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淑琨[1]1999年在《公司治理、及其与公司管理的系统化模型和实证研究》文中提出从公司治理的产生来看,包括公司治理结构和市场治理机制的完整范畴,但由于西方的研究是在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假设下展开的,所以在西方大多数关于公司治理的文献中,涉及的都是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范畴,而对市场机制的改善则关注较少。也就是说,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公司治理理论存在一个隐含的假设前提,即市场是相对完善的。而且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公司治理理论,由于缺乏对企业的系统考察,它割裂了与公司管理的内在联系,忽视了公司管理在公司治理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产权、委托代理或机制设计等几个方面。与此不同的是,本文采取的切入点是公司治理和管理的系统化,突破了仅仅局限于公司治理的经济学视角。公司管理关注的是如何最有效地实现企业的目标,而公司治理则是确保目标的实现过程符合各相关主体的利益。我们首先通过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的重新界定,进一步澄清了理论界对公司治理存在的概念模糊问题,构建了公司治理模式的一般框架。这有助于分析公司治理的内在机理,以及不同类型的公司治理模式间的相互变迁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它深化了公司治理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对当前世界上主要的三种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其间的相互转化关系。另外,从创造财富的角度,探讨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并由此引出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需系统化的基本理由,建立了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系统化模型,初步勾勒出了未来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协调发展的趋势。这对于发展公司治理理论和管理理论,将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我们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不像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制度选择,它首先必须突破计划经济模式的阴影,重新塑造企业的市场概念和市场环境,企业的治理和管理模式都需要重新构建。其次,在上述的理论框架下,对中国企业改革的历程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改革直到今天仍然在进行的工作,乃是企业的市场化概念的重塑过程,逐渐由产品的市场化向要素的市场化过渡;并进一步对中国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表明中国企业改革的三阶段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之间的失调引起的。再次,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实证分析和公司治理与管理系统化的案例分析,反映出: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之间的相关性基本与理论分析相一致,但缺乏有效性,其原因在于缺乏与之相匹配的公司管理模式;中国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公司治理和管理之间的相互协调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最后,在综合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中国未来公司治理模式的目标选择和相关政策性建议。为中国公司治理模式采取与公司管理系统化的发展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
杜亚灵[2]2008年在《基于治理的公共项目管理绩效改善研究》文中认为目前,我国正处于公共项目投资与建设的鼎盛时期,但其绩效水平普遍不高,如何有效地改善公共项目管理绩效一直都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课题。传统的公共项目管理绩效改善普遍采用管理学范式的方法,而本文试图论证项目治理是公共项目管理绩效提高的根本性动因,并从这一崭新的研究视角来探讨如何实现公共项目管理绩效的系统化、科学化改善。为此,本文运用文献综述研究、理论逻辑分析、问卷调查及数据统计分析、借鉴和学习成熟模型和理论等方法,主要对以下几方面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1.基于公共项目的契约本质、项目治理理论的研究进展以及公共项目治理的特殊性进一步完善了公共项目治理理论框架:界定了公共项目治理的本质和定义,解答了“为何要治理(Why)”、“由谁来治理(Who)”、“治理什么(What)”及“怎样治理(How)”等问题,并对公共项目的善治及其实现进行了试探性分析。2.重新界定了公共项目管理绩效的概念,并将其影响因素归纳为可控的和不可控的两类,前者包括治理和管理两大范畴,是本研究需要关注的部分;论文通过检索大量文献获得公共项目管理绩效的评价指标和影响因素及其排序,并据此设计调查问卷以鉴定企业型代建项目管理绩效的关键评价指标和影响因素。3.引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SCP范式从理论上分析得出公共项目的G→M→P关系;之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60个企业型代建项目的真实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实践检验了公共项目的G*→M→P关系,并得出其具体作用路径。由此首次系统论证了治理对于公共项目管理绩效的积极作用,从而形成与原有项目管理方法的互补。4.对传统的基于管理的公共项目管理绩效改善方法进行优化,从而提出了公共项目管理绩效过程评价与持续改善模型;将其合理应用于基于治理的公共项目管理绩效改善之中以实现公共项目治理水平的系统化改善以及评价与改善的紧密结合。