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海峡两岸的文化根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海峡两岸论文,根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孔子创立的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主流学派，以其深邃而精妙的思想辐射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柱，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无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或是割断本民族历史文化、抛弃本民族文化传统，而主要靠接受外来文化得以发展的。中国亦然。中华民族是有着悠久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儒学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在历史上已植根于中华民族之中，是联结海峡两岸文化的根基。江泽民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得到了海峡两岸的共鸣。中华文化是联结海峡两岸同胞的纽带，而儒学又是海峡两岸文化的重要根基。海峡两岸同胞只有共同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才有助于从根本上增进两岸的共识，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大业。本文拟就儒学与海峡两岸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略述己见，以就教于海峡两岸同仁。
一、传统儒学及其向现当代新儒学的转变
传统儒学创立于春秋末年，发展于西汉至宋明。它在自我发展过程中吸取了道家、佛家等其他文化内容，丰富了自己的自己体系，并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中华文化成为兼容并蓄、多元复合的综合性文化。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学一直是社会的正统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儒学的“王道”、“君道”和“臣道”的政治思想内涵，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意识。但是，儒学强调国家和民族“大一统”的政治目标，“民水君舟”的立国之本，”德治隆礼”的治国原则，“修平治齐”的德性修养，“长幼有序”、“忠孝善良”的家庭伦理，“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人生境界，“学无止境”的治学态度，“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等，对于中华民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至今仍有继承和弘扬的现实意义。关于继承和弘扬儒学问题，以下还要专门谈到，在此不赘述。
任何思想和学说都不会在固步自封中保持它的生命力，儒学亦如此。自宋明以来，人们基于社会的变迁，对儒学进行了创造性解释，逐步形成了新儒学。南宋朱熹的“理学”，赋予传统儒学以哲理性和思辩性，把传统伦理与哲学结合起来，新儒学由此而发韧。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欺凌下的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中，儒学面对“西化”思潮的冲击显得软弱无力，似乎丧失了生命力，抱残守缺的儒学已无法抗衡“西化”思潮，人们由此对儒学发生怀疑和动摇，并开始抨击儒学的弊端，儒学自此便处于一种“厄运”。二十世纪初年的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形成批判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浪潮。新文化运动对于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的确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但也确定存在着不能正确处理继承中国优秀文化遗产和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的关系，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和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偏向，对当时和后来的文化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一些致力于维护中华文化传统，并吸摄西方文化精华而赋予中华文化以新意的人们，以弘扬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学为己任，力求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中，以中华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等文化精华为用，融合中西文化，探索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新道路，回击西方文化的挑战。于是，现代新儒学便应运而生。
五十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学思潮由祖国大陆转向港、台地区，经过唐君毅、徐复观、钱穆及杜维明、蔡仁厚、王邦雄等第二代、第三代代表人物的阐释，赋予新儒学以当代的含义。当代新儒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儒学与文化、教育、经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它对中国近百年来社会发展的艰难历程进行历史反思，并基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等重视儒学国家文化、教育、经济现代化的成功经验，驳斥了那种非西化而不能实现现代化的观点，认为中华文化本身蕴含着实现现代化的元素，问题是如何把它发挥出来。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既不能不知变通、抱残守缺，又不能抛弃传统、重新开始。现代化是一个多层次、多元素、多方面的复杂过程，与民族心理和价值结构有密切的联系，必须把现代化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基础上，因此要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吸取西方文化的养料，培育出当代的新文化，这是中华文化、教育、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代新儒学主张继承儒家的传统和复兴儒学，强调儒家的“心性之学”，重视人文精神，尤其重视道德生命，对社会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的追求胜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具有坚定的民族文化本位立场、自信自强在主体意识和自尊自守的独立人格，认为中华文化本身蕴含着发展科技思想和民主政治根源，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同化力；中华文化高于西方文化，中西文化可以融合，应当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这是当代新儒学的主要思想特征。但是，当代新儒学对西方文化持有一种偏激的贬低态度，尤其是反对马列主义，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点与现代新儒学是共同的，是不可取的。
