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辩证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全球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585(2001)01-0005-07
世纪之交,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的一种普世性历史潮流。它是传承第一次资产阶级以强人、海盗形象骄横野蛮地用坚船利炮到处扩展的全球化浪潮和第二次资产阶级以工业文明形象用现代化理论四处伸手的全球化潮流之后的第三次全球化潮流。这一次全球化实质上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主体的、兼有其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包括投资、贸易、生产经营、生产要素、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等方面的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同时还伴随有不同程度的、不同层次的科学技术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看来,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全球化问题也遵循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不过,由于全球化涉及的事物与一个国家政体内的事物还不一样,具有十分复杂的历史、现实和诱因,有必要重新剖析和认识。首要地研究经济全球化应该是无疑问的。对于经济全球化应该怎么看,既有方法论问题,也有立场问题。西方的全球学研究,除了少数学者外,大多数是离开社会制度来一般地谈论经济全球化等问题的,但最后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方案却是不科学的,而且是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丰子义,2000)。全球化理论的思想先驱之一——丹尼尔·贝尔把全球化的动力理解为以工业文明的衍生形态——信息文明为基础的资本的集约化和技术的发展。熊彼特则以创新范畴为核心,全面概括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无限扩张的本质生命:创新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生命线。创新具体表现为下列五种情况:(1)产品创新;(2)生产方法创新;(3)市场创新;(4)原材料创新;(5)制度创新。熊彼特正是在这几种名为创新的扩张中,发现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全球化的秘密所在。西方全球化理论试图造成假象,似乎全球化社会历史运动只不过是商品、资本、技术、信息、体制和价值观念的自由流动。实际情况是在其背后掩藏着价值取向,即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观(宫敬才,2000)。这一现象启示我们,对于经济全球化及有关政治、文化,应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在世纪之交,对全球化的讨论在国内也是一个热点,观点和主张可以有所不同,但首要的是不能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
一、经济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效应分析
分析经济全球化的效应应首先明确经济全球化的成因及特征。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机理由若干方面的因素构成,主要的首先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全球性逐利活动(华民、孙烽,2000)。国际上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主体是跨国公司,并且跨国公司成分主要是美、日、德、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十分宠大并且增长速度很快。仅就最近15年而言,国际直接投资就增加了6.5倍,到1998年底,累计余额达40000亿美元(《经济学家》,1997;《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1999)。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总额已达30多万亿美元(裘元伦,1999)。对外贸易中有80%左右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人们预测,到2005年,世界商品和劳务出口总额将达114000亿美元(裘元伦,1999)。技术的跨国交易也主要是跨国公司的份额。商品和生产要素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价格差异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追逐利润提供了空间,从而产生了对外投资、企业生产过程的跨国分解与全球配置,以及技术贸易。由于跨国公司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就主观和客观上占据了经济全球化的主角地位。以致于国际分工与协作主体上变成了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与协作。这样,跨国公司的全球追逐利润活动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其次是信息技术进步为跨国生产经营提供了快捷、全面的技术工具。它降低了企业远距离控制的成本,并为企业的跨国远距离活动半径的延伸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以致于对于有能力进行全球扩张的企业,活动范围可以达到世界上它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同时信息技术可以为信息、商品的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提供技术上的高效率支持。信息技术的发展就从物质技术上推进了经济全球化发展(华民、孙烽,2000)。再次是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化。一方面,世界各国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力求缩小国家间的经济差距,都努力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于是就积极探索并奋力引入跨国投资、开拓国际市场,与此相应调整各自不太适应和不适应的相关经济机制和运行环境,主观和客观上在范围和程度上推进经济体制趋同化。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借助自己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极力利用不同国家甚至国家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商品和生产经营要素的价格差异,追逐利润,于是就促进了各国经济环境甚至政治法律环境的趋同化,导致经济体制的趋同化。这样就形成了为了经济利益实现“双赢”的“两相情愿”。加上西方国家按他们的利益而坚持的全球化观点及其鼓吹,在全球形成较强的舆论喧染,促使各国对全球化的认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体制的趋同化进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意识形态对经济体制的反作用。
