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工业化态势与我国中期工业化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地区论文,态势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是一个国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经阶段。自从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出现后，各国都或迟或早地走上了工业化之路。但是，对后发工业化国家来说，在工业化过程中具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除了需要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外，还需考虑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态势。本文拟就这一主题谈谈亚太地区的工业化态势对我国中期工业化战略选择的影响。
一
首先要对中国当前工业化所处的阶段有一个基本的把握。新中国成立后，经过40多年的工业化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业的迅速发展，已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门类趋于齐全，工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目前，中国经济已走到以储蓄和投资需求带动“重型”增长方式的阶段，按工业先行国家的经验，一般称为工业化中期阶段（注：关于目前中国工业化所处阶段的判断，可参考以下文献：聂振邦 王健 吴阿南主编《我国工业化中期农村经济问题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年。郑新立主编《工业发展政策——比较与借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江小涓《世纪之交的工业结构升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如果按照钱纳里、赛尔奎因根据多国比较设计的模型，在此阶段，我国工业化的主要特征应该是：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从19%增加到36%，人均收入从280美元增加到2100美元。就业结构中第一次产业的比重应低于30%，第二次产业的比重应高于30%，此外，在城市化方面应该具有较高程度的城市化。面临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全面推进国内工业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有着与上述模型大不相同的特点：从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以及是否拥有相当比重的工业来看，中国的传统工业化任务已经完成。而从就业结构和城市化程度来看，中国的工业化似乎还处于初始阶段，传统工业可谓任重而道远，呈现出极度化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注：参见王积业 王建《我国二元结构矛盾与工业化战略选择》，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年。）。因此，中国中期阶段工业化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消除二元结构，一方面在一些处于比较高的发展层次的工业领域继续推进工业现代化，努力向发达经济迈进，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还要致力于完成相对落后领域内的传统工业化。
我国中期阶段的工业化要完成上述双重任务，既面临着困难、挑战，也面临着良好的机缘。
困难来自于建国以后我国工业化选择的道路所导致的国内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要去掉沉疴、实现平衡确非易事。从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我国选择的工业化路线是一条跨越轻工业、基础工业而直接发展重工业的路线，长期执行这条路线，其最大的危害在于破坏了国内的农业发展，使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不适应走重化工业化道路的时候，过早地过长地承担了超前的重化工业发展的负担，成为重化工业的积累主源。建国后的30年间，中国的工业积累率年均达到30%，高积累支持了工业的高速增长。1977年与1952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3.6倍，其中重工业的产值增长了23.9倍。但高积累是以压低居民消费水平为前提而形成的，同期居民消费水平只增长68.6%（注：江小涓《世纪之交的工业结构升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第6页。）。由于农业向重工业发展提供积累的基本方式，是以极度廉价的价格向工业部门提供剩余农产品，从而压低了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才相应地扩大了工业内部的扩大再生产能力，因此，以积累能力很弱的农业部门作为积累主源长期支持重工业增长，必然会过度削弱农业，一方面随着重工业的扩展要求，对农业部门提供积累的需求越来越大，一方面由于农业部门过度向外部输出剩余农产品，极大地限制了农业再生产的扩大，甚至遭到破坏，最终动摇了实施重工业超前战略的基础。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在其初始阶段肯定要从农业中调动剩余以用作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因为工业无法通过自身的活动来实现发展所需要的充分资本。先行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以农业作为工业化积累来源的时期，美国农业为其工业化资本积累提供剩余的时间从19世纪初持续到19世纪末，日本农业为其工业化提供剩余积累的时间从19世纪70年代持续到20世纪初，台湾农业为其工业化资本积累提供剩余的时间从20世纪50年代初持续到60年代中后期。（注：参见李溦《农业剩余与工业化资本积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页。）。和中国相比，美国、日本等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农业为其工业化资本积累提供剩余的时间都不算短，但是，这些国家所走的工业化道路是从农业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的道路，因此其农业为工业化承受的负担比中国要轻得多，因为在其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积累主源已由轻工业和基础工业替代。而中国一直是以农业为重化工业的积累主源，结果在中国形成农业的停滞落后和工业的发展这种二元经济特征是势在必然。
