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批判本性与马克思辩证法所开辟的批判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马克思论文,开辟论文,本性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11-0008-06
辩证法诞生于古希腊哲学，本意是“对话”，指一种论辩的艺术，它被理解为一种理性的讨论和相互矛盾的命题的辩驳来对真理的探索过程。而这一探索过程却是通过怀疑和否定所谓的已知“真理”来实现的：“仅仅在有讨论或对话，即否定一个正题的反题的地方，才有本义上的真理。”[1]在根本上，辩证法的“对话”是一种“批判性对话”。但这种“批判性对话”在后来却逐渐衰落了，以至于到了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西方哲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辩证法被看成一种不属于事情本身的外在的东西，一种随意性的“虚妄假象”。到了近代，康德通过揭示和论证理性的“二律背反”，把辩证法表述为理性思维的内在矛盾必然性，才重新恢复了辩证法的合法地位，也才有了黑格尔解决主客体矛盾的“否定性的辩证法”。而正是在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的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资本批判的辩证法”。在这一意义上，辩证法本有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本性，是被马克思进一步发扬光大的。
一、辩证法的内在批判本性
在古希腊哲学形成的初期，辩证法也相应地产生了。但由于认识和科学水平所限，在古希腊人那里，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进行解剖、分析，所以，整个古代辩证法基本上是一种经验描述的、直观猜测的对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外在直观。它是经验的而非超验的，感性的而非理性的，自发的而非自觉的，外在的而非内省的。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在古希腊哲学中，“辩证思维还以原始的朴素的形式出现”，还没有受到“令人迷醉的障碍”——17世纪和18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干扰，[2]还只是一种朴素直观的经验辩证法。它虽然总体上要比形而上学正确，但在细节上却比形而上学有更多的缺陷。正因如此，古代朴素的辩证法都带有不可避免的直观性、片面性、粗糙性，还不可能自觉地与形而上学划清界限，这也最终导致了后来辩证法的衰落和近代形而上学的“猖獗”。所以说，古代朴素辩证法是在实质内容而不是理论形式方面，表述了辩证法的基本思想。但古代的辩证法虽然是朴素的，却也是丰富的、充满生机的。不管是赫拉克利特对“逻各斯”的寻求，巴门尼德对“存在”的思考，苏格拉底对“美德”的盘问，德谟克利特对“原子”的沉思，还是芝诺对“运动”的诘难，柏拉图对“理念”的困惑，亚里士多德对“实体”的探寻，“处处、到处都是辩证法的活的胚芽和探索”，“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正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3]所以，在古希腊哲学那里，辩证法本有的批判、怀疑和否定精神，得到了初步的积淀和展示。下面，我们主要以赫拉克利特、芝诺和苏格拉底所理解的辩证法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赫拉克利特是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最杰出代表。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世界上一切皆流，无物常住，任何事物都在流动之中，不存在永久的东西。“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永远不断地更新”。赫拉克利特在万物流变的自然观基础上，提出了“逻各斯”的概念，用以说明世界运动变化的根源。赫拉克利特描述了逻各斯的基本内容：事物都是由对立的东西构成的，相反者相成；对立的东西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事物可以变成相反的东西。“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一切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的”，“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4]在这一意义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思想，与我国老子“反者道之动”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这样，赫拉克利特通过逻各斯的具体内容，猜测到了对立的东西通过转化而同一的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所以列宁说：“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世界的基本规律(逻各斯，有时是必然性)是‘向对立面转化的规律’。”[5]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思想，虽然是一种建立在自然观基础上的直观的、朴素的、自发的理论，只是对于经验事实的直观描述和朴素理解，但仍然体现了辩证法最初所具有的怀疑、批判和否定精神。
