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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西方及西方以外的历史思考和历史写作方面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尽管没有与研究历史的旧模式完全割裂，牢固地建立于19世纪的方法程序继续为学术研究提供指导，但是，在哪些方面值得进行历史的思考以及这些方面怎样得到历史学家最好的处理等方面却有了明显的再定位。
人们应当避免过分简单化。从来没有一种审视过去和撰写历史的套路可循。历史是多样性的。然而在某一特定时期，存在着一定的趋向，允许我们谈论占支配地位的一种或多种风格。因此，谈到通向历史的现代途径时，人们一定要有相当的理由，这一观点首先出现于18世纪的著述中，然后直到20世纪下半期才被历史学家广泛接受。
20世纪上半期的先驱们对主要史学传统的基本设想提出质疑，为撰写历史的新方法铺平了道路。亨利·波尔和卢西恩·费布伍雷即是这些先驱中的人，不过他们采纳了许多传统设想。在1932年出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的一篇重要文章《历史》中，他们把现代历史概念的两个特征看作现代历史观和实践的基础：建立“事实”和把历史事件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此外，他们把历史研究的转变引入一个专业学科。他们辩论道，旧的古代人文史学把历史视为一种为政治和道德服务的理论形式和一种艺术形式。“正如现在所理解的那样，”他们指出，“历史可以发展成为艺术；可以被冠之以哲学；但从根本上说，它必须牢固地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1] (P358)而这可能正是困难所在。这种想法的前提是在把历史看作文学和看作科学之间划一道明显的界限。即使它通向科学的途径重视偶然因素，尤其是使历史与普通自然科学相区分的因素；但它认为，基于牢固事实基础的历史事件应当叙述反映历史事实的连贯的发展过程。
然而，这种“现代历史概念”的描述是不完全的。因为波尔和费布伍雷，甚至当时大多数历史学科的实践家都没有充分理解指导他们工作的前提的含义。“事实”和“世界历史”的概念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西方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宗教传统都赞成把整个人类历史看成是走向终结的目的论的观点。[2] 但是这种先验的终结仰赖于对超自然启示的信心——尽管可能有人争辩说，希伯来先知们就设想在地球上存在着和平和正义的领域。然而，现代历史学家确信：历史是连续的、片面的过程；坚持自己科学性权利的学术研究会把来源于客观学术研究的历史叙述置于世界历史的框架之中。
但是，正如18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下半期的历史学家的现代传统所理解的那样，世界历史决不像它自我吹嘘的那样具有世界性。创刊于1736年的英文《世界历史》试图讲述所有人的文化，不但是欧洲人的，而且还有亚洲人和非洲黑人的。然而，评论家(如爱德华·菲特在他的现代史学史中[3] (P322，323)却认为它是前现代的，不但因为它仍然受旧宗教观的约束，而且因为它讲述了许多不能形成连续的人类史的一部分、只能构成独立历史的人的历史。相反，出现于18、19世纪的现代历史风格主要研究西方、或专注于欧洲，甚至把斯拉夫人排除在外的更狭隘的西方和中欧。兰克的《拉丁语和日耳曼语人的历史》定义了世界的外缘。对于黑格尔、兰克来说，只有西方人有历史。兰克指出，中国和印度只有自然的历史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历史。[4] (P46)但是在这个符合兰克的“每个时代对上帝来说都是直接的”，[5] (P53)这句与他所写的历史相矛盾的格言的历史中，过去的社会和文明只是后来社会和文明的踏脚石。这实际上就是被E.P.汤普森批评为“后代的巨大恩赐”的东西。[6] (P12)
世界历史学认为，过去存在与历史相关的事件和人物，比如J.G.德罗伊森创立了历史学。而其余的围绕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生的事则是与历史不相关的。相似地，只有优等国家才与历史相关。甚至在成功地建立民族国家之前的德国、意大利、波希米亚、塞尔维亚或挪威等国，国家都居于现代历史写作的中心。[7] 国家建立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这个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为它在强国中的地位进行外交和军事斗争。另外，那些与国家的决策大事密切相关的人和阶级被认为是值得进行历史思考的。历史上的重要参与者集中于国家，这不仅是西方国家史学的特征，而且是那些面临着进行现代化的非西方世界史学的特征。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在20世纪早期结束王朝历史、开始国家历史的中国。[8]
部分史学现代化过程已经在历史研究的专业化中提到，这种专业化目前主要集中在大学和学术机构。专业化意在保证客观性、避免偏见。事实上，专业历史学家不是一个自由流动的知识分子，而是这样的人：比如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他与由国家提供资金的机构相联系；在美国，他则与基金会或宗教派别资助的机构相联系，但他反映的是现状。[9] [10] 这也反映出了历史学家扩大阵容的方式。因此尽管原则上存在观点自由这一事实，但实际上专业文章为这种自由设置了种种限制，这是不足为怪的。[11]
