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绩效及其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体制论文,绩效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种合理的经济体制，都应该是能够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以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来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经济体制。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为什么会选择相似、相近、甚至相反的经济发展道路，这除了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体制基础和传统观念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经济体制的绩效或者说经济体制的结构中优化资源配置的组织方式与制度安排的认识方面存有异议。这种认识上的不同，在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往往会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前途。因此，正确评价经济体制的绩效，把握国家在所有制关系上的演化过程，对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市场经济体制的结构模式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国家干预经济的目标、范围、手段和方式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因而各国经济体制的绩效孰优孰劣也不可能一个统一的评价尺度。为了更好地阐明共同规律在不同体制下的具体表现，我们采用模式比较法，在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前提下，围绕所有制与决策方式、经济运行调换方式、企业地位及其组织形式、国家经济职能及作用形式等问题展开分析。
（一）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美国市场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把国家干预和调节与国家计划加以区别并拒绝国家计划。在美国执政者看来，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的市场调节，是为了克服市场调节产生的经济周期性的波动，是对私有经济的保护；而国家计划则扩大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是对私有经济的背叛。美国的经济中，生产的集中与垄断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它的企业系统由三部分组成，即以五六百个大寡头垄断的工业企业为核心，周围是一大片中型企业，边缘是许多小型竞争性企业。国家在经济上依赖垄断企业，但同时对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加以限制，这主要体现在反对垄断企业之间订立价格协定，防止从垄断价格中去获取垄断利润，保护在同一产业中一定数量的企业的存在。在美国人的经济思想中，完全竞争才能带来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即使在垄断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仍要尽可能创造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否是，经济发展就失去了外在压力，就会阻止技术的进步和效率的提高。
诚然，美国经济体制还存在许多反效率的问题。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发生过6次以上的经济衰退，其经济发展极不稳定； 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悬殊很大，至今仍有近1／10的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其税制只能减弱而不能真正消除分配中的不公平；巨大的政府赤字在美国经济中成为一个突出的难题，引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各项经济政策都面临着困难选择。用克林顿的话说，美国经济是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但不是一个理想的资本主义经济，美国经济的发展将要求更多的“社会主义成分”而不是相反。
（二）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在以艾哈德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按照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构建的市场模式是：（1）鉴于德国的卡特尔垄断组织对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 国家必须建立监督竞争的制度，以维护建立在自由价格构成基础上的供求关系和真正有效的竞争。（2）吸取德国通货膨胀的教训， 国家应建立社会福利制度，通过税收措施和直接的资助补贴来调节收入、以保证社会公正和均衡。因此，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个性自由、社会公正、经济效益和市场秩序，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既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又不同于第三帝国时期统制经济的独特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这套理论与实践使德国经济发生了奇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 德国的通货膨胀率虽然没有达到理想的2%的指标，但年均通货膨胀率只有3%，是所有西方国家中最低的。
在经济计划体制上，德国的经济计划是一种行情性的计划，中短期计划较多，计划机构是财政部，国家一般不对国有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德国国有企业比重不太大，主要由联邦财政部实行分权管理，采取国有民营的经营方式；在社会供给与需求上，强调实现供求均衡，反对通过国家强力去人为地维持供求平衡，而是国家创造正常的市场秩序由市场自由竞争来实现。
（三）日本的计划市场经济模式