本论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基于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公共项目管理绩效改善研究》(70772058/G0209)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锦阳[3]2002年在《转型期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的关联：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世界经济正处于大的调整过程中，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公司治理体制的根本转型。转型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这样一个转型大背景之下，中国企业出现了各种问题，集中体现为国企经济绩效的不如人意。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的关联研究，对于剖析公司治理作用机制并改革和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分析和解决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促使我国企业顺利转型而言，具有主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融合企业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和创新理论等理论范式，进行了如下研究工作： 第二章首先对公司治理及其与公司绩效关联的理论起源作了追溯。对企业理论、能力理论等有关理论的回顾和分析表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能理顺企业经济关系(特别是产权关系)，通过为公司管理提供激励机制，提高资源配置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文章接着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作了介绍和评析，认为需要进行修正，组织内部的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纳入治理结构来实现权益，而组织外部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宜通过战略管理来考虑。该观点为本论文后面的治理结构和文化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后，本章对董事会结构和职能研究作了介绍，为后面的测度研究打下了基础。文章还就我国理论界和企业界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作了综述，指出目前存在两个焦点，一是治理结构变革，二是传统文化的变革，本文指出：在公司治理正式制度的变革同时，既需要与文化创新同步进行，也需要适应既有的文化环境特征。 第三章初步建立了公司治理及其与公司绩效关联的理论体系。首先界定了公司治理的制度本质，探讨了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在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内在关联，从而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制度性范畴体系。本章接着分析了公司治理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并探讨了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特殊地位。此外，论文从动态和发展的角度，归纳和预见了董事会的三种职能，这三种的职能发展相应导致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作用模式的变更，从纵向授权，到纵向授权与横向职能交叉。最后，通过理论剖析和案例分析两种方式，证明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的内在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影响资源的供给和配置方式而实现的。 第四章从非制度因素出发，探讨文化环境因素对公司治理及公司绩效的作用和意义。第一节概述了文化的有关理论，指出：第一，文化与制度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存在着内在关联；第二，企业家(创始人和高层管理者)对组织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第三，组织文化是可以管理的，其方式是通过文化融合，对人的行为进行激励和约束；并对企业文化的分类及其指标作了探讨。本章第二节论述了文化因素对公司治理模式的影响，指出从静态看，正是文化的多样性造成各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多样性；从动态看，文化的变迁及其滞后性导致各国公司治理模式出现了危机。最后，借鉴Hofstede的评价框架，对我国文化特征作了评价，指出其面临的创新挑战。 第五章主要研究了转型期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特征。文章认为我国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主要存在四类治理模式：老三会体系主导型、新三会体系主导型、新老体系结合型、以及新老皆弱型，上过四种模式存在政府、企业家和董事会三类主导主体，并以企业家为主体最为普遍。理论分析和结合经济指标比较表明，新老结合模式是当前适合我国国情的转型模式，最优的转型轨迹为老三会模式一新老结合模式。但基于我国新兰会运作体系的不规范性，必须强化董事会的治理职能，董事会主导的新三会规范治理模式作为国际规范模式，是我国企业转型的最终目标模式。为此，在转型期既要强化董事会等正式治理制度的监督和控制作用，又要结合现有的文化支撑体系，发挥传统文化中的优势部分，以实现顺利、平缓过渡。 第六章借助于 SPSS刀统计软件包，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问卷调查和资料分析，结果表明：公司经济绩效、创新绩效与股权集中度相关，创新绩效与企业的文化类型相关；公司周边绩效与党、工参与程度正相关，表明党工组织的参与有助于企业周边绩效的提升，但周边绩效的作用趋势与经济绩效相反，表明我国企业大都未能利用好利益相关者价值。以上实证研究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与创新指出方向，尤其是党工在短期内参与的重要性。 基于统计分析方法存在的局限性，第七章应用系统动力学模型作进一步研究，通过仿真，重点解决如下三个问题：治理机制对公司绩效及长期发展的影响；文化制度支撑环境对公司绩效及长期发展的影响；以及治理机制与文化支撑环境之间的协调匹配关系。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的关联机理研究；＊）转型期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研究；臼）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关联的测度与统计检验。
