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_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论文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_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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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外交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中国坚持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倡导国际间的平等合作,推动了中国同各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关系,对世界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总结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和本国外交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中国在外交理论创新和外交实践方面都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

中国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

(一)突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当今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是人类面临的两大主要课题。邓小平早就指出,国际上有两个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和平和发展之间存在着很紧密的内在联系,和平离不开发展,发展需要和平。和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没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集中精力进行建设;没有全人类协调、平衡、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没有持久的世界和平和稳定。人类在上个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经历了冷战对峙的磨难,各国人民都不愿看到再发生新的热战、冷战和动乱,都不愿看到南北经济鸿沟进一步扩大。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要求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为了维护和平、促进发展,需要应对来自霸权主义、非传统安全因素,如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南北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的挑战。要应对这些挑战,必须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加强国际合作。这就要求各国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共同协商,不强加于人;经济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文化上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和谐共存;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协调,共对威胁;在国际关系方面平等相待,照顾各方利益,摒弃单边主义。换言之,要坚持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目标,提倡新安全观、科学发展观和现代文明观。

(二)倡导建立公正合理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

在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了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想,这个新秩序的基础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政治新秩序的核心是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经济新秩序的要旨是平等互利、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就是要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创造安全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建立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形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和谐合作、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这样一种健康、良好的国际关系局面。

当今惟一的超级大国凭借其超强实力,无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行强权政治,鼓吹“新干涉主义”、“主权观念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论”、“新帝国论”,甚至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策动政权更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关系准则,强调主权平等的原则就是应对这种挑战的有力武器。要形成各国人民的事情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世界事务由世界人民共同来管,而不是超级大国说了算的多极化的国际格局。应当说明,这里所说的多极化的实质就是国际关系民主化,它在本质上不同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大国瓜分势力范围、共同主宰世界的那种多极格局。

经济全球化是客观趋势,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但是,现阶段的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进行的,是由发达国家主导,“游戏规则”也是它们制订,因此它给各国带来的机遇是不均等的。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有的得益很少、有的不仅没有得益,甚至主权受到侵害。经济全球化不能作为限制国家主权的借口。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主权、平等、公平互惠的原则应继续得到遵循和贯彻,国际经济合作和交流应达到共赢共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目的。

总之,无论是世界多极化还是经济全球化,都不能改变当今国际关系的主体仍然是民族国家这一事实,各国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是独立自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有人把“主权让渡”作为“主权观念过时”的依据,这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主权让渡”是指主权国家在自愿、互惠的基础上在一定范围内做出的某种安排,这并不意味着主权的削弱,而是有关国家行使主权的一种方式,如果违反资源共享、利益互惠的原则,那便不是“主权让渡”,而是“主权剥夺”。

(三)倡导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安全观

要确保主权平等,就必须保障安全。在传统观念里,缔结军事联盟、加强军备是保障安全最有力的手段。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必然会加剧军备竞赛,强化国与国之间的相互猜疑和不信任,造成国际局势的动荡和不稳定,同时也影响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证明,旧安全观不仅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不利于各国自身的和平发展,而且会激化矛盾,甚至引发冲突和战争。

新安全观主张建立国际间的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以此作为保障国际安全的主要途径。互信是前提,只有在国际关系中实现互信,大小、强弱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发展水平各异的国家才能作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真诚协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尊重主权的原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的原则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对话协商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有效的方式。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享有安全的平等权利,任何国家都不应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的基础之上。如果只是一个国家或一部分国家安全,甚至绝对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甚至绝对不安全,那么这个世界肯定是不会安宁的。

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是以实现真正的持久和平为宗旨的,是服务于21世纪和平发展这个大主题的。新安全观的精神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它同冷战思维根本对立,必然会遇到习惯于搞强权政治势力的抵制。但是它的伟大作用和强大生命力已经并将继续为实践和历史所证明,必将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四)提倡维护世界多样性的现代文明观

