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企业在中国生存环境的多角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中国论文,多角度论文,生存环境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目前这个时期，韩国一些企业向中国境内位移的现象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位移企业要在变化了的环境中谋求生存，对环境做到心中有数无疑成为首要任务。但认清企业生存环境并非易事，这又涉及如何分析环境因素。
一、韩国企业在中国生存的环境因素
韩国企业在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时候，一般来说是关心利润回报、各种税收制度、投资条件、原材料提供等资本及物资资源的移动。这里只针对税收因素、企业—政府关系因素、人力资源因素3个方面的问题做一些讨论。
（一）税收因素
就与税收相关的法规来说，国际位移企业主要对减税免税、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以及国际税收涉及的双重征税、国际避税等感兴趣。税收法规的详细内容比较简单就可以查询到，不需要我们多谈。这里只强调两点：1.纳税额度直接关系到利润量度。减税免税属于一种优惠待遇，与纳税人的本能行为无关。国际避税要看企业经营者的能力，也就是说凭个人能力利用这一税法漏洞。有人把这种行为定名为“合理避税”。实际上避税从来就不会是“合理”的，因为避税的合理意味着纳税成了不合理。2.中国正处于经济大变革时期，地区不同法意识也不同。法意识较强的地区，税务机关基本上能够做到依法征税；法意识较弱的地区，一些部门或者个别“有权人”往往并不依法征税，好听些叫“乱收费”，说严厉了就是“敲竹杠”、“索贿”。税收的法规是一个问题，税收的具体执行是另一个问题，后者必须与当地法意识水平联系起来分析，才能得到较为客观的答案。
（二）企业—政府关系因素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研究人员对进入中国的韩国企业所提出的劝告，主要是说不要过于信赖“关系”，提醒在中国与有权者、机构的“关系”固然很重要，但是遵纪守法还是第一位，尤其是中国已经加入WTO，“关系”作用将越来越衰弱。在确实有必要时，作为补充手段可以利用“关系”。最终还是不能否认在中国社会中“关系”仍然有它的市场。
这就是制度约束的两面作用。举例来说，政府垄断土地资源，这对不同属性的企业可能有利，也可能产生阻力。作为一个外资企业，对进入国当中的政府支持或政策限制往往难以把握，这也是很正常的。不过让人难以琢磨的也正是有关政策的具体执行与政府行政人员的素质有直接关系，这倒是极不正常的，甚至可以说腐败的一个因素也在这里。在中国，当“权力寻租”日益猖獗之时，“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这个概念也被引入中国，并且又发展出“权力资本腐败”概念。它是指不靠办企业、不靠科学技术、也没有较长时间的原始积累，更没有企业家的艰苦奋斗，只靠一些“有权人”和“有钱人”之间的“资本运作”，使一些“有权人”和“有钱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中迅速发迹，成为“暴富式的富翁”。如果韩国某些企业正是利用这种关系在中国立足，其后果就是助长了中国的“权力寻租”腐败歪风。
（三）人力资源因素
根据一份《韩国在华投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研究》资料，这里，我们引入3组数据借以说明。1.工作满意度和期望工作年限。工作满意度：“基本满意”44%，“一般”38%，“有所不满”8%。期望工作年限：“当前尽快辞职”3%，“1～2年”24%，“5年以上／退休之前”25%，“退休为止”17%。换工作：“可能不换工作”30%，“可能要换工作”55%。2.薪酬满意度。认为工资水平“较低”占46%，“一般”38%，“较高”6%。3.在工作中劳动者面临的主要问题。工资水平古26%，劳动时间25%，工作环境23%，经营方式11%，与管理者矛盾6%，工伤及职业病5%，工作速度3%，拖欠工资2%。
二、韩国产业的新问题
（一）进入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
进入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主要在鲁、辽、吉、苏和津、京、沪。韩国对中国投资总数的80%集中在制造业上，而且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大多也属于原材料类。韩国在华企业为了在当地进行生产，从韩国进口各种原材料和中间材料。