而且，这一专业借以发挥功能的社会预设了一种等级秩序。在这一秩序中，女人从属于男人，并被排除于扮演积极的历史角色之外。构成所谓下层等级、种族或宗教少数派的人民群众面临同样的命运。后面我们将进行详细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可能是对当时的史学提出疑问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理性思潮的代表。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它本身也接受了这一主要历史观的许多基本设想。
历史学的社会科学角色
历史思想的这种模式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上半期遇到了包括更多地强调社会结构和过程的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研究的挑战。它们日益取代早期的有时被称为“历史主义”的定位，这种定位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占主导地位并沿用至20世纪。它认为，作为一种文化科学的历史，需要一种不同于硬科学的调查逻辑，也就是说，历史应该重视那些不能被简化为抽象概括的人类生活的目的因素。到了20世纪，这些把历史看作“人文科学”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研究观逐渐被把历史看作一种“社会科学”的历史观所代替。
这种新的社会科学定位贯穿于以下讨论的几个方面，但是它们支持某些特定的设想。它们批评旧史学主要叙述关于政治的历史事件，兴趣集中于掌权的领导人物；它们提倡进行解析的历史，试图研究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旧史学主要依赖于把文献学作为一种探索人类目的的研究和理解背景工具；而新史学则转向相邻的社会科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在法国还借助于对社会结构和过程进行分析，强调关于历史研究的各学科间特性的地理学。[12] [13] 它们争取创建一种比传统地讲述政治的史学更加全面的历史，也想把更广泛的人物包括到历史之中。
但只是到了1945年之后，作为历史研究主导模式的社会科学历史才出现。把定位于社会科学的历史简化为共同特性是很困难的；它的范围包括从对20世纪60年代法国《年鉴》中历史生活的物质和生物基础的研究，到法国和大不列颠的新历史人口统计学，到定量的城市史，美国选举行为的研究，到美国、大不列颠、法国的可以计量的经济循环模式，到深受马克斯·韦伯影响的西德的“历史社会科学”。然而，尽管它们有这诸多的差异，但是它们都同意这一观点：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比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更加密切。正如较早的社会科学定位的历史已经做的那样，这就假定存在一种构成历史研究对象的真实的历史的过去。它试图创造一种符合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学方法。因此，它通常选择如硬经济和人口统计学资料等的各种资料来源而不选择旧史学。因此，20世纪70年代，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的一篇调查中指出：“对数量的探求毫无疑问地是最强大的历史新潮流，使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观与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观相区别的因素超过了其他因素。”[14] (P39)这些历史学家试图以单个人物的做法来弥补大大忽略了构成历史的众多人物的结构和过程。
可能除了许多遵循《年鉴》传统的历史学家之外，几乎社会科学史所有形式的关键都是作为进行中的定向进程的历史观念，它们接受旧史学模式，甚至这种旧史学模式在他们的思想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对于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历史社会科学”的德国学派来说，各种把历史作为一种经验主义分析社会科学的倡导是正确的。
一个被广为接受的概念是“现代化”。它追溯到19世纪的实证主义，认为历史、至少近代西方世界的历史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随着技术进程和相应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朝向更大规模的科学启蒙运动的进程。“历史社会科学”的德国学派(韦勒、科卡)[12] 试图在社会结构和对民族社会主义在德国获得政权如何成为可能这一问题的理解过程的背景中来为政治定位，而社会科学史的大多数形式则趋向下层等级的政治史。