古代辩证法的另一代表人物是爱利亚学派的芝诺。芝诺通过他关于运动的四个悖论，特别是通过论证“飞矢不动”和“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否认了以概念形式存在的运动，证明了人们用概念把握运动时必然陷入矛盾，已使辩证法由外在的经验描述领域涉及内在的思维领域，开始在思维领域理解和描述辩证法。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运动，而在于如何在概念的逻辑中表达它。”[6]芝诺的辩证法已不同于赫拉克利特那种经验描述的辩证法，但它也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概念辩证法，它是这二者之间的一个过渡，可以说是概念辩证法的最初萌芽。芝诺的辩证法，实际上正是人的理性思维自觉地对经验现象进行怀疑、反思和批判的进一步具体展现。在芝诺这里，辩证法就是人类运用理性思维把握感性现实时出现了矛盾而对感性现实的怀疑、否定和批判。这其实正是辩证法批判本性的应有之义，它推进而不是阻碍了辩证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所以，芝诺“对辩证法的发展……起了一种持久推动的作用”。[7]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黑格尔称芝诺是“辩证法的创始者”。[8]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哲学中最著名的辩证法大师。苏格拉底注意到，“辩证法”这个词导源于人们的一种活动，就是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按对象的种属加以辨析。在苏格拉底这里，辩证法实质上就是一种“对话和辩论的艺术”，成为“以问答方式发展科学知识的艺术”，“成了从概念上把握那存在者的艺术”。[9]因此，辩证法被苏格拉底形象地称为“精神助产术”。“这种艺术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它能够以各种方式考察年轻人的心灵所产生的是幻想错觉还是真知灼见”。[10]但这种“助产术”得以实施的前提，却是对自己已知的知识进行不断地怀疑、批判和否定。苏格拉底辩证法的目的就“在于摧毁一切现成的、传统的观念，揭露其虚假性”。[11]也就是说，作为“精神助产术”的辩证法在苏格拉底这里，实质上就是一种对已知事物的怀疑、批判和否定精神。所以黑格尔强调：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正是从具体的非反思的意识中揭发出具体事物的普遍性，或从普遍认定的东西中揭发出其中所包含的对立物”，从而“使一般的东西，通常被认识的、已固定的、在意识中直接接受了的观念或思想的规定瓦解”。[12]在这一意义上，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就是通过否定而追求肯定的理性思维方法。而苏格拉底本人，也就成了怀疑、批判和否定的辩证法精神的化身。正是这种“辩证法”，既给苏格拉底带来了过多的荣誉——他成了青年人的精神导师，也给苏格拉底带来了巨大灾难——他最后为辩证法的自由批判精神饮鸩而死。这从雅典城邦处死苏格拉底的两条理由——不敬神、败坏青年——就可以明确体现出来。可以说，苏格拉底是为辩证法自由批判精神献身的第一人。
正是由于古希腊辩证法的这种否定、批判本性，使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在切求真知时，辩证法专务批评”。[13]但古希腊时期辩证法本有的批判本性，经过希腊晚期哲学的过渡，在“上帝”一统天下的漫长的中世纪被彻底扼杀了。①而辩证法的这一批判本性，只是到了近代、特别通过是康德的批判哲学，才逐步得以恢复。
二、辩证法批判本性的近代回归
近代西方哲学是以近代西方社会发展以及工业和实验科学的发展为前提的，它确实受近代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影响，深深地带有机械形而上学的特性，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的绝对不相容的两极对立思维，而缺少了反省、思辨的性质。正因如此，近代哲学在康德之前，对辩证法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仅把辩证法当成了对客体对象自身本质的抽象揭示。近代经验论的哲学家，大都是利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认识世界，构造符合于经验的客体的辩证法。运用经验主义的方法，这些哲学家坚持了辩证法的客观性，突出了辩证法的本体论解释功能。但这种辩证法没有深入思考认识过程中人类主观意识的因素，而径直把注意力放在客观对象上，是一种直接的、非反思的辩证法。近代唯理论的哲学家大都把整个世界概括为“实体”范畴，然后逐步地揭示出实体的各种辩证规定。他们把整个世界看做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实体系统，把一切运动发展规律都看成是这个统一系统的自身规定，与人的思维、认识无关，“世界的全部丰富性都被抛入了不变实体的深渊”。[14]由此可见，近代经验论与唯理论又有共同之处：即都是从对象世界出发来建立哲学体系，从客体出发来看待人、看待人的思维，而不是相反。哲学家们都相信，对象天然就是现成地存在的，人的认识能力是对象发展赋予的，人的认识与对象也是天然符合的，“哲学家的任务只是运用感性或者理性去揭示对象的本质”。所以说，近代经验论与唯理论都“抽掉或忽视了复杂的主客观矛盾，脱离了认识论、思维的辩证法来研究客体辩证法”。[15]