闫凌州[4]2015年在《科技政策执行力研究》文中提出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日益突出,以支持和鼓励研发活动为主要职能的科技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大面积兴起,公共管理部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科技活动的全过程。科技政策执行力是判断政府部门支持和服务科技活动效率的重要标准,随着我国进入经济增长战略转型、产业发展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围绕科技政策执行力进行深入研究,对于科学评价公共管理部门对科技创新的干预能力,大力挖掘政策潜力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论文系统综述了当前有关制度、政策、执行力等相关文献,结合演化理论、复杂理论,运用随机效应分析和结构方程等实证研究方法,重点从内涵、影响因素、生成过程、演化机制等方面对科技政策执行力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首先提出科技政策执行力的本质属性、构成要素和主要特点;其次从实体因素和非实体因素两个层面构建了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影响因素架构,并探讨了不同因素间的关联性;第三是提出科技政策执行力的三阶段生成过程及生成动力;第四是从单项科技政策和科技政策体系两个角度分析了其执行力的演化机制。综合来看,本文最重要的创新点在于:首次提出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基础模型和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构建了科技政策执行力的生成和演化过程模型,同时将计量经济方法纳入执行力研究的工具范畴,突破性的尝试从单项政策和政策体系两个层面进行了实证分析。文章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结合起来,分别运用随即效应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天津市科技政策执行情况。结果显示从单项政策来看,天津市财政科技计划政策针对少量项目强力投入并不能带来执行力效率的显著提升,而拓宽支持范围,让更多企业获得资助能够更好的实现政策功能;从科技政策体系来看,天津市科技政策能够较好的嵌入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政策间协同效果明显,形成较强的执行力。最后本文进一步对未来科技政策执行力的研究重点进行了展望,提出六项值得重点关注的领域,分别为科技政策执行力复杂性演化模型的构建、执行方行为规则的探讨、科技公共治理理论的引入、执行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分析和界定、地域性差异、以及更加详细的量化分析。
陈套[5]2016年在《中国创新体系的治理与区域创新治理能力评价研究》文中认为建国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快速发展,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隐性层次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科技成果供给与经济发展需求出现结构性错位发展。科技成果用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且动力不足已成为不争事实。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各国通过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出台创新政策来系统化配置创新要素,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功效。事实上,据OECD的监测,绝大多数国家并未实现既定目标,出现了创新主体争夺资源、创新政策问的断链甚至对立、资源配置效率低等问题,产生了“系统失灵”。我国也通过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潜能,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结果面临相似的状况,创新体系更多停留在各创新主体的功能叠加上,未形成系统功效。在深入分析创新体系的“失灵态”诱因时,发现创新体系多元主体未能有效参与创新体系的治理,政府一元管理模式和现有科技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创新体系的发展。通过拓展公共管理理论在创新体系中的运用,用治理的理念、理论和方法对创新体系进行管理,正成为发达国家理论研究上的热点,从科技创新管理向创新体系治理转型成为发展主流。论文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框架和思路。即创新体系的治理是什么,为何要进行创新体系的治理,国家和区域的创新体系如何治理,依靠什么治理,区域创新体系的治理现状和治理能力如何,治理效果如何,治理的走向在哪?具体来说,首先梳理了创新体系的概念和内涵,综述了文献关于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创新体系治理的研究等。随后,在第三章论述了从科技管理到创新治理的发展演化,回答了创新治理的必要性,阐述了从科技管理向创新治理转变的发展必然性,即创新体系为什么要治理。比较分析了科技管理与创新治理的理念、结构、工具、模式和机制,研究了创新治理主体的驱动机制,从动力层面提出了创新治理的路径选择。第四章研究了我国创新体系的治理与创新治理体系建设。着重解答的是国家创新体系如何治理,提出了一个创新体系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结合创新治理理论和国外的创新治理实践经验,框架性地提出了我国创新治理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建议。第五章研究了创新体系治理的重要工具即创新政策(创新决策),构建了多元创新主体的决策参与矩阵分析框架。解答了创新体系依靠什么治理如何实现治理参与,即在治理语境下创新体系的治理规则或主体的决策参与。第六章论述了区域创新治理体系建设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了区域创新体系如何治理及治理走向。总结分析了我国区域创新治理体系建设的发展和不足,分析了区域创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影响因素,研究了区域创新治理体系建设和现代化的路径。第七章对区域创新治理能力结构特征与发展演化进行了组合评价研究,系统研究了区域创新治理的能力和水平。结论表明：我国区域创新体系治理能力总体偏弱,且发展不平衡,两级分化较为严重；创新体系治理能力与区域的科技、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正向关联性；创新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推动系统演化需要有内外因共同作用；创新体系治理能力的“四力”结构与治理能力出现非同步演化特征,“四力”的强弱发展不均衡。第八章以两种视角下的实证研究了区域创新体系治理的效果。本章以创新体系的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的视角和公共科技服务绩效水平的视角,从两个方面实证研究了区域创新体系的治理效果。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和回顾,提出了研究的发展展望。
