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时代女性主义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后现代主义随之孕育并发展起来。对女性主义来说，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因为一方面，女性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对本质主义、基要主义、普遍主义等现代理论也提出质疑，认为它们给女性受压迫的现实提供了哲学基础与合理证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分析与批判则为女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女性主义从颠覆性较强的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那里获得了消解男性中心思维模式的理论武器，试图达到摧毁现存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目的。解构主义的代表首推雅克·德里达和米歇尔·福科，本文拟从他们的主要观点出发来探讨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
一、消解中心和本源，颠倒等级秩序
解构主义的策略经常多变，但其宗旨却是明确的，即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 （logocentrism ） 和“消解语言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希腊语“逻各斯”，意即“语言”、“定义”， 其别称是存在、本质、本源、真理、绝对等等，它们都是关于每件事物是什么的本真说明，也是全部思想和语言系统的基础所在。在德里达看来，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德里达指出，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以现时为中心的本体论和以口头语言为中心的语言学的结合体；它相信在场的语言能够完善地表现思想，达到实在世界的客观真理。在场是建立本体论、目的论从而达到实在真理的根源，因此，德里达把反对在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视为攻击的根本目标。因而“女性”的范畴只是虚构的，德里达说：“也许……‘女性’不是一个可以决定的身份，也许女性不同别的事物保持距离，无法站在别处宣称自己……也许女性——一个无特征、无形状的模拟物——是距离的断层、超距离的距离、间隙的节奏、距离本身。”[1] 有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而这一点正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玛丽·朴维在她的《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一文中所总结的解构主义对女性主义的最主要的贡献：即消除神秘特征的规划。朴维指出：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之一就是使“在场”的特征变得非神秘化，“在场”的观念取决于语言，同时“在场”总是难以捉摸，它只在相对的意义上才存在，并不是真理的基础。朴维认为解构主义分析了“女性”仅仅是社会的产物，不具有自然的基础，“女性”是一个术语，如何界定这个术语取决于它所被讨论的语境，而不取决于某些性器官或社会经验。朴维相信解构主义消除此在的神秘性在政治上具有意义[2]。 德里达用以达到消除在场的神秘特征的效果之一是解构二元对立。“逻各斯中心主义”使得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建立在一正一反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如：灵魂／肉体、自然／文化、男性／女性、语言／文字、真理／谬误等。这种二元项的对立并非是平等并置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通过设立第一项的优先性而迫使第二项从属于它，第一项是首位的、本质的、中心的、本源的，而第二项则是次要的、非本质的、边缘的、衍生的。如把善放在恶之前、肯定放在否定之前等。乔约森·卡勒说：“在传统哲学对立中各种术语不是和平共处的，而处于一种激烈的等级秩序之中。一术语支配另一术语（从公理上、逻辑上）便占首要地位。在特定的时刻，解构这种对立就是颠倒等级秩序。”[3] 德里达的批判就是促使这些等级对立的压制发生倒转，那些优先等级的统治支配权力永远不能被在场所恢复。然而，颠倒从来不是一次性的、单向的、还原的，德里达拒绝建立任何中心，而是消除中心本身。“事实上，这种对于话语新地位批评追索的最令人神往之处，就是它公然申明放弃对于中心、主体、地位特殊的意义、本源、乃至绝对的元始的一切指涉意义。”[4]
众所周知，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男性与女性构成了人类生存中最基本的两项对立，父权制（patriarchy）社会的发展使这种对立更加走向极端。女性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是“逻各斯中心”的社会，也是“阳具中心”（pallocentric）或“菲勒斯中心”社会，因而，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与男权主宰的文化——父权制与“阳性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都是一回事，由此引申出“阳性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一词，以示这个世界是一个男性中心思维模式所统治的世界。在解构理论的影响下，女性主义从根本上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并把解构策略局限于男性／女性等级对立的范围内来运用。通过对男性／女性这一根本对立等级的颠倒，女性主义试图瓦解父权制建立的一整套象征秩序，提出了另一种整合的思维模式，主要包括反对二元提倡多元的模式、差异政治的模式等等。因而，分解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成为女性主义最重要的“破坏”活动之一。
朴维也认为，向等级制和对立统一逻辑提出挑战是解构主义为女性主义做出的第二个贡献。解构主义在其消除神秘特征的模式中并不简单地提供另一个二元对立的等级制选择，而是揭露了建立和保持等级式思维所必须依赖的计谋。分解“女性”一词的策略可以显示把所有女性都归结到一个虚假统一的“女性”的做法是如何掩护了表面上是团结而实际上是分裂女性利益的权力效用[2:340～341]。德里达的基本任务是探索和利用颠覆二元对立结构的原则：“分延”、“写作”或“剩余”。
