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斯洛伐克青年运动的三大趋势_公民权利论文

当代斯洛伐克青年运动的三大趋势_公民权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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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共和国青年管理工作和1992年“青年支持与保护计划”的原则在于鼓励斯洛伐克青年校外活动的发展,并帮助建立一个青年团体的网络。

青年公民联合会的代表力求找到一条帮助青年的途径,它企图在保护“青年运动多元化”进程中所反映的青年特殊利益方面求得共识,它同样还企图在保护青年运动进程中所反映的青年一般利益方面求得共识。

国家青年政策的形成

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1992年对青年采取的国家政策原则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有关青年的政策组成一个旨在保护和促进青年的举措体系,主要在家庭、文化、社会、经济、保健、人口和生态领域内进行准备和实施;

2.为广泛发展儿童和青年的利益,国家将为保护和促进青年创造立法和物质方面的先决条件;

3.在国家政策上,青年应被理解为社会群体,(暂时将青年的年龄段界定为15~26岁,这一年龄段应在法律上最终加以界定),这是一个自我准备并逐渐步入社会生活的人生阶段;

4.国家制定有关青年的政策,目的在于为青年的高质量教育、培训和职业准备以及就业和进入社会生活创造适宜的环境,这些政策支持和帮助青年在校内外提高其技术和技能;

5.国家有关青年的政策特别关注对那些来自“不健全家庭”(单身母亲家庭、离婚父母家庭、失业父母家庭)的青年进行保护和促进,为有危险的、有问题的、边缘的青年群体创造条件,建立起预防性的支持系统;

6.青年政策主要包括:

保护青年公民权力和自由;将家庭作为儿童和青年的基本教育环境而加以关怀;为儿童和青年的公民协会活动创造条件;向儿童和青年提供教育和培训;鼓励青年就业,保护青年抵制失业的行动;为闲暇时间、消遣和文娱活动创造条件;开展青年交流及青年国际交往;鼓励青年参与社会文化社会;保护并广泛增进青年的身体健康;特别关怀、教育、保护和促进残疾青年和不充分社会化的青年;防御疏忽大意、道德败坏、残酷无情及其他危害儿童和青年精神健康发展的现象。

1992年1月7日,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批准的《国家青年政策原则》,强调指出了中央国家机关在对待青年时的几大任务:

起草制定国家有关青年的政策的概念和计划,并协调与儿童和青年协会代表的合作;

在关心青年的领域内采取立法行动,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青年的立法行动及保证青年参与立法的活动中进行合作;

为儿童和青年联合会及其他团体提供财政支援,以此来关心青年;

与其他中央国家机关部门进行合作,以利于确定国家青年政策的职权范围和涉及时间和空间的规定;

通过地方国家机关部门的中介,在具体地区落实并监督国家青年政策目标的实现;

收集、记录并研究在准备、计划和实施国家青年政策中所需的信息,推动建立一个关于青年的信息体系,以及青年信息服务中心;

在符合国家青年政策目标的情况下,支持开展有关青年的科学研究,并且为青年人的利益而利用研究成果。

趋势一:青年组织的多元化

根据1990年3月27日斯洛伐克内务部第83号修正案有关规定, 对各青年联合会进行了登记,这很好地说明了青年运动多元化的基本趋势。事实上,国家机关并不办理批准联合会的手续,而只是将它们进行注册登记,以便获取公民社会青年阶层形成以及不同青年团体利益的制度化趋势的社会学信息资源。据统计,在所有4000个注册登记的协会、联盟和组织中,属于儿童和青年组织性质或其活动是面向儿童和青年的约有90个。

青年联合会的形成在过去不但没有得到权力结构的承认,反而遭受其越来越严厉的压制。现在却有一些特殊的组织,成员们的行为大多基于宗教意识,诸如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儿童联合会运动、基督教青年团体运动、基督教体育联盟等等。少数民族团体建立起了一些结构严密的协会,例如,匈牙利人建立了匈牙利学生联盟、匈牙利童子军联盟、匈牙利籍学生联盟、保护匈牙利青年利益联盟等。此外,斯洛伐克青年克罗地亚俱乐部和罗马尼亚青年联合会也都成立起来了,犹太青年也有他们自己的青年组织。

尽管在青年运动分化的第一阶段,非意识形态化和同政治团体保持距离的趋势非常突出,但我们仍然看到了各政党成功地通过一些政治性的青年组织和青年活动将青年吸引到政治工作中去,这些组织的特点是人数很少。

斯洛伐克民主青年党是最早的青年组织之一,它依据的是民主党的思想倾向,强调为有自由倾向的青年实现其政治观点提供舞台。斯洛伐克社会民主青年党的计划所遵循的则是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的目标。斯洛伐克基督教民主青年党将持有基督教道德价值观的青年联合起来,并以现存基督教运动的经验和活动为基础。斯洛伐克籍的青年组成“斯洛伐克青年联盟”,他们的活动包括发展和加强斯洛伐克青年的民族意识。青年民主党左翼的纲领宣称,它是一个由左翼倾向的青年联合组成的独立的公民联盟,是以青年人要求参与公民社会这一模式的形式的自然愿望为基础而成立的。

