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理论与中国文化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史研究论文,理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史学界，文化史研究者对于文化理论的重视程度远远逊色于对史学理论的关注，这显然不利于文化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而引入和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无疑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其中，“文化研究”理论就是值得重视的西方文化理论之一。
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于文化的研究或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而是从狭义上使用的，特指借助欧美文化研究方法，对以媒介为主的大众文化进行研究，尤其关注阶级、性别、身份、种族、民族、传媒、受众等社会文本。
尽管“文化研究”绍译到国内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但它在国外则至少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学者威廉姆斯(R.Williams)、霍加特(R.Hoggart)等人首先揭橥“文化研究”的旗帜，并创办了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逐步在英国兴起。此后，文化研究在西方国家不断壮大，成为一个为传播学、文艺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领域。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开始引起国内文艺理论界的重视，而中国史学界对于文化研究对本学科建设的借鉴意义，至今仍缺乏足够认识。
一
文化研究作为目前国外学术界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学术思潮和学术理论，并不意味着就适合中国语境、适合中国历史研究的需要，但通过考察文化研究的产生根源及其对于西方史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不难看出，文化研究引入中国史学领域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兴起，为文化研究进入中国语境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关于这一点，较早涉足文化研究的中国文艺理论界已有人指出：“自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市场和文化工业突然‘崛起’，大众文化有如燎原大火蔓延全国，使中国的文化景观在短短几年内一下子改观，批评界和理论界对此应作什么样的反应？……而文化研究对回应这一问题有一定的优越性。”[1](P214)的确，面对上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商业文化以及文化市场的快速崛起，理论界原有的知识储备已远远不够。而西方的文化研究尽管流派纷呈，但无一不是植根于现代性大众文化土壤之上。中国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现实条件。
中国现实社会的变化对于西方理论进入中国的影响力，从两本著作的接受史可以看出：一本是杰姆逊(F.Jameson)所著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该书1986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时，并未引起多大反响，但在1992年以后，学者对它的兴趣却陡然剧增；另一本是阿多诺(Theoder Adorno)和霍克海默(M.Horkheimer)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其为中国学者接受的过程也大体相仿。文化研究理论之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走俏，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毫无疑问，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大众文化的兴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再者，从根源上讲，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社会环境与西方文化研究萌生时的政治、思想传统有着相似性。在政治上，文化研究的产生与英国新左派的形成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新左派的目标是在英国重新确立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创造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他们通过对斯大林主义反思后认为，不能像斯大林那样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抽象化，把社会、政治、道德和艺术简单化约为经济和社会结构。他们要求用一种更复杂更全面的方式来处理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新左派与文化研究的密切关系，不仅体现在如威廉姆斯、汤普逊(E.P.Thompson)、霍尔(Stuart Hall)等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同时是新左派的核心成员，而且更在于在文化问题上特别重视文化政治，强调站在下层民众的立场上把文化而非政治或经济看作社会过程本身。在思想上，霍加特等人坚决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从普通人的视角重新审视文化与社会发展特别是工人阶级自身利益的互动关系。无论是对于经济化约论、阶级决定论的反思，还是对于下层群众思想文化观念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重新审视，从一定程度上说都与“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状况相类。由此看来，异域文化研究理论在中国有它存在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基础。
