斯林学者和大多数穆斯林教士们的拒绝”。（注：George W.Bush,“Islam Is Peace,”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17-11.html.）在当代美国社会里，种族中心论和宗教偏见被指责为是不道德的、非法的行为，因此，作为一个政治家，布什对“其他者”宗教/文化给予一定的积极描述是明智的、必要的。
于是，美国与恐怖主义分子之间是“善与恶之间的冲突”。（注：George W.Bush,“Graduation Speech at West Point,”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6/20020601-3.html.）当布什政府在把伊拉克确立为“邪恶轴心国”之一，而且把它与恐怖分子“基地”组织挂钩时，便意味着萨达姆政权被美国政府正式确立为“邪恶者”。在一次国内“战争动员”民众集会上，布什呼吁道：“我号召美国，如果你们加入与邪恶的战斗，那么，你们是在行善事。”（注：George W.Bush,“Remarks in Pennsylvania Welcome,”November1,2002,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11/20021101-2.html.）布什的“善恶论”不仅在美国“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和美国‘例外论者’中间”引起积极的反响，而且在非基督徒中间唤起“爱国主义”的热忱。（注：Richard A.Shweder,“George W.Bush & the Missionary Position,” Daedalus,Summer 2004,pp.26—27.）
建构“伊拉克威胁”的另一个方面是将萨达姆政权的政治行为“罪孽化”。在布什的“战争动员”话语里，把萨达姆政权的政治行为“罪孽化”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把“敌人”直接称为犯罪者，譬如萨达姆是“谋杀者”、“独裁者”。另一种方法是罗列“敌人”所犯下的罪状：萨达姆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他的邻国”、“反对他自己的人民”；“他不能容忍美国”，他“与‘基地’组织有关联”，并“一再无视国际组织”；（注：George W.Bush,“Remarks at New Mexico Welcome,”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10/20021028-4.html.）萨达姆政权“对邻国人民和本国人民使用生化武器”，等等。（注：这是布什在一系列“战争动员”话语中反复提及的事情。）通过反复叙述萨达姆政权对人民的残暴，布什的政治话语试图揭示这个政权的非人道性和罪恶性，并唤起一般民众对这个政权的仇视和憎恨。
通过揭露萨达姆政权的“威胁性”、“邪恶性”和“罪孽性”，布什的“战争动员”话语背后强烈地表达了一种“美国理想”，即美国有一种义务：作为冷战后全球秩序的“捍卫者”和“领导者”，美国不能坐视不管，而应该作为“解放者”把伊拉克人民从“独裁”政权统治下拯救出来，把“民主”和“自由”带入伊拉克。2003年春季，当美国开始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实施轰炸时，这一军事行动的代号是“伊拉克解放行动”。
结语
本文把语言作为一种政治分析变量，通过将美国总统布什的“战争动员”话语放置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里进行分析，揭示了语言和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之间的密切联系。布什的“战争动员”话语作为一种战略工具，被利用来为美国政府的“反恐怖主义”政治议程/目的服务。通过对一系列有关政治话语的反复叙述，萨达姆政权被美国政府描绘成为“文明世界”的“邪恶”敌人。通过揭露“敌人”所具有的“邪恶性”和“罪孽性”以及展示美国作为“文明世界”的代表者并拥有来自上帝给予的道德力量，美国政府为发动一场“先发制人”战争寻找“正当性”及“合法性”。美国后来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主要的、公开的理由是因为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与恐怖主义“基地”组织有关联。然而，后来美国的一些有关调查报告说明，萨达姆政权自1991年以后没有继续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该政权与恐怖分子“基地”组织之间也没有直接关系。（注：可参阅：“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July 22,2004,http://www.gpoaccess.gov/911/;“Comprehensive Report of the Special Advisor to the DCI on Iraq's WMD,”September 30,2004,http://www.cia.gov/cia/reports/iraq_wmd_2004/。）2005年1月12日，美国白宫发言人证实，美国在伊拉克的武器搜寻小组经过近两年的搜索后一无所获，已于2004年底悄然结束使命。也就是说，伊拉克在美国发动战争前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政府使用了“错误的情报”，并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美国民众和世界舆论，建构了一个“邪恶”的敌人。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只是考察了美国政府在通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路途中美国总统的“战争动员”话语，但这并非说在这个极为复杂的政治过程中只存在着总统的政治话语。事实上，在是否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存在着各种繁杂、空前激烈的政治话语（譬如来自国会的话语、总统安全班子成员的话语、知识界的话语、新闻媒体的话语、普通民众的话语以及来自美国以外的全球舆论），它们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相互抵制。所有这些都对布什的伊拉克“战争动员”话语构成了影响。
显然，在国际关系领域，语言使用并不是天真无邪的，一定的政治话语支撑着一定的政治行动（包括战争行动）。政治话语不仅可以建构“国家安全威胁”和“危机时刻”，而且可以成为对“其他者”施加精神/心理暴力的一种工具。 政治话语的具体含义存在于该话语所处的广阔语境中。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对外政策分析方面，对语言尤其对政治语言给予一定的重视并进行研读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在当今全球信息化时代更是如此。
当然，研究国际关系不等于研究语言/话语或文本，而是说，语言与国际关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本文认为，理解并揭示语言和国际关系中的这种关联性，是国际关系研究者的一个主要任务。国际关系研究者不必像语言学家或哲学家那样去研究语言，而是可以通过吸收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更多地关注在一定的语境里语言与权力之间的社会关系，关注语言使用本身所具有的权力特征以及关注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建构事物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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