（二）韩国的产业空洞化
韩国一些企业把工厂移到中国，造成国内“产业空洞化”(hollowing)（注：实际上在造成产业空洞化现象的同时，又出现制造业企业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形成所谓“脱工业化”(deindustrializafion)现象。也许后者反映的正是服务业在走强，制造业在走弱。），成为韩国一个社会问题。产业空洞化在东北亚的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等国家也都出现过。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产业空洞化，美国在60年代也曾经历这种事情，当时都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照下逐渐得到恢复，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如果认为韩国的产业空洞化与中国的所谓“低薪金经济”有直接关系，那么20世纪60年代、70年代韩国的全球性产业参与的NDE（包装性质行业）竞争，也是依存于廉价劳动力这个基础，只不过当时没有造成产业空洞化，因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主要是本国劳动力。今天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转向国外，企业也相应地位移他国。虽然如此，NDC企业的性质并没有改变，缺少资源、技术、经验、信誉和关系。NDC企业很难理解进入国市场上的需求，要承担大量风险，失败比例较高。原因在于，解决了廉价劳动力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市场营销方面的问题、管理员工方面的问题。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位移中国的某些韩国企业在国内已经属于将要被自然淘汰的那种企业，那么即使在中国市场上借助廉价劳动力减少了成本支出从而能够保证生存，但有可能只是暂时的，在硬件、软件方面落伍的企业最终也会被中国市场给淘汰，毕竟今天的中国市场已经具备了既可以“识别货”又可以“比较货”的水平。
中国市场同样是个充满竞争的市场，竞争同样涉及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两种形态。1.价格竞争的要点在降低成本，使产品价格比竞争对手的要低。就降低成本的办法来看，与技术装备、劳动生产率、原料燃料价格、工资4个因素有关，也就是说，技术装备是否现代化，劳动生产率是否能够提高，原料燃料价格是否低廉，当这3个因素已经没有“变量空间”（变量到达极限）时，压低工资水平被作为惟一的竞争手段。进入中国的韩国中小企业，多数是从压低工资水平的角度做出决策。对这种现象，韩国贸易协会的中国业务负责人有过评论：“在我国企业中，大部分是瞄准中国市场的廉价劳动力而进军中国的。”问题就在于，中国市场上雇员工资的变量已经表现出上升趋势，拿2002年与2001年相比较，北京、天津、上海3大城市最低工资上调率在9.2%～10%，山东省最低工资上调率在10.8%～11.5%。韩国在华企业在山东省、上海市和天津市相对较多。中国各地区的最低工资快速上涨，对于为“逃避韩国的高薪水和雇人难”而把工厂转移到中国的那些韩国企业来说，它的收益结构日益恶化也就成为必然。2.非价格竞争的要点在增加信誉，使客户数量比竞争对手的要多。就增加信誉的办法来看，与商品名声、商家名声两个因素有关，具体来说，即商品的品质性能以及包装装潢是否改善，花色品种是否更新，交货是否及时，售后服务是否能够加强，等等。以售后服务为例，它在中国市场一直是个“短缺”环节，可供添补的空间很大，韩国在华企业如果注意到这一点，采用与此相适应的办法，也会获得利益。
三、中国经济形势变化的新迹象
（一）WTO要求平等的竞争条件
这里，我们利用韩国的一个事例来间接说明。当年韩国汽车工业能够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政府对购买国产汽车的国民所实施的无息贷款政策。这使国产车和进口车面对购车的韩国人存在着竞争条件不对等。但是加入WTO以后，像无息贷款这类不对等竞争条件就不得不消除。
（二）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将向“降温”转化