马君[6]2008年在《企业绩效考评系统内在设计机理研究》文中提出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介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后现代转向”时期。与传统工业社会强调物质生产比较,这个时期显示了对人性的回归和个体差异的尊重。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的裂变和快速扩散,对人的行为模式和企业行为模式均带来了极大改变。企业为顺应消费需求升级和个性化诉求以及外部网络化竞争的需要,有效的管理必须凝聚企业所有管理者和员工的注意力与行动方向,指向一个最终目标——为顾客创造价值。但是现实中企业管理却面临着因管理的复杂性、管理的不确定性和管理的不可确知性给组织要素的适配与协同带来的挑战。因而如何实现组织和谐与匹配是当前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关注的热点问题。现实中的组织冲突多源于员工工作自主要求与组织不合时宜的控制之间对立。在知识工作的背景下,如何在正式科层权威结构下实施充分授权,让员工发挥自我管理功能,迫切需要找到平衡之道。另一方面,如何在一个要求灵活性和创新性的授权时代有效地施加控制和影响,不至于使组织、团队和个人偏离企业发展初衷,也迫切需要找到平衡支点。管理的这种“雅努斯情结”(二元特征)要求企业必须权变而艺术地运用组织规则和策略,实现组织肌体的动态和谐与健康发展。在企业管理程序中,绩效考评最能体现组织的控制意愿,企业的战略意图往往通过绩效考评系统设计来推动部门和员工实施,并通过评估来追踪战略实施效果。正因其控制性,一直以来绩效考评成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阿吉里斯的脚后跟”而倍受争议。如果操作不慎,不仅不能实现组织控制和纠偏的愿望,反而可能会伤害员工绩效,导致内部动荡,束缚企业发展。现实企业实践中,“绩效主义毁了索尼”、“华为员工非正常死亡”等案例引发人们反思高绩效企业文化背景下应该如何权衡绩效与工作动机、绩效与承诺、绩效与员工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在上述背景下,研究如何通过有效的绩效考评系统设计与开发,加速(而非遏制)员工组织社会化进程(即接受组织的价值观,努力实现组织对自己的期望)来持续提升员工绩效;在规约员工行为的同时又不至于因绩效控制而束缚他们的创造力、降低职业成就感,以此推动组织可控性(稳定性)与灵活性(适应性)平衡,是个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选题。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在理论层面上探讨企业绩效考评系统设计的构成维度及其对工作绩效的作用机理;从实证角度研究企业绩效考评系统的目标设置维度、正规化(控制性)维度、过程公平维度以及层级性维度是否对员工工作绩效具有显著的预测力;同时研究在特定的组织情境下,组织结构维度(职位层级、任务结构、人力资本水平)与关联性维度(规模、生命周期阶段、文化取向)与绩效考评系统设计维度的交互作用,对员工工作绩效具有怎样的调节作用。旨在对上述问题的理论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力图突破现有绩效考评理论与实践的迷思,更好地挖掘绩效考评的实践意蕴,指导企业创建卓越而高效的绩效考评系统。本文的研究思路沿着理论探讨(文献梳理与理论模型构建)、实证分析(量表设计与假设检验)与管理应用三个部分展开。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首先,鉴于绩效考评理论与企业实践存在诸多模糊认识和争议,本文首先运用元评价技术,通过对企业绩效考评系统的嵌入情境、分层结构、耦合机理、构成因素的前因后果的分析和评述,讨论了绩效考评中的心理过程和社会化趋势,分离出有效绩效考评系统设计机理的四个构成维度。其次,基于机制设计理论,从合约的不完备性和重复博弈视角,构建了三种情境下的企业最优绩效考评系统设计的理论模型(IAPM模型),来研究其内在形成机理及其对员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应不同的组织情境存在不同的理论上的最优绩效考评模式设计,这对于挖掘员工价值隐性驱动因素,实现组织绩效的最优帕累托改进十分有益。再次,通过理论模型的映射,提出本文的概念模型,衍生研究假设;通过变量定义与测量、假设检验和结果分析,得到如下实证研究结论:1.绩效考评系统设计主要涵盖目标设置、正规化、过程公平和层级性四个维度。而组织的结构性维度和关联性维度与绩效考评系统设计的四个维度存在一定交互效应,因而企业在设计绩效考评系统时,必须考虑不同的员工人力资本水平、职位层次、任务结构(工作的程序化程度)、文化取向等情境因素,作出统筹安排。2.针对任务结构明确,工作程序化程度高的员工(部门或业务),如从事生产一线或常规化、标准化工作的部门或员工,适宜采用较高控制程度的绩效考评系统模式——结构完整,严格执行,注重数据和分析,重视绩效指导、沟通与辅导。相应的人力资源政策是指导与培训,轮岗,职位丰富化、能力多样化培训,定期工作分析等。3.员工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重要,所从事任务结构的程序化程度越低(如从事决策、研发、市场开拓等较高不确定性活动的关键员工与部门等),越需要降低绩效考评的正规化程度,增强考评系统的弹性。具体的做法是弱化绩效控制,对工作内容的安排保留较高的弹性应对空间。相应的人力资源政策是引入模糊评价法,鼓励团队合作,授权,培养内企业家精神,尝试股权等创新激励模式。4.目标设置维度对员工绩效的预测作用没有得到支持,说明企业在绩效考评中想通过设置目标传达组织期望时,必须重视员工参与、反馈、自我效能感、任务策略、满意感等变量,他们对目标和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或中介)作用。5.绩效考评过程具备形式正当性、互动建设性,以及结果合理性,对提升员工工作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特别是员工在企业中的作用和地位越重要,提高他们的程序公平感知,会导致较高的工作绩效。