70年代末以及整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国民经济增长转向由消费需求带动的“轻型”增长道路，轻工业得到校大发展，对以往偏重重工业的做法作了必要的矫正。但是，这次矫正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或缓和二元经济的矛盾。以消费需求带动的轻工业增长并没有让农村分享到工业进步的成果，具体表现为这一时期轻工业的增长和升级，是靠大量进口成套设备、关键技术和主要零部件支撑的，国产化的主要是辅助技术和一般零部件。这种产业增长和升级不仅对国内产业带动关联度很低，而且更多的是为外国产品和技术提供了市场。由于缺乏相关产业的发展，由于获得发展的产业主要依靠资金增密，故工业部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再加上90年代国企改革的深入，大量下岗富余人员面临再就业的问题，因而现有工业部门不可能为9亿农村人口提供大量新增就业机会，也就是说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的收入水平。而农村通过联产承包，带动力出现大量剩余已成现实。有研究表明，中国人口数量已大大超过社会经济负荷能力和合理的资源承受能力，从就业角度推算，目前中国经济适度人口约为8亿左右，其过剩人口为3—4亿，从土地资源生产能力推算，目前中国合理的资源承受人口为9.5亿，其过剩人口在2亿以上（注：参见罗荣生《全球大震荡——展望21世纪经济宣言》，时事出版社，1997年，第164、166页。）。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地滞留在日益减少的有限耕地上，既构不成农业生产增长的有效要素，又妨碍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为农业系统无法消化的沉重负担，需要非农业部门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在90年代，当我国的工业升级达到比较高水平的同时，农业却没有多大的长进。
面临如此困难，我国中期阶段的工业化将如何迎难而上？
二
在当今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形势下，一国或地区在选择经济发展战略时，除了要正视自己的国情以外，加强研究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性的经济情况是不无裨益的。亚太地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地区，其工业化态势，势必会对我国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历史地、现实地分析亚太地区的工业化态势，把握亚太地区的工业化发展趋势和一般规律，探清亚太地区工业化态势对我国工业化的影响，对我国中期阶段工业化的战略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亚太地区的工业化具有“飞鹅模式（Flying Geese Model）”的特征，呈现出循序渐进梯度推进的态势。飞鹅模式最初是赤松要提出的用于描述国内产业结构变化的术语，70年代由小岛（kojima）广为普及（注：Malcolm Dowl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Asia:A Tale of TwoRegions.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Vol.8.No.2.1997 p300、P297。）。小岛认为，日本工业结构的变化是从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工业开始的，然后逐步转向化学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等，每当转向一种新的工业后，因缺少竞争，其规模都能在转向另一种工业之前达到峰值然后逐步回落，这个周期的轨迹可用倒写的V表示，将每个工业变化的周期连接起来就形成一条由倒V构成的曲线，形似飞鹅，故名“飞鹅模式”。1986年日本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在“日本——东盟”会议上把飞鹅模式理论从国内推而广之于国际，明确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飞鹅模式”构想，希望亚太地区各国遵循“飞鹅模式”，通过梯度合作推进亚太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事实上，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某种经济结构或某种产业不可能同时在所有国家或地区具有比较优势，先进的经济结构和新兴产业总是先在经济基础好的先进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后才向其它在该方面新形成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这种现象在战后亚太地区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尤为明显。因此，用“飞鹅模式”来概括战后亚太地区各国通过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利用发展阶段差异性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工业化过程是比较形象的。如日本在60——70年代把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传统产业向亚洲“四小”转移，亚洲“四小”又在80年代把这些产业向泰国、菲律宾、中国东南沿海等地区转移，都走过了这一过程。构成了一幅生动的飞鹅图景。
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工业化，目前，亚太地区各国和地区的工业化格局已较为明朗，日本作为该地区工业化的领头雁，早已完成了工业现代化任务，国内产业结构表现出进入“后工业社会”的特征，日益向软化、高科技化和服务化方向发展，制造业呈空洞化趋势；亚洲“四小”基本上实现了工业现代化，进入了发达经济的圈子，其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在世界范围内已具备较强的竞争力；东南亚国家则处于从传统工业化向现代工业化转变的过渡时期。很显然，上述格局是按“飞鹅模式”形成的。
应该指出的是，“飞鹅模式”用于规范国际经济结构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较明显的消极作用或影响。具体表现为：首先从理论上来讲，这种模式机械地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只按现有的不平衡性规定各个后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轨迹必然是先进国家或地区走过的，完全否定了后起国家呈跳跃式发展而赶上先进国家的可能性。其次，“飞鹅模式”强化了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垂直性分工，没有充分照顾发展中国家的长远经济利益，其追求的目标是用新的垂直分工来保持先进国家的优势地位。旧的垂直分工是指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分工，新的垂直分工则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形成的新兴工业与传统工业之间的分工。70年代以来发达工业国家加紧淘汰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将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己则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从而加速了新垂直分工的形成。不利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看到“飞鹅模式”运用于主权国家范围内对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和影响：第一，工业结构按“飞鹅模式”变化，有利于国内市场各个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地区之间在垂直分工的基础上形成整体绞合联动机制。第二，有利于减少国内地区行业之间不必要的竞争，避免落后地区盲目参与高层次工业领域的激烈竞争，因此在飞鹅模式下，各地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制定相应的工业化政策，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第三，有利于为发展层次参差不齐的各地区的工业化创造良好的国内贸易环境。