2.西方史学界对文化研究的参与、借鉴和实践，为中国史学研究提供了经验和范例
西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众文化出现了戏剧性变化，从一股学术界的潜流，变现为各学科知识汇集的洪流。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内部都出现了对忽视大众样式的原有学科原则的挑战，高雅（或有价值的）文化与大众（或通俗）文化之间的疆界及其僵化观念被松动了。原有划分标准及价值判断的合理性遭到了质疑，新的研究重新认识平凡人的日常生活，并被赋予一种政治合法性。就史学而言，传统史学以精英主义为核心，认为历史是“重大”社会、政治和文化转变的记录，史学家更多地依赖文字记载来揭示过去的历史，宏大叙事成为史学的主体。从这一传统出发，史学家只需去关注精英们的行为、价值观和动机，而不必理会普通民众。尽管社会文化史的兴起源于多种因素，但文化研究的影响力是不宜忽视的。史学家开始把以精英史、上层社会史、政治史为核心的传统史学转变为研究普通人生活、下层社会文化以及过去不受人注意的领域，其中大众文化研究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如，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历史学家把大众文化作为重要参考，以了解工业革命的后果，尤其是文化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商业文化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文化作为社会调控手段的新用途。相反，研究现当代的历史学家，则转向知识考古，转向研究那些不为过去研究者所注意的、由不识字者遗留下来的文化活动标准，研究那些真正属于大众的文化。研究中世纪的学者，则跨越当时精致的宫廷文化、高深的精英文化，考察弱势群体的、下层社会的、“群众”的、不为前人重视的文化和活动。史学家以一种肯定的态度，借鉴文化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的新方法。去研究阅读习惯、狂欢节、歌曲、玩笑、图画、舞蹈、广告，为历史上的普通人重新定位。贫民日记、纳税单、地契、手印、票据等都进入史学家的视野，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
阅读史研究直接受自文化研究的影响。戴维斯(Natelie Davis)的《印刷与人》对此作了探讨。通过考察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阅读内容，以及阅读对他们可能产生的影响，她认为具有阅读能力与文明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她明确指出，在16世纪，文明有时超越了识字范围，居住在具有高度文明的城市中的边缘读者比乡村里少数的文人受文字文化的影响更为深些。金茨伯格(Cailo Ginzberg)的《奶酪与蚯蚓》则考察了阅读与思维之间的关系，指出能读能写并不意味着必然会使人自动地运用文字方式思维，处在文字文化环境中的文盲则可能会显示出文字的思维模式。阅读史研究给人们一个启示，对文字或文献的作用、意义的传统认识如有所突破，受益的不仅仅是文化研究领域，过去对文化史的看法也会有所改变。
文化研究的理论多元化和方法多样化也使史学研究大大受益。拉杜里(Le Roy Ladurie)的《罗曼人的狂欢节》与当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事件》利用统计学方法和人类学方法，前者从缴税单和居住模式中发现了事件主要人物的社会特征，后者则通过分析16世纪印刷厂工人对主人家的猫施暴以发泄对主人的仇恨与警告的政治象征意义。这二者都是将文化转变为政治抗议的例子，当缺乏足够的政治对抗行动的证据时，从中却可以嗅出大众文化所蓄含的政治象征意义。
关注被人遗忘的声音，这一文化研究的突出点，也为历史建立了新的形象和观念。妇女、儿童研究此前并不受史学家重视，现在家庭史、妇女史则散发出相当大的活力和生气。过去处于边缘的奴隶、工人、农民、移民等弱势群体，现在走上了史学舞台的中心。1963年英国学者汤普森发表的划时代论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可以说是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有机结合的典范。该书气势如虹，思路敏锐，对于工人阶级思想意识的分析令人读后荡气回肠。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关于工人阶级政治与文化关系的阐释，关于工厂制度、工作守则在劳资双方利益之间所处地位所起作用的论述，关于工人阶级对自己文化传承的理解的透视等，颇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如此描述工人阶级的声音，这在资本主义主宰的西方语境下，无疑是史学上的一大突破。
莱文(Lawrence Levine)的《莎士比亚与美国人民：文化变迁研究》则展示了19世纪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间的一些出人意料的变化。莱文通过考察莎剧在美国的接受史，发现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界限取决于复杂的文化政治状况。在19世纪初，莎剧被视为一种独特的美国文化，莎剧演出不分城市和乡村，观众类别多样，就如同今天观看运动会的观众。直至19世纪末，莎剧渐渐被定格为高雅艺术，才远离了大众。此外，像原先不受史家重视的职业体育活动、商品展销会、百货公司、电影院、广告、夜生活等，也被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并且新义不断。
从总体上说，文化研究以其多元的理论与多维的视角，修正了此前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观点，补充或开拓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扩展了史学的研究范围，并进而推动了文化史、社会史等子学科的发展。
3.中国文论界引入文化研究理论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与总结
中国文艺理论界多年来一直注重西方学术理论的引进，但林林总总的理论中，能够真正融入本土、化为本土话语的并不多见。然而，文化研究理论是例外之一。国内文论界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关注文化研究，可以说，国内目前的文化研究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文论界的重视、倡导有关。
