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这棵文明大树之下——海峡两岸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比较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海峡两岸论文,大树论文,这棵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新时期文坛上的女性文学已经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学景观的时候，一衣带水的台湾岛上也举起了新女性主义的旗帜。今天，在我们对海峡两岸已经定格为历史的女作家的作品予以反观和比较时，不期然地发现在迥然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地域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之中，女性文学所传递出的女性意识，却呈现出了同源分流、殊途同归的发展轨迹。
所谓女性意识，实际上隐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即社会（男性权力话语世界）对妇女的认识和女子的自我意识。近年来，评论界在论及女性意识这个问题时，往往偏重于对后者的强调而对来自社会观念里的女性认识的重视和研究相对不足。女子的全面解放固然要靠女子的经济独立以及自身的心灵裂变带来的观念更新（这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出路），然而，来自男权世界中的男性话语对于女性的压抑和扼制，依然是女性解放、女性意识走向现代化的极大障碍。不管是大陆的女性文学，还是台湾女作家的创作实践，无不反映了历史悠久的男权社会对女子所表现出来的集体无意识的干预。
男人与女人的对立冲突开始于父权制度的建立。以人的物质力量作维系的父权制，通过社会分工的不同，使男女地位成为事实上的不平等。父权制激发了男子的攫取精神，锻炼了其劳动创造能力，使他们成为社会进化过程中人的主体精神的体现者，而女子则无可挽回地在男人的强力优势下退守家庭，在从事人的生产和服务于人的过程中，她们被物化成各种意义上的工具。与这种所谓“夫受命于朝，妻受命于家”的社会分工相对应的是意识形态领域对女子作为“人”的权力与尊严的残酷剥夺。中国历史上儒学的三次兴盛就是通过对女子进行压抑、贬低、监管和控制得以完成的。先秦最早以父母之命剥夺了女子的婚姻自主权；汉代以“三纲”、“三从”、“七出”等伦理教条主宰了女子的人身权；宋儒理学则用“存天理，灭人欲”的训诫窒息了女子的精神和思想。随着男性中心文化体系的确立、巩固和完备，女性形象、女性人格和女性价值被逐渐模式化。一代代女子除了接受这种社会规范并遵循它去限制自己、强迫自己去适应这种既定的处境之外，她们别无选择。女人在男性话语的垄断中失去了自己的声音，陷入了一种病态的忘我境界。所以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她著名的女权主义论著《第二性——女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她一语道出了女性所负载的漫长而沉重的历史制约。
“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1〕一代文化先驱的最初觉醒确立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基本主题，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也是女性文学的必然起点。首先要做一个“人”，要恢复被剥夺了几千年的做人的权利，寻找、呼唤、确立人的尊严、人的情感和人的价值。感应着时代的这种呼声，冰心、庐隐、冯沅君、凌淑华、白薇、石评梅、丁玲、罗淑、萧红等一批现代女作家相继步入中国文坛。她们或以小说，或以戏剧，激情洋溢地状绘了广大妇女的生存困境和悲剧命运，对将女子视为“物”的封建社会进行了峻切、愤怒的揭露与抨击。在她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五四新女性露莎（庐隐《海滨故人》）、英云和淑平（冰心《秋风秋雨愁煞人》）们，也看到了庭院深深中的名门闺秀（凌淑华《绣枕》、《吃茶》、《中秋晚》中的女主角们），还有挣扎在生活最底层的卖草女人（罗淑《生人妻》）和小团圆媳妇（萧红《呼兰河传》）。女作家笔下的这些人物尽管家庭出身、生活氛围、受教育程度等各有不同甚至差异悬殊，却无一例外地承受了生为女人的种种苦痛。她们无计可施无处可逃，露莎、莎菲们在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五四口号下如娜拉般地出走，最终依然没有走出男权社会的阴影。因此，暴露女性的生存状况，寻找女性的生活出路始终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精神支点。