日本的计划市场经济模式，是在产业经济学的国家计划调节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在选择市场经济的模式上，既吸取了自由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难以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教训，又吸收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管理取得的成功经验，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引入客观计划调控，建立了计划调节的市场经济模式。
战后，日本一直推行“官民混合经济”，即“民间企业和以通产省为代表的政府的紧密合作”的经济体制。日本的计划调节范围，虽然也是市场机制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地方，但“官民混合经济”的干预体制，使计划调节开始渗透到社会再生产内部。正如保罗·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在《比较经济体制学》中所作出的评价，日本经济是一个发展速度非常高的市场经济，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协调地运用相当传统的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和其他一些不那么传统但很可能非常重要的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被投进一个开放的经济结构里，这是一个存在着强大的国家作用及有限的计划作用的市场经济。
（四）印度的资本主义市场模式
现代印度市场经济是由国大党和它的领袖圣雄甘地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创建的，他们把印度自诩为“民主的社会主义”，而实质上仍然是复杂的、混合的资本主义市场模式。它强调自身的传统、意识形态，主张走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但又带有殖民主义的烙印。在它的法律中，有明显的英国法律的影响，在它的计划中，又受前苏联计划经济的影响，而它的种族等级制度和宗教传统又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从20世纪40年代独立以后，印度经济发展反复曲折，一段时期搞国有化，一段时期又推行私有化，近几年在世界经济大潮的驱动下，它也在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印度的经济体制带有浓厚的费边主义社会主义的色彩，如建立计划经济；银行、工业和土地国有化；取消工资之外的所有私人收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社会主义对印度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成为一种对付经济困难的手段，而不是一种长期稳定发展的目标，在经济出现困难时，国家就加强对经济的干预，而在经济发展顺利时，国家就放任自由经济。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重点是解决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过多的问题，主要是放松许可证的管理政策，放宽价格、汇率、利率方面的限制，旨在形成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这十余年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工农业生产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
从整体来看，印度是一个欠发达的发展中大国，其经济发展基本上是政府控制下的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从体制来看，令人感兴趣的是印度试图把民主与发展结合起来，建立把投入引导到追求生产率的经济体制，将成为印度当前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演化与绩效
当经济体制在世界发展的严峻考验下经历变化的时候，它们都将面临着许多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挑战。在西方国家里，我们正看到一个时代的结束，基本上是无指导的福利和混合经济时代的结束，出现了一个新的、有指导的或有领导的混合经济的时代；在各个大的发展中国家或贫穷国家，都已经着手或者意识到调整经济的计划而使经济结构市场化，中小企业获得了更为灵活自由的发展，生产经营者的自主权受到重视，特别是对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效率有了全新的认识。
（一）政治与经济驱动下的经济体制的演化
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以社会特征的变化为其重要内容的，这些变化与体制的变化相互影响着，一个时期的制度革新会给下一个时期带来好处。天然资源、技术、文化的发展对于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含义，由此决定了各个国家在选择自己的经济体制时会采取不同的方式，甚至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1.国有化，主要的驱动力来自国家政治需要的考虑。一般来说，一个国家不论国家政体的性质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其建国初期，恢复或振兴经济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推行国有化，以此来巩固政权、恢复经济秩序、维系社会安定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英、法、德、奥、日等都先后有步骤地、大规模地推行国有化运动，其中成效卓著的当首推法国，直到1990年，法国能源部门的总产值69%是国有企业提供的，在金融机构中90%的存款、84.8%的贷款、97.2%的国际金融业务由国有金融机构所掌握，国有企业基本上控制了全部钢铁、铀矿以及大部分化学、电子、公共工程等部门，在国有化阶段，国家经济的体制结构比较单一，生产部门高度集中，节约了经济振兴的经济成本，但同时也抑制了市场自由竞争机制的功能发挥，经济体制的政府主宰意识尤为明显。
2.私有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判断主要是受经济效率、效益原则驱动。实施私有化的政策动力在于：力求提高企业的效率、效益；减轻国家财政补贴负担；刺激民间投资和吸引外资。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如今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以私有化为标志的国家经济体制有着广泛的市场。1988年，法国社会党在大选中获胜，积极推行私有化运动，1993年6月，法国总理巴拉迪尔提交议案，要求对21 个国有大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在意大利，反腐败运动后的社会大动荡加速了私有化变革。西班牙、瑞典、奥地利、比利时、爱尔兰、希腊、挪威、葡萄牙以及土耳其都制定了私有化计划。尽管如此，我们还无法为私有化运动乐观，因为私有化运动的前景尚不明朗，虽然有时候私有化最成功的国家，正是那些经济效益良好、有竞争力的国家，但在美国、俄国以及广大的非洲地区，把私有化完全渗透到国家经济体制中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实际上，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实行私有化，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实行职工股份制的“私有化”，或实行社会公民拥有股票的人民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决非纯粹意义上的私有化。