经济全球化这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世纪之交,体现出若干新的特征。主要是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市场机制作用于国际资源而推进的经济趋同进程。表现是经济全球化追求的是个人和企业的利益的最大化,实现的途径是跨国投资追逐并获取利润。它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不同表现在追逐利益的主体不同,以及追逐利益的途径不同。地区经济一体化追求利益的主体是国家,途径是通过国与国的谈判达成妥协,实现一体化中成本与收益的相对公平分享。此外,从本质上讲,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所处地区的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协作化,相互之间基本上处于经济利益关系比较平等的地位,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显著阶段,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主导的、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全球化是西方新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经济表现(李慎明,2000)。在经济全球化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获益上迄今是不平等的,发达国家受益最大而冲击最小,发展中国家则是受益较大且冲击较大(郭连成,2000)。之所以导致这种状况,并不是发展中国家不积极争取改变或改良这种状况,而是势单力薄。我们知道,一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很强大,二是决定和支撑当前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仍然牢牢控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手中,是它们操纵了决定权,特别是前二者,即使是第三者对于西方七国也不会受制。
经济全球化的效应主要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三个方面。在经济方面,经济全球化的效应主要表现在经济的集聚效应。全球化中的投资、生产、销售和金融的主导权趋向归于大型跨国公司、跨国银行、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机构,形成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从属于跨国企业、跨国银行和各种主要跨国流动基金追求最大利润的需要;掌握了大部分大型跨国公司、跨国银行和大型投资基金的控制性所有权的西方发达国家,逐渐聚敛世界上的大量财富,导致世界财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公平分配,尽管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也会获得利益增长财富,但发达国家将愈来愈富有而发展中国家将愈来愈相对贫困化。其次表现在在全球化中由于金融资产国际流动的障碍和壁垒趋少,成本渐低,又加上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和网络的扩展,使得金融资产的跨国流动具有充分的信息条件和物质技术基础,大大调动金融资产的流动积极性,大大加快了流动规模与速度,大大增强了流动的信息条件保障。这样资本就离实物经济愈来愈远,世界经济尤其是地区经济的虚拟化趋势就会不断加强。虚拟经济的膨胀及国际资本的飘浮性流动和突发性流动,往往使得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出现虚浮性并致使难以驾驭和控制,经济关系就会错乱,经济运行链就将受到损害或中断。正因为这样,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强化,经济主权意识增强,正在寻求和努力维护在全球化中和国际经济合作条件下国家的经济主权。
在政治方面,经济全球化的效应主要表现在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即对国家权力、国家能力和国家权威等的挑战。其理论深处是西方中心主义对国家主义的挑战。对这些方面的影响一是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发展,二是通过作用于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而形成的间接性的对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对国家权力的影响,即对国家自主性的影响,可从国内侧面和国际侧面来看。就国内侧面看,随着市场取向的改革直至社会制度的市场取向发展,以实现自己利益为目标的实业界会逐步培育它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特权地位,它与政府的既合作又矛盾,难免出现互不支持,各自都试图互施策略,争取有利地位。就国际侧面看,随着经济全球化,同时也就形成世界经济一体化,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从而利益相互交错,必将导致国家自主权的有限性。其中的国际合作本身就是互相妥协的结果,于是所有合作国家的主权就都受到了限制。这两个侧面都给国家主权建设提出了更大难度和要求(刘春荣,2000)。经济全球化对国家能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国家职能的影响,实际上是国家面对国内外环境履行自己职能有可为的一面,也有不可为的一面。可为的一面是引导本国市场和填补市场余缺,以及全球性的合作行动,如环境保护、反恐怖反犯罪、人口控制等;不可为的一面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履行自己职能的单方面性,这是国际合作的余缺。另外各国又有各自的不一致性,对于根源于各国经济调控手段的差异、市场发展状况的差别的不一致性,各国就形成自己的控制政策,这种政策的形成由于经济全球化就导致效应弱化。随着这一变化,“国家职能退化”了(李慎民,2000)。经济全球化对国家权威的影响,与上述两种情况是相关联的,具体体现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由于各国的协作而形成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惯例或制度就要扩张,在某些领域和地域,开放的成员国将受到制约。在国内,开放的成员国赖以依存的经济结构发生取向国际化、取向利益集团化、取向区域化的变化,国家权威随之受到挑战。同时,原来说的一国劳动力资源变成国际劳动力资源,尽管有人口管制的限制,但这种变化的扩展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特定政治领域内公民之间的相互依赖(罗伯特—赖克,1998)。在全球化中个人的自主意识强化,自主性随之增强,从而个人的服从意志就淡化了,国家权威随之弱化。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正在探索和努力维护在全球化中和国际政治合作条件下的国家主权。