最能体现出解构主义特色的是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如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认为女人处于不可界定的边际地位，因而具有消除父权制二元对立的特殊意义；海伦娜·西苏提出要改变女性在二元对立关系中被压制的地位，必须通过写作，女性的写作具有真正强大的、破坏性的力量；露西·依利格端也对父权制社会坚持的男女二元对立作了尖锐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特雷·伊格尔顿对此作了很详细的分析：“‘解构批评’是这样一种批评操作的名称，它可以部分地颠覆这类对立组，或者部分地证明，这一类对立组在本文意义过程中是互相颠覆的。女人是对立项，是男人的‘他者’。她是非男人，有缺陷的男人，她对于男性第一原则基本上只有反面价值。但是同样，男人之成为男人只是由于不断排除这个‘他者’或对立项，因此他是相对于她来规定自己的。……不仅他自己的存在寄生地取决于女人，取决于排斥和臣属她的活动。而且，这种排斥所以必要的理由之一是：她可能毕竟不那么‘他者’。也许她是男人之内的某种事物的标志，而那是他需要压抑、需要从他自己的存在中逐出、需要贬到他自己的明确界线以外一个保险的异域的。”[5]由此可以看出， 这种解构策略对于女性主义分析“女性”如何变成“他者”及被压制在男性的文本和社会之下一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
二、话语即权力，主体已消失
在“逻各斯中心主义”被解构之后，后现代主义将理论概念的重心从“结构”变成“话语”，世界亦变成了一个话语的世界。德里达说：“由于中心或本源的缺失，一切都变成了话语。”[4:135] 即从“文本就是一切”到“话语就是一切”，主体已经消失。在现代主义宣布“上帝死了”之后，后现代主义又宣布“人也死了”，“人类充其量只是自然一时冲动的结果，决不是宇宙的中心”[6]， “在藉以多元地构成现实的差异中丧失了自己，正值死神高视阔步、肆意猖獗时，自我将自己的缺席人格化了，它在各类浅薄的作品中传播自己，拒绝并回避阐释”[7]，尤其是被称为“权力思想家”福科的具有反中心、反权威、 反传统等特征的权力话语理论，与德里达明显有殊途同归的消解男性中心思维模式的功效。
关于权力，一般人只会联想到国家机器、暴力法规等等，而福科认为权力就是一种起控制或强制作用的支配力量，它有几个规定性：其一，权力是多重的力量关系。各种权力关系存在于其他各类关系之中，它没有主体性，而是分散的、弥漫的；它也不是从一个集中的源头自上而下流动，而是相反地运作。其二，福科提出要推翻把权力看作一种纯粹压抑性结构的传统观念；权力不能为人们占有，它是在运作的。对于话语，福科指出：话语是由符号组成的，但它们不可能归结为语言和言语，话语的作用超过了言语和语言。正是在话语的实践运作中，福科看到权力关系，话语在内部进行的调查，赋予内部事物的秩序与意义，本质上便是赋予它有产生意义的权力，获得进入特定秩序的权力。这就是说，影响和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因素就是权力，而反过来看，真正具有特殊效应的权力，也是通过话语执行的。在这里，福科理解的权力与话语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依赖、互相生产的关系。话语的权力本性之所以根深蒂固，在于人们作为社会存在物，它进入社会秩序就是进入话语的权力系统。
福科的权力话语为女性主义提供了如何看待既存理论的视角，以及从权力作用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的方法。因而女性主义把权力定义为分散的、弥漫的，而不是集中于某个机构或某个群体。同时在妇女运动内部实行一个“模式转换”，即从只关注事物到更关注话语。因此女性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发明女性的话语。[8]
与德里达不同的是，福科提供消解理性主体——“人”本身。福科说：“人只不过是新近的一个发明创造，一个还不到两世纪的形象，是我们的知识中一个新的折皱，一旦这种知识发现一种新的形式，他就又会重新消失。”[9] 女性主义者赞成后现代理论加强对西方传统人本主义之“人”的话语的批判，她们认为，人本主义关于“人”的话语隐含着男性至上论，它假定存在着一种等同于整个人类特质的男性特质，如理性、生产等。男性是人类的代表，女性不过是“他者”，是“第二性”（波伏瓦语）。男性优越女性低下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对应于：理性／感性、自信／消极、坚持／软弱、公共／私人等。这种男性中心论就把女性局限于家庭活动而排斥于公共生活之外。
然而，建立主体性是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及其女性政治运动的出发点，正值女性试图提高她们作为“人”的主体性和获得长期拒绝给予她们的政治权利的时候，“主体性”概念竟然被否定了，因此，她们拒绝接受福科等人对“人”的概念的理论解构。同时，福科“话语即是一切”的思想导致某些女性主义者只注重思想话语的批判，从而削弱了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使女性主义丧失了战斗力”。[10]
哈其思却认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话语可以相互补充。二者对理性、知识、主体、社会统治机制的解构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后现代理论强调多元性、差异性、边缘性、异质性，对那些已经发现自己被边缘化与排斥在理性、真理、客观性之外的女性来说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哈其思认识到，在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理论之间存在着亲和性与紧张性。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主义的某些看法在先天上就是后现代的。福科等人的后现代认识论则可以使人们注意到：在不同肤色、种族、阶级之间，不同性偏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女性之间都具有差异性，从而使我们保存并发扬各种女性的特殊性，从而避免化约到普遍化的概念模式。按照一些女性主义者的观点，这些普遍化模式往往过度荣宠了白人的、第一世界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经验。[10:210～211]
有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主义处于政治性的防御阶段时，福科的观点有助于她们向女性主义的“传统观念”挑战。福科式地分析也有助于女性主义在反女性主义时代保持谦顺的态度。[11]
概括讲，女性主义可以修正后现代理论，正像后现代主义有助于产生出不同的女性主义看法[10:213]，二者的结合将克服后现代理论中的虚无主义，为消解男性中心思维模式开辟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