3.集体化，既是一国政府从政治上寻求公平的考虑，同时也是从经济上追求效率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集体化是体现社会公平与效率相兼顾的重要途径。集体化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基础，政策的驱动力在于：中国属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就业压力大，每年约有300 万人需要就业，与此并存的是国有企业2000万在职失业队伍，需要大力发展城乡集体经济来解决上述压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排除了全盘私有化和“一大二公三纯”的计划经济的老路，通过集体化来实现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从发展的趋势看，我们的目标是市场取向的改革，而集体化比国有化更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要求实行自由企业制度，以体现产权自由化、管理民主化、分配市场化，集体企业以由职工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民主管理、自我积累与发展等为特征，正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特别是改革中涌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制度就是这种集体化经济发展的最佳实现形式，它既受到我国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欢迎，也是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走向集体化的有效选择。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绩效
分析市场经济体制的绩效，就只有分析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的经济业绩，由此必然带来这样的问题，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所取得的经济业绩中到底有多少是由体制因素带来的。一国经济成绩的取得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其中不少因素与经济体制并没有关系。因此，我们只能从经济增长、经济稳定性以及收入分配等方面入手对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实绩作出分析。
1.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情况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都是私有制国家，但它们的队伍已不只有少数几个传统资本主义国家，还增加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美国经济学家保罗·R ·格雷戈里按西方统计口径曾经对16个以私有制为基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资料进行了整理，从其整理后得出的数据中，可以得到这样几个结论：（1）在经济增长的总趋势上， 市场经济国家具有很大的一致性。16个市场经济国家1950—1980年3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4.72%（未加权），其中20世纪50年代为5.0%，20世纪60年代为5.5%，20世纪70年代前期为3.9%，后期为3.4%。从反映平均数指标代表性大小的标准差来看，20世纪50年代，16国年平均增长率为5.0%，标准差为1.53；20世纪 60年代前期年平均增长率为5.5%，其标准差为1.19%；20世纪70 年代前期年平均增长率为3.9%，其标准差为1.45。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变化与经济增长率变化大体相同。1950—1980年30年间16个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41%（未加权），其中20世纪50年代为3.7%，20世纪60年代为4.45%，20世纪 70年代为 2.78%。（2）尽管在总体趋势上各国的经济增长率都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但就某个时期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增长又具有一定的不平衡性。比如作为战败国的联邦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较其他各国要高。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为7.9%，联邦德国也达7.9%，而同期16国平均增长率为5.0%。20世纪60年代前期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0%， 后期为12.2%，远远高于同期16国平均水平5.5%。相反的是，像英国、 美国这样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年平均增长率除个别时期外始终低于整个资本主义国家未加权的平均增长率。如20世纪50年代，各市场经济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为5.0%，而同期美国为3.3%，英国为3.3%。20 世纪60年代各市场经济国家年均增长率为5.5%，则美国为3.85%，英国为2.55%。（3）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土耳其、 印度等国尽管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有时也高于16国的平均水平，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则几乎一直都低于16国的平均水平。这显然是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口增长快分不开的。