1994年，《读书》杂志刊登李欧梵的文章，较全面地介绍了已成为美国热门话题的文化研究，并预测文化研究理论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应用的可能性，提出了革新旧有研究范式的主张。国内学者陆续认识到引进这一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国外文学》、《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等相继刊发文章介绍文化研究的知识脉络，探讨文化研究对于文艺理论的价值和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指导意义。从此，从单篇论文到开辟专栏，从单本专著到出版丛书，从小型座谈会到大型国际会议，从个别人的研究到设立为国家重点课题，从大学选修课到开辟为新的招生专业，用渐成风潮来描述文化研究在文论界乃至语言文学界的势头并不为过。文化研究对中国文论界表现出持久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内在地看，中国文论界引进文化研究理论得大于失。举其大者而言，首先表现为文艺理论研究理念的更新。文化研究对于传统学科意义上的文论形成了冲击与僭越，“首先是文学批评的对象与范围扩大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模糊了。许多过去传统文学批评不屑一顾的东西，如侦探小说、科幻作品、歌特式恐怖故事等等，现在都成了研究的热点。且不说经典有时被通俗文化阐释得面目全非，就是这样与非文学平分秋色，本身对经典的价值也是一种贬损”[2]。方法的更新、视角的更换，直接导致了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思路和观念的解放，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其次表现为文化研究理论与文艺理论的良性互动。无论是文化研究理论还是文艺理论都是开放的体系，国内文论界出于学科发展之需，不断译介西方文化研究的原生理论，不断吸收西方前沿研究成果，同时，文论界的学术研究又加快了文化研究的前进步伐，扩大了文化研究的影响力。再次表现为国内文论界开始注意把文化研究与中国语境结合起来。文化研究在文论界尽管有人抵制，有人批判，有人鼓吹，有人提倡，态度不一，但正是在这种正反双方冲突及其合力作用下，文化研究在国内文论界扎根并慢慢成长起来，且小心地警惕落入以中国实例印证西方理论的怪圈，如陶东风在《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一书中专门就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作了深入剖析与反思。
不过，在笔者看来，国内文论界的文化研究基本上还是单面展开，限于铺叙与描摹，缺乏立体的厚重、纵向的拉深与社会深层的挖掘，而这些恰恰是国外文化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法兰克福学派倡导文化批判性、伯明翰学派强调文化政治的实践意义和文化平民意识等。国内文论界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除去匆促迎入域外理论时间紧张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作为多学科共同筑成的文化研究理论，仅仅凭借国内文艺学一门学科迎战是难以胜任的，需要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多门学科的共同参与。
二
文化研究作为对众多学科既有基本理论与方法具有挑战并卓有影响的领域，对于中国史学的适用性表现在哪里呢？这里试以中国文化史研究为中心展开讨论。
1.文化研究特别是大众文化研究的介入，有助于中国文化史研究整体结构、整体格局的变化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尽管没有明确划出自己固定的疆界，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中心——大众文化显然是文化研究关注的中心，如果文化研究不谈大众文化，就如同缺少王子的《哈姆雷特》。
在文化研究中，各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虽不尽一致，如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对大众文化持批判否定态度，而英国文化研究者则采取积极肯定的立场，但他们所关注的对象、所研究的区域则是基本一致的，即文化工业生产的，以大众传播和宣传媒介为主要形式，包括电影、电视、广告、无线电、报刊、畅销书等内容，具有明显的商业化、技术化、工业化等特点。
就中国既有文化史研究状况而言，尽管学界对文化的含义有多种理解，但涉及的领域主要还是以精英文化、经典文化和上层文化为主。为数众多的文化史著作中鲜见把大众文化研究纳入视野者，说明史学界无论是对于当代日渐兴起的大众文化还是异域的文化研究理论均缺少足够的关注与认识。
当大众文化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后，我们看到，中国文化史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以精英文化（或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构成的文化史，拓展为精英文化、民间文化、大众文化三足鼎立。有一种观点认为，大众文化实即广大群众的文化，已包含在民间文化之中了。实际上，这是对大众文化的一种泛泛理解，把大众文化泛化为大众文化形态了。文化研究理论下的大众文化范畴，是从狭义上使用的，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与传统文化相比，具有明显的商品性与现代性，而民间文化则不具备如此浓郁的商业气息。民间文化往往渊源于传统，强烈的历史传承性和民间性是其特点。再者，大众文化并不单独属于社会的上层、中层或下层，而是都市化、市场化色彩突出。如电视文化既不为上层精英所专有，也不纯属于民间文化，已成为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文化。
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现当代文化史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将进一步突出，大众文化在文化史格局中的重要性必将突显出来。生生不息的精英文化、传统性较强的民间文化以及诞生于现代社会具有商业气息的大众文化，拼成了中国文化史的大板块。
2.文化研究的视角有益于中国文化史研究主题的拓展、研究领域的增长、研究重心的转移