青年组织机构向现存政党靠近的过程可以说是已经完成。这一过程是在青年中间引起思想和政治分歧的一种负面现象,它无法与青年的社会阶层和特殊的社会利益相适应。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以排斥“新”的青年组织为基础的“斯洛伐克青年委员会”里,一些青年组织之间的对立思想的中心已经转向一个新的层面。因青年组织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是由于其母党执政党或反对党的地位而产生的,对抗导致了争论与冲突,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为一些组织的被人承认提出了新的条件,这些组织包括“少先队”、“生命之树运动”、斯洛伐克大学生联盟、青年联盟等,它们在成立后试图作为具有相同利益的组织而运作,但它们与旧的极权主义青年组织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否认的,这主要是由于在分割财产时它们所不得不接受的地位。

特殊形式的青年组织事实上不是标准的青年组织,而是青年工人的组织,其关注焦点在于青年的特殊利益。它的代表是一个非正式组织,旨在帮助青少年在闲暇时间里扩大他们的兴趣,提高他们的科学和技术能力。一个名叫“虹”的青年组织还关心青年的闲暇活动。在青年文化活动领域里,起相似作用的有斯洛伐克青年文化联盟、斯洛伐克民俗联盟、斯洛伐克青年情感协会等。1990年9月,青年情感协会约有1500 名成员,它组织了讨论、电视和电话讲座、竞赛等。

青年组织关心、支持其成员专业发展的活动同样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其中包括“商业和管理学生协会”、“青年戏剧演员论坛”、“电视台青年组织”、“斯洛伐克流行音乐播音员协会”和“工商界青年企业家协会”等。

在斯洛伐克,从事青年工作的青年协会和组织是建立在多元化的共同兴趣、政治和职业活动的基础上的,它们是机构泛滥的体现。这些机构大多只有纲领性的宣言和少数领导人,他们尽量吸收新的成员,或组织一些可能引起大批青年人兴趣的活动。但不应将这理解为一种恶意的声明。在青年中间,存在着对加入青年组织甚至参加青年组织活动的某种反感情绪,这一点可由在斯洛伐克初等和中等学校学生中进行的社会调查研究及青年组织成员反馈的信息来加以证实。调查研究表明,有17%的调查对象认为,在中等学校里参加青年组织活动的比率最高,接下来是中等技校和中等职校,最低的是基础学校。另一方面,有关青年熟知在他们居住区内现存的青年组织的调查表明,有30%的人能说出一个组织的情况,61%的人能说出两个。

趋势二:青年组织的非国家主义化

青年组织非国家主义化进程的发展是与公民社会加强“青年特性”的前景紧密相联的,这一进程还受到那些从事青年组织研究的专家们的思想和他们在传统的多元化民主国家中的作用的巨大影响。这反映了国家机构在众多欧洲国家(特别是与包括青年组织在内的许多社会机构有关时)均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样的现实。在多元化民主国家里,国家对青少年组织不会施加直接的影响,其目标是保护和帮助青年追求他们所选择的方式。

研究国家与青年组织关系的专家接着指出:“国家的影响还被以下事实所抵消:青年得到非赢利组织和服务团体通过私人和地方手段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在第一阶段,由于在SZM 继任组织中“青年代表”和新组织在公平划分财产上不能达成共识而展开了争论……。结果,在斯洛伐克建立青年基金会的思想逐渐形成了,根据斯洛伐克国会法案的有关规定,必须实施“非国家主义化”进程,以便青年组织及其他非政府组织派代表参加“基金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管理并扩展青年财产以满足青年的利益和需求。基金会后来成立起来了,但现有各青年组织对其决策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的。

在第二阶段,各青年组织的代表在将捐款同国家预算中拨给并由斯洛伐克教育、青年和体育文化部管理的款项分开的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直到1992年1月,协议才正式达成, 上面提到的原则代表了某种妥协。

将公民社会范畴(志愿联合会)同国家青年工作分割开来应该是社会的非国家主义化的长过程,在“非国家主义化”的最后阶段,出现了对一种存在于奥地利和德国的模式的向往。那一地区青年组织的联合并不只是一个联盟,它是公众法律的一个主体。

例如,在“巴伐利亚青年委员会”的章程里,保证对青年工作尽心尽责,这份责任影响到青年工作的一切领域,它不仅关心委员会成员的利益,而且还代表了所有青年的利益。M ·海格这样说道:“根据章程规定,‘巴伐利亚青年委员会’在联邦内国家的层次上目前行使的主要是国家功能(国家主要功能是指对青年工人、计划和理解能力进行支持、教育和指导)。”青年组织联合会的目的从代表广大青年扩展到了对整个青年工作体系的监督管理。它成了国家与青年组织之间的一种联系方式。