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尊重世界多样性是实现国际间、民族间的和平共处的重要前提。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无论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发展道路还是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都存在着差异。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只有彼此尊重,和睦相处,求同存异,互相促进,才能创造一个多姿多彩、和谐共处的“和而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历史、文化、经济及社会制度不应成为相互疏远、仇视、冲突的理由,而应成为相互增益和相互完善的动力。世界各种文明完全可以长期共存,在竞争和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不承认、不尊重世界多样性,企图建立清一色的一统天下,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动辄以孤立、制裁以至于武力相威胁,是霸主的心态和行径,是有悖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当今世界有近200个国家,60多亿人口,各国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发展模式,有什么统一的框架能将这种多样性硬捏在一起,从而消除它们各自的特性呢!诚然,各个文明之间,由于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也有可能产生偏见甚至冲突,历史上这种情况也不罕见,但这只是人类历史长河的曲折和支流,主流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种文明的共存共处、交融共进。当今,人类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不仅要避免误解、紧张和冲突,而且要在和谐共处中达到共同繁荣。否则只能使人类文明倒退,甚至给人类带来灾难。中国关于维护世界多样性的观点,即现代文明观,符合这一历史要求。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理论基础。五项原则中所强调的尊重主权及和平共处原则正是这项政策的两个最重要的出发点。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开展合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总纲领。根据这个总纲领,中国在新时期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方针,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开拓外交新局面。

(一)成功地塑造了爱好和平的、“温和而坚定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面对国际上的大风大浪,中国沉着应对,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南亚核竞赛、科索沃危机、“9·11”事件冲击、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朝鲜半岛核问题等重大事件中,中国坚持联合国宪章和“五项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正义立场,灵活务实,戮力斡旋,积极推动其朝着有利于地区与世界和平及有关国家的利益的方向解决,为缓和紧张局势与危机,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这些行动在国际上展现了中国坦诚、负责、求实、灵活、开放的外交风格和坚持原则、仗义执言和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风范。

(二)加强同周边国家关系

历史经验证明,周边形势的演变与中国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外交大局、国家安全、发展战略和社会稳定。把营造一个和平安全、合作繁荣的周边环境置于中国外交全局中的首要地位,是中国新时期外交的突出特点。中国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使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得到全面推进。这里仅举几个突出事例。

东南亚国家是中国的近邻,为了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除了继续发展双边关系外,还加强了地区合作,妥善处理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端。从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到确定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目标和原则,再到正式加入《东南亚合作条约》、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标志着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幅提升。同时还同东南亚有关国家就南海行为准则达成了协议,加强了互信。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使地区经济形势得以稳定。近几年,由于美、日、欧经济同时减速,东南亚国家经济受到很大的压力,中国通过开放市场、扩大进口,推动了这个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在非典蔓延和禽流感爆发期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积极开展防治合作,使它们感受到中国是可靠的朋友。

中印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两国关系发生过一些曲折。症结之一在于印度对中国缺乏了解,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是“威胁”。通过坚持不懈地做增信释疑工作,两国关系得到全面恢复和加强,特别是经贸关系有很大的发展。1999年印度外长访华,双方达成了两国互不构成威胁、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共识,强调中印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规划两国关系。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双方发表《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印度首次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在边界争议问题上,双方一致同意该问题不应影响两国关系发展,应寻求公正合理的解决办法,为此双方还任命了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中印关系的明显提升,是中国近年来最重要的外交成就之一。

中日关系最主要的问题是历史问题。中国的原则立场是:历史问题是客观事实,不能回避,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妥善处理;历史问题不应是包袱,而应从中汲取有益教训,使之成为发展关系的动力;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绝不仅是日本的内政和文化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问题,这个举动反映了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是中国绝对不能接受的。同时,中国也认为,在新的历史阶段,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中日都是亚洲重要国家,当前的共同利益就是发展和振兴亚洲,亚洲的发展离不开中日协调与合作。我们期待日本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使中日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发展。