由于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性，不管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它总是从对立的两极(自然或理性)去认识世界，由此便造成了整个近代西方哲学在“本体”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理性本体的抽象对立，以及在思维方式上客体性思维与主体性思维的互不相容，导致了对立的双方各把自己所承诺的“本体”视为不容置疑的人类安身立命之本。这样，“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反省就以非批判的本体论信仰而终结，自觉形态的辩证法理论也最终地陷入了非批判的形而上学”。[16]其结果正如黑格尔所言：“形式的哲学思维只能把辩证法看作一个使表象、甚至使概念混乱并表明其为虚无的艺术，以致辩证法的结果仅只是消极的”。[17]而对这一问题进行扭转的，正是康德。
近代西方哲学发展到康德，在认识论上发生了“哥白尼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哲学的提问方式，即：不是追究认识对象，而是反过来考察人的认识能力；不是向外发问，而是向内反省。康德把人的认识能力划分为三种：感性、知性和理性。康德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必有自己的工具，感性有先验的时空形式，知性有先验的判断范畴，而理性什么也没有。但这些先验的认识工具只能认识“现象界”，而无法认识现象背后的“物自体”，物自体是理性认识的对象。旧形而上学却超出现象界，使理性运用知性范畴去说明物自体，就是把知性范畴作了超经验的使用，这样就发生了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避免的冲突，必然产生“二律背反”，即辩证矛盾。康德的辩证法思想集中体现在关于“二律背反”的论述中。康德认为，二律背反就是理性运用知性范畴去把握世界时所产生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命题的相互矛盾。由于理性没有自己的认识工具，当它运用知性范畴去把握世界时，就必然形成二律背反，就必然造成理性的自相矛盾，即产生作为“幻想之逻辑”的辩证法。[18]但康德认为，所有这些二律背反，归根到底都是可以划分出一个可认识的“现象界”和不可认识的“物自体”来了结的。这无疑是说，世界本身是不应当有矛盾的，现在理性有了矛盾，足见是我们的认识有问题。这样，“康德通过他对认识的必然矛盾的揭示，最先自觉到先前各派哲学所共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二律背反’正反双方实际上涵盖了理性派和经验派的主张)，这对于‘破除知性形而上学的僵硬独断，指引到思维的辩证运动的方向’来说，是个关键性的进展”。[19]所以，康德通过二律背反，揭示出矛盾是人类思维规定的内在本性，思维的矛盾性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是“理性的内在必然行动”。这样，康德就把近代形而上学所“拒斥”的辩证法重新提了出来，并取消了对其“随意性的假象”的理解：“此种意义上的辩证法必须完全抛弃，代替它被导入逻辑的毋宁是对这种假象的批判”。[20]这样，康德重新恢复了辩证法的合法地位，“推动了辩证法在考察‘自在自为的思维规定’这种意义下的重建”。[21]也就是说，康德以理性思辨的形式而恢复了古希腊哲学的探索、怀疑和批判精神：“先验辩证论以能显露超验的判断之幻相即已足，而同时又注意不为其所欺”。[22]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康德的三大主要著作，都是以“批判”命名的。实际上，正如康德自己所言，他一生所从事的，都是为哲学清理地基的工作。而这正是辩证法本有的怀疑、批判和否定精神在相对沉寂之后的再次运用和凸显。
康德这种将辩证法从外在经验直观向内在思维反省的转化，曾被黑格尔称为近代哲学界一个最重要、最深刻的进步。正是康德，作为“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片面性有所自觉的第一位近代哲学家”，成了“思维辩证法的奠基人”。[23]康德通过“认识论反省”，对人类精神活动进行批判反思，特别是通过反思思维自身的逻辑运动，从思维运动的规律性上来探索认识问题，“限定”形而上学，来摆脱形而上学的直观性、片面性、机械性，重新恢复了辩证法的合法地位。“正是在康德哲学那里，古老的超越和救赎思想被转译进了生活于现代世俗社会之市民的理性自由当中”。[24]但是，康德的辩证法思想仍然没有看到其真正的、积极的意义，而是停留在否定的结果上，认为矛盾非对象本身所固有，属于认识这对象的“理性”，由此引出“物自体”不可知的结论。但他开辟了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前景，为后来黑格尔建立其积极的辩证法奠定了基础。正是为了解决康德的矛盾，黑格尔借鉴康德的辩证法思想，扬弃其消极的方面，发挥了其积极的方面，通过使概念“流动”起来的“否定性”的思辨辩证法，发挥了辩证法本有的批判本性，最终建立了其能动的、严密的、系统的、否定的和批判的概念辩证法体系。而黑格尔的这一“否定性的辩证法”，被马克思形象地称为黑格尔哲学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25]