2.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稳定性。经济均衡稳定运行是任何一类经济体制所要追求的又一个经济目标。因为经济失衡、不稳定不仅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而且还直接造成本来就有限的资源的浪费。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制在实现经济均衡、稳定的“能力”上是不一样的。
值得指出的是，同经济增长一要，影响经济稳定性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些方面尽管属于非体制因素，但对经济稳定与否也起着很大作用。下面，我们就从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情况、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等几个最主要的宏观指标出发，分析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1）经济增长的波动情况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几乎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奉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观点，反对国家干预和控制。在这种传统的市场体制下，经济增长呈现出周期性的“大起大落”剧烈波动的特征。从18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性过剩危机开始，每隔8—10年危机就要发生一次， 那么，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国家干预和控制的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又呈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具有明显的波动性：①从总的趋势上看，战后30多年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从战争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段可谓是经济迅速增长或高速增长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特别是1974 —1975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后就进入一个缓慢增长或低速增长的阶段。 而在这两个阶段内部，经济增长率又有小的波动。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周期性与过去的经济周期性相比已有了很大的不同，无论是在周期的时间、经历的阶段以及周期的表现上都具有新的特点。②在表现形式上，经济衰退虽然被认为是增长率下降，但这些经济衰退中主要的仍是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或总产量等绝对量的下降。③从经济增长率波动的程度来看，战后的经济波动已不如战前严重。
（2）失业率波动情况。 就业和失业人数及相应的就业率和失业率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通常当经济扩张，增长率上升时，就业率提高而失业率下降；相反当经济衰退，增长率下降时，就业率下降而失业率上升。因此从失业率指标的变动可以显示出宏观经济活动的波动情况，使我们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运行稳定性程度的高低。如前所述，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波动具有较为明显的周期性特点，而且经济衰退仍主要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等绝对量的下降。1948—1952年是战后世界经济的第一次衰退时期，衰退首先从美国开始，美国的工业生产连续下降12个月，下降幅度为10.5%，失业率达7.9 %。1949年，全国失业人数达492万人，直到1950 年美国侵朝战争开始才有所下降。1955—1957年，各市场经济国家同时进入了战后经济周期的一个高涨阶段，失业率普遍下降。20世纪6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又进入了衰退中，美国由于侵越战争的扩大和升级，经济处于“战争景气”之中，失业率1965年仅为4.5%，而1969—1971年的经济衰退中， 美国经济增长率连续14个月下降，工业生产下降了8.1%，失业率为6%， 1973 —1975年，美国工业生产更是下降了13.8%，失业率也急剧上升，1975年美国的失业率为10.2%。1979—1982年衰退中，美国1982年11月的工业生产指数比最高点降下了12%，同期美国官方公布失业率高达10.8%。
（3）通货膨胀率变动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通货膨胀还只是个别国家和短暂时期内发生的经济现象，但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金本位货币制度的崩溃，通货膨胀便成为经常发生的一种普遍现象。持续的通货膨胀特别是恶性的通货膨胀不仅直接给经济生活带来不稳定，而且还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因此，任何一种经济体制下通货膨胀尤其是高通货膨胀率都被认为是不良现象，被当成是经济运行不稳定性的重要标志。从战后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看，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情况呈现出这样几个特征：①在总体上存在较强的物价波动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由于战争的破坏，各国通货膨胀都十分严重。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随着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通货膨胀趋于缓和。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又趋严重，但由于政府积极加以干预，到了20世纪80年代通货膨胀再次趋向缓和。②如果我们把主要市场经济国家20世纪70—8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其通货膨胀率加以对比，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在1973—1975年经济衰退之前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互为消长的关系。除英国之外，其他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相对地都比较高，而通货膨胀率则相对较低。但自1977年以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率都下降了，但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并未下降，相反都大大提高了。