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互动的经济分析：一个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经济分析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决策往往受到别人的影响。比如服装穿着受流行时尚的影响；青少年抽烟吸毒的可能性受到他的伙伴们是否抽烟吸毒的影响；年轻人对待父母的方式取决于其他年轻人如何对待父母以及过去的时代对待父母的传统方式；一个人是否诚实受到父母的教育、宗教以及过去的传统的影响；是否参加集体活动更是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个人行为与他人的关系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热点问题，然而在以研究个人选择问题著称的经济学中长期没有得到重视。现代经济学中关于个人选择研究的主流范式是理性选择理论。每个人都被抽象成具有理性偏好的“理性人”，即他对选择集里面的所有选项的偏好满足完备性和传递性。理性的偏好可以用效用函数来表示，个人的最优选择问题就转化为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完全竞争市场上所有的理性人各自独立的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最终形成均衡的价格和资源配置。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偏好都是独立于其他人，人和人之间仅通过市场价格间接地相互联系。这样个人选择的社会影响因素就被完全忽视了，仅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的理性人成为经济学模型中的行为主体，他们仿佛生活在一个个孤岛上，社会并不存在。相比之下，强调社会因素对个人选择的重要影响的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s)研究则长期处于经济学研究的边缘地带。早期制度经济学派的重要人物凡勃伦(Veblen)的炫耀性消费理论是最早研究社会互动的经济学理论(Scheinkman,2008)，该理论发表后的很多年里在社会学领域产生的影响远大于在经济学领域的影响，贝克尔(Becker,1974)甚至把它归类为社会学理论。凡勃伦之后有杜森贝里(Duesenberry,1949)和雷本斯坦(Leibenstein,1950)也强调了社会互动因素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但仍没有在经济学领域引起很多关注。
这一状况在最近20年，特别是最近10年的经济学研究中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越来越重视社会互动的影响及其产生机制。关于社会互动的研究使得经济学家面对很多问题时有了新的视角，并将研究视野投向一些原来不属于经济学研究范围的问题。本文以社会互动的概念及其产生的主要渠道为线索对经济学中的社会互动研究进行简述，并给出一些初步的评论。本文后面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对比了社会互动的一些定义，并分析了社会互动的过程和渠道；第三和第四部分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介绍各主要渠道的社会互动，其中第三部分介绍对基于偏好的社会互动的研究，第四部分介绍对基于信息的社会互动的研究；第五部分是简评和结语。
二、社会互动的定义及其过程
对社会互动的逻辑自洽的研究需要对互动的过程做出清晰的概念化，什么是社会互动？进行互动的个体是什么？他们是怎样互动的？社会科学还没有对这些基本的问题形成统一的答案(Manski,2000)。社会学家们似乎认为社会互动作为一个概念含义简单明了，无须多说。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在他的经典教材中讨论社会互动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只在书后的术语汇编中做了这样的释义：“个体之间任何形式的社会接触。我们大部分的生活都是由某种类型的社会互动构成的。社会互动是指人们相互谋面的正式与非正式情境。”(吉登斯，2009)
经济学家们经常为经济学的概念的清晰简洁、分析的严格规范而自豪。然而很多经济学家们在使用外来的“社会互动”这一概念时并不严谨，往往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作为社会互动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之一的贝克尔就是如此。在他所有关于社会互动的研究中贝克尔都没有把社会互动当做一个需要明确定义的概念，而是把它当做许多影响个人决策的社会因素的一个统称。申克曼(Scheinkman,2008)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社会互动的定义是“指特殊形式的外部性，其中个人的偏好会受到他的参照群体的行动的影响”。在社会互动研究领域著述甚多的德劳夫和爱奥安尼德斯(Durlauf and Ioannides,2010)对社会互动的定义是“指个体(Individuals)之间的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cies)，在这些相互依赖性之下一个社会—经济行为人(Socioeconomic Actor)的偏好、信念及其面临的预算约束受到其他行为人的特征与选择的直接影响”。德劳夫和爱奥安尼德斯在这个定义中特别强调“直接影响”，以区别于行为人之间通过市场价格传导的互相影响。在社会互动研究领域取得博士学位不久的年轻经济学家欧自格(