中国政府对经济高速增长要采取“降温”措施，这还只是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对中国政策变动的一种预测。实际上这个预测已经存在大概有两年左右，接下来人们就开始注意中国官方的举动，以便能够及时地捕捉到“降温”的启动时点。2004年温家宝“4·28发言”之所以引发韩国股市大波动，就是这方面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我看来，由温家宝发言引起的所谓“中国冲击波”有3点我们必须认识到：1.中国景气并不按照政府的意图变化，“官员一个讲话可以影响全局”的效应已经越来越弱化；2.造成韩国证券市场股价暴跌的主要因素是外国投资者集中抛售，这个现象需要分析，因为出现动荡的股市在4月30日“逐渐恢复原位”；3.温家宝所讲的中心意思是抑制经济过热，并没有说中国经济在恶化，“过热”需要通过“降温”（抑制政策）来调整，属于“警惕过热”举动，而“恶化”是经济崩溃，它被西方分析人员形容为“中国泡沫破裂”，并且“一旦中国泡沫破裂，世界上的所有泡沫就会一齐爆裂”。
四、环境变化和自身问题
（一）韩国位移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降温”的敏感
中国经济增长一旦进入“降温”期，它会在金融领域最为明显地反映出来（注：因为这时的紧缩政策主要以“银根紧缩”表现出来，实际上，中国政府从2003年9月下旬提高了银行支付筹备率，已经开始吸收货币。《华尔街日报》在那时就发出中国经济软着陆的警报。），比如中国的各大银行对企业的投资性贷款将进行限制。这对于像三星、LG、SK这种大企业来说，不会有多大影响，因为其本身并不缺乏资金，或者说也不需要利用中国资金来启动在华企业的运行。但对一些中小企业就会影响很大，比如采用“接力棒”投资策略到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并以此向中国某个银行贷款，属于那种靠中国的银行贷款才得以存在的企业。
这种“接力棒”投资策略大多又是中国一夜暴富的“富翁”们“暴富操作流程图”的翻版。中国当代“富翁”暴富的轨迹被总结为：制定圈地计划→摆平土地批租方→最低首付资金→取得可套取银行贷款的土地手续→用承建单位资金做到正负零→搞定银行获得抵押贷款→基本完成收益周期。通俗的解释就是：一个根本没有钱的人，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将要收购的国有资产作为事先和约抵押给银行，然后由银行给出现金流转给被收购企业的所有者，而收购者本人一分不出。他不承担任何风险，成功地一夜之间就成为富豪。在中国市场上“借鸡下蛋”的这种韩国企业，不但忧虑中国经济增长“降温”，更担心中国政府对金融系统动真格的，因为这种企业存活的诀窍是对中国金融搞“套贷”。根据有关资料，进入中国的大部分韩国企业都利用当地较低的利率（年5.36%）筹集了50%以上投资资金。以POSCO为例，它曾计划利用当地的辛迪加贷款补充即将在中国设立的不锈钢热轧工厂投资资金（7.5亿美元）的50%左右。开始伤脑筋的地方就在这里，如果中国政府为抑制过多的投资，控制新贷款，并回收贷款，那么韩国企业的筹措资金费用将会增加，而且在当地筹措资金也将困难重重。
（二）韩国产业空洞化问题如何解决
直观上似乎给人一种感觉，产业空洞化现象由企业向国外的直接投资而引起，那么减少对外直接投资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实际上是把问题的责任简单地推到企业身上。我们承认产业空洞化是企业位移国外直接造成的结果，但再向前追究，企业位移国外又主要与工资问题有关。作为劳资纠纷中的一个争议点，现阶段韩国的工资问题带有全社会的共性特征，也就是说已经不是某一家企业的个性现象。这种共性矛盾属于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引发的一个社会问题，只不过它通常在企业方位上比较典型地表现出来；换句话讲，经济发展水平和工资水平被认为应该相互对应地提高，这样经济才能在乎衡状态中保持正常运行，而这恰恰已经超越企业范畴（子范畴）、真正涉及的是社会范畴（母范畴）。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和工资水平如何相适应主要还是社会管理的事情，工资问题的直接责任也就要由政府来承担。我认为：工资调整这个劳动者报酬需求变量，企业迁移国外这个投资者利润需求变量，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某些管理措施有直接关系。1.就劳动者报酬需求变量来看，当政府以政策导向刺激居民有效需求（消费需求）时，工薪阶层增加消费会涉及“消费倾向”，同时也必然涉及增加工资（注：就“消费倾向”假设而言，它的存在涉及一个必要条件，即收入增加。