康德把辩证法由外在的直观经验描述转化为内在的理性思维规定，无疑是辩证法发展的一大进步。但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把一个形而上学命题倒转过来，仍然还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康德仅就形式而非内容方面发展了辩证法。而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虽然在康德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形而上学的“富有内容的复辟”，但由于其潜在的概念统一性，其辩证法仍然只是徒有批判的外表，本质上还是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26]而真正使辩证法批判本质发生革命性变革并落到实处的，是马克思创立的“资本批判的辩证法”。资本批判的辩证法才是真正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不过，康德、黑格尔的辩证法也为辩证法从“外在内容”(直观经验)经“内在形式”(理性思维)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瓦解“资本的逻辑”)架起了桥梁。在这一意义上，没有康德的“内在思维辩证法”，就没有黑格尔的概念的“否定性的辩证法”，更不会有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的辩证法”。也正因如此，德里达才强调：康德的头颅生成了黑格尔，黑格尔生成了马克思。[27]
三、马克思辩证法所开辟的批判道路
马克思辩证法作为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形式”，是有其存在的深刻理论渊源的。在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奥尔曼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既得自于他在哲学舞台上与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特别是黑格尔这样的巨人同台演出的经历，也得自于他在刚刚趋于成熟的资本主义中的生活经历。[28]在这一意义上，科西克认为：马克思采用了“辩证法”这一概念，但清除了它的意识形态的“神秘化”，赋予它新的“批判形式”，将它纳入唯物辩证法，成为其中心概念之一。[29]所以说，辩证法就是马克思的内在生命，马克思与辩证法是密不可分的。
应该说，在黑格尔之后马克思是最伟大的辩证法家。但这绝不仅仅是“理论传承”意义上的，而是“实践超越”意义上的。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活的灵魂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其批判的对象从理论层面说就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思维方式，而现实方面就是非正义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这正如国内一学者所言：康德所谓的揭露“虚假的幻象”的辩证法，经过费希特、黑格尔和马克思，已经发生了质变，揭露已从思想批判变为社会革命的批判。于是，黑格尔的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启蒙辩证法就转化为世俗化的、但也是神圣的革命辩证法。[30]其实，当马克思面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时，他面对的首先是一个悠久形而上学传统的集结。马克思宣称，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31]在这里，马克思其实已经踏上了在颠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意义上拯救辩证法的道路。因此，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对辩证法的合理形态的探索看做是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变革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在马克思的论题域中，将辩证法从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使之重获生机，其肯定形式即是“拯救辩证法”，其否定形式即是“克服(或颠覆)形而上学”。这样一来，就需要“马克思在两个战场上作战：既反对陷入黑格尔主义(反对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玩弄辩证法术语)，又反对陷入把范畴变成僵死的不灵活的愚蠢的形而上学”。[32]而这又决定了马克思颠覆形而上学不能仅停留在理论领域中绕圈子，而是必须将对形而上学本身的批判诉诸其现实根基——“资本逻辑”的批判。按照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并不能通过将形而上学放到社会历史生活中就可以解决，而是要通过对社会生活本身的颠覆才能实现旧形而上学的真正颠覆。马克思最终反对和批判的还是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不人道的和非正义的资产阶级社会。对于理论本身，马克思强调只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而对于理论问题的解决，马克思则认为必须诉诸实践。这样就需要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揭示现实生活与形而上学的内在关联，实现对任何形而上学思潮的现实定位；二是揭示社会历史生活本身，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内在瓦解和颠覆的可能性。因为只有以对社会生活本身的颠覆为基础时，对形而上学的颠覆才是彻底的，才不至于反形而上学而又变成另一种形而上学。