zgür,2012)对社会互动的定义是：“一些社会—经济环境(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s)，在这些环境中市场不能发挥引导行为人做出所有选择的媒介作用，因而行为人的选择可能部分地由家庭、同侪群体(Peer Group)或者种族群体(Ethnic Group)等社会效应决定”。显然上述三种定义是有区别的。在申克曼(2008)的定义中社会互动是外部性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外部性本身就是一个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定义的概念(Mas-Colell,Whinston and Green,1995,351)。马斯－克莱尔(Mas-Colell)等人在他们的微观经济学经典教材中给出了外部性的一个“可用的”(Serviceable)定义：当一位消费者的福利(Well-being)或者一个厂商的生产可能性受到经济中另一个行为人的行动的直接影响时我们就说存在一种外部性。马斯－克莱尔等人在解释外部性的定义时也强调了“直接影响”，目的也是为了排除掉任何通过价格传导的效应。我们可以看出德劳夫和爱奥安尼德斯(2010)对社会互动的定义和马斯－克莱尔等人(1995，352)对外部性的定义非常相似，实际上德劳夫和爱奥安尼德斯(2010)也指出社会互动效应一般都具有一些外部性的典型特征，可以看做某种外部性。因此，德劳夫和爱奥安尼德斯(2010)对社会互动的定义和申克曼(2008)的定义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德劳夫和爱奥安尼德斯(2010)的定义显然更宽泛，将申克曼(2008)所定义的社会互动包含在内。欧自格(2012)对社会互动的定义与前面两个定义不同，在前面两个定义中社会互动作为特殊形式的外部性是一种“现象”，而欧自格(2012)定义中的社会互动则是一种“社会—经济环境”。本文认为德劳夫和爱奥安尼德斯(2010)对社会互动的定义更能体现经济学的视角，因此本文采取他们的定义。
经济学的视角足够独特到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分隔开来似乎是一个共识。经济学的独特性始于它把行为主体(Agent)概念化为具有各自偏好、做出预期并且面临预算约束的决策者而不管他是个人、组织或者政府机构。主体的偏好通过效用函数给出正式的表达式，主体的预期通过主观概率分布做出，而预算约束体现为选择集。主体的决策就是在选择集里选择最优的选项使自身的预期效用最大化。德劳夫和爱奥安尼德斯(2010)对社会互动的定义很好地体现了经济学的视角，他们把社会互动中的个体称为“社会—经济行为人(Socioeconomic Actor)”，社会—经济行为人的特征也是由他的偏好、信念及其面临的预算约束来描述的，他的身份也是决策者，与标准的经济学中的行为主体不同的地方仅仅是他受到标准经济学所忽视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我们先不管德劳夫和爱奥安尼德斯(2010)对社会互动的定义，忽略社会互动中的主体和经济学中的标准行为主体的不同之处，单纯从经济学的视角看社会互动就很清楚：社会互动中的个体就是作为决策者的行为主体，行为主体通过他们选择的行动进行互动；一个行为主体所选择的行动会通过影响其他行为主体的预算约束、影响其他行为主体的预期和影响其他行为主体的偏好这三种渠道影响其他行为主体的行动决策。这样直接的理解已经很接近德劳夫和爱奥安尼德斯(2010)对社会互动的定义了，有所差距是因为社会—经济行为人不仅像标准的经济学行为主体那样通过各自的行动影响其他行为主体的偏好、预期和预算约束，而且还通过自身的偏好、预期和预算约束去影响其他行为主体的偏好、预期和预算约束。这样看来德劳夫和爱奥安尼德斯(2010)的社会互动定义对社会互动的主体和社会互动的方式都给出了清楚的解答。经济学中的行为主体可以是个人、企业或者诸如非营利组织、政府机构等其他实体，行为主体的关键特征不是它的物理形式而是他作为决策者的地位。社会互动中的社会—经济行为人作为“加强版”的行为主体当然也是如此。因此，对社会互动的经济学研究除了用于解释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互相影响所产生的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企业之间、各种组织机构之间的互动的现象。
由于通过预算约束这一渠道进行的社会互动比较少见，下面我们分别介绍从偏好和预期(也就是信息传递)两种渠道进行的社会互动。
三、基于偏好的社会互动