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石油冲击”的作用，同时也与这些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所采取的货币政策、赤字财政政策有关。为此，进入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市场经济国家便相对应地采取一套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货膨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通货膨胀的程度较20世纪70年代有所缓解。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1982年以后先后走出了滞胀，通货膨胀率到1986年下降到较低水平，但经济增长速度都十分缓慢，高失业率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失业率反而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3.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市场经济无论是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还是现代的“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在收入分配上都具有如下几个共同的特征：（1）财产所有权参与分配过程。 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分配是按资分配，换句话说其收入是和资本多寡以及资本效率成比例的。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只能以工资的形式取得自己出卖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或价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因财产权产生的收益也始终存在，而且就是作为全民所有财产的代理者的国家，也必须尊重企业的财产收益。因此，只要是市场经济，人为阻止财产权参与收入分配就不仅不必要，而且也是有悖于客观经济规律的。（2 ）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实现分配。在市场上，所有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必须通过出售自己的产品或提供服务而取得经济收益。而所取得的经济收益是多是少，则要根据市场所给予的评价。收入分配的实现实际上也是依靠市场机制包括价格、供求和竞争等一系列机制的作用来实现的。比如，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其报酬的取得及高低就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价值的高低；同时，也要受制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状况。通常劳动力价值高，其价格也必然会高。而当劳动力供不应求时，其市场价格更会高于其本身价值，反之则低于其价值。同时，由于市场上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要素又是自由流动的，因此作为供求双方必然存在着双向选择关系。劳动力要选择按效率支付报酬的生产经营单位，而反过来作为生产经营单位也要选择效率高的生产要素，选择劳动能力强的劳动者。由此，这种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实际上是遵循效率原则，围绕效率这个中心展开的。资产获得的是按其效率分配的资产报酬，劳动获得的是按其效率分配的劳动报酬。也就是说，按照生产要素对生产经营过程的贡献大小支付报酬，（3）从现代市场经济来看， 收入分配已不仅仅只有微观层次的市场分配，而且还有由国家进行的宏观层次的收入调节。这种收入调节过程作为客观经济的组成部分，其着眼点是整个社会的宏观利益，协调全社会的经济利益关系，以保证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因而其出发点和核心只能是公平原则。如果要讲效率的话，那也只能是全社会成员在公平感的激发下积极工作的整体效应，也就是在社会公平基础上的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平感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从这两个层次分配的关系上看是相互分离的。很显然，两者混在一起如将价格补贴、福利收入等都同工资混在一起，其结果必将有损于效率原则的贯彻。这就是说，市场对收入的分配过程是前提，国家对收入的调节过程则是在微观分配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两个过程的分配又分别遵循不同的分配原则，前者遵循的是效率原则，后者遵循的则是公平原则。这两个过程在动态上实现一种纵向式的统一。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公平”往往主要是被当作为“资本”面前的“公平”而不是“劳动”面前的公平。因此，如果从收入均等程度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显然要大大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如美国占家庭总数5 %的最富有的家庭，其人均收入是其余95%家庭人均收入的13.3倍；10%的富有家庭人均收入是其余90%家庭人均收入的7倍。而显然， 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扫劳分配是主要分配方式，因劳动产生的收入差别毕竟有限，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又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政府可以通过征收累进税或社会服务等宏观调节指标对分配发挥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作用。