但是过度关注企业能力本位和竞争性激励制度设计,追求分配公平,会对员工的关系绩效产生消极影响,不利于员工利他行为和亲组织社会行为的发挥。6.文化取向调节绩效考评系统正规化程度与工作绩效的关系。水平-集体主义文化(HC)强调共同目标和社会性,不轻易服从权威,因而适宜采用较低程度的绩效控制模式;垂直-个人主义文化(VI)类型强调任务导向和游戏规则,则要适度提高绩效考评系统的正规化程度,引致高的绩效产出。7.企业规模与绩效考评系统正规化维度的交互作用对员工绩效的影响不显著,说明不同规模的企业在绩效控制方面并没有显示出显著的差异。企业生命周期则显示出与正规化维度显著的交互效应。说明不同发展阶段的绩效控制程度存在差异,企业应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权变地选择绩效控制程度。优秀企业成长历程中的经验得失构成了推动绩效考评系统不断优化设计的实战主线。最后,本文运用上述研究结论对现实企业绩效考评实践案例进行了具体的应用和发展。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从选题角度看,目前对绩效考评系统内在形成机理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且多从某单一维度研究绩效考评系统设计对员工绩效的关系,也没有考虑具体组织情境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角度从绩效考评理论和实践的争议性切入,通过理论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系统化地探讨了特定组织情境下的企业绩效考评系统构成维度及其对员工绩效的影响。本文体现了多学科视野,研究内容涉及战略管理、组织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社会学、心理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相关知识。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实证研究与规范分析兼顾、理论探讨与案例分析相结合;严格遵循Bulmer及Uma Sekaran等人提出的实证研究要求,并力求突破传统技术路线窠臼,增加了理论建模和管理应用两个内容。在技术手段上主要运用SPSS13.0和AMOS7.0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具体包括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保证变量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借鉴学者Aguinis倡导的调节多元回归法,以及双因素方差分析对本文的假设进行验证。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第一,IAPM模型构建。在传统机制设计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变量——贴现率,在满足员工参与约束、激励相容约束的基础上增加一项承诺约束,使传统委托-代理模型变得动态而权变,并据此分离出三种情景下的绩效考评系统模式及其与员工绩效的关系模型(IAPM)。模型从理论上证明,社会控制和自我约束能够降低增加规范控制的必要性,因而在企业和员工中建立信任和情感机制,有利于降低绩效考评的控制程度。同时通过绩效考评这一驱动引擎,有利于挖掘员工创造力、组织凝聚力、团队协同力以及组织文化的软支撑力等隐形价值因素,推动企业在更高层面上进行价值创造。第二,引入远端变量来研究特定组织情境下绩效考评系统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更深入地研究了绩效考评系统的内在设计机理,并最终构建了一个企业绩效考评系统内在设计机理模型(IMDM)。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要根据不同的职位层次、任务结构、人力资本水平、文化取向等情境因素,在绩效考评的目标设置、公平感知、控制强度以及层级设计等方面加以有机整合,权变地设计绩效考评系统,才能真正发挥绩效考评系统战略导向的功能。第三,在方法上,本文开发了企业绩效考评系统设计维度测量量表(PASD Scale),在信度和效度上均满足测量学的要求。量表基本涵盖了企业绩效考评系统设计的原则要求,为未来研究绩效考评与其他组织结果(如员工满意度、组织承诺等)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本文在实践上的贡献在于:具体研究了不同组织情境下的最优绩效考评系统设计类型,并给出了设计绩效考评系统需要关注的主要维度及其对应的组织情境;同时,对我国企业绩效考评系统设计的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企业倾向于采用高绩效控制手段,具体考评模式与组织情境不相匹配,因而无法实现员工绩效的帕累托改进。本文还就借鉴美国EEOC(公平就业委员会)的做法,在劳动立法方面引入绩效考评制度给出了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总之,本文是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通过理论模型推演和实证检验,旨在通过对绩效考评系统内在设计机理的揭示,研究影响和制约企业绩效考评系统设计的关键因素,以期在实践层面上指导企业构建高效的绩效考评系统,发挥绩效考评系统的战略导向和行为引导功能,以此推动和谐劳动关系的创建,催生高绩效工作系统和高组织承诺的员工。
史明坤[7]2009年在《分类监管下我国证券公司风险监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证券公司面临资本市场及外部条件与自身行为能力两方面风险的共同作用,所有风险都与各主体行为密切相关,既要分析外部环境和客观条件变化造成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又要分析主体行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等产生的风险。现有理论方法侧重研究外部不确定变化事物的风险的产生和防范等风险控制管理技术,本博士学位论文则用博弈论、行为金融等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针对所处的现实环境,着重分析论证中国证券公司的行为风险和提升风险监控水平的途径,主要探讨以下几点:(1)推广和深化对风险类型与成因的分析,明确界定行为风险的含义和特征,考察偏离理性和规范的行为导致的资本市场不确定性等影响因素和证券公司风险产生的行为原因;(2)利用分离均衡、信号显示、投资行为偏离等动态博弈和行为金融理论的有关概念和模型方法,重点探讨分类监管条件下证券公司行为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成因和风险监控的博弈均衡策略选择;(3)对证券公司总体的风险监控水平与关键影响因素、行为变量的相互关系等进行案例研究、计算模拟和经济计量相结合的综合实证分析,进一步从提高行为能力角度提出有效监控和防范风险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建议。所得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的证券公司必须增强内部风险监控意识,重视合规管理工作,全方位地加强自身行为能力建设,并与合理选择应用风险控制管理的技术方法相结合,这是符合当前分类监管要求和长远发展目标、提高风险监控水平必要的有效的可行途径。