二、儒学在祖国大陆
在祖国大陆，关于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虽然有过争论，甚至在认识上曾有过失误，但在全局上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香港、台湾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和信仰马列主义，就是坚持西方文化，不要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既坚持和信仰马列主义，又重视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二十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就指出：中国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是由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①]。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②]，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③]。中国共产党不轻视孔子，认为“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④]。中国共产党不仅强调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而且强调学习外国文化精华，目的是发展中国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多次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国的文化应当发展”，轻视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但“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我们应当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份”，“把学的东西中国化”，“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⑤]。毛泽东的认识，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1957年后，“左”的错误逐步升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大量的中国古代典籍被当做“四旧”付之一炬，孔夫子亦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当作封建主义的“代言人”受到批判。1979年后，中国共产党系统地清理了“文革”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实行拨乱反正，继承和发展了过去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孔子学说的正确认识。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古代典籍的整理，把继承祖国文化遗产视为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优秀的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包括儒家典籍被大量出版，甚至被大量搬上影视屏幕，各种介绍传统文化和儒家学说的报刊书籍浩如烟海，教育界从小学起就进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不仅如此，中共中央在1994年印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决定在全民中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出：“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其内容博大精深，不仅包括了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就，而且蕴含着崇高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和优良道德；不仅孕育了无数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艺家、科学家、教育家、军事家，而且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史迹，经典著作，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⑥]。对于孔子及其学说，中国共产党有了这样新的认识：“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和主要奠基者，他的思想和学说为中国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纪念孔子，“就是要批判继承和弘扬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取其精华，让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时代的需要，推陈出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认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特别重视教育，尤重道德教育”，“孔子和以他代表的儒家重视道德修养的道德教育，以完善人的主体道德为完善社会道德的基础，将个人修养和对他人、国家、社会应有的义务和应负的责任联系起来”，“这对于培养我们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是有着重要借鉴意义的”[⑦]。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强调，“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要“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祖国大陆的有识之士，都在积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儒学与现代化、儒学与社会伦理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探索为振兴民族道德服务的新路。儒家学说、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代的文化发展息息相关，这一点已引起人们普遍重视。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态度来对待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发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并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为振兴中华文化服务。