与我们隔海相望的台湾岛上的女性文学的最初形态延续了大陆现代女性文学的创作母题。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气候，50年代初，台湾文坛占主流地位的是“军中文学”，这是服从于台湾当局的政治目的的一种“遵命文学”，但是由于作家的生活经验和心理准备上的欠缺，这种文学很快地便在僵化苦涩的格局中枯萎了。就在台湾文坛青黄不接的时候，女性文学以其纤巧清丽的文学、温婉低回的格调诉说出生为女人的悲戚哀苦，从而抓住了生存机遇。当时的台湾女作家苏雪林、谢冰莹、林海音、孟瑶等大都以女性的视角、女性的人生体验来观照妇女的命运，从爱情、婚姻、家庭等更多的带有女性色彩的角度，通过对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善良女子悲剧人生的揭示与探讨，在控诉封建礼教的同时，突出地表达了妇女要做“人”的强烈愿望，显示了与大陆现代女性文学相通的精神气质。
林海音是台湾第一代女作家。她在五四运动后长大，封建大家庭的生活给她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林海音深切地感受到新旧交替时代在自己心灵上引起的震荡，因此，她出于性别意识对妇女问题投入了较多的关注。她说：“在中国新旧时代交替中，就拿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个里程吧，许多妇女跳到时代的这边来了，但是许多妇女仍然停留在时代的那一边没有跳过来。”〔2〕纵观林海音的作品我们发现她写的几乎都是生为女人的悲剧，来自社会各阶层善良女子的婚姻遭遇，往往成为她的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视点。她早期的作品《金鲤鱼的百裥裙》就表现了在浓重的宗法等级观念的禁锢下一个女子屈辱的一生。金鲤鱼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买来的丫头，后来又被当作传宗接代的工具做了姨太太，但她没有任何地位与权利，就连亲生的儿子结婚时她应穿一条绣有梅花和喜鹊的大红百裥裙的资格也被剥夺了，她死后棺材甚至不能从正门抬出。《烛》则从另一个方面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心理戕害与精神摧残。主人公是一位封建大家庭中的大太太，她严守封建婚姻道德，努力规范自己的言行以符合世人眼中贤妻良母的形象，当丈夫娶了姨太太后，她只能眼睁睁看着丈夫夜夜到“对面的屋子”去，听着那里传来的女人吟吟的笑声，她虽然妒火中烧，但表面上却不得不装做大度与宽容，这位可怜的太太为了得到丈夫一点温暖的呵护，就终日躺在床上无病呻吟，而天长日久的卧床又使她双腿萎缩，最后在瘫痪中孤寂地死去。50年代的台湾封建主义依然十分浓重，从婚姻家庭的角度透视妇女的悲苦命运，使得林海音等等一批台湾女作家的创作不约而同地呼应了五四时期大陆女作家的主题意向。但是，由于时代潮流的限制，她们没有达到后者的深度和力度。台湾女作家只对封建主义笼罩下的妇女命运予以外观描摹，以女性悲天悯人的情怀体察女性人生的诸般痛苦，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多半是低眉俯首、逆来顺受的蒙昧女子，作品大都流露出一种幽怨扼腕的无奈情调。这或许是由于台湾女作家错过了那场具有强大冲击力的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契机，或许是由于创作主体个人经验的相对不足。在她们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新女性冲破封建罗网、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勇敢身影，听不见徘徊在悲剧人生里的那些“焦灼而苦闷的呼问”〔3〕。五四时期的大陆女作家则不然，她们生长在青春激扬的新文化运动之中，在“易卜生主义”的鼓舞下，“她们打破旧礼教的枷锁，昂首走向社会，争取女权，提倡男女平等。”〔4〕她们自然有许多痛苦的经验和崭新的情感急于发表，良好的文学修养又能使她们通过内外视角的交叉运作在作品中生动展示人物丰富驳杂的心理图景。因此，《海滨故人》、《隔绝》等作品中的一个个女性叛逆者形象，才秉赋着特殊的时代命题长留在文学史册之中。