[33]所以，只有在实践领域中瓦解和摧毁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现实根源，其在理论领域中才无法立足。对马克思来说，批判资本主义、彰显辩证法的批判本质与颠覆理性形而上学走的是同一条道路。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所提示的不是以一种形而上学与另一种形而上学相对立，而是“解除一切形而上学的魔法”，并在这样的前提下重新开启辩证法的合理发展路向。因此说，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绝不是对理性形而上学的一种纯粹理论拒斥，而是彻底瓦解和摧毁一切形而上学得以立足的现实根基。而这一根基，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就是与理性形而上学“联姻”和“共谋”的“资本逻辑”。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的辩证法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外在否定，而是揭示出理性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力量与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资本逻辑的“姻亲”关系和“同构性”，通过对资本逻辑的内在“自反性”矛盾的揭示和显现，在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过程中彻底瓦解和颠覆整个形而上学，从而实现对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批判和超越。而这一过程主要体现为两个递升的逻辑：首先将传统的形而上学置于社会生活过程的基础上，从而瓦解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自足性幻想；然后是深刻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本身，这是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途径。[34]也就是说，只有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的辩证法，才真正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增殖”及其所需的“逻辑架构”的双重批判。
在根本上，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性是奠立在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性基点——资本逻辑的内在自反性矛盾及其自我瓦解的发展趋向的透视和揭示的基础上的，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否定和批判。所以，马克思超越和替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设想，绝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作为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种子”，从资本逻辑的内在裂隙中生发出来的。在此意义上，我们说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母体”，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内在超越”，也即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实践批判。正是这一批判和超越，才既瓦解了资本逻辑，又颠覆了形而上学，真正为人的自由和解放开创了新的“可能性空间”。这才是马克思在康德和黑格尔之后所开辟的伟大的辩证法的批判道路。而这条道路，在今天资本全球化的时代，仍具有强大生命力，仍然在指引着我们继续前进：只要是在一种团结的和反抗的精神下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在一个致力于建设以平等、自我实现和终结折磨人类的压迫为目的的传统中，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仍然有着强烈持久的吸引力。“对于那些没有拜倒在西方神灵脚下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的“辩证法仍然是一颗方法论上的定时炸弹”，“仍然可以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展示出新的思想前景”。[35]资本全球化将历史性地表明：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辩证法仍然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助产婆”。
注释：
①实际上，古希腊辩证法发展到柏拉图，其批判精神就开始被弱化了。赫勒认为，在柏拉图之前，辩证法的工作是“破坏性的”——批判性的；到了柏拉图，辩证法实现了一个逆转，转变成了“形而上学”，其工作成了“确定性的”——同一性的。在此意义上，她认可“黑格尔指控柏拉图在确定性的祭坛上牺牲了自由人格(自由本身)”，也即牺牲了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参见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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