三
面对亚太地区的工业化格局，处于中期阶段的中国工业化将如何对待好坏参半的“飞鹅模式”？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从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角度来看，中国不能将自己的工业化局限于亚太地区已形成的“飞鹅模式”之中。而应该根据自己工业的门类齐全、技术水平多层次、产品结构多品种等特点，与亚太地区各个处于不同层次和发展阶段的国家进行动态的经济合作。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虽已进入中期阶段，但由于其二元结构的极端化，很难把中国的工业定位于亚太地区工业化格局中的某一固定位置。可以说，把中国工业化定位于亚太地区“飞鹅模式”中的任何一个固定位置对中国来说都是不利的：如果依照中国拥有少数发达国家才有的原子、航天等高科技工业研究、开发和生产能力这一点，将中国工业定位于亚太地区“飞鹅模式”中的“工业发达国家”的地位，那就意味着在今后的工业发展过程中，中国要按“飞鹅模式”的运行机制承担起将传统产业转移到落后国家从而为落后国家让出传统工业品市场的义务，这对本身就期盼传统工业品市场的中国传统工业化无疑是个沉重打击。相反，如果依照中国尚有相当份量的传统工业化任务这一点，将中国工业定位于亚太地区“飞鹅模式”中的“传统工业化国家”的地位，就意味着中国今后的工业化只能被动地等待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把整个国内巨大的市场变成支撑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大市场，这对已处于较高阶段的某些国内工业领域和整个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目标来说都是不可忍受的。另外，中国中期阶段的工业化要想同时完成传统工业化与推进先进工业领域的现代化，根本出路还在于要通过政府政策干预，在国内建立秩序井然的工业化模式，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在国内按“飞鹅模式”实现有序的推进，防止“一窝峰”式的所谓“竞争”，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推行不同的产业政策。譬如，在经济发达的省份和城市主要致力于把工业发展引向高级化，着重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将一般性的传统工业从发达地区和城市中剥离出来，转向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近些年来，我国出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对市场竞争强调得比较多，而在秩序规范方面又相对滞后，因此很难解决工业化中期阶段面临的二元结构强化的难题。一个很明显的例证就是中国农村乡镇工业的资金增密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1%，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极快，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成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主渠道。这本来是符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后，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向发生了变化，在效益目标和竞争意识的刺激下，羽翼初丰甚至未丰的乡镇企业挑起了与城市工业的竞争，结果，乡镇企业为追求效益目标而远离了就业目标，因为同城市工业竞争而迫使乡镇企业过早地用资金替代劳动力以取得更高的效益，导致乡镇企业出现资金增密和吸纳劳动力能力及意欲的降低，同时也延缓和阻碍了城市工业化的升级。这与亚太地区的工业化经验是大相径庭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在落后的情况下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一切从自身的实际出发，选择适合于自己发展的道路。诚如墨尔本大学经济系教授马尔科姆·都林所描述的那样，“当资本主宰世界经济之时，几乎所有的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都是依靠其充足的人力资源从事其新兴工业”（注：Malcolm Dowl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Asia:A Tale of Two Regions.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Vol.8.No.2.1997 p300、P297。）。
另一个缺乏规范的例证是城市工业发展的低水平重复。近些年来，我国城市工业化过程的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许多地方盲目建立所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便是一例。各地都争相投入巨额资金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此举作为借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促进产业升级之经验的举措，本来是积极的，但在我国，进区入园者并不都是创新性的产业，结果可想而知，钱花了，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起来，不仅浪费了国家财富，而且还影响了城市的工业升级。
把“飞鹅模式”引入国内产业结构的改造则可以缓解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其基本思想是：实现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分离。当然这种分离不是指二者之间完全互不关联的独自循环，而是把二者作为整个国家统一的工业化战略的两个方面，让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既围绕各自的主题相对独立地运行，又不从总体上偏离国家工业化的宏观目标。具体讲就是：
第一，在农村中加大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力度，着重发展轻纺工业、食品工业以及部分电子工业，相应地提高农村工业在国内消费品市场上的占有率，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的转变，促进农村以乡镇企业为中心的城市化。
第二，在城市中，工业应尽快地从传统领域退出，让位给农村工业，自己转而发展附加值高、以资金技术密集为主的新型工作部门。
当然在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相对独立地运行的过程中，国家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干预必须相伴始终，使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在利益上的差距不至于拉得太大。“飞鹅模式”之所以不能用于规范国际间的产业结构发展，而可以用来规范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其机理就在于，在国内可以运用政府干预的手段，把由于从事不同层次产业而形成的利益差距有效地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在国际间则因各自的主权限制和民族利益限制而不能做到这一点。国家干预的具体做法当另文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