从20年代末到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绝大部分注意力被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时代主潮吸引过去，女性文学倡导的妇女解放问题也无形中消融于革命文学的框架之内。新中国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延续了解放区文学的品格。当女性文学淹没在“无性别文学”海洋之中的时候，台湾岛上正发生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60年代的台湾，社会局势渐趋稳定，经济开始起飞。由于台湾长期孤悬海外，隔断了与母体文化的联系，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均对外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西方的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便乘机而入，并逐渐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根基，这使60年代的台湾岛上空弥漫着一种空虚、迷惘、孤独、失落的灰色情绪。1962年，台湾的青年一代向传统文化发起了一场颇具气势的中西文化论战，“全盘西化”、“现代化”成为风行一时的口号。在这种社会心理的影响下，文学也渐渐走进了充满感官印象、潜意识、梦幻经验的个人心灵世界。这种现代派文学的兴起又带动了一大批女作家如陈若曦、聂华苓、於梨华、欧阳子、施淑青、丛甦、季季等走进文坛。这些年轻的女作家当时大多是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学生，她们接受了高等教育，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借助于现代派艺术把握生活的方式来表现对妇女问题的思考。她们多以城市生活为背景，描写社会转型在人们心灵中的投影。她们注重人物的心理、情绪体验、性变态、梦魇、颠狂、歇斯底里是其普遍的呈现形态。象征、隐喻、意识流、时空交错的结构方式，频繁更换的叙述视角是她们文学审美的主要倾向。如果站在女性文学角度，从这些现代派女作家的作品中，我们会发现其女性意识并没有因为她们艺术手法的更新而增添多少新的素质。以写都市新女性而闻名的施淑青刻划了许多附属于跨国公司、外资企业的女性形象，这些获得了经济独立的所谓新女性，在华洋杂处、中西文化冲撞汇合的社会里，她们的人生目标也只是寻找一棵可以终生依靠的大树，她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希望得到来自男性的庇护，在情、欲、金钱的操纵下出演一幕幕现代女性的人生悲剧。这些都市新女性虽然身处现代商业社会，而其女性意识却仍然停留在传统观念之中。
二
进入80年代后，海峡两岸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呈现出了殊途同归的发展趋势。呼唤真正的男女平等、塑造崭新的现代女性形象，以人的价值的尽可能全面实现作为人生的最终指向，是海峡两岸女作家共同协奏的文学主题。
“文革”十年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深重灾难，其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对人的漠视、扭曲与摧残。当人不再被视为人，而成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时候，极左的包装便束缚了人们的意志和思想。所以“恶梦结束以后，人们迫切需要恢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 ”〔5〕新时期之初的文学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宣泄悲愤、倾吐块垒的突破口，文学在正视“伤痕”的同时，展开了对人的命运、人与历史、人与社会的深刻反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廓清了社会思想领域里的重重迷雾，人道主义的光芒再次照亮了人们的心灵空间。女性意识作为人的意识一部分，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增强，也在沉睡几十年之后再度觉醒。开放的社会环境为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涌入提供了时代机遇，五四女性文学的优良传统重新找到了承传的连接点。这是在经历了由建国至“文革”漫长的“无性别文学”之后，女性意识的回归与张扬。新时期大陆女性文学承载着生为女人的痛苦记忆，却又以崭新的姿态向现代人微笑，她那姗姗来迟的现代女性意识在回应历史的同时又超越了历史。