在文化方面,经济全球化的效应是对民族文化的挑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批判性的借鉴作用和促进了开放思维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西方管理科学的不断革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管理分析思路与方法,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改进。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断引入发展中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分析思路与方法的科学化以及市场取向的改革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路与方法。酉方科学与技术的创新精神有力地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变革与革命。西方国家文化的传媒体系与渲染方法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仿效效应。另一方面,西方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进入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对异质文化的新奇感,于是仿效和追逐风在一定范围和一定层面逐渐形成,促进了文化构成的变革,冲击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扬弃,对民族文化中的优良部分的地位形成极大挑战。加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借助思想文化宣传的强大资源与工具,尤其是高功率、高覆盖率的广播和卫星电视使世界变小,数亿人在同时享受同一个重要新闻信息,并产生交流和互动(李慎民,2000),又加上互联网的世界性扩展,对民族文化形成咄咄逼人的攻势。这种西方文化的全球性、高效率扩张,又有力地推动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有的人认为本源性文化会不受冲击,将长期保存。这只是相对的论断。当然本源性文化由于其根植于广大民众的深层次,有其固化性和排他性,但是在其土壤受到外域文化的渗透和在其外围文化的逐渐改变中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不能认为本源性文化就是“坚如磐石”、“固如金汤”的,“石”在一定条件下会“风化”,“金”在一定条件会改变。这里只是说这是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这不是说,一切文化都将随之很快改变,而是说在不同文化的斗争中,情况总会有变。正是因为这样,许多国家已注意进一步发展民族文化,扩展民族文化的渗透力,固化民族文化地位。
二、经济全球化的二重观
对经济全球化应该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观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发展观。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是经济、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在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新形态。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竞争力的差距,是各国科技实力、科技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从生产方式看是国际社会分工与协作在地域或空间上的扩展以及生产过程细分化或生产阶段独立化的必然趋势。对于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经济全球化是他们商品市场和资源市场的扩展,如美国新经济现象的出现和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世界市场的基础上的,他们大量采取跨国生产与经营的途径,利用资本实力、科技优势、品牌战略,以及资本的国际流动、“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趋势”,到处扩展,广泛积聚资本,并如此“良性”循环。对于发展中国家则是为了增加财富的提升经济竞争力而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极力引入外资、技术和品牌,促进经济发展,一方面确实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强化;另一方面则受让市场份额,让西方跨国公司大量赚取资本优势、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带来的利润,并由此而导致若干负面效应。所以经济全球化对于西方国家是利益所在,是可持续发展经济“霸权”所在,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则是一把“双刃剑”。这就是经济全球化中的不平等,这就是经济全球化中的“两极分化”。当然,在经济全球化中不仅是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型”一体化,还有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经济渗透,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渗透的“混合型”一体化,但后面这些情况从规模、竞争水平以及竞争实力等来看是微不足道的,西方国家牢牢握着主导权、控制权。
对于经济全球化,西方全球化论者认为,历史的存在和发展是一条不断上升的线,处于线的上端者采取所能采取的手段把处于下端者拉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合乎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就应当这样发展。发达国家一般认为它是既有利于发达国家,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事,而且是经济发展在全球不可逆转的趋势。当然发达国家也有经济全球化的利弊说,但它对发达国家的冲击确实很小。对于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共识,并且确实是利弊并存。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相反,则有不同的观点。其实,其有利之处包括有: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吸引外资的条件和机会;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投创造了外部环境和条件,使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增长迅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增强;使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化,步伐加大;拉动了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受益是较大的。