社会科学与战后世界及紧随其后的冷战背景紧密结合在一起。美国已作为西方超级大国出现。对苏联扩张的恐惧导致中西部欧洲国家和太平洋周边国家、包括前敌对国德国和日本都把自己的命运与西方和美国联系在一起。这与1918年以后以德国对战胜国和西方文化所怀的敌意为标志的战争时期形成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在美国，1945年以后出现了牢固地建立在有活力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基础之上的、臆想的无阶级社会、摆脱了社会冲突的自满论调。美国把自己标榜为取代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界楷模。正如沃尔特·罗斯托1960年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个非共产主义者的宣言》[15] 中声称的那样，资本主义经济以持续增长为特征，在所有现代社会和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中，包括美国式的民主都采取相似的形式。因此，指向西方世界，尤其是把美国当作历史发展的最高形式的主要叙述被并入许多四方、尤其是美国的社会科学中。苏联的历史思想反映同样的主要叙述方式，仰赖于对苏联科学和经济进步模式的信念。
对现存意识形态的挑战
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这种存在于西方的自信和在东方公开声明的转变形式中所依赖的一些基本设想遇到挑战。在受到苏联的、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中国的挑战的世界中，美国与它的西方和太平洋盟国继续扮演支配角色。但对双方来说，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根基都已开始崩溃。殖民地或者已获得独立，或者如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等正处于为争取独立而战斗的状况。长期以来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群体，如非裔美国人要求自己的权利，并获得了同样对殖民战争进行抗议的多数人地区的支持。最后，当女人对有史以来西方和非西方主要文化中突出的男性处于支配地位的性别模式发起挑战时，性别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失去了可信性，表现出独裁的官僚主义。镇压布拉格之春表明了苏联政权和那些独立国家以人道主义面孔允许社会主义改革的无能。
现代性的哲学批判
对支配性社会秩序的挑战在东西方同时引起了对现代世界观的根本怀疑。这种现代世界观强调科学的合理性和对世界的技术征服——简单地说，是无限制的增长，也即是以适合经济进步的方式来重建有序的世界社会。
这种对社会科学和现代化普遍持有的信心在20世纪70、80年代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最激烈的声讨，也受到来自历史学家，尤其是文化历史学家的较为平静的挑战。虽然很难把这些批评归结为一个共同特征，但是在批判他们视之为现代历史观的中心的两个假设方面，他们意见一致。第一个关注的问题是世界历史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及“宏大叙事”或“元叙述”[16] 的创造，这种创造把历史看作是一个以对启蒙、解放的许诺和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整体的、朝着现代西方世界方向的向前发展。批评家指责说当时的史学家们忽视了西方的进步、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基于种族、性别和阶级的权力关系之巩固这些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按照他们的历史观，认为这些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辩论说，在消除大通史的可能性和为无数分割的历史开辟道路方面，历史没有一致性。
与这一批评观点密切联系的是排除对过去进行客观历史调查的可能性。按照彼得·诺维克的观点，客观性的思想和理想位于历史专业的正中心，它是基于“对过去的事实和与之相应的真理的赞同”而形成的，结果，“历史与虚构分离开来”[10] (P3-4)。海登·怀特指出，这一赞同相信“在那之外存在一个在文本中直接反映的过去的幻想”。[17] (P209)按照基思·詹金斯的观点，后现代主义者们从表象背后存在着一个实在的、基本的“真实世界”这一观念中寻求自由的现代历史意识。引用詹金斯的话是：“事实上，现代历史似乎恰恰是在一个无根基世界中的定位表达的一个更加没有根基的定位表达”。[18] (P6)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历史是由与事实没有直接联系的语言结构组成的。产生事实的是语言。在否认存在某种话语之外的东西这一观念方面，雅克·德里达走得更远。[19] (P266)而且对德里达来说，话语没有固定的含义，但是它对于含义的极限来说却是开放的，因为没有标明清晰含义的阿基米德支点。进而，根据福柯的观点，我们不但要独立于话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来看文章，而且应该独立于它的作者来看它。德里达批评他认为是自苏格拉底以来西方经典哲学传统的“理性中心主义”依赖于事实能够被简化为理性观念这一错误认识，忽略了这些观念反映支配体系。在女权主义者的理论中，事实不是赠予的、而是通过话语创立的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按照琼·斯科特[20] 的观点，性别不是在自然中发现的，而是通过语言、话语和反映或向权力关系发起挑战的文化符号在社会中建立的，所以语言的破坏是暴露和打破这些不平衡权力关系的一种必要手段。