齐晶晶[8]2010年在《创新型经济圈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圈是一种带动国家经济发展重要的空间形式,创新是提高经济竞争能力和促进经济增长最关键的因素。创新型经济圈的发展是经济圈内创新网络的发展,这种网络内的创新模式可以较好地对环境变化做出相应的反应,并且可以更快更经济地重新配置资源,从而降低了各种不确定性,增强了技术创新过程的可控度,减小了创新的难度和风险。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对于经济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经济学和实证研究的角度,但从创新经济学的角度对经济圈进行系统研究则显得较为匮乏。知识经济时代条件下,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所以对创新型经济圈的系统研究不仅可以推动经济圈经济发展模式由传统的要素推动模式向以科技创新集聚拉动模式的转变,而且有利于以创新型经济圈为支点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和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按照创新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利用创新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创新型经济圈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深入研究了创新型经济圈的构成要素,分析了创新型经济圈的区位条件、创新主体、创新网络及其知识交流机制,综合这四个方面构建了创新型经济圈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国内外经济圈的比较分析及对我国环渤海经济圈的实证研究,提出了推进我国创新型经济圈构建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七章：第一章导论,主要分析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相关研究的理论综述、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和有待深化研究的内容。第二章研究了创新型经济圈的特点及其结构,在明晰创新型经济圈含义的基础上,对其形成的动因、条件、功能以及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第三章是创新型经济圈的区位研究,分别对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及其在创新型经济圈内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第四章对创新型经济圈的创新主体进行分析,分别就主要创新主体的作用及其与创新型经济圈的关联机制进行了研究,并且从组织创新的角度分析了它对创新型经济圈的影响。第五章分析了创新型经济圈的创新网络,本章在对创新型经济圈创新网络形成的动因、条件、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创新型经济圈创新网络的结构,并对其内部产业发展进行了研究。第六章研究创新型经济圈的知识交流机制,本章深入地研究了知识交流机制的内涵和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对知识交流机制与创新型经济圈的知识创造,知识交流机制与创新型经济圈的创新网络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第七章分析了中国创新型经济圈及其构建,论文以纽约大都市经济圈、伦敦大都市经济圈、东京大都市经济圈为例,分析了它们成功的经验,并且从实证角度分析了我国环渤海经济圈的创新能力,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创新型经济圈进行构建并提出了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1、本文对创新型经济圈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认为创新型经济圈以一个或多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为核心,其他城市为腹地,它是区域范围内联系紧密、受相同或相似的制度和文化影响、具有一定产业发展形式或规模的多个相邻经济地域的组合,这种创新型的组合要求圈内各个创新主体以知识交流为载体,协调互动发展,构建经济圈内的创新网络,促进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社会创新等,从而提高经济圈内的软实力和硬实力。该定义强调了经济圈内创新主体以创新为目的就知识进行良好的协调互动,丰富了创新理论,深化了对创新网络的研究,推动了创新经济学的发展。2、本文对创新型经济圈的各个创新主体及其与创新型经济圈的关联机制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在创新型经济圈内,相关的创新主体不仅需要在城市内部进行良好的互动与合作,而且需要在城市之间以知识为纽带,以创新为目的进行联系,这是创新型经济圈创新网络形成的关键。该观点强调了经济圈内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为创新型经济圈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3、本文认为贯穿于经济圈创新网络内的基本行为机制是知识交流机制,知识交流机制不同于知识转移和知识扩散,它包括新知识的产生、新知识的扩散、创新的产生和创新的产业化一系列的过程,知识交流机制贯穿于创新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量的变化是个非线性的变化过程,它的作用和发展促进了创新的产生,推动了创新型经济圈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该观点丰富了现有的知识创造理论,推动了创新理论的发展,为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陆江平[9]2007年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创新组织的结构特征研究》文中指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简称KIBS)是指那些显著依赖于专业性知识，向社会和用户提供以知识为基础的中间产品和服务的公司和组织，其创新活动已成为目前研究的一大焦点。