同时,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发生紧密联系,相互制约和影响,对发展中国家就有负面影响和冲击。主要是由于全球贸易和全球生产体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及其资本的不断扩张,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冲击,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也不断增大;金融全球化加快了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并使大量的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不太重视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金融秩序,金融管制和金融调控力很弱,形成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的巨大冲击;使发达国家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以及污染环境的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和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一步不平衡,加剧了不发达国家的贫困,贫富差距拉大,贫富两级分化恶化;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形成挑战,经济全球化越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越深,这种挑战越大(郭连成,2000)。于是,一方面必然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势,谋求经济发展,而另一方面又有负面的影响与挑战,所以,必须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这从长远看和从全局战略看应是利大于弊。在全球化中要面对其负面效应,采取应对策略与战略,减少负面影响。总而言之,应该从实际出发,立足发展观,站在长远和全局战略高度,谋求民族经济的不断发展,并正确应对发展中的问题,把西方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变成解融西方中心主义的过程。
三、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发展观
全球化问题,不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特别是政治的,所关涉的深层次理论问题是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全球主义是一种区别于国家主义的世界整体论和人类中心论的文化意识、社会主张、行为规范。它的影响已从学术圈走进民众,从欧美传到世界各地,它的主张已实际上直接介入全部社会生活。由于科技革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由于全球相互依存已成为当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基本规律,决定了全球主义的勃兴,致使它的突出成为历史的必然。国家主义要么是针对在主权国家内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要以国家为中轴而言的,要么是针对在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与人类共同体的关系要以国家为中心而言的。由于国家仍是国际社会最基本的政治单元,是国际关系的主体和最基本的行为体,并且国家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有着广泛认可及深广影响,国家主义存在现实合理性。在两者的矛盾统一体中,即在坚持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并存的前提下,我们倡导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这种主张包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要以宏观的历史眼光审视,真正认清全球化和全球主义的大趋势;对国家主权的相对性要有自觉认同的观点,并用发展的眼光探究全球化时代主权的要旨及其新的表现形态;民族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支点,观念和行动上都不能急于全面超越国家主义;正视国际社会秩序不公正、全球化中分配不平等的事实,理解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的要求,努力促进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全面体现并制约着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蔡拓,2000)。在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中,两者是一种矛盾关系,是全球主义的必然趋势与国家主义的现实的统一;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国家主义必须顺应全球主义的一些要求,全球主义必须观照国家主义的自主要求;国家主义是国家存在和国家自主性的本质要求,全球主义必须符合国家主义的现实。否则,要么全球化进程不能正常推进,要么国家存在和国家自主性出现困难甚至危机。
面对经济全球化,受影响的国家政治应坚持政治发展观。这种政治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与经济全球化接轨的前提下进行的,并且各国的政治发展决定着各自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发展状况,因此,开放条件下的政治发展应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模式。由于在全球化中国家存在与发展的环境与条件发生了随开放程度不同而不同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有赖于从开放的互动性的国际关系中取得,坚持有自主限制的主权对于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的充分利益是很重要的,但必须保有国家的主要权力。由于国家能力有别,利用国际机会的能力也就不同,国家必须发展政策制定能力,以便形成适应经济接轨要求、无损国家核心能力的有效运行机制。由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外来政治冲击会影响国家权威基础,引起认同危机,甚至会导致政治的不稳定,如民主价值取向会因市场国际化而改变,就应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坚持发展的观点,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在发展中处理好民主政治发展与社会稳定和国家权威的关系。固守既有的民主政治主张,将会增加社会运行的摩擦,甚至障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基本的民主政治主张必须坚持,不得动摇。在这里,体现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要适应的要求。总之,坚持经济全球化中的政治发展观,就是要适时适当地调整上层建筑的不适应部分,顺应经济的发展。由于国家能力的有效性和国家权威理应维护,国家权力不能动摇其主体部分,因此这种政治发展观坚持的是适应性发展和调适性发展,不是也绝对不能全部放弃国家能力、国家权力和国家权威。