偏好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所有领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经济学家很少去关注偏好的形成和偏好的结构问题。经济学家分析消费和闲暇决策的标准方法通常假设个人在稳定不变的偏好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而偏好在任何时点上都仅仅由个人当时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本身所决定，不受别人行为的影响。贝克尔(2000)指出这样的假设用于研究物质贫乏的欠发达国家中的人们的消费决策还勉强说得过去，因为他们的偏好对象主要是衣食住行等方面满足基本生理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但即使在这些国家里，文化和社会风尚通常也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现代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的基本生理需要已经完全不成问题，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商品更多考虑的是体现个性和品位，而更多的物质文化消费根本与人们的基本生理需要无关。这些并非必需品的消费往往受到各种潮流时尚的牵引和邻居同事的影响。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分析个人消费决策时若忽视了他所处的社会环境肯定会导致分析的不完整。关于人们在偏好上的社会互动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弥补标准经济学模型的不足之处，使经济学对个人消费行为的分析更加完整；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考察社会力量在偏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这里有必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偏好概念：深层偏好(Deep Preference)和简约型偏好(Reduced-form Preference)。人们面临苹果和香蕉之间的选择时有对它们的偏好，面临节俭还是享乐、诚实还是撒谎的选择时也有相应的偏好，然而前后这两种偏好显然不在一个层次上。深层偏好和简约型偏好的划分是由珀斯特维特(Postlewaite,2011)做出的，他所说的深层偏好是指对那些直接引起人们大脑快乐反应的事物的偏好，而简约型偏好则是我们常见的对能带来满足的各种现成商品和服务的偏好。这里做两种偏好的区分与珀斯特维特的上述定义关系不大，是为了区分两种内生偏好研究所对应的不同研究对象。鲍尔斯(Bowles,1998)在他的内生偏好研究中对偏好的定义是“行动的理由，也就是说，连同个人信念和能力一起能够解释个人在特定情形下的行动的那些个人特征”。鲍尔斯认为上述定义下的偏好不仅仅包含个人的口味(Tastes)，还包括价值观(Values)、个人对决策情境的理解方式以及强迫症、上瘾、习惯等心理状态(Psychological Dispositions)。而贝克尔则将社会影响因素作为偏好的对象直接纳入效用函数，在体现了社会因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的同时也使得偏好内生化。鲍尔斯所定义的偏好强调价值观的重要性，我们称为深层偏好；贝克尔所研究的偏好本质上还是和标准的经济学中的一样，只是将社会因素纳入偏好对象，我们称为简约型偏好。下面分别介绍这两种不同的内生偏好研究。
(一)鲍尔斯的内生偏好和文化传递
社会力量影响个人行为的首要的也是最简单的途径是塑造行为人的偏好。尽管经济学中大部分的研究都把偏好作为外生给定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行为人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决定的，也就是说行为人在某些方面的偏好内化了他们所处的社会的影响。这种内化的结果就是行为人的深层偏好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Bowles,1998)。