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广大妇女坐稳了“女人”的交椅之后，她们发现来自男权社会的种种情绪辐射依然在有形无形地干扰着她们的生存处境。男性话语对于性别尊卑的传统并未忘记，大量的隐蔽于惯常生活中的男性中心观念依然是女性意识现代化的一大障碍。《在同一地平线上》里的那位画家丈夫只是把妻子绑在他的战车上，要她为自己服务，而极力反对颇具才华的妻子报考电影学院。《方舟》里的三个职业女性之所以到“寡妇俱乐部”里去“避难”，究其实，也是来自男权社会的种种文化惰性而使然。然而时代毕竟前进了，性别干扰与社会制度的禁锢相比较，妇女们终究还是有了更多的自御能力和自省精神。张洁在《方舟》中借梁倩之口动情地呼喊：“女人，女人，这依然懦弱的姐妹，要争得妇女的解放，决不仅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平等，它要靠妇女的自强不息，靠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识和实现。”王安忆在《金灿灿的落叶》中将一位被丈夫冷落的妻子的心态刻划得饶有意味，当这位妻子发现丈夫移情别恋时也并未哭闹纠缠或自暴自弃，而是反躬自省，她发现正是自己在为丈夫贡献一切的时候失去了自己，停滞了在精神上与丈夫对话的能力，省悟之后她奋起自学，以知识来更新自己，终于重新获得了爱情。如果说《金灿灿的落叶》所体现的女性在婚姻爱情中的自立自强意识是新时期女作家对五四女性文学主题的呼应和延长的话，那么《祖母绿》和《最后的停泊地》则完成了对传统女性文学主题的超越。张洁笔下的曾令儿和张辛欣笔下的那位女编剧在经过了爱情的恩恩怨怨之后，都在事业中找到了她们人生的最后停泊地，也只有在这里，女人和男人才实现了真正的平等。
现代女性意识以其不断丰富的内涵召唤出一个又一个独具新质的女性形象。在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里，人们又不胜惊讶、不胜欣喜地看到了一个青春照人的姑娘孔令凯。她那一句“你不可改变我”生动地、明智地、义无反顾地表现了新时期女性意识的新高度。在年龄上可以作为荆华、梁倩们下一代的孔令凯，已没有母辈们忧心忡忡的瞻前顾后，她潇洒地纷披着长发走自己的路，而不在乎别人对她说什么。她本可望凭着优越的智力考入名牌大学，但天性中的那份热情却使她迷上了服装模特儿的事业，她毅然拒绝了许多世俗的说教，终于在舞台上获得了辉煌的成功。孔令凯的选择既昭示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顺应天性而不计功利的人生理想，同时也说明事业不仅是女性人生的停泊地，而且也只有在事业中女性才能焕发出自己全部的魅力。女性意识的这种新升华与台湾的“新女性主义”也不谋而合地产生了同步共时的艺术效应。
进入7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科技、资本、文化的进一步输入与渗透，台湾的社会秩序愈加解体，这也必然使得台湾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精神面貌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在此期间，经济繁荣的台湾在政治上内外交困，社会情绪又呈现出向传统皈依的趋势。乡土文学因其表现民族的自尊意识而为人们所推崇，新女性主义文学就在这种背景下悄然兴起了。新女性主义集中体现了台湾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所达到的新境界。它充分吸收现代观念，倡导女性的主体意识，鼓励广大妇女从爱情、婚姻、家庭的小天地中挣脱出来，主张“小我之外另有大我的生命”〔6〕。 新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家有曾心仪、李昂、廖辉英、吕秀莲、朱秀娟、龙应台等。