再举个例子,在奥地利的沃拉伯格,与其他奥地利州不同,对青年工作的财政款项是根据青年组织的建议进行分配的。这里存在着“青年组织委员会”所批准的“活动要点”,那是分配州财政款项的基础。国家只是拥有在取得州预算分配给青年人和青年工作的款项,并按照其需要,在同与政党紧密相连的青年组织合作的情况下处置该款的管理手段。

趋势三:青年组织活动的权力分散

建立在兴趣多元化、信仰和政治基础上的当代青年组织,在斯洛伐克,他们表现了公民社会中青年阶层的众多主题。尽管它们是否总能系统地、有组织地表达青年的真正兴趣是令人怀疑的。然而,有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那些以青年中所蕴藏的公民潜力基础的主要青年组织都有最好的条件通过解决问题,满足他们的利益,并进行帮助来吸引年轻人。 国家对他们活动的支持反映在1991 年和1992 年的津贴中(1990 ~1992年津贴约9000万斯洛伐克克朗,1993~1995年约3000万斯洛伐克克朗。)

脱离了国家管理客观上为青年运动真正民主和自主的发展以及青年工作向自由、独立的方向转变创造了条件。青年组织独立地决定着他们活动的目标、内容和形式。另一方面,青年工作的“公众办事者”与国家联系较为密切,并主要解决那些没有加入青年组织的青年群体的问题,或那些要求在职业上接近全日工作的青年工人——教师或社会工作者——的问题。

青年工作结构的变化从其组织者的观点看采取了明确的形式。虽然有着许多的疑惑、争论和冲突,他们是随对兼做“青年工作”的国家机构的权利和责任的不同理解而来的,它并不只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关系具体化的短暂时期的特殊结果。最近,欧洲国家青年委员会主席在里斯本召开的第三届欧洲青年问题部长会议上说:“青年委员会会费和一切有关青年工作经费的不可靠不论是由于资助方式的改变、非政府团体的有系统的国家主义化,还是最近财政和资源的削减,都意味着国家青年委员会的工作环境越来越困难。”

斯洛伐克在这个领域里所获得的经验,与捷克共和国的情况,以及奥地利、德国、瑞典和芬兰在青年工作方面的经验导致了这样的想法:将来对青年一代的基本影响将表达在保护和支持青少年计划的目标中,而这应通过某些特殊的方案进行解决。任何公民社会团体都可作为独立的青年工作者通过竞争参与这些方案的实施。他们有权从斯洛伐克政府所规定的国家预算中得到补助金。这些计划是对青年组织、慈善团体、公民自发机构和为青年提供服务的非赢利机构的挑战,所有这些机构都有机会去完成针对青少年的社会和人道主义挽救网络。这些计划是公民社会的工具,着重于解决青年的社会问题,特别在斯洛伐克的贫困地区的社会问题以及有关受到威胁的和有问题的青年团体的问题。然而,他们也期望将各方力量联合起来,并加强国家机构和地方政府同青年联合会和青年工作者的关系。

青年代表将会同所有那些代表青年的人和参与解决他们的问题的人(社会工作者、在计划生育中心工作的、在信息和顾问中心工作的人),支持青年与当选的当地或地区代表进行对话。要求中还表明要成立一个“市区青年委员会”,其下设立一些报刊来监督青年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分析那些以青年人的满意为中心的项目是否可以实现并评价其成就。

青年参与市区生活将为加深社区更新的相对缓慢而复杂的进程创造一个重要的条件,同时还为避免市民大批地离开大城市创造条件。与青年和体育工作有关的当地政府代表应寻求使市政府和国家利益达到一致的途径,使国家机构和当地政府之间达成共识,以便找到解决青年问题和参与市区生活的方法。

结论

1993年以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生活民主化问题在青年及其组织这一特殊社会阶层方面也有其特殊的历程。当然,这里人们同样在为他们的思想、观点和看法而斗争。自从青年人被卷入到解决因教育和劳动市场要求而带来的许多切身问题以后,绝大多数青年人消极地看待上述斗争。

在1989~1992年这一短暂时期内,关于青年财产和国家对青年协会活动的支持程度等事宜决定了青年运动的发展趋势。然而,这是为什么一直没有足够的内部力量来打破青年人的心理障碍并联合成为青年组织的主要原因。

真正的青年运动一直“存在”于青年联盟的结构以外,它可能是以当地文化和体育生活的形式“存在”着,也可能以青年人体育和歌迷俱乐部的形式“存在”着,甚至还可能以自发城市流氓暴力集团的形式“存在”着。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对青年联盟的权力分散和地方化进行鼓励是有利的,这是走向多元化民主和市场经济的不寻常途径。在地方政府经济不充分、公民社会没有组织起来的情况下,国家必须克服其内在的一种趋势,那就是尽力缩小一切不能有中央指导的活动和机构所产生的影响。

公民青年联盟的发展是青年转向共和国公民的一个源泉,青年课外教育和训练的机构体系因此而得到了扩展,学校作为教育和训练机构的作用得到了加强,培养公民意识的教育体系建立起来了。

韩晓燕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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