人们的偏好来自基因继承和学习。来自基因继承的偏好是数十万年演化的结果，不容易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社会力量对偏好的影响主要通过文化传递(Cultural Transmission)，对接受者而言也就是学习。文化传递是偏好、信念和行为规范通过代际和同代人之间的社会互动传递的过程(Bisin and Verdier,2008)，是演化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演化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占主导地位。由于近年来经济学家对偏好和社会互动的逐渐重视，文化传递的经济学研究也越来越多，贝森和渥迪尔(Bisin and Verdier,2001)的研究是其中较早也是影响力较大的。在贝森和渥迪尔(2001)的研究中，孩子的偏好是通过一个调整和模仿(Adaptation and Imitation)的过程获得的，这个过程依赖于孩子父母亲的社会化行动，也依赖于孩子成长于其中的文化和社会环境。贝森和渥迪尔假设父母的社会化决策基于他们对孩子行为的评价(Evaluation)，而评价的标准则是父母自身的偏好，也就是说父母根据自身的偏好对孩子的行为做出调整，试图让孩子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父母的偏好。然而父母的社会化决策只是影响孩子偏好的三种传递渠道之一，这三种传递渠道分别是来自父母的垂直传递、来自和父母同代的其他人(如老师们)的倾斜传递(Oblique Transmission)和来自孩子同代人的水平传递，孩子的偏好取决于这三种传递过程的交互影响。
父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不菲的各种努力去影响孩子的偏好自然有他们的动机，使孩子的偏好和自己一样只是可能的动机之一。另一种可能的动机是使孩子将来能够成功。什么是成功由父母来定义，然而孩子能不能达成那种成功往往依赖于他将来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如塔贝里尼(Tabellini,2008)所研究的情形，父母认为乐于合作有利于孩子的成功，并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培养孩子的合作偏好，如果其他父母也这么做的话将来孩子们长大后都乐于合作，合作偏好对他们的成功确实有帮助；但若很多父母不这样做的话具有合作偏好的孩子长大后可能被那些长大后的不合作的孩子欺骗，因此父母在做关于孩子的社会化决策时面临的不是简单的最优化问题而是与其他父母的博弈。
经济学中的文化传递研究虽然关注人的偏好在社会互动中的形成过程，但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解释个人的内生偏好，而是解释社会群体的文化特征的动态变化以及文化异质性的持续存在(Bisin and Verdier,2011)。
(二)贝克尔的社会互动与偏好研究
贝克尔很早就对社会互动产生了兴趣。在他的第一本专著《歧视经济学》里，他就注意到个人的效用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并通过在个人效用函数中引入与之互动紧密的雇员、同事、顾客以及邻居的种族、宗教信仰、性别或者其他特征来对歧视行为进行分析。《社会互动理论》这篇论文就是他早期思考的一个总结(Becker,1974)。随后的十几年他并没有在社会互动方面做进一步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又继续。1996年出版的论文集《口味的经济学分析》可以看做这方面研究第二阶段的总结(贝克尔，2000)。
贝克尔(1974)认为个人的效用由一系列基本的需求或商品决定，这一系列商品需要个人用市场商品、个人时间和其他该个体可利用的资源生产出来，而社会影响因素会影响个人生产这些基本商品的生产能力。贝克尔同时又指出个人可以通过努力部分地改变社会影响因素的大小，因此个人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就转化为如何在基本商品的生产和社会影响因素的改变上最优化分配资源。
贝克尔(2000)在效用函数中直接引入社会资本来反映社会互动对个人偏好的影响。社会资本既包含当期的他人影响也包含过去他人的影响“折旧”后的存量，所以，可以说社会资本包含了贝克尔(1974)中的其他人特征。这样说来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是对《社会互动理论》的改进。然而贝克尔对社会资本的设定基本上否定了人们在既定社交网络中对社会资本生产的控制力，这与《社会互动理论》中对个人能够努力改变他人影响因素的强调截然不同。以一种简单情形为例，假设个人i面对商品x要决定自己的消费量
，他的选择受社交网络中所有人对x的消费量总和
的影响。贝克尔令个体i的下期社会资本等于i的社交网络中所有人对商品x的消费量加上i当前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中未被贬值而剩下的部分。用公式可表示为：
贝克尔最初把社会互动因素引入个人选择分析的时候仍保持着经济学帝国主义者的姿态，强调个人改变社会互动因素的能动性，直接把社会互动因素的大小变成了个人理性选择的对象；二十多年之后他基本上否定了早期的想法，引入社会资本概念来描述社会互动因素的大小，认识到个人一旦属于某个既定的社会群体后对自己的社会资本存量没有多少控制力，社会资本的重要性把个人选择的重心转移到自身社会归属的选择上。
贝克尔引入社会互动影响的效用函数体现了偏好随着社会互动内生变化，而这种偏好的内生变化和文化传递下的偏好形成是不同的，因此我们把这两种内生偏好区分开来。社会互动对偏好的影响是多层次、多方面的，贝克尔的研究历程显示了社会互动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也表明了社会互动的复杂性。
四、基于信息的社会互动
