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分配与扩大就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平论文,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4；F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2）01－0028－04
一、公平分配对就业的作用
1.公平分配与就业的微观分析。按照美国学者J.S.Adams 的公平理论，报酬是否公平对人的工作积极性和岗位的选择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当人们通过横向（劳动能力相同的别人报酬）比较和纵向（自己过去的劳动报酬）比较后，感到公平时，他会自增加本人的劳动投入量，工作积极性和劳动效率提高；相反，当他感到不公平时，他会选择减少劳动投入量或降低劳动效率，甚至离职寻找新的工作。
在我国，劳动报酬在不同的单位差别性较大。据统计，在“三资”企业中工作的中方人员的平均收入是一般中方企业职工收入的1～5倍；金融、邮电、电力、烟草等单位职工的收入是一般企业职工收入的1～3倍；工商个体户的年收入是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收入的3.5倍（吴可然，1999）。这种不公平的收入分配会对低收入单位职工的就业产生四种不利影响：诱发劳动者怠工行为，降低劳动效率，在职失业人员增多；难以吸收优秀职工，单位职工素质和经济效益差，进一步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加剧单位内优秀职工外流问题，既不利于劳动者工作经验的积累，也扩大了劳动力的供给，增强了劳动力市场竞争；兼职补偿，既造成了第二职业对第一职业的冲击，也增加了新生劳动力就业的难度。因此，分配不公是造成一些单位经济效益差、加剧就业难度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2.公平分配与就业的宏观分析。不公平分配有两种倾向：一是分配的平均主义，人为地抹平各要素的贡献，搞平均分配；二是贫富差距过大（根据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4以上）， 这两种倾向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或不同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对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会产生不同的危害作用。
在短缺经济下，必须防治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在经济发展的短缺阶段，由于短缺经济，因而经济稳定地增长和就业的扩大在于增加总供给，从而加大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具有主导作用。此时采取平均主义分配政策是不利于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的目标的。第一，平均分配不利于资本形成。因为在短缺经济下，一国经济增长率同储蓄率成正比，如果居民收入分配过于平均，则国民的投资倾向和储蓄倾向必然很低，国民经济难以迅速增长，从而陷入纳克斯的“贫穷恶性循环”之中。第二，平均分配极易诱发通货膨胀。如果居民收入分配过于平均，则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必然很高，而储蓄和投资的倾向则很低，从而导致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必然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或经济短缺。在贫穷的恶性循环与膨胀缺口拉大的情况下，由于受资本形成瓶颈的制约，就业也很难扩大。
发展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通过对十多个国家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倒U形假设。他认为， 在经济发展的极低阶段和较高阶段，收入分配是平等的，而中间阶段收入分配是不平等的。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经历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阶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为反对平均主义，实施了允许一部分地区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收入分配政策，对解决我国资本和产品短缺问题，推动经济发展和就业扩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经济落后和短缺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反对平均主义，适当拉开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过剩经济下，必须防治贫富差距过大。 根据阿德尔曼（Adelman）和莫里斯（Morris）对43个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度变动的研究，以及波克特（Paukert）对他们研究的扩展与补充分析， 发现人均国民收入与分配不平等度变动呈一种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 当人均国民收入最低组（100美元以下）移动到101～200美元组和201～300美元组时， 收入不平等日益加重；当移动到301～500美元组时，收入不平等状况大致保持不变；当移动到500～1000美元组和1001～2000美元组以上时， 收入不平等状况出现了实质改善。［1］（p.97）因此， 当人均国民收入超过500美元时，就应注重收入分配的平等性了。