所有这一切都导致认识论的相对论。可能这种与编史工作相联系的认识论的最有影响的倡导者是认为历史思想是“语言模式的俘虏，在这种语言模式中，它试图把握存在于其感知领域的客观事物的要点”。[21] (Pxi)因此，通向历史知识的不是历史学家对于真正学科问题的所谓客观研究，应该说，历史学家所获得的知识是以他/她所使用的语言模式为条件的。对怀特来说，专业的编史工作产生关于过去的客观知识不过是投机的历史哲学和历史小说而已。对于一个连贯的叙述来说，任何超出事实的尝试都是一次“诗意的行动”，因此，“选择一种历史观而不是另一种历史观的最好根据是美学或道德标准而不是认识论的标准。”[21] (Pxii)“被简单地看作文字作品的话”，他谈到，“历史和小说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很明显。”[22] 类似地，“神话和历史之间的对立是有疑问的，甚至是站不住脚的。”[22] (P83)对于历史和小说之间界限的否定是法国文学评论家罗兰·巴尔特关于“历史论文”的评论文的中心。[23] (P3-28)对安克斯密特来说，“科学是现代主义者的一切”[24] (P166)，而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史学的隐喻因素比文学和事实因素更有力……批评隐喻确实是一种既无意义又无鉴赏力的行为。只有隐喻才反驳隐喻”[24] (P180)。因此，研究是不切题的，因为除了在修辞上之外，“真正的过去”并没有成为史学的一部分。
转向文化史和回归叙述
只有很少数的历史工作者同意巴尔特、德里达、怀特、安克斯密特和詹金斯关于“不存在客观标准”的观点。他们坚持认为，与历史小说相对比的历史著作必须产生于以学术界公认的客观标准进行的研究中。后现代主义反映了一种许多历史学家共有的普遍倾向。这一倾向部分地是一种对现代文明和科学的本性和质量的普遍怀疑论；是对在损害包括妇女和非西方世界的最大多数人口利益的情况下，宣布中上阶级的精英享有特权这一权力关系合法化、以史学或社会科学形式存在的西方历史科学的普遍怀疑论。因此，到20世纪70年代时，社会科学历史学家的旧科学气质被动摇了。在一篇写于1979年、目前很著名的文章《叙事史的复兴》中，劳伦斯·斯通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历史的观察和写作方法发生了变化。作为社会科学史中心的“关于过去变迁的一致的科学解释”是可能的这一信念受到了广泛的反对。[25] (P19)随着对“文化群体和个人意志至少既是变迁的重要动因，又是物质产量和人口增长的非个人力量”的确信，在它的位置上，出现了对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的兴趣。[25] (P9)然而，尽管斯通极力否定“一致的科学解释”的幻想，但他从没有建议过历史叙述应当放弃它对合理调查和现实主义改造的主张。
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及其对历史写作的影响
我们已经提到，历史研究所表现的新趋势必须放在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的政治气候背景中来理解，如：妇女运动的出现、民族意识的提高、为种族平等进行的斗争、反殖民主义和环境决定论，工业化、现代化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秩序和为之服务的社会科学的不足都指向了环境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史学内部的转化为历史学家态度的变化提供了重要指标。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和西方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拒绝表明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处于深深的危机之中。但是，不但在西欧，而且在日本、印度和拉美，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重要性都不可低估。[26] (P388-420)与由安东尼奥·葛兰西、乔治·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鼓吹的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形式相比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微乎其微。西方马克思主义保存了阶级斗争的思想、统治在社会关系中作为主要力量的角色，但是放弃了必然发展为无阶级社会的思想。
给马克思主义重新定位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涉及到对关于历史的传统经济解释的检验。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葛兰西在墨索里尼的监狱里所写的作品，根据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中发育不成熟的因素，解释了意大利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失败，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些作品在西方才被人知晓。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活力基本上并不仅仅依赖它的经济实力，而是依赖它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的文化霸权。