社会互动效应产生的另一个主要渠道是行为人从其他人的行为中获得信息。行为人在面临复杂的决策时可能受到知识匮乏或者信息不完全的困扰，对各个选项做出独立的分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学习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别人的信息就成为一个可取的策略。获取别人的信息可以通过直接口头交流或者观察别人的行为，后一种方式在经济决策中更加常见，也得到更多的研究和关注。经济学家把通过观察别人并对获得的信息进行理性处理(Ralional Processing)从而受其影响的过程称为观察式学习(Observational Learning)或者社会学习(Bikhchandani,Hirshleifer and Welch,1998)。经济学家对社会学习的研究始于班纳吉(Banerjee,1992)和贝克禅达尼等人(Bikhchandani,Hirshleifer and Welch,1992)的开创性分析。这两项开创性研究的基本模型是一致的，可以用下面的简化模型来描述：许多行为人在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序贯做出一项决策，每个行为人拥有一部分相关信息(称为私人信号或私人信息)，每个行为人只做一次决策，不会重复进行，每个行为人能观察到在他之前的所有行为人的选择，但无法得知这些行为人拥有的私人信息。每个行为人做决策时使用所有能得到的信息——包括他的私人信息和通过观察之前所有行为人的选择所能推理出来的任何信息。班纳吉(1992)和贝克禅达尼等人(1992)的研究表明，只要行为人从观察他人选择得到的信息比他的私人信息丰富(Informative)一点点，他就会选择模仿在他之前紧挨着的那个行为人的决策而不管自己的私人信息。紧跟在他后面的行为人(用“她”表示)会发现自己处于与他同样的处境，她也会模仿他的选择而不管自己的私人信息。基于前面的少数几个人的行动所暗示的信息，后面的每个行为人都采取同样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羊群行为”或者“信息跟从”(Informational Cascade)。这些行为人采取的同样的行动可能是错误的，因此很不稳定，一些小的冲击如一个不同类型的人的加入或者一点新信息都能使他们的行为反转。这样，社会学习不但解释了从众行为的发生而且也能解释潮流风尚等短期的波动现象。
上面所描述的是社会学习模型最简单的情形，当行为人面临的情境设定不同时社会学习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关键性的情境设定包括行为人的选择是一次性的还是重复的、行为人同时行动还是序贯行动、行为人处理信息的方式是贝叶斯更新(Bayesian Updating)还是其他方式等。对不同情境设定下的社会学习现象的分析正是后续很多研究的主题(Jadbabaie et al.,2012; Smith and S
rensen,2000)。
五、简评与结语
经济学关于个人最优化行为的假设一直受到来自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批评，其中对个人的原子化设定，即个人的行为不受社会力量的影响这条假设不但受到经济学之外的批评，很多经济学家也不断试图对它进行修改，经济学中的社会互动研究就是在这些内外推动之下兴起的。社会互动研究从定义上来说研究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外部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与人之间直接互相影响的“外部性”是无处不在的，因此社会互动研究对经济学有着全面的重要性。贝克尔将社会互动的影响纳入效用函数的尝试表明将社会互动和标准的个人决策模型融合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却也很有必要，因为继续忽略社会互动的影响肯定会导致对个人决策问题分析的不完整。不过对社会互动的重视并不意味着要抛弃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现有的标准分析工具，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经济学也就不成其为经济学了。从经济学对文化传递的研究我们仍可以感受到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威力，其实社会互动研究在引入一些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观点的同时也扩大了经济学的分析视野，将一些新的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这就是学科交叉的魅力所在吧。随着社会互动研究的蓬勃发展，社会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学分支正在逐渐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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