服务创新区别于技术创新，因而承载创新职能的创新组织亦存在显著差别。本文聚焦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组织结构特征这一问题，对服务创新组织结构维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进行深入分析，试图得到不同KIBS背景下创新组织结构的典型特征。服务创新包括概念、过程和界面创新等内容，与技术创新相比，服务创新的范畴更广，同时也有更高的顾客互动要求，反应到创新组织形式上，为非正式化程度高，多以项目团队形式存在等；反应到结构上，则为控制机制的自我监管化，互动界面的开放化、延伸化等。认识到这些本质特征，本文在借鉴创新团队结构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以自我管理性、相互依赖性、边界渗透性三个维度来刻画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创新组织结构特征。“结构决定行为”，创新组织结构通过创新交互行为这一中介变量作用于创新绩效。创新交互行为依据其“任务——社交”维度倾向又可以划分为任务性交互和社会性交互两个因子，分别对绩效产生影响。考虑创新组织绩效的循环延续性，本文除了考察创新的标准性绩效之外，还将成员在创新活动中的获得性绩效(满意度、知识和技能的提升等)纳入考察范围。另外，权变组织理论为本文探寻有效的控制变量提供有力的依据，按照Sundbo对服务业开发方式的描述，本文将研究对象极端地划分为定制化KIBS和标准化KIBS两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KIBS开发方式这一创新组织背景要素有效地区分了不同的创新组织结构特征。在定制化KIBS企业背景下，结构的自我管理性和边界渗透性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创新组织表现为高度自我管理与边界渗透的结构特征；而在标准化KIBS企业背景下，仅自我管理性水平表现出对创新绩效的显著影响。一方面表明，自我管理性是服务创新组织所共有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在定制化KIBS企业中，创新活动要求高程度外部互动的特征。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最后总结本研究的结论、不足以及今后研究展望。
吴淑琨[10]2001年在《1997—1999：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公司治理也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公司治理作为一个领域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公司治理问题都将会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以信息技术、知识积累和知识共享为特征的组织的兴起,各种资源的稀缺性发生了相对转移,进而对原有的企业内在和外在的基本构架提出了挑战。以美英为代表的外部监控模式因为人们对市场监控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而迫切要求进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以日德为代表的内部监控模式又由于其经济发展战略和企业制度难以适应国际国内市场的冲击而要求重建;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家族监控模式在前不久的金融危机中更是摇摇欲坠。公司管理关注的是如何最有效地实现企业的目标,而公司治理则是确保目标的实现过程符合各相关主体的利益。我们首先通过对公司治理的理论渊源进行了阐述,把公司治理定位于如何确保企业财富的创造以及保证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制衡。在此基础上从文献和理论分析的角度对公司治理的主要机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中国自1990年建立上市公司以来,已经初步形成了公司治理的框架体系和制度结构。但是上市公司的治理以及具体的经营过程所表现出来的诸多问题,又说明中国的上市公司治理方面急需完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确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十六字方针。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并没有给出详细的回答。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谈到要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对涉及到公司治理层次的重要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要求。但什么是公司治理?什么是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迄今为止尚未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给予解答。建立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的主要部分是针对中国上市公司1997年到1999年的公司治理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一章到第三章属于公司治理的理论分析部分,主要是对公司治理的起源,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以及公司治理的主要机制进行了阐述。第四章则是建立在股权结构的基础上,对总经理的报酬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利用上市公司1999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调整后主营收入与总经理报酬的显著性正相关;结果同时也显示出尽管调整后ROA与总经理报酬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缺乏显著性,这说明关于总经理报酬与利润绩效正相关的假设是不成立的。国家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HERF指数均与总经理的报酬呈显著性负相关(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负相关不显著),而且从第一大股东到前十大股东的显著性依次降低;法人股东持股比例则表现出与总经理报酬显著性正相关。