1923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就在关于资本“商品的盲目崇拜”的片断中看到了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观念批判的核心。以他的观点，支配科学思想和社会科学思想的经验主义不能理解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20世纪30、40年代，产生于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家”进行了相似的解释。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把文化转变为为经济目的服务的工业。他们提倡一种超出社会文化定性方面的可计量数据的科学。然而他们抛弃了卢卡奇的历史乐观主义。
可能没有一本关于社会史再定位的书的影响能比得上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那么大，至少在讲英语的世界没有，在此之外也没有。汤普森坚持了阶级概念和“阶级经历主要是由人们出身的或无意识进入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观念。[6] (P9)但是他强调，阶级不能被看作“‘结构’，甚至也不能被看作‘种类’，而应被看作在人类关系中……实际上发生的某种东西”。所以，英国工人阶级根本不是经济力量的产物(尽管在《共产党宣言》和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的社会学中，阶级主要是经济力量的产物)，而是来自特殊的文化传统的积极的行动者，它被创造的同时又创造了它自身。因此，他所依赖的是构成文化的定性因素，如文学、艺术、民间传说和象征主义。而且，汤普森极力反对把过去看作是未来阶梯的正统马克思主义。
但是，汤普森的史学方法很快受到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他们认为，汤普森没有完全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划清界限。他们谈到，尽管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阶级，这种文化仍然集中于产业工人阶级，在这种文化中，那些与产业工作过程没有直接联系的工人阶级扮演着小角色。1976年创刊于大不列颠的《历史研究——社会主义历史学家杂志》于1982年把它的副标题改为《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历史学家杂志》，1995年则干脆去掉了副标题，力图通过扩大不断变化的社会中的工作概念及把家庭和工厂的妇女包括进去来弥补上述缺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殖民主义的历史观点，如拉丁美洲独立理论和印度下层研究提出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提倡历史发展的观念，这与把现代化理解为西方化的资本主义作品类似。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文化研究》(1978年)中指出，西方学者不是根据历史知识而是依据偏见杜撰了阿拉伯文化，把一个文明的西方与一个落后的、需要西方化的穆斯林东方相对照。把女权主义、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在一起的后殖民主义者的作品认为，必须把阶级、种族和性别种类放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中来看待。后殖民主义者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冲突的观念遗漏了对福柯所指的渗入社会生活和文化方方面面的无比复杂的微观权力网的力量分析。
从宏观历史到微观历史
尽管很少有社会历史学家能够被看作后现代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后现代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中心思想却对日益向文化史转变的社会历史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统一的思想或历史倾向让路给向小单位、地方和边缘的集中关注。这种相同的定位破坏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可信性，即使现在对压迫已有了不同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对被压迫者的承诺仍然充满在大量新的文化定位的、常常以“穷人和地位卑微者而不是伟人和有权势者的生活、情感和行为”[25] (P19)为主题的社会历史中。人类学和符号学取代社会学和经济学而成为社会史的主要辅助科学。但是，人类学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改变。尽管经典人类学，例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布罗尼斯拉夫·马里诺夫斯基的人类学，倾向于对“原始”和“永恒”社会的静态分析，而现在的人类学家则日益变得用历史的观点分析问题。他们认为，所有的甚至最“原始的”文化、进化和现代社会都是人类学研究的适宜主题。同时，历史学家日益转向解释的文化人类学。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这样表达：“由于相信马克斯·韦伯关于人是悬挂在他自己编织的重要性的网中的动物这一论断，我把文化看作那些网，从而，对它的分析不是摸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寻找意义的解释科学。”[27] (P5)