(三)继续改善同主要大国的关系

冷战后的大国关系特点是相互借重、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相互协调、和平共处。稳定、改善和发展同各大国关系,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是中国外交关键性的课题。

中美关系呈现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美国政府、军队、国会和舆论中存在着“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发展将影响其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企图“西化”、分化中国;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和单边主义的做法,也同中国关于建立公正合理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存在明显矛盾。另一方面,中美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日趋紧密,美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也需要中国的理解和支持。这种双重性决定了中美关系会有曲折,也会有发展。美国现在最关心的是反恐、防扩散和经济发展,在这些方面,双方可以开展必要的协调与合作。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只要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干涉中国内政,不支持“台独”,中美关系就能平稳发展。在如何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中国外交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收到了预期的成效。

欧盟在战略上欢迎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欧盟在推进多极化、维护联合国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重大国际问题上,同中国有共同语言。尽管中欧关系存在一些磨擦因素,但前景是好的。中国重视欧盟的地位和作用,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双边关系全面深入发展。1994年,中欧达成政治对话协议,1998年,中欧领导人建立年度会晤机制。2003年10月13日,中国政府发表首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同日,欧盟理事会批准了《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共同利益和挑战》的对华新文件。10月30日,中国与欧盟领导人确定双方将致力于建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系列的举措反映了中欧关系已取得新的突破。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中俄两国间没有原则性的矛盾和分歧,边界问题基本解决。中俄在推进世界多极化、维护联合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导作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立场基本一致。在开展广泛合作的基础上,1996年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为两国长期睦邻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中俄关系的发展改变了冷战时期国家间不是结盟就是对抗的旧思维,创造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基础上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家关系。

(四)进一步推动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

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是我国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以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为例,近年来中国采取了两个重大的举措:举行中非论坛、实施“走出去”的战略。中非论坛已经召开了两次,去年年底举行的第二次中非论坛,在落实首届论坛后续行动的基础上,发表了《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制定了今后三年总体规划,就深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的合作、构筑长期稳定、平等互利、全面合作新型伙伴关系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中国有实力的企业到非洲投资,扩展市场,已形成一定势头。中非在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上互利合作,中非关系有着广阔的前景。

(五)积极参与多边外交

在当今世界里,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关系日趋紧密,各种区域性、洲际性的合作组织空前活跃,多边外交作用更加突出。人类面对的许多挑战往往是跨国性的,利用多边方式、通过国际社会相互配合与密切合作是应对这些挑战的有效途径。积极参与多边活动,是中国新时期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

重视发挥联合国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的独特作用,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中国首倡举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会晤;根据《联合国宪章》基本宗旨和原则精神,积极参与联合国在维和、军控、反恐、发展、人权、司法、环境等问题上的合作以及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活动。

中国大力推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主张贸易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两个轮子”并重,倡导以相互尊重、自主自愿和灵活性等原则为特点的“亚太经合组织方式”;致力于促进东亚区域合作,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10+1”、“10+3”框架内的对话与合作,推动其全面、深入发展;推动“上海五国”机制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开创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中国积极参加亚欧会议,提出加强亚欧两大洲合作的原则主张,还支持并参与77国集团等发展中国家开展多边外交活动,并积极推动国际军控和裁军,支持包括防扩散机制的建设的多边军控进程。

朝鲜半岛核问题突出后,在中国积极劝和促谈下,举行了北京三方会谈和第一、二次六方会谈,取得积极成效,半岛一度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得到缓解,和谈的轨道已经铺就,解决核问题的目标已经确立。各方就采取协调一致步骤实现无核化达成共识,都同意继续六方会谈的进程。中国不赞成朝鲜半岛出现核武器,同时也主张要解决朝鲜的合理关切。中国处理朝核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虽然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还很漫长,但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举世瞩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扬。

总之,中国新时期的外交理论实践都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的。实践证明,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倡者,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忠实贯彻者和率先垂范的实践者。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坚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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