四、经济全球化中文化的二元观
经济全球化推进的文化全球化,是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推动的仍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主导的文化的全球化,所以简捷地讲是全球文化意识的西化。由于文化本身具有开放性、动态性,不是封闭和停止不前的,对异质文化具有交融性,所以对经济全球化中的文化应如何正确看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全球化是全球不同民族互相依赖、互相合作的发展过程,但由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具有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和科技的强大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则处于弱小态势,在全球化中各民族国家地位极不平等,所以文化的全球化主要成为西方的文化输出。在这种文化输出的背后是利益追求与权利控制,通过文化输出及权利控制,从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使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不断同化。尽管在经济全球化带动的文化全球化之外仍有不同民族文化的同化过程,但那种同化的双方从长期看和全局看基本上处于平等地位。在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同化过程中存在文化抗拒与冲突,也就是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抗争,由于本土文化具有自己的经济、政治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并已形成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及习俗,同时也存在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因此在一个民族国家中文化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文化的全球化和本土化两种趋势由来已久,但它们之间相互的抗争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角触日趋广泛和深化而突显,成为跨入新世纪的国际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文化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形成鲜明的文化对立统一体,它们既矛盾、对立,又相互促进与发展,它们存在于国际社会和民族国家,形成民族国家文化的二元结构和国际社会的文化多元结构。它们存在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态势和发展规律,同时也存在经济、政治、军事和科技特别是经济发展的促进与制约;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人们知道但很少提及的文化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发展对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发展的促进与制约。由此,我们应坚持对经济全球化推动的文化全球化的唯物辩证观。
经济全球化中文化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抗争的深层原因是文化全球主义尤其是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抗争。文化是人类适应不同自然环境的需要,经过自然选择,所形成的与之相协调的特殊生活方式、社会模式、制度、语言、生产方式的集中反映,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又逐步内化为独特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信仰、审美意识、道德观念。它在发展过程中与不同的自然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牟薇,2000)。文化民族主义因民族的差异而存在,因弘扬民族的个性特征而发展,它根植于深广的民族内含而注重本源文化的发展和对外渗透。由此它也在全球化中呈现多样性,也就是各个民族都有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文化特质。同理,既然是多样性的,那么,它们也就由于不同环境中的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接触、交流、互相汲纳和借鉴而发展了同一性。这种多样性和同一性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统一体。在这一统一体中,由于民族文化的不平等交往就导致了文化民族主义。并且,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或抗争,将促成民族内部文化的整合和稳定,促成民族本源文化的突显,促成民族文化新规范和新体系的形成。这些过程的推进取决于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的状况。就文化民族主义的相对面文化帝国主义而言,它是由来已久的西方中心主义在现代文化上的再现,西方国家对利益的跨国追求使西方国家坚持文化帝国主义。从文化层面讲,文化帝国主义走在经济全球化的前台,文化帝国主义的背后是西方跨国套利的过程;从经济层面说,经济全球化走在前台,并形成文化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经济全球化的后台跟上的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在实际过程中是你我交融,并驾齐驱。在文化民族主义与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冲突、抗争中,文化民族主义要发展本民族的精神、意识和文化特质,特别是本源性文化特质,并吸纳西方的形式以逐步获世界更广泛的认可,同时将文化的西化和本土化结合起来,吸收异质文化,复兴民族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由于具有雄厚的高水平的经济、政治、军事和科技基础,乍一看来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无力抗争,但从相互之间的同化过程和文化民族主义的深厚底蕴及其根深叶茂,以及其文化惯性来看,它们之间的争斗是一个各有优劣的漫长过程。经济全球化推进的文化全球化是一个趋势,但也存在文化本土化的发展及其在汲纳异质文化中不懈创新而不断增强文化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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