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因素影响了大学教师的学术发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素论文,学术论文,教师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现代大学具有三项基本职能，分别是人才培养(教学)、学术研究(科研)和社会服务。随着全球高等教育的竞争，各种大学排名、学科排名深切影响了大学社会各项职能的履行及其发展。在既定的资源(包括时间、资金)约束下，大学以及教师不得不在不同社会职能之间寻求平衡。社会上关于大学教师在上述三项基本职能的多重压力下面临取舍的困境多有报道与讨论。尤其是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冲突更是经常成为头条，吸引着高等教育利益相关方的高度关注。一种观点认为，科研相对教学而言比较好计量，可以通过发表论文的篇数、级别、引用、课题的级别与经费等显性指标来判断，而教学却是投入巨大但可能无法通过显性指标很好地体现出来的；因此，很多大学教师受职称的指挥棒指挥，轻教学、重科研。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受社会服务所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很多教师并没有将心思放在教学和科研上，而是醉心于在社会上“走穴”，通过咨询、培训等方式赚取外快。然而，熟悉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人应该了解，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本来就存在强烈的相互促进关系，尤其是教学与科研之间应该存在教学相长的关系。那么大学教师在承担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不同职能时，这三者到底是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还是相互争夺时间与精力? 鉴于科研是大学三大基本职能中最好计量的一项，本文主要以科研为分析对象，实证分析当前我国大学教学、社会服务等对教师科研产出的影响，以回答教学、社会服务与科研之间到底是互相促进还是相互冲突。除此之外，本文还将较为系统地研究大学教师个体因素及其所在的机构特征对其科研产出的影响，并以此为切入点，试图分析大学教师在当前大学体制和学术环境下科研产出的现状。 二、文献综述 国际上有很多研究从不同角度实证分析了科研工作者学术产出的影响因素，如学者Bland通过对前人既有研究的综述，总结了12类促进因素，包括明晰的目标和协调机制、研究重点、特色文化、积极组织气候、积极的参与式治理、分权制组织、沟通、可利用资源、足够的规模和组织结构、适当的奖励、聘任的方式、领导的专业知识背景等。[1]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Bland及其同事进一步构建了一套影响大学教师科研产出的模型，并通过该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Bland等所构建的模型中涵盖三类因素：1.个人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动机、知识背景、技能、动机、习惯等；2.体制因素(组织因素)，包括资源、考核、奖励、充足的工作时间、交流、目标、晋升标准等；3.管理因素。[2]基于Bland提出的模型，Marie等进一步扩展了对组织因素的分析，增加了如文化、组织支持(经费等)、组织目标、考核、激励等均被认为可能会对科研产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因素。[3]与此同时，Hedjazi简化了Bland的模型，明晰了个人因素(动机、创新能力、社会资本等)、人口学特征(学历、性别、年龄、学科、职称等)和体制因素(研究目标、奖惩机制等)的内涵。[4] 除了Bland及其同事与后续者相关的研究外，还有一些研究从独特的角度分析了科研产出的影响因素，包括： 其一，Agasisti等认为科研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他们认为在宏观层面上学术研究的“投入”可以分为三类：人力资源、财政资源和基础设施。[5]还有一些学者(如Brent & Henrekson)指出，在更为宏观的视角下，政策(体制)和外部社会环境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投入”因素。与宏观层面的投入一样，个体层面同样有一系列需要考虑的“投入”因素。[6]Maslach认为，个体对科研的投入至少要涵盖参与(involvement)、精力(energy)和效率(efficacy)三个维度。[7]Sen等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出发，对加拿大安大略省16所大学的科研产出中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作为投入要素加以考察。这项研究与以往研究的最大不同在于，研究者将科研产出按照水平进行了分类，也即一般水平科研产出和高水平科研产出。该研究发现，两种不同水平科研产出的影响要素也是不同的。[8]遗憾的是，这项研究仅以宏观层面为分析视角，重点讨论了研究型大学的体制因素(如晋升标准、资金投入)的影响，并未再对大学教师自身的个体层面进行定量分析。 其二，尽管研究型大学并非是一个追求绩效目标的组织，但学术研究的产出确实是这些大学维持自身地位和追求发展的重要目标。因此，Slaughter研究者发现，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活动越来越有着向“企业化”生产活动趋同的态势。[9]Woodruffe就以绩效来观察大学中的学术生产。[10]Neri等遵循着这一逻辑，以“人力资本外部性”(Human Capital Externality)为理论视角，对澳大利亚的科研产出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探究合作行为、社会资本等要素对科研产出增长的影响。[11]尽管这篇研究中的一些相关因素，如合作性学术研究和课题组等已在先前的一些研究中被研究者广泛讨论过，但将这些因素作为经济学、管理学意义上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讨论，似乎笔者这篇研究是首创。 其三，还有学者专门从女性主义视角下对性别要素与学术研究产出关系进行分析。由于本研究并不关注这一领域，所以相关文献就不赘述。 三、研究设计 基于上述已有的相关研究，本研究尝试构建实证研究的分析框架。首先，本研究主要借鉴Bland的理论模型，尤其是借鉴其对个人因素和组织因素的分类。这样的分类方式使得本研究一方面可以实证分析大学教师的教学、社会服务对科研产出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分析当前中国高校的相关机制与体制等(比如工作考核、绩效激励等)组织因素对科研产出的影响。其次，本研究将借鉴前人已有关于“投入-产出”的分析框架，分析科研项目、科研经费是否能够显著促进大学教师的科研产出。再次，本研究将借鉴Sen等将科研产出分为一般水平和高水平两种类型分别进行分析与比较。