文化研究为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文化研究不是把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并列，或从中孤立出来，而是强调文化中与政治、经济等社会领域相联系的一面。像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霍加特、威廉姆斯等人就一再批判把文化从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的分析倾向，而是看重文化的整合性，关注其他领域与文化的关系。威廉姆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指出：把文化只理解为一种知性或想象的作品是不够的，“从本质上说，文化也是整个生活方式”，文化应同时包括物质的与象征的领域，不应把其中一个置于另一个之上，赋予特权，而是要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3](P403)。在他看来，知性与想象的作品、制度、日常生活等都是特定的文化活动——整体的文化活动的要素，不能赋予它们中的任何一种以优先性，也不能孤立地对这些要素加以研究。威廉姆斯曾说：“我则愿意把文化理论定义为是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分析文化就是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4](P130)
正是为了辨明、阐释文化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才使得文化研究更加强调文化与其他社会领域尤其是政治的不可分离性，文化与经济（生产）的关联性，更加自觉地关注文化与权力、文化与利益、文化与意识形态霸权等的关系，并把它运用到各个经验研究领域。也就是说，文化研究不是把现存的社会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各个群体之间的等级秩序看成是自然生成的或天经地义的，而是提出质疑与挑战。
文化研究对原有社会分化与等级秩序提出挑战，意味着发展出了一种尝试重新发现与评价被忽视的边缘群体的文化实践的机制。与文化研究的这种高度参与的分析方式或者说与这种反抗性相一致，文化研究认为，社会是不平等地建构的，不同的个体并不是生来就享有同等的教育、财富、健康等资源。同时，文化研究的伦理取向与价值立场坚决地站在最少拥有此类资源的、被压迫的边缘群体一边。“文化研究为被剥夺者辩护，代表被压迫的、沉默的、被支配的个体与群体的声音，为在统治性话语中没有声音的人们以及在统治性政治与经济等级中没有地位的人们说话。”[5](P573)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领域注定是以往不受重视的地方。这样，文化研究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使以前不受重视的边缘领域进入了研究者视野，像女性主义文化、工人阶级文化、大众传媒、文化制度、文化工业、后殖民主义文化等在此背景下成为受人重视的学术领域。而这些领域，也恰恰是中国文化史既有研究中所忽视的或研究较为薄弱的。
3.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有利于文化史研究者思维方式的更新
经过50多年的发展，文化研究理论在西方已是流派纷呈，并逐渐形成一系列较具代表性的理论主张。如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就对文化工业作出了深入阐述。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持久存在的原因之一即基于富裕和文化消费，基于现代国家较为合理的社会控制及其有渗透力的各种形式，如大众媒体和通俗文化，通过大众文化传播，民众在无意识中就与资本主义制度达成了和解，工人阶级被哄骗接受了资本主义，而文化工业正是大众文化的制造者。在他们看来，文化工业所培养的是空虚、平庸和顺从，文化工业把文化生命的个性化搞成了千篇一律，正是依靠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强行输灌给人们各种关于秩序的观念，以致遵从代替了自觉。法兰克福学派并不是一个专门从事文化研究的派别，但他们关于文化生产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述不仅在文化研究方面卓有影响，而且对于文化史研究富有启迪。
我们现在的文化史研究，基本上是把文化（或文化现象）先入为主地划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而对文化内部自身生产及其价值实现的过程缺乏深入考察，或者说，基本上是一种外在的研究，而缺乏内在的动态把握，因此，不仅没把文化内在的东西搞清楚，而且文化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关系弄得也不是很明白，更谈不上对文化背后的东西有准确的说明。如果我们辩证地借鉴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方法，而不是照搬其观点，用以分析中国的文化产业，可能会较目前的研究有所深入。
与文化研究关系比较密切的理论话语，如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人种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对于文化研究理论各有建树、各有千秋。如果我们能够加以认真研究和辨别，毋庸置疑，这些理论对于中国的文化史研究会起到好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再者，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渗透了文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符号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充分体现出开放性特点，而这从一定程度上恰恰能对文化史学科有所裨益。众所周知，随着现代学术分工的日益精密，仅就史学而言，就有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众多子学科，相关领域的距离日渐拉大，从而客观上造成了相对的自我封闭性（尽管人们主观上不想如此做）。学科交叉对于学术创新的意义已日益为人们所重视，而无论是文化研究所擅长的在学科交叉处开花结果的特点，还是它本身所兼容的多种学科的多样化研究方法，对于文化史研究无疑都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还有，文化研究声称坚决地站在普通人立场上对既有权力结构、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社会实践重新进行定位，实际上就是要以边缘颠覆中心，把文化研究的重心从上层转移到下层。而这对于长期以来以精英史为研究主体的中国文化史学界来说，不仅意味着对既有理论模式的冲击与挑战，而且会为中国的文化史研究赢得活力与转机，因为文化研究的这一理路恰恰合乎中外史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即改变过去那种少数精英人物占据历史中心位置的局面，而代之以普通人为立足点的历史。