就“工资增加”假设而言，工资的形成与历史因素、制度因素都有关系，制度因素又多与政策有关，显然落点在政府方位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相关的工资问题就上升为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发挥的一个作用——收入分配政策（注：注意，这个“收入分配政策”与针对通货膨胀问题的“收入政策”概念有区别。针对通货膨胀问题的“收入政策”，其具体表现主要是管制工资，也属于强制性的。），当然难免它带有一种强制性。2.就投资者利润需求变量来看，拉弗曲线可以说明问题，它是供给学派减税政策的理论依据；如果再结合新剑桥学派有关提高中小企业利润收入的主张，那么，减税政策就与增加中小企业利润收入有了内在联系；另外，宏观经济学的“相机抉择策略”假设也可以同时考虑（见下表）。
我们可以看出，减税政策是与刺激总需求在相互搭配，收缩总需求是与增税政策在相互搭配。如果处在总需求收缩期，由于增加税收，企业利润收入就要出现减少趋势。这里我们把政策与工资问题相联系，无非是想表明，全社会性的工资调整也可以认为类似一种社会福利，它需要由政府来确定基调。也可以说，产业空洞化需要政府拿出对策予以解决，而不是直接要求企业减少对外直接投资。
按照韩国银行总裁朴升的说法，“企业必须保障和扩大工作岗位”。这句话大概需要做一定改动，应该是必须依靠企业保障和扩大工作岗位。也就是说，不是“企业必须”如何，而是“必须依靠企业”。当就业已经上升为韩国的一个社会难题时，由于企业位移中国而造成的就业岗位减少，必然使韩国的就业产生更紧张状态。（注：2003年韩国工作岗位减少情况，以釜山为例，由于轻工业工厂迁到国外，工作岗位减少9.4万个；就全国范围来看，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减少3.6万个。）即使从现在起能够有效地限制工资上涨，照样不能避免NDC企业向国外移动。比如，平均劳务费方面，工人的小时工资韩国比中国高8倍，管理人员的小时工资韩国比中国高约7倍；制造业方面工人的月平均工资韩国比中国高14倍（1524美元：111美元）；制造业工资水平比照人均GDP，韩国是1.8倍，中国是1.4倍；制造业工资增长率韩国是12.0%，中国是11.7%。仅仅制造业工人工资的14倍差距，就是无法调整平衡的一个现实。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2002年5月的《关于韩中竞争力因素费用的实况》指明：“低廉的劳务费用一直是韩国企业大举进驻中国的首要原因。”
（三）韩国位移企业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抉择
人们总是希望经济能够不断增长，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一定限度，超过限度的增长要靠付出沉重的代价去平衡。
中国长期以来采用了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其代价是反面作用越来越大，经济将不得不由“过热”转向“降温”。用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发展经济学大推进理论同时做比照，比如经济起始发展阶段相当于起飞准备阶段，大推进主要是出现在这个阶段，但不否认在推向成熟阶段也能够出现，只要具备了一定条件。当然在推向成熟阶段，大推进是否需要保证持续性也要具备一定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中国在20多年里使GDP年均增长超过8%，那么中国为实现转型性工业化而实施的大推进，也应该进入一个缓冲时期。（注：转型性工业化不是通常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那种工业化，转型是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变动的特点，当然经济转型也涉及原社会主义国家和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转型不转向”，转型作为中国工业化一个必备条件，在于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已经进入实现工业化时期，因此，80年代以来是在转型过程中实现工业化的继续。）美国学者Stephen Roach认为，中国政府决定减慢增长速度以解决景气过热问题，受这种软着陆的影响，韩国的GDP将下降。Roach的看法反映的是政府决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制约。