把女性意识中性意识觉醒推向极端的是向男性沙文主义挑战的李昂。根深蒂固的封建道德、社会伦理对女子的奴役、蹂躏和摧残最鲜明地体现于“性”这个极为敏感的区域。前已论及文明社会的进步是以女子物化为代价的，而女子物化的突出表现则是女子被视作传宗接代的工具。时至今日，人们早已明白性与性爱绝非一个纯粹的生物学命题。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任何个人生命境遇中无法剥离的一部分，它负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长期以来，由于封建主义的蒙蔽，无论大陆还是台湾，人们谈性色变，文学也从不敢问津于此。然而，以生存理想作为现代化演进目标的人们总也无法回避这个人生的基本问题，作为人学的文学，更不可能绕过这个人性极为敏感的领域。在70年代人欲横流的台湾，李昂的出现无疑是必然的。这是一个对性、性爱进行持续探讨的女作家，她本人曾解释说，她写性意在“表现旧的制度（即社会）的变形、腐朽和一种新的合理的诞生”。“性”在她笔下是一条探究人性奥秘的线索，是一种艺术的切入点。她的小说集《爱情试验》便集中代表了她不懈地大胆努力的成果。她的代表作《杀夫》曾犹如一枚重型炮弹在台湾文坛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篇小说显示了极为强悍的女性意识。千百年来，男性话语中的女子不仅在政治、经济、观念上患有可怕的失语症，在性生活中的处境更是苦不堪言。女主人公林市在丈夫惨无人道的性虐待下几近崩溃，她终于不堪忍受丈夫的非人折磨，在最后一次遭受强暴后愤而将他杀死。对于林市这或许是下意识的举动，但它却表现了女性向男权社会发出的意味深长的挑战和叛逆。林市杀夫在封建主义依旧浓重的夜空里闪射出一道耀眼的光芒。这篇小说虽然因其性描写过于暴露而遭到一些非议，但却也因此而确立了它在台湾文学中的历史地位。
女作家廖辉英说过：“平心而论，女性在谋生技能、学识基础这些方面绝不输于男从。因此，有些卓拔的女性，必然超群而出。”〔7〕《油麻菜籽》中的阿惠、《盲点》中的丁素素、《一心大厦》中的吕真、《红尘劫》中的黎欣欣、《万里心航》中的张分芝、《自己的天空》中的静敏以及《女强人》中的林欣华等都是新一代事业型女子，她们都是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秉赋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具有东方女性的独特气质又饱尝创业艰辛的现代女性。追求独立、刻苦耐劳、坚忍宽容、洁身自爱是她们共同的精神素质。她们既是在商业社会中呼风唤雨的经营管理人才，又是善解风情、能够营造美好爱情的温柔女子。这些女强人身上寄托了作者们自己的人生感悟和女性的人格理想。
曾心仪、李昂、廖辉英、朱秀娟等以创作实践塑造了许多新女性形象，而吕秀莲则从理论上对新女性主义作了精当阐述：“新女性主义是适应时代潮流，也基于社会需要，以两性社会的和谐与繁荣为终局目标提倡的男女实质平等主义。”〔8〕那么， 究竟什么样的女性才符合她的理论标准呢？“以生为女人自傲，能充分发挥志趣，适度保持自我，负责任尽本分，有独立的人格思想而与男女两性均维持和睦真挚关系的女人。”〔9〕也即不仅要有女人的角色意识，尽职尽责， 同时也要保持人格独立，在男权社会中不卑不亢，时刻清醒地意识到要做为一个现代人的女人。新女性主义使女性文学超越了狭隘的性别观念而获得了丰盈博大的意蕴。吕秀莲还身体力行地通过小说创作来形象地演示她的理论主张。她的《贞节牌坊》提出了全新的贞操观念，她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说：“贞操不应限于两性的性关系。它是每个人对自己尊严的维护与对生活原则的坚持。现代化的贞操观念应从礼教的桎梏中提升为人性的修炼，从被动的束缚转换为主动的操持，更从女性的片面伦理扩充为两性全面的道德戒律。”小说的女主人公蓝青玉不为金钱名誉所动，拒绝了“菲华企业董事长夫人”的荣耀，毅然与清贫的青年医生叶明相爱，并以贞节互勉互期，体现了现代女性的情爱意识。小说驳斥了女人必须为男人坚守贞操的陈腐观念：“如果说贞操是人的第二生命的话，那么，每个人都该为自己所爱的人守贞操”，这无疑是对男女平等的深层理解和阐释。吕秀莲在她的《这三个女人》中又塑造了三个性格、经历皆不相同的女性。许玉芝、高秀如、汪云是中学同学，不同的生活经历使她们形成了不同的个性和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念。“许玉芝拥有世俗艳羡的一切幸福，象午后在一天当中所代表的盛况，只是下午过了便是黄昏，拥抱婚姻而失却自我的女人，别忘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警语！汪云从迷糊的爱情中苏醒，从守寡的哀伤中复活，更从对别人怨怼中自省，虽然她失去了许多，她所抖落的正是阻碍她重生的绊脚石，她的生命其实仍如一天当中的早晨，又长又充满希望！至于高秀如这样的女子，已立而立之人，小我之外另有大我的生命，即使在夜晚，也难掩其满天星斗般的光华。”作品对“小我之外另有大我的生命”的女性生命形式的热烈咏赞，说明台湾女性文学已将女性的自我精神扩张引向了实现人的全面价值的终极目标。《这三个女人》被认为是新女性主义的经典作品之一。