三、中国经济体制的创新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是制度选择上的创新行为，这种创新无疑带有中国特色。一般地说，体制过渡的类型有三种：渐进性的、渗透性的、强制性的。渐进性的体制过渡是对现行体制的修改或更换，是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结构有某些无法实现的潜在福利机会的情况下出现的。比如在现有的经济技术和可供支配的资源状况既定的条件下，只要改变体制结构的某种安排，便可将潜在的福利释放出来。我国的农村改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农村经济体制结构中并不添加新的体制要素或技术要素，也没有发生大的结构变动，只是将现有土地的使用权和剩余产品的交换权下放给农民，农民获得了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自由选择权。渗透性的体制过渡是在不改变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总体框架的基础上，添加市场经济体制的要素，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新体制的结构和体制渗透带来的福利。这种类型的变迁最具过渡性质。在初期，旧体制本能地排斥新体制的加入，当无法排斥时，就出现了一种“并存”的态势，然而并存终究是暂时的，两种体制因素的对峙不可避免地会被相互之间日益加强的联系所取代。强制性体制过渡是由政府的命令或法律规定来实施的。它的起因，可以是因为旧体制自身已无福利可言，也可以是为了社会利益结构的重新安排，还可以因为非经济的其他体制发生了某种变化。作为一种公共选择，强制性体制过渡必须有足够充分的选择理由，并要求在这种没有弹性体制的过渡中，社会及其成员能够承受某种暂时的压力和损失。我国目前的体制过渡很难与上述三种类型直接对应，从一定意义上讲带有综合的性质。这种综合的性质具有下述特点：
1.渐进性的过渡由国家来推动。尽管一些体制变动所产生的效率和福利几乎是绝对的，也不能形成普遍的个人或组织行为。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一项有关体制变动的行动往往是由严密的行政信息系统执行的，具有强烈的统一性和刚性特征。纵观我国十几年来的改革历程，每一项具体的体制变动都首先得到了国家的认同，并通过各级政府来推动。
2.渗透性体制过渡不能从旧体制母体中成长出新体制。由于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说是排斥市场经济体制的，以价格双轨制为核心的普遍的双重体制并存，始终没有很好地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即使两种制度硬性结合了，也是拼凑性的，而不是渗透性的。渗透的结果不但没有出现新体制，反而强化了旧体制，表现为计划经济的结构更加牢固，体制载体所费的成本越来越高。大家现在终于取得了共识，渗透性体制过渡不能从旧体制母体中成长出新体制，进而放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选择，转向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3.强制性过渡往往在过程中变形、减速。虽然我国的体制改革总是由政府行为来推动，但经过由上而下的层层传递，政策的效力被地方政府、企业或个人以“各取所需”的方式化解、变形，人们几乎是本能地保护旧体制所给予的福利，寻找新体制与旧体制的利益结合点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我国经济改革的总态势来看，是在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但由于旧体制的强大惰性和改革的许多领域不配套，特别是来自政府、企业和文化等方面的障碍因素，离我们所设计的市场经济新体制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有些障碍因素在短期内可以改造为积极因素，为缩小改革成本作出贡献；有些障碍因素在短期内则很难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有经济难以主动转化为市场经济的主体，采取了被动流失的形式。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就不能搞私有化，但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已经给国有企业改革留出了很大的余地。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想把国有经济同市场统一起来，实际上总是不尽人意。承包制只负盈不负亏，股份制初期出现巨大投机而且变形；国有企业即使资不抵债，其资产也不能抵押变卖，债务无法清偿，一遇到经济紧缩，就会出现债务链条，导致整个经济萧条。这就阻碍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
第二，分散化的权力进入市场，阻碍市场的规范化，产生腐败和通货膨胀。改革以来，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已经演变为地方和部门控制的“诸侯经济”。各国有单位在分散化行政权力的支持下进入市场；与私人企业不同，半改革的国有企业有了投资权与经营权，却没有硬的预算约束；地方投资越大，物价越高，越可以从其他地区获得好处，而把通货膨胀转移过去；计划贷款额度限制不了地方经济扩张和中央财政赤字，形成双向逼迫货币发生的“倒逼机制”。这就是高速度和通货膨胀的体制根源。有的学者总以为在通货膨胀条件下进行改革可以比较隐蔽地进行利益转移。只要是适度的通货膨胀，对于容纳经济高速度是有好处的。但问题在于，通货膨胀往往控制不住，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即有加速度发展的趋势；恶性通货膨胀对于广大居民而言是一种剥夺，并使改革进程中断，甚至丧失已有的成果。另一方面，当计划与市场衔接不好时，腐败就成为沟通计划与市场的机制。从集中的计划经济过渡到分权经济，应该说是在渐进改革前提下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形式，正因为腐败和钱权结合具有在双重体制并存条件下沟通计划与市场的社会功能，所以这种非经济行为屡禁不止。很明显，改革发展的阻力与既得利益的阻碍有直接关系。
第三，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阻力。文化对社会进步和制度选择的作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事实表明，文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它自身的范围，成为体制过渡中无时不在、无时不起作用的因素，其作用程度与范围比经济、政治、法律更广泛、更深厚。所以，从广义上看，市场经济是一种文化选择，这种选择无法避免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一方面，我们应该研究传统文化为什么能够很容易地吸纳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并自觉地完成理论的“扬弃”和“同化”过程，将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到一定的高度，这种传统文化在哪些方面与市场经济是冲突的，是不是还会发生将市场经济变形后生出一个文化“怪胎”现象。另一方面，过渡时期的文化革命既要求文化与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相协调，在文化冲突中有选择地吸引外来文化，又要继续保护和发展已有的文化进步成果，使之处于萌芽状态的市场经济文化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真正的社会力量去规范人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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