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有可能落实在“继续高速增长”板块上，也有可能落实在“高速增长降温”板块上，因而韩国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就需要做好选择。一方面，中国市场并不是惟一的国外市场，韩国企业应尽可能做到“出口市场和生产地的多变化”（即面向包括中国市场在内的整个世界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的确非常大，员工的雇佣条件也被大多数投资者所认可。“优秀”、“优质”是中国人力资源在国际市场上立足的一个无法用价格来衡量的无形资本。至于中国减慢增长速度对进入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是否也有一定的冲击，还要具体分析，很难下结论。
五、韩国股市的弱项和韩国在华企业的弱项
对于韩国股市的弱项和韩国在华企业的弱项，我们不妨把二者放在一起来观察。对于韩国经济来说，受到“美国咳嗽”和“中国喷嚏”的很大影响。韩国股市，外国人股份占有43%，而这类比例在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分别为11%、20%和23%。2004年“4·28金融风波”中，外国人抛售1.5万亿韩元股票，曾使韩国股市暴跌。韩国的资本市场上，根据资料显示，“外国投资者已成为左右韩国股市的势力”。外国投资者购进股票，股价就上涨，如果抛售，股价就下跌，“这已成为韩国股市的规律”。业内人士认为，2003年“综合股指上升30%，也是得益于外国投资者新投入了14万亿韩元的资金”；另外，“本应由国内机构投资者起到的稳定股市的作用，现在却由外国投资者来承担，而且外国投资者的市价总额比重达到了40%，是世界最高水平”，这一比例在美国为11%，在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分别为20%和23%，相反“国内机构投资者的比例仅为15%”，还不及美国47%和日本40%的一半。与这种情况相对照，韩国经济研究人员提醒说：“在过去的4年来，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不断减少”。
尽管韩国“向海外投资的企业中，1/3在中国”，中国在2001年成为韩国第1位的投资对象国，根据韩国财政经济部《2003年国家海外投资报告》，国内公司对中国投资24.9亿美元，占国家全部海外投资额的45.8%；但是，韩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从2000年以来连续4年下滑，而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呈现上升趋势，2003年与2002年比较，韩国下降28.9%，中国增长37%。如果把间接投资与直接投资的状况联系起来思考，可以认为，韩国资本的实力也是有限的，它包括市场竞争力。
最近一些研究人员已经提出建议，认为韩国政府应尽快对国内证券市场采取补充对策，比如通过扩大年基金的股市投资、培养机关投资者等稳定股市措施，以本国资金对国内证券市场加以控制，扭转外国人左右韩国股市这种局面。果真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想，对韩国经济的发展将会起到重大作用。
韩国在华企业在当地筹集投资资金，如果有一半的投资资金是来自中国市场，这个问题就需要中国方面予以注意。1.按照常规，韩国（准发达国家）和中国（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韩国方面主要充当资本输出角色，中国方面主要充当鼓励外国投资角色，后者为了吸引私人资本前来投资，在国内税法中也会对外国投资规定一些税收优惠措施。可是现在却有一半的投资资金并非韩国私人资本向中国市场投入的。2.利用中国贷款建成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这很重要，如果这种企业在投产后属于市场效应不大的“空壳企业”，那么就出现了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中国贷款交换的是韩国的一些原材料和生产设备，而事实上等于换了一种方式对中国出口韩国的生产资料，显然它可以使韩国企业的出口量增加，可是中国方面却买来了可能使用价值并不大的东西，甚至有可能很快就成了废物。当然，这一定与中国当地的有关部门特别是金融机构搞“权力寻租”有直接联系。所以，我们在研究中韩两国日益密切的经济往来的同时，也应该敏锐地观察到以上谈到的这类问题，以便能够及时地为中国某些机构提供诸如应对策略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