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御览》所记“多言何益”三则略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论文,多言论文,三则略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Z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63（2011）02-0087-04
《太平御览》卷第三百九十“人事”部中有一则载录，内容是关于墨子的：“《墨子》曰：子禽问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虾蟆蛙蝇日夜而鸣，舌干擗，然而不听；今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时也。’”[1]这段文字为明“道藏本”《墨子》所未见，毕沅注《墨子》时将之归入“佚文”属，并在“擗然而不听”句后注：“一引作‘口干，而人不听之’。”[2]孙诒让撰《墨子间诂》，又另作案语两条，一条是在“子禽问曰”后：“疑当作‘禽子。’”一条是在“蝇”字后：“当作‘黾’。”[3]658事实上，在《太平御览》卷第九百一十六“羽族”部和卷第九百四十九“虫豸”部里，还有两则载录，与卷第三百九十的相近。卷第九百一十六“羽族”部：“《墨子》曰：子禽问曰：‘多言有益乎？’对曰：‘虾蟆日夜鸣，口干，而人不听之；鹤虽时夜而鸣，天下震动。多言何益乎？”[4]314卷第九百四十九“虫豸”部：“《文子》曰：禽子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虾蟆蛙黾日夜恒鸣，口干舌擗，而人不听；今观晨鸡，待旦而鸣，天下俱动。多言何益？唯言之时也。’”[4]572那么，这三则载录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对于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又该怎样理解和认识？笔者就此拟略作探析。
一、三则载录之间的关系
从表面看，卷第三百九十与卷第九百一十六的载录只是文字稍有差异，说明其可能分别源自不同的本子，这当与《太平御览》的编撰方式有关。据《四库全书·太平御览原序》载，该书乃由李昉等十四人于太平兴国二年共同受诏开修，至八年始成[5]。在编撰的过程中，各人所见本子不同，抄录下来的文字自然也就会有所差别。这是很正常的事。但问题在于，除个别地方外，卷第九百一十六的载录与唐欧阳询所编《艺文类聚》卷第九十“鸟部上”之“鹤”条中的记录几乎完全一致：“《墨子》曰：禽子问曰：‘多言有益乎？’对曰：‘虾蟆日夜鸣，口干，而人不听之；鹤虽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乎？’”[6]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能找到的最早记录。尽管仍无法断定其是否直接抄自《墨子》，但由于“唐人所见《墨子》尚不甚残缺”[7]，因此，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而《太平御览》卷第九百一十六的载录则又可能直接抄自《艺文类聚》，因为根据《四库全书·太平御览原序》的记述，《艺文类聚》乃编撰《太平御览》时的重要文献来源之一。当然，还有另外的一种情况，即《太平御览》卷第九百一十六与《艺文类聚》卷第九十中的上述文字均出自《墨子》同一版本，至于前者卷第三百九十的载录，则出自另一版本。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表明至少到宋代时，《墨子》还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版本流传，而上述于“道藏本”《墨子》中未见的文字，在这些版本中仍有保留。这为研究唐宋时期《墨子》的版本流传情况，以及《墨子》其书本身都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和资料。依此推断，王应麟《玉海》引《中兴馆阁书目》云：“《墨子》十五卷，自《亲士》至《杂守》为六十一篇。”[3]650而“道藏本”《墨子》仅余五十三，再亡八篇，上述于《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有载、“道藏本”中却消失的文字，或许便包含在这佚失的八篇里。
有意思的是卷第九百四十九的载录。与卷第三百九十和卷第九百一十六的相比，其最大不同点在于题首标称引自《文子》，而非后者的《墨子》。但笔者遍查今本《文子》，皆不得见。由此蠡测，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可能有三种：一是校勘不精或刊刻失误所致；二是转抄自《墨子》、《文子》以外的其他书；三是《文子》某处旧注，引《墨子》为文，宋以前版本中有，《太平御览》录之，后脱落，故今本无。关于第一种情形，由于缺乏更多文本性的原始、确凿证据，暂不论。关于第二种情形，已不可考。现在说说第三种情形。孙以楷先生在《文子与墨子》一文中指出，文子与墨子的思想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一方面，“老子的有些观点确实是通过文子传达给墨子的”；另一方面，“墨子曾问于文子”，“是文子影响了墨子，而不是相反”[8]。《太平御览》卷第三百二十二“兵部”：“《墨子》曰：墨子为守，使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胜者，以强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9]这段文字，显然不属于《墨子》本身，而是以其《公输》篇里所记载的“止楚攻宋”故事诠释或论证老子所云“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的蕴义和道理的。既然可以借《墨子》书中的事迹材料述《老子》，为什么就不可以引《墨子》中的原话来申《文子》呢？况且，《墨子》原文既可存在于其本书之中，也可因转引摘抄之故，而保留、呈现于其他书中，二者并不矛盾。就此而言，《太平御览》卷第九百四十九的载录对卷第三百九十或卷第九百一十六的作为《墨子》佚文或许还有侧证作用。
二、所载对话中存在的两个值得推敲之处
不过，如果将卷第三百九十、第九百一十六和第九百四十九的三则载录细细比对，就会发现，其文字内容本身也存在一些值得斟酌推敲之处。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
首先，发问者到底应该是“子禽”还是“禽子”？在今本《墨子》里，没有以“子禽”为人物称呼的记录。提到“禽子”9次，分别是《所染》篇1次、《备高临》篇1次、《备梯》篇4次、《备穴》篇1次、《备蛾傅》1次和《杂守》篇1次，指的都是禽滑釐。称为“子禽子”的有1次，见于《耕柱》篇，指的仍是禽滑釐。综合判断，这里的“子禽”当为“禽子”（或“子禽子”），孙氏案语有理，从卷第九百四十九及《艺文类聚》卷第九十。“禽子”、包括“子禽子”，即禽滑釐。