三、儒学在台湾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儒家学说与中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亦必然与台湾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儒学传入台湾，始于十七世纪中叶。1666年1月，台湾的第一座孔庙和明伦堂在台南建成，标志着中国的封建教育体制开始大规模移植至台湾，这对于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郑氏政权时期，祖国大陆的一批名儒宿望入台，带去了中原文化和儒学。同时，郑氏政权还邀请大陆具有反清思想倾向的学者到台湾讲学，传播儒家正统思想。清朝统一台湾后，在各州县设立儒学达13所之多。各儒学的学宫均供奉先儒、先贤，尤其是孔子先世五代。清朝在台设立儒学，主要是为实施科举制度做准备。1687年，台湾实行科举制度，由此决定了当时台湾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各级各类学校均祭孔孟、尊理学、灌输儒家思想，以“明大义、崇经纶、慎交游”作为学生治学为人的行为准则，教学内容都由浅入深地授以《三字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书院是在台湾传播民族文化的主要机构。高等教育的书院，侧重于讲授以朱熹的理学为核心的儒家传统学术思想，以培养学术传人。中等教育的书院，主要培养遵从儒家伦理道德的士人，目的是通过这些世人将儒家的精神传向社会，确立儒学在台湾的主导地位。为“正学统、树师模、寄章教”，书院经常举行祭祀孔子、程颐、朱熹等先师先圣的活动，以作为对诸生进行儒家正统教育的重要形式。书院讲授的内容除了语言文字、学术思想外，还讲授道德伦常，即以儒家学说为道德规范的为人处世原则，包括重人伦、明忠守、尊孝道、尚学问；尊师重道、和气相处、取义辅仁、抑恶扬善；谦恭重恕、端正习气、禁止争讼。目的是由诸生表率，影响四民，形成一个民风淳朴、礼乐风行的社会文化大气候。台湾各县、州还在每年1月、10月举行以儒学倡导的社会道德规范教化四民的“乡饮”典礼活动，“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无或废坠”[⑧]，足见当时台湾民风的淳厚。
日据时期的殖民主义统治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摧残，并企图以强行改变台湾人民的信仰和风俗习惯来推行所谓“皇民化”。但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与祖国大陆有着深厚血缘关系的台湾人民，不甘屈服于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提出“保守孔教”[⑨]，维护中华文化，并以此作为斗争武器，抵抗日本殖民主义统治。儒学的根基已植于台湾人民之中，这是战后台湾发展儒家文化的一个基础。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从政治功利主义出发，结合“文化改造”，在学校和社会大力推行具有“反共复国”政治特色的传统文化教育，尤其是借重于儒家文化来规范台湾民众的言行，以稳定台湾社会，加强在台湾的统治地位。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儒家学说与当代台湾的文化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民党把儒学贯穿于“复国建国”的政治文化中，对青年学生大力进行“笃行”、“伦理”和“民族精神”教育。首先，以培养青年学生践履笃实、力行服从为目的的“笃实”教育。即把儒学的重行思想与蒋介石的所谓“力行哲学”揉和在一起，推行“反共抗俄、复国建国”。为此，蒋介石提出所谓“三民主义救国教育”要旨，强调以思想教育作为“戡乱建国”的工具，要求彻底检讨自民国以来的教育政策、教育制度和教育设施，“以‘另起炉灶’，‘重整山河’之精神，殚精竭虑，从头做起”，使今后的教育，“成为一切知耻知病、求新求行之张本”[⑩]。台湾当局制定的教育改革方案也注重对青年学生灌输、训练所谓“革命的精神”，“行动的能力”。可以看出，这种“笃行”教育维护其政治需要并揉和儒家传统观念的思想复合体系，对台湾的教育文化发展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其次，以培养学生“四维八德”为核心的“伦理”教育。进行这种教育不仅仅是在于国民党“反共抗俄”、规范台湾青年一代的思想和行为、强调自己“正统地位”的政治需要，同时亦有清除殖民教育影响、反对“台独”思潮和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之意，性质比较复杂。在蒋介石看来，固有的“民族德行”就是“四维八德”，“只有四维、八德，才是我们反共抗俄、自救救国的唯一精神武器”(11)，其反共政治用心昭然若揭。
然而，台湾教育界尤其是教师群体在向学生青年传授儒家学说中，亦使得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得以整理和继承，其中的精华部分也得到了弘扬。台湾中学的国文教材选编，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包括孔子的《论语》、左丘明的《左传》、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司马迁的《史记》、列子的《愚公移山》和《孟子》、《大学》《中庸》等传统的名家名篇、郑成功的《与荷兰守将书》和《告诸将士屯田书》、连横的《丘逢甲传》等有关台湾的史籍典故。教材选题以儒家思想为主流，辅以各家思想。同时，台湾的教材突出了文言文的教学，培养学生学习文言文的能力，以利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甚至台湾历届大学联考的作文命题，其思想内容亦偏重于“四书”等伦理道德观点，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文化特色。儒家“文道统一，文以载道”的思维方式，亦被在国文教育中用以作为培养学生青年伦理道德观念的思想工具。台湾的教师群体对儒家学说和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中介作用。儒家文化强调尊师重道，而台湾有着深厚的尊师传统，教师的社会地位较高，社会职业声望好，这使教师在弘扬儒学方面处于一种十分有利的地位。教师影响着台湾教育的发展进程，若无教师群体的作用，儒家学说和传统文化无法对台湾教育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况且其本身亦失去了存在的重要载体。影响台湾教育文化发展的还有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文化哲学思想。钱穆提出的解决人类文化之种种冲突的根本方法在于教育，“孔子思想，本于人心，达于大同，始乎人文，通乎天地，其亲切、平实、简易、单纯之教育宗旨与其教育方法，必将为世界文化奠其基础，导其新生”(12)的思想观点，被后来台湾社会冲突的现实所验证，为台湾当局所接受，并于60年代初开始了九年义务教育。徐复观、唐君毅等参与了台湾60年代的“中西文化论争”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抨击了“全盘西化”论，倡导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对台湾当局的教育文化决策产生一定影响。台湾当代新儒家继承先秦儒家的人文主义传统，吸纳新的时代精神，提出了文化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把伦理、民主、科学作为重建中国文化的基石，既着眼于青年一代新型人才的培养，又注重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对台湾教育界和学术界推动教育文化现代化起着导向作用，亦影响着台湾当局制定文化教育政策。