总之，文化研究的整合性、多元化特征，对于文化史研究重点的转移、领域的拓展、思维方式的转化、研究方法的丰富将会起到积极影响，这不仅是由史学多元化发展趋势决定，而且也是文化史研究的综合性与整体性特征的内在要求。
三
前面的讨论主要是基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共性、基于全球化视野下东西方社会历史的一致性而展开的，但这种共性不可以被夸大，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都有自己的个性，源于西方社会的文化研究理论，当被引进、借鉴用以研究中国问题、中国历史的时候，就必须慎重考虑中国的语境，考虑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
1.文化研究在中西方面对的对象、语境、主题存有差异性
文化研究从英国兴起迄今，西方的文化研究就一直带有“左”的色彩，其立场、起源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较为明显，从而决定了西方的文化研究从总体而言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作为自己的批判反思对象的，文化研究是站在边缘立场上对于主流与中心的批判。
中国则不同，马克思主义学说长期以来在学界居于指导地位，人们对于农民起义、工人运动、妇女解放的研究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因此，在这些问题的研究方面，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与西方存有较大差异，即主要是在既有研究上如何向前推进一步，而不是意味着进入新的领域。文化研究的借鉴价值主要体现在由此前对农民、工人、妇女的政治史研究，转向文化与政治的互动研究，提供一种文化的视野。
中国不仅社会制度与西方根本不同，而且现代化程度也与西方差别较大。在中国，文化研究与其他理论一样，首先面对的是如何回应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挑战，既要加快中国社会的发展步伐，又要避免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因素。由于社会制度不同、面临的任务不同，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批评对象自然要入乡随俗，切合实际，而不能照搬照用西方理论。西方文化研究之所以没有固定的理论疆界、批判话语，就在于它的实践品格与语境取向，始终根据具体的社会文化条件与历史发展阶段确定自己具体的批判对象与理论范式，这也是文化研究的活力与创造性所在。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必然存在不同的社会关系、文化关系与权力结构。逾淮为枳，在一个社会中处于强势的力量，在另一个社会可能处于弱势。在西方第一世界居于主流的支配性话语，在中国这一第三世界国家可能正是被压制的边缘性话语。因此，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具体语境要求形成文化研究本土化的批判对象、批判主题，吸收西方文化研究的反思精神、批判精神及其方法，而不是照搬成形的理论观点与批判模式，这才是引进、借鉴西方理论的根本所在。
2.必须谨慎地对待异域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关系
就中国的历史研究而言，研究者对文化研究理论、中国历史及史学研究的目的保持清醒的认识格外重要。同其他异域理论一样，我们引进、借鉴文化研究必须采取客观的态度，既不顽拒也不盲从，要求为我所用，而不是为理论所役；目的是更合理更科学地解释历史，而不是以论带史，或强行把中国历史纳入文化研究理论的框架，用中国历史实践来解释文化研究理论的合理性。
从时间上看，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远远晚于西方国家，这就决定了文化研究在中国文化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中所占位置和适用范围，决不可夸大文化研究对于中国史学的意义。文化研究理论对于中国文化史研究在思维方式、研究视角等多方面提供理论支撑，但必须看到，它首先是以现代性的大众文化市场为自己的生成土壤，其主要价值体现在当代文化史研究方面，尤其是新时期的文化史研究方面，而在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化史时要对它持一审慎态度。
还有，历史学是实证性较强的学科，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中国史学研究者的共识，尽管文化研究理论不反对本质主义，但个别流派的理论却是与实证主义、历史主义相左的，因此，保持对文化研究理论的批判与借鉴文化理论研究中国历史是相辅相成的。
3.需要处理好文化史与总体史研究的关系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每一个层面、每一种因素都与周围其他层面、其他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借助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综合性与整合性，对于推动文化诸层面、诸因素之间的联系与互动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也需看到，文化研究理论的这种整合性无论怎样重视与其他因素的关系，都是围绕文化这个核心而展开的。这就提醒我们，在运用文化研究理论开展文化史研究的同时，必须超越文化研究理论，不能局限于文化史本身，而需对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有整体的把握，这样才不至于过分夸大文化的作用，才能对历史作出较为合理的评价。
文化研究理论坚决地站在普通人立场上为普通人重新定位，对既有格局的边缘与中心提出了挑战，这对于长期以来不重视下层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中国文化史学界来说，无疑具有启发和启迪意义。但是，作为总体的文化史，不仅包括中下层文化，而且包括上层的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化，需要的是整体推进，因此在研究中需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避免矫枉过正的现象，把握一个合适的度。在当前社会史研究渐成风潮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典籍文化十分发达的大国，继续保持对精英和经典等上层文化的关注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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