如果把女性文学比做一股潮流，那么在她的流程中也出现过曲折和逆流。80年代的中国大陆由于改革开放，社会机制在很不规范的状态下开始震动起来。落后的生产力与解放了的思想观念之间的巨大反差，使社会情绪普遍的浮躁而愤激。各种缺乏制约的竞争不仅加剧了生活的无序状态，而且也刺激了潜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各种欲望。迅速觉醒的女性意识与滞后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历史错位，使思想敏锐的女作家在时代的焦灼感之外，又往往多了些婚姻家庭的不幸。知识女性的角色意识紧张，常常使她们的作品蒙上一层愤世嫉俗的激越色彩。在她们笔下，我们看到了言行粗野的女公共汽车售票员，也看到了那些怀揣着美好理想而又忍不住用脏话来发泄心中愤慨、在寡妇俱乐部里吸烟、调侃的知识女性们。评论界曾不无遗憾地指责这种女性文学的“雄化现象”，然而这并非是女性文学的误区，当社会尚不能为妇女实现全部价值提供相应的条件（物质的和观念的）时，女性意识雄化实际上是一种带有悲怆意味的异化式的抗争。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女性文学和女性意识在阶段性的扭曲之后，仍要走向本真的自己。
在台湾，特别敏感的政治气候和特别繁荣的商业经济，为言情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机缘。因为这类文学题材既可以疏离政治，又能够迎合大众的文化消费心理，所以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台湾文坛上出现了红火惹眼的“琼瑶现象”，琼瑶在她的40余部小说里，以风流儒雅的笔致为人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但是，她作品里的那些美丽、纯情的女主人公虽然生活在现代社会，却很少表现出现代人独立不倚的自审意识，她们的喜怒哀乐好象永远纠缠于爱情之中。因此，无论多愁善感的作者如何煞费苦心地变幻其情节内容，她笔下的女性意识却总是在过去的记忆里徘徊。琼瑶小说可以在商业社会里名噪一时，却很难为文学史家所看重。
结束语
海峡两岸不同的政治背景、经济形态、地理环境、文化氛围的综合运作，使女性文学在不同的时空下呈现了不同的生存样式，但共同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又使大陆和台湾的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演绎出了大致相似的“人——女人——人”的螺旋式发展轨迹。女性文学是整体人类文化构成中的一种集体经验，她们既承载着社会总体文化的符码，又秉赋着特殊性别意识的文化信息。女性意识的发展前景并非是走向无性别的抽象意义的人，而是将女性的主体意识融入人类的客体意识之中。作为世界性文化现象的女性文学，她们的努力方向应该是一致的，即以女性自己的手笔，以科学的成熟的女性意识写出那既属于女人又属于男人的世界。海峡两岸的女性文学，最终都是从这里走向整个人类。
注释：
〔1〕《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2页。
〔2〕夏祖丽：《重读母亲的小说·自序》， 见潘亚暾主编《台港文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页。
〔3〕〔4〕《茅盾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年版， 第476页。
〔5〕《周扬的近作》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
〔6〕吕秀莲：《这三个女性》， 见王淑秧著《海峡两岸小说论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
〔7〕转引自《红尘劫》中《〈红尘劫〉作者与作品简介》， 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8〕〔9〕吕秀莲：《新女性主义·序》，见张承意《8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管窥》，《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