从交叉反应来看,第一大股东、前五大股东、前十大股东和法人股东持股比例以及HERF指数越大,总经理年度报酬与调整后主营收入之间的关联强度就越弱,这说明我们关于这些变量的交叉反应假设是成立;而各个回归均显示出股权结构对调整后ROA与总经理报酬之间的关联强度无显著性相关。第五章是对董事会的独立性(以非执行董事比例衡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此外也对影响董事会独立性的因素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1999年非执行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得到了检验,而在1997年的数据基础上的研究结论表明两者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出近几年我国上市公司在治理机制方面有了进步。另外,结果还揭示出大股东(除第一大股东外)的存在有利于提高董事会的非执行董事比例,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非执行董事比例是负相关的(这主要与第一大股东大多数是国家有关系)。行业对公司非执行董事比例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作为内生性的治理机制,非执行董事比例与两职状态表现出较好的一致性。第六章则通过对影响两职状态的因素以及两职状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分析,表明国有股与两职状态正相关,与假设相反。法人股比例与两职状态显著性负相关,股权集中度与两职状态的负相关在边际意义上成立,但缺乏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非执行董事比例与两职状态负相关,1999年的回归系数尽管为负,但缺乏显著性,但1998年和全部样本的回归系数呈显著性。负债率与两职状态缺乏显著性负相关,但模型结果显示董事长年龄与两职状态显著性负相关,这意味着董事长的年龄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选择两职分离。然而,结果并没有反映出两职状态与公司绩效呈显著性相关关系。第七章对我国上市公司总经理更换的原因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公司上一年绩效越差,越容易导致总经理的更换;HERF指数、非执行董事比例、两职状态以及总经理距退休年龄的年数等变量均与是否更换总经理无显著性相关;但从交叉反应看,在边际意义上总经理距退休年龄的差距越大,在公司绩效差时越容易发生更换;当绩效较差时,股权集中度越大,总经理发生更换的可能性亦就越高;当绩效较差时,非执行董事比例越高,总经理发生更换的可能性也就越高。而关于两职状态的交叉反应假设没有得到检验。研究也表明上一年发生更换,则下一年发生总经理更换的可能性就较小。从总经理更换对公司绩效影响看,从总经理更换后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看,无论是控制上一年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更换,还是控制当年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更换,从总体上均反映出对公司绩效的改善没有什么作用,甚至影响是负向的。第八章对我国上市公司董事长发生更换的原因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公司上一年绩效低更容易导致董事长发生更换。这也反映出我国上市公司在治理结构方面的进步和完善,说明改革的结果已经使得原来国有企业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机制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董事长距退休年龄的年数、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两职状态对董事长的更换与绩效的关联性缺乏显著性相关。但非执行董事比例越高,绩效与董事长是否更换之间的关联性就越强。研究也表明如果上一年发生总经理或董事长的更换,则下一年发生董事长更换的可能性就较小。从董事长更换后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看,全部样本的研究以及在对上一年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更换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均表现出当年更换董事长对当年公司绩效的影响缺乏显著性。但在控制当年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更换的情况下,结果表明上一年的更换董事长变量系数均为正数,尽管在统计意义上缺乏显著性。在本研究报告的最后,建立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第九章提出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模式和相关的制度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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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治理的公共项目管理绩效改善研究[D]. 杜亚灵. 天津大学. 2008
[3]. 转型期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的关联：理论与实证研究[D]. 华锦阳. 浙江大学. 2002
[4]. 科技政策执行力研究[D]. 闫凌州. 天津大学. 2015
[5]. 中国创新体系的治理与区域创新治理能力评价研究[D]. 陈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6
[6]. 企业绩效考评系统内在设计机理研究[D]. 马君.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7]. 分类监管下我国证券公司风险监控研究[D]. 史明坤. 暨南大学. 2009
[8]. 创新型经济圈研究[D]. 齐晶晶. 南开大学. 2010
[9]. 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创新组织的结构特征研究[D]. 陆江平. 浙江大学. 2007
[10]. 1997—1999：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实证研究[D]. 吴淑琨. 南京大学.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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