20世纪80年代德国的这一史学转变采取了日常史的形式。这种形式试图重建较早的前工业时代和现代工业时代的普通人的经历和情感(汉斯·梅迪克、阿尔夫·路德特科、卢兹·尼塞姆)。在意大利，历史学家以Quaderni Storoci期刊为中心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为微观历史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种微观历史把历史研究缩小到可以确认的个体，并从中产生一种这些个体的关系网赖以形成历史。微观历史学家想用抄本和记录谈话对象言辞的询问记录来获得对个人体验的更充实的描述，取代旧社会史赖以创立心理史的许多计量数据。除意大利外，伊曼纽尔·勒胡瓦·拉杜里在《蒙塔尤》(1975年)中通过这类记录获得了14世纪一个村庄个别村民的生活和情感，而纳塔利·戴维斯在《马丁·盖尔的归来》(1983年)中则用法院记录来集中讲述16世纪法国农村的性别问题。
然而，转向微观历史的新定位并不意味着必须与社会科学决裂。福柯反对理论能够被验证的思想，因为按他的观点，验证标准来自代表权力制度的社会科学修养；吉尔兹认为，任何从理论定位的问题着手进行历史问题研究的尝试都会歪曲这一问题，必须代之以把问题非理论地置于一个不同世界的“厚描述”中。这有效地废弃了历史研究的传统形式。但是，金兹伯格和列维都不想走这么远。对他们来说，微观史学并不完全反对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只是强调支持验证它们的结构、反对小规模存在的事实的方法需要。列维希望以局部标准来证实已确定的假设，在这一条件下，他在《继承权力：一个祓魔师的故事》中所关注的事就是社会科学性的。他关注的中心是村子里权力关系的模式。在对土地购买的研究中，列维对非个人的市场力量和现代状态机器的发展在何种程度上决定这些权力关系提出了疑问；他指出，理解农民世界的决定性因素是“无形的或象征性商品的保存或传送：权力或威望”。（注：参见该书英语平装版本封底。）这与吉尔兹的“厚描述”的概念相比，列维更接近于皮埃尔·鲍迪奥的“象征资本”概念。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的分歧开始显著缩小。一方面，有一些重要的微观历史著作强调人类学的文化因素(梅迪克、戴维·萨本)。尽管这些历史学家对于系统的社会科学进行了有保留的表达，但是他们的工作着重依赖于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的资料，还利用计算机分析。另一方面，来自社会科学方面的历史学家承认社会中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历史社会科学”的德国学派在政治的社会分析中所从事的工作现在越来越多地考虑社会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历史与社会》杂志成为对这些趋势进行品评和讨论的讲坛。
自18世纪以来，对阶级的经济分析也开始在革命运动的研究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如乔治·勒弗费尔和阿尔伯特·索布尔对法国革命的经济解释，和他们的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阿尔弗雷德·科本和乔治·泰勒的观点，都被更多地强调文化和语言的新观点(里根·罗宾、弗朗西斯·弗雷特、林恩·亨特)所取代。正如林恩·亨特在她的《法国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1984年)导言中所解释的那样，构思于1976年的这一著作以“革命政治的社会史”为开始，但是“日益转变为文化的分析，其中政治结构成为历史的一部分”。[28] (Pxi)在威廉·休厄尔的1848年法国革命分析中，在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的英国宪章主义研究中和托马斯·奇尔德雷斯对魏玛共和国选民宣传的考查中，语言分析都占有重要地位。尽管他们同意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的“语言的差异构成社会，社会的差异构成语言”[29] (P84)这一观点，但是，对于福柯关于“不存在事实，只存在语言”[30] (P183)的激进观点，他们都不敢苟同。
政治史的转型
随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向社会科学转变和自70年代以来向文化科学方向的转变，政治史的重要性下降了。社会科学史的各种形式，如早在1945年之前，年鉴学派就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做法提出异议。而且远离中央集权概念的新文化史也有意识地忽略政府。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关于当前世界现实的盲目性。自1989-1991年[苏联]共产主义失败以来，国际关系的迅速变化已经使政治对于社会和文化的重要性很明显地表现出来。近来强调历史叙述多元化的史学理论肯定了它所反对的宏观叙述范畴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尽管现代化进程极其复杂且形式各异，然而谁都无法否认它作为现代历史发展重要因素这一事实。