在过剩经济下，经济增长与就业的扩大在于总需求的增加，由于投资需求是派生需求，因此，主要是靠消费需求的增加。在这样的条件下，贫富差距过大不利于有效需求的增加。因为，有效需求的增长和就业的扩大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收入的增加。根据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决定消费最重要的因素是居民可支配的收入，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消费随收入的变动而同方向变动，即收入增加，消费增加，收入减少，消费减少。二是消费总量和消费倾向的提高。从消费总量增加来看，高收入阶层由于人数少，其消费总量少于中低收入阶层，因此提高消费总量的重点是中低收入阶层。从消费倾向来说，研究表明，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小于中低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速度快于中低收入阶层，因此，提高消费倾向的重点是中低收入阶层。如果贫富差距过大会形成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造成了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和就业难度加大问题。
二、贫富差距过大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我国收入分配中的贫富差距过大，在个人收入、城乡收入、地区收入等方面都有体现，其变动的特点是变化速度过快，收入差距拉得过大。在10多年时间里，我国已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富有的标准也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的万元户，变为20世纪90年代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再变为当前的亿万富翁。据测算，1999年我国现有亿万富翁超过了千人，百万富翁300多万人， 最贫困的20％家庭仅占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家庭则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50.24％。［2］与此同时，我国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有2000多万的失业、下岗、分流人员。基尼系数不断攀升，据研究，中国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1983年为0.28，1988年为0.3，1994年陡升至0.43，1997年又升至0.473。［1］（p.3）按照国际惯例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收入分配平等状态；0.3～0.4为中度不平等状态；0.4以上为高度不平等状态。 我国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进入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平等状态。贫富差距过大若不及时调治将会使我国经济陷入贫富差距过大引发失业，失业又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的恶性循环之中。
1.贫富差距过大加重了失业问题。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相对过剩的状况，尽管我们采取了许多“扩需”政策，但需求仍然存在粘性，主要原因在于贫富差距过大。第一，中低收入阶层存在“惜购”行为。从绝对收入来看，很多职工已经失业、下岗或分流，其收入绝对减少，许多失业和下岗职工被迫节衣缩食。从持久收入来讲，随着职工下岗，机构和人员精简及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使许多人持久收入减少。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影响人们消费行为的不是暂时收入而是持久收入，持久收入的减少将减少消费需求。再从生命周期假设理论来说，由于职工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认识，使他们在消费抉择中较少地用于现期消费，货币收入中用于交易和投机动机弱化，预防动机增强。第二，一些寻租暴富者存在着“隐富”行为，不敢过多消费。在新旧体制交替的磨合期，难以避免会产生巨大租金，据测算，1988年我国各种租金约占当年GNP 的30.6％（胡和立，1989），1992年租金约占当年GNP的23.8 ％（万安培，1995），这么数额巨大的租金必然使寻租者迅速暴富，同时吸引更多人进行寻租共振活动。寻租者或为逃税，或慑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而不敢大量消费。第三，一些富有者的物品应有尽有，无需多加消费。由于上述原因必然使消费需求不足，难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从而使很多企业经济效益不佳，失业人员增加。
2.失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第一，失业再生失业，使更多人陷入贫困。根据R.Gross（1988）的失业回滞理论， 由于失业率演变的惯性和不可逆转性，较高的实际失业率便必然导致一个较高的自然失业率。其原因有三：一是从人力资本折旧来看，劳动者较长时间失业，其人力资本就会折旧，丧失重新就业的职业技能，将沦为更长时间的失业。二是从内部人控制来讲，已经就业的各单位员工，会利用已占有岗位的优势，阻碍外部人在其岗位上就业，这样，随着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不断增加，加上已有失业和下岗人员，从而使外部失业人数增多。三是从投资活动来说，随着失业人员大量增加，市场需求更加不旺，企业投资减少，将进一步导致失业增加。失业人员的不断增加，扩大了低收入人员的数量，从而使更多人陷入贫困之中。第二，失业使富有者更富。失业造成了劳动力供给增加和就业市场竞争更趋激烈，雇主为追求更大利润，尽量压低工资成本来雇佣员工，造成了工资与利润的畸形分配。数额巨大的租金会使寻租者更加富有，失业人员更多。许多有寻租优势的单位或个人在寻利（对生产的利润追求）不能迅速成为巨富的情况下，会选择寻租活动。寻租不同于寻利：寻利是生产经营性活动，寻租是非生产经营活动；寻利活动能刺激经济增长，有利于就业扩大，而寻租活动则阻碍经济增长，带来的是失业的增加；寻利活动的结果是社会经济福利的增加，寻租活动是在既定财富下的不公平分配，它有损于社会经济福利。寻租活动一方面增加失业，使很多人贫困，另一方面，使寻租者更加富有。地下经济活动既造成失业问题，又使一些人暴富。据估算，全国大约有20％的经济活动是在国家管理和监控之外的地下经济。［3］（p.33）地下经济活动既加大了无效供给，也造成了消费需求不足（居民为防止买到假冒伪劣产品而减少购买），从而使失业增加；另一方面，地下经济活动因逃离国家的管理和监控而大量偷逃税收，从而使生产经营者迅速暴富。