众所周知，禽滑釐是墨子亲传弟子中最出色的一位，《庄子·天下》篇甚至将之与其师墨子齐称①。孙诒让作《墨学传授考》，收录含墨子亲传弟子在内共计39人，禽滑釐名列冠首[3]707。方授楚《墨学源流》考墨家“钜子”制度，认为：“此必墨子生前所已有，彼本人必为第一任当然钜子。以禽滑釐在墨家地位之高，如非卒于墨子以前，则禽氏必为第二任钜子。”[10]按常理来说，作为墨子对之“尽传其学”的首席门生，禽滑釐与墨子之间的交流应该是非常多的。但从今本《墨子》看，其与墨子之间问对情况的记录虽见于《备高临》、《备梯》、《备穴》、《备蛾傅》和《杂守》各篇，但内容全部属于军事方面。而集中记载墨子言行事迹及与门人弟子问对情况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诸篇里，则只有两处提及，且都是一带而过、点到辄止：一处是在《耕柱》篇，因高石子去卫事，墨子召禽滑釐发了一通感慨和议论，禽滑釐本人未见有任何话语[3]432-434；另一处是在《公输》篇，墨子告诉楚王，自己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做好迎敌准备，迫使楚王彻底放弃了攻宋的念头[3]488。纵观这些资料，给人的印象是，禽滑釐可能的确对军事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在墨子的悉心指导下，培养起了出众的军事才能，所以，墨子才会将率众“护宋”的重任交付给他。由此推断，其与墨子之间的交流也许更多地以军事为主，但要说仅只局限于“守城之具六十六事”[3]707-708，别无余它，未免令人生疑。事实上，在刘向《说苑·反质》篇里，就有一大段关于“锦绣絺紵，将安用之”的对话，主角正是禽滑釐和墨子[11]。此外，根据《备梯》篇有关禽滑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3]541的记述分析，禽滑釐可能是个不太喜欢“多言”的人，面对整日汲汲奔走于天下、不停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却遭到诸多非议和诘难、不被当政者见用的师父墨子，问出这样的话来，也在情理逻辑之中。
其次，在墨子所作答语的末尾，是否当有“唯其言之时也”（或“唯言之时也”）一句？从墨子所说的整段意思看，应该是有的。以卷第三百九十为例，禽滑釐问的是“多说话有用吗”（“多言有益乎”），如果墨子的回答仅仅是到“多说话有什么用”（“多言何益”）便结束了，语意显犹未尽。因为，墨子将“虾蟆蛙蝇日夜而鸣，舌干擗，然而不听”与“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两种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目的，就是借物喻人，以此教导禽滑釐，言不在多，关键是要把握好“时”。举“虾蟆蛙蝇日夜而鸣，舌干擗，然而不听”，是为了说明光“多言”是没有用的；由“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得出“唯其言之时也”的结论，才是墨子最终真正要向禽滑釐表达的核心含意，是墨子整段话语强调的重点与精髓所在。
三、载录所反映出的墨子思想
在今本《墨子》中，关于“言”的论述有不少。如《修身》篇的“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3]10、《鲁问》篇的“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3]475-476、《非命》诸篇的“言有三表”（“言之三法”）[3]264-286、《天志》中篇的“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3]208、《贵义》篇的“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3]442、《耕柱》篇的“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3]432等等，涉及“言”的形式、内容、准则以及与“行”的统一等各方面。这里，墨子又提出了“言之时也”的观点，值得重视和研究。
此处所谓的“时”，按照笔者理解，有知时、因时、顺时、适时之意。“言之时也”，不仅是指“为文学、出言谈”须审时度势、选择恰当时机——鹤于夜间鸣叫，此时万籁俱寂，所以声音显得格外响亮；更应紧扣时事、切合现实，做到既富于及时性，又有深度和力度——雄鸡待旦而啼，不仅声音悠扬清脆，更在提醒人们黑夜即将过去、黎明就要来临，教人心向光明与希望。《公孟》篇云：“今夫世乱，求美女者众，美女虽不知，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3]451，《鲁问》篇云：“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3]474，体现的都是这种“因时起述”、“据时为辞”的思想。
《淮南子·要略》篇指诸子之说皆由救时弊而生，墨家亦不例外[12]。在《非乐》篇中，墨子曾明确指出，不是不知道美味可口，不是不知道音乐动听，不是不知道雕梁画栋壮丽夺目，不是不知道高楼玉宇住着惬意舒服，但在当前民生尚有三“巨患”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情况下，为政者就绝不应该孜孜追求这些奢华享乐之事，而应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如何治理好国家上[3]251-263，实现“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3]200的目标。墨子的这一思想，贯穿于其提出的各项主张中，“非乐”如此，“尚贤”、“尚同”、“兼爱”、“非攻”、“天志”、“明鬼”、“节用”、“节葬”以及“非命”等也都是如此，都是紧紧围绕和针对当时天下的情形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墨子的学说主张既是现实主义的，也是“现时主义”的，二者共同构成了其为言立论的底蕴和基本出发点。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在宋人潘自牧所撰《记纂渊海》中，也有两段与《太平御览》卷第三百九十相类似的抄录。一段出现在其卷第六十三（即“言语部”）的“多言”条：“虾蟆蛙
日夜而鸣，舌干擗，然而人不听之；今鹤经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时也。”另一段则出现在同卷的“言不徒发”条，除开头多一“子”字外，其余则完全相同[13]。两段均明确标记出自《墨子》。这是不是可以作为宋时《墨子》中，仍有与《太平御览》卷第三百九十或卷第九百一十六所载相近甚至相同之文字的又一证据呢？
收稿日期：2010-10-12
注释：
① 《庄子·天下》篇：“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釐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循，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