在20世纪后三分之一时间内的史学中，虽然文化史成为新的强调重点，但是政治史、国际关系史、和平与战争史以及政治体制研究继续占有重要地位。政治史也继续与文献来源密切结合。不过，如上所见，在最近的法国革命史中，更多地强调文化和语言因素。在大屠杀的研究中发生了类似情况。早期研究曾把对犹太人的摧残看作巨大而复杂的行政过程，如拉乌尔·希尔伯格在《东欧犹太人的毁灭》(1961年)一书中描述的那样，对犹太人的屠杀只是由如阿道夫·艾克曼这样的官僚执行上级下达到桌面的命令。意识论者和功能主义者之间的长期讨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在纳粹领导人有意识的决定中是否有种族灭绝的根源？在战争期间，种族灭绝政策是否是在无清晰计划的情况下发展的？但涉及到局部范围内的犯罪者和受害者时，双方都未能具体地解决大屠杀问题。最近的研究，比如克利斯托弗·布朗宁的《普通人，警察预备队101和波兰的最终解决》(1993年)便试图通过个别犯罪者的具体参与来研究屠杀问题。
关于现今历史研究现状的总结性思考
后现代主义批评家对客观性思想和历史方法的一致攻击无疑导致了对基于史料考察的严肃的历史研究的放弃。尽管学术和文学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但是，无论是否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史领域，很少有历史学家愿意放弃诚实地重建过去的承诺，例如西蒙·沙玛的《死亡的确定性》、《无保证的推论》(1991年)中就指出，诚实地讲述历史方面存在的大量问题。同时，在讲述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的可能性时，原来颇有把握的19世纪的专业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同样的来源、同样的事件组合有不同的阐释，这些解释可以对同一主题提出不同的观点但并不一定互相驳斥。到西方历史和历史知识的积累取得直线进步为止的过去30年间，现代历史思想所珍视的幻想已经破灭。历史研究的范围已经被无限地扩大。对于政治权力中心和宏观经济、宏观社会过程的集中关注已经得到生活和文化诸方面的新兴趣的补充，以前这种新兴趣不在历史学家、至少是专业历史学家的想象之中，它需要有专门的研究策略。宏观和微观这两个标准绝对不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已经指出，事实上，政治和社会史学家已经越来越注意文化的作用，文化史学家也开始关注集体的人赖以存在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与19世纪中期向20世纪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兰克传统所起的支配作用相比较，在通向21世纪的世纪交替时期没有出现新的支配性范式。相反地，我们看到了广泛的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这些研究方法没有如国家或经济等明确的认可中心，并且允许没有忽略社会结构和过程的各种各样的历史存在。
关于现代和后现代时期西方和非西方世界史学思想和实践相互作用的一些总结性思考
本文几乎专门讨论了西方史学问题。这样处理是有理由的。从19世纪中期的历史开始，在现代化进程中，写作历史、使历史研究制度化和教学方式的西方化成为非西方世界的楷模。因此，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开始相信：如果中国和日本打算获得抵御西方强权的能力的话，就要认真对待包括历史思想在内的西方思想模式。在日本，这导致了对西方、尤其是德国的历史专业奖学金制度的密切模仿。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历史学家从王朝历史转向国家历史。[8] 而且西方历史思想模式不是单向作用于封闭状态，而是与当地的传统相互作用。现代化——或全球化——追求全球物质生活和文化方方面面的高度同质性，但并不是整齐划一。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各种形式反映了古代传统如何反作用于现代生活条件和与之对抗的情况。在整个西方世界、殖民地和非殖民地，民族国家成为历史研究的中心。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在非洲和南亚，必须首先建立国家。在印度，现代史学在19世纪由英国殖民者建立，然后由印度人以西方观念接管，尽管这些观念与殖民地权力是对抗的。令人惊奇的是，印度史学曾经使用英语，现在仍然保留着英语，使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英语和法语。20世纪的后三分之一世纪内，西方文化和理性传统的自我批判与印度下层研究中表达的西方现代性的非西方批判相似。在进入21世纪的转折时期，西方和非西方历史思想以一种结合的话语而出现。尽管在这种话语中可以看到西方观念的局限性，但是，在许多方面仍然保留了这些观念。不但对于西方史学，而且对于现已独立的前殖民地史学来说，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全球化时代，不但在经济上，而且以微妙的形式在文化和知识上继续为西方所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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