三、公平分配与扩大就业的建议
1.充分认识公平分配的重要意义。从福利经济学的公平理论看，公平分配可以增加社会福利。英国经济学家庇古（1920）认为，社会福利的增加，要么表现为在穷人没有受损下的国民收入增长，要么表现为在国民收入不减少下的收入分配均等化。帕累托最优理论表明，任何形式的资源重新配置，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人受益而同时又不使其他任何人受到损害。尔多－希克斯补偿原理认为，在受益者针对受损者作了实际和虚拟补偿后，只要受益者所得大于受损者所失，也是增加了社会经济福利。从效率与公平抉择理论讲，尽管存在着效率与公平交替关系的争论，但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就政府的政策而言，应以尽可能小的收入不公平换取尽可能高的效率，或者以尽可能小的效率损失换取尽可能大的公平。从发展经济学的公平理论说，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是消除大量失业和贫困，如果经济增长带来的是大量人员的贫困，只能是无发展的经济增长。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逐步消除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由短缺转为相对过剩，为扩大需求，也必须实行公平分配。
2.公平分配要防止平均主义和贫富差距过大两种倾向。公平分配并不是平均分配，它包括两个标准：一是微观层次的公平分配标准：收入量按照与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及产出效率相适应进行分配，多投多获，少投少获，按投入的生产要素贡献差距拉开的收入差距，也属于公平分配。如果收入量同投入量相背离，即多投少获，少投多获，不投而获均属分配不公。二是宏观层次的公平分配标准：在社会范围内，人际间合理收入的绝对差距要适度，以不超过公众的承受能力为临界。［4］（p.62－63）平均主义由于少投多获，不投而获，既不公平，又降低效率，所以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应继续防治平均主义。但是如果收入差距过大影响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根据国际经验，如果基尼系数超过了0.4，政府就应该启用公平分配政策加以限制了。
3.规范经济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的三种并存情况应引起我们的警觉：一是收入差距拉大与失业、下岗问题日益严重并存；二是收入差距拉大与寻租活动泛滥、腐败蔓延交织并存；三是收入差距拉大与地下经济活动猖獗并存。可见，一些暴富者是靠寻租和地下经济活动来聚积钱财的，同时也是失业增多的原因之一。为此必须规范经济活动。
坚决抑制各种寻租活动。寻租活动不仅造成了经济效率的下降，社会分配不公，失业问题严重，而且还毒化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此，必须坚决加以制止。第一，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运用舆论、道德力量，使寻租者不愿为；第二，简政精官，裁员加薪，使寻租者不必为；第三，健全法制，使寻租者不敢为；第四，制度创新，使寻租者不能为。
坚决抑制地下经济活动。地下经济活动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假冒伪劣商品的黑厂黑店，各种走私活动，各种偷逃税收活动等。其活动的特点是隐蔽性和违法性（违犯法律、政策等）。其整治的措施主要有：第一，工商、税务、海关、政法各部门统一协调，齐抓共管，不给地下经济活动留下空间；第二，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手段打击地下经济活动；第三，利用宣传舆论工具搞好宣传教育，引导人们杜绝地下经济活动。
4.利用收入再分配政策缩小贫富差距。一是健全税制，加强征管。贫富差距过大，在很大程度上同税收制度不健全，税收征管不严有关。据1995年有关调查统计，私营企业偷漏税面几乎为100％，［1］（p.246）同时政府有些减免税政策又过多地向外资和私营企业倾斜，特别是一些地区走私、骗税严重，既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又形成了贫富差距过大问题。为促进公平分配，必须健全税制，强化税收调节。第一，加强税收征管，堵住一切税收漏洞；第二，强化税收对居民收入再分配调节功能，除开征利息税外，继续对高收入阶层开征个人所得累进税、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税种；第三，逐步取消税收优惠政策，尽量减少减免税，实行公平税赋政策。二是努力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第一，继续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工资水平，可制定《最低工资法》、《贫困救济法》等；第二，不断扩大兴建公益事业、公共工程，如整治河山、加强设施建设等，以增加中低收入者或失业、下岗者的工作机会；第三，利用财政资助，政府购买扶持低收入的产业（如农业）；第四，增加中西部的财政投入，加快中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第五，提高对下岗、失业、贫困家庭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解决其社会保障、生存与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