由此可见，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和核心，与台湾的文化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它是台湾文化发展的根基之一。包括广大的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民族认同的心理，恋土归根的意识，内聚凝合的情感，心向统一的愿望，不能不说与以儒学为核心的民族文化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封建社会解体，传统儒学作为正统思想存在了两千多年，这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比其它任何思想和学说的影响都深都广，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
四、儒学与海峡两岸今后的文化发展
海峡两岸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继承和弘扬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况且，海峡两岸今后都有一个如何继承和弘扬儒学精华，发展两岸文化，增进两岸共识，并为两岸和平统一奠定基础的问题。传统儒学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对儒家学说采取国粹主义的态度，不加批判地全盘肯定、完全照搬，或者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全面否定、一概排斥，都违背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因而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批判地继承和弘扬儒家学说，剔除糟粕，取其精华，使其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服务，以推陈出新，再造辉煌。我认为，剔除儒学糟粕，弘扬儒学精华，使这些精华为发展中华文化的现实服务，应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爱国奉公、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民族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的总和，儒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曾经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为：1、儒学强调民族性高于个性，群体高于个体，社会重于个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为重。这一爱国主义精神，培育了华夏子孙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责任感，成为千百年来人们崇高的人生价值标准，使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2、儒学强调“发奋忘食，乐以忘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积极有为，锐意进取，坚韧不拔，不屈不挠。这一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中华民族充满奋发和自立的骨气。3、儒学强调“死当善道”，“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坚持真理，不怕牺牲。这一持操守、重气节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国人恪守民族尊严和人格尊严、立身处世的原则标准。4、儒学强调“天地人合一”，“以人为本”，“人性”即伦理道德的社会性，要崇尚礼义，敬老尊贤，扶老携幼，谦恭和合。这一人文主义精神，使人们追求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使中国成为礼仪之邦。5、儒家强调“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公无私治天下”，反对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这一克己奉公的精神，千百年来激励多少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去为国为民无私奉献。今天，海峡两岸共同弘扬儒学的上述精神，对于两岸的中国人民发扬中华民族的固有美德，以国家统一的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奋进，再创中华民族辉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修平治齐、爱民重民的政治哲理。儒学的政治思想不是毫无可取之处，至少有这样几点我们是可以继承和扬弃的：1、儒学倡导“修平治齐”即欲治国平天下，必须先齐家修身，“正人先正己”，“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思想，是有深刻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是一个恒常的真理。2、儒学的国家“大一统”思想，强调中华民族必须团结统一，中央和地方关系必须理顺，社会秩序必须稳定，并使之建立在合乎正义和法律的基础之上，甚有意义。3、儒学强调“仁与义”，主张“仁者爱人”即爱民，“忠恕”即人道主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尤其是“重义轻利”，不能“见利忘义”，“重利轻义”，而应当在经商活动中重守诚信，官员克己奉公，廉洁守法，这是我们需要发扬光大的。4、儒学强调“重民”和“民本”思想，认为“民水君舟”，“民贵君轻”，蕴含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对待人民的态度事关国家兴亡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哲理。我们与古人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尽管不同，但不修身难正己、不正己难服人、不服人难平天下的道理是一样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实行法制、为民谋利、相互尊重、平等友爱，是中华民族进步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标志。
（三）重农物养、人本至善的经济观。儒学看重“仁德”而轻视“器物”，决定其经济思想先天下足，并与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思想格格不入，这恐怕是明朝中叶后中国科技发展缓慢并导致落后挨打在思想深层的一个原因。但是，儒学的经济观有诸多可取之处：1、儒学重视“农桑”，把它视为“国本”，这与“以农为本”、“农本商末”的传统经济观念和传统经济发展状况有密切联系。但这一思想仍有现实意义，农业在中国到任何时候都是经济发展的基础。2、儒学“天人合一”的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思想，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儒学认为“物养互相长消”是生态法则，“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山林资源“不可胜用”，动物资源“不可胜食”，水资源要有“节制”、“顺时”地开发使用，土地资源要“因地制宜”，不可乱垦滥用。这对于我们当前的经济发展有借鉴意义。3、儒学极为重视“人本”，认为“人者，天地之心也”，“惟人为万物之灵”。人以群分，有道德和智慧，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生产经营的根本，离开人的作用来讲生产经营，讲经济价值，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人性具有善恶两重性，“性可以为善，可以为恶”，经济活动要加强对人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教育，强调道德自律，和谐人际关系，重视人的物质利益，满足人的生存要求，实行文明竞争，杜绝野蛮争斗。4、儒学倡导的“止于致善”思想，包含着“仁”、“忠”、“恕”、“信”、“义”、“智”、“礼”之意，这对当前的生产经营活动亦有现实意义，即“仁者，吾心恻隐之微，而施之天下，则足以保四海”，经济实体要以“仁爱之心”为职工、为企业、为人民、为国家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服务于社会；“忠，诚也”，企业经营在尽心、诚实，把个人与企业、企业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企业分忧，为国家着想；“以己量人谓之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而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搞好协调；“信不欺也”，做人要有信不欺，产品要有信不欺，经营要有信不欺，对顾客要有信不欺，对国家要有信不欺，绝不能道德沦丧，假冒伪劣坑人，坑蒙拐骗害人；“仁义，人之善也”，“义者，宜也”，人要有德性，正确对待物质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关系，不能见利忘义、为富不仁、巧取豪夺、以权谋私；“知人”、“知事”是为智，在有德行的前提下，以高度智慧管理企业，讲究经营之道，而非用心于尔虞我诈的所谓“智谋”；“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经济实体内部文明有礼，尊重员工，对外文明有礼，尊重客户，这实际上是个人德行、单位风貌和民族精神的体现。
（四）有教无类、德才兼备的教育思想。孔子所主张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求仁”、“德治”的士和君子，孟子把“明人伦”即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作为教育目的，这与当代的教育目的不符，应当剔除其封建性的内容。但是，儒学教育思想中有许多积极因素，需要我们继承和弘扬。包括：1、在教育原则上，实行“有教无类”，不分贵贱、民族、种族，均可接受教育；实行“尊师爱生”，教学相长；对教育对象要“因材施教”。这些原则正是我们今天所施行的。2、在教育内容上，以“德教为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把德育放在首位，同时进行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和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使学生德才兼备，以教材安排和教学内容设置为教育目的服务，成为后来教育仿效的蓝本。重视德育和德才兼备的思想，是我们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学校教育中，应当尤为注重和大力发扬的。3、在教学理论上，历来重视对学生进行“立志”教育，教导学生“志于学”，养成“浩然之气”，强调教育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远大的志向，激励学生努力实现崇高理想。这在教学中会发挥重要的激励作用。4、在教学方法上，主张“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注重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提倡循序渐进，“温故而知新”，进行启发式教学，调动学生积极思维。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吸取的精华部分，因为教育不能脱离人民，纯洁的师生关系不应被金钱关系玷污而导致败坏教风的灾难性后果，调动学生的积极思维、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才有利于民族的发展。
综上所述，儒学中存在着许多积极因素，它们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值今日，儒学并非过时，而是我们对儒学的积极因素继承和发扬的还很不够。儒学不等于传统文化，但儒学是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渗透到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并主导着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是海峡两岸文化的根基之一，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我们决不能抛弃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华文化的发展绝不是无源之水，除了需要汲取人类文化精华并将其中国化、认真总结和提炼社会主体在实践中创造的新文化素材或新成果外，还需要不断地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华民族已有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去吸取养分，全面地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并赋予其新的内容。倘此，中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是大有前途的。
注释：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8页。
[②][③]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9页，1967年版。
[④][⑤]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2、753页。
[⑥]《人民日报》1994年1月6日。
[⑦]《人民日报》1994年10月6日。
[⑧]连雅堂：《典礼志》，《台湾通史》第285页。
[⑨]连碧榕：《闻台湾青年杂志发刊喜而有感》，《台湾青年》创刊号，1920年7月24日。
[⑩]黄昆辉：《我国教育政策之历史发展》，台湾《近代中国》，1984年4月版。
(11)《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第2177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4月版。
(12)钱穆：《孔子与论语》，第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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