最后，本研究通过文献综述发现，对于不同地区(国家)和不同层次的大学而言，科研产出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甚至有的大相径庭。因此，本研究也将分析我国不同层次大学的教师情况。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于2011年底组织实施的“科技工作者时间利用状况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该调查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覆盖了分布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各类科技工作者群体。由于本研究是要考察大学教师科研产出的影响因素，尤其是要重点考察教学、社会服务对科研产出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所用的样本来自参与该项调查的2381名大学教师，他们来自59所大学。在这2381名大学教师中，有547名是来自14所“211工程”及以上大学。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本来还想专门研究“985工程”大学，然而样本院校中只有4所“985工程”大学，样本量也仅为140，由于样本量较少，最终的实证结果很不稳定，只好放弃。 综合前人已有的分析框架，并且结合所用数据采集到的变量，本研究最终做出如下研究设计： 首先，本研究不仅分析2381名大学教师样本的情况，而且还单独分析547名来自“211工程”及以上高水平大学的教师样本的情况。 其次，本研究将大学教师的科研产出按照发表论文的水平分为两类：一类是近三年发表的SCI/EI论文总数，定义为高水平科研产出；一类是近三年发表的非SCI/EI论文总数，定义为一般水平科研产出。这两个变量就是本研究的两个因变量。因为这两个变量都是数值型的连续变量，因此本研究将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以论文发表总数来衡量科研产出的方式固然有一定局限，但不可否认的是，以论文发表的数量来衡量科研产出在各种学科评估、大学排名(如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的学科评估、如QS世界大学排名等)和大学内部绩效管理中是比较常见的。其他形式的科研产出如专利、奖项等很难进行统一的标准化处理，而且国际上大多同类项研究都是采用发表的论文总数来进行衡量。因此，本研究采用此通行的方法，即以论文发表数来衡量“科研产出”。 再次，本研究将自变量分为个人基本情况、个人教学情况、个人社会服务情况、个人科研投入情况以及组织与管理因素。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并没有将个人因素和年龄等所谓的“人口学特征”加以区分，而是将年龄、学历、职称等统统归为个人因素。具体的自变量分类与定义说明如表1所示。
最后，因为存在如此多的自变量，为了防止多重共线性(Multicollinearity)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本研究准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变量的筛选。最终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四、实证结果及其讨论 表2列出了所有大学、“211工程”大学一般水平科研产出和高水平科研产出的诸多影响因素逐步回归的最终结果。 1.个人基本情况对大学教师学术发表的影响 根据调研结果，令人惊讶的是“有配偶”、“有孩子”、“身体健康”、“有生活压力”、“具有高级职称”都没有进入最终的回归方程，也就是说无论是所有样本还是“211工程”大学样本，无论是高水平论文发表还是一般水平论文发表，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有配偶”、“有孩子”、“身体健康”、“有生活压力”、“具有高级职称”这五个因素并不会显著影响大学教师的科研产出。甚至连性别也只是对高水平科研产出有显著影响；而且在“211工程”大学，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高水平科研产出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年龄也仅是对一般水平的科研产出有显著的影响，而对于高水平的科研产出而言，并不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一般水平的科研产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增长。本研究还尝试加入年龄的平方项，试图探索科研产出是否呈现出一个先随着年龄的增加增长，到了一个顶点后，又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的抛物线。最终的实证结果发现，要不就是都不显著，要不就是仅仅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也即随着年龄的增加，一般水平的科研产出显著增加，高水平的科研产出并不随着年龄的变化而显著变化。 有行政职务对一般水平的科研产出并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有行政职务带来的高水平科研产出却显著减少。目前中国很多大学采取“双肩挑”体制，即“以管理工作为主兼任教学、科研，或以教学、科研为主兼做管理工作的业务教师和科研人员”。[12]这种“双肩挑”的制度安排大概是考虑到如果教授在大学管理事务中的缺位，将会削弱高等教育的组织性和基本功能(Birnbaum)。然而根据“管理主义”的观点，在研究型大学中，管理与大学学术生产本身将呈现出某种矛盾(Rowland)。[13]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支持了“管理主义”的观点，也即从大学教师个体自身的角度而言，管理事务占据的时间和精力确实会相应减少其对学术研究的投入，导致高水平科研产出显著减少。 在个人基本情况因素中，受教育年限和海外留学与工作经历是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在高水平科研产出中，无论是所有样本还是“211工程”大学的样本，受教育年限和海外留学与工作经历都能显著促进高水平的科研产出。这表明，在学术领域重视高学历、重视海外经历，目前是一种理性的统计性选择结果。 2.个人教学情况对以学术发表为衡量的科研产出的影响 对于一般水平的科研产出而言，“有教学”以及“全年教学门数”都不能显著影响学术发表。“有教学”能够促进所有样本的高水平科研产出，但这一现象在“211工程”大学就不存在。“全年教学门数”甚至对高水平科研产出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也即教学门数越多，其高水平的学术发表显著越少。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社会上经常出现教学突出的大学教师，由于学术成果发表不够而无法获得职称晋升的情况。 在教学中对学术论文发表起显著促进作用的是“有指导研究生资格”，这一促进效应对高水平的学术发表尤其明显。对于所有样本而言，有指导研究生的资格能够使自身显著多发表1.3篇的高水平学术论文；对于“211工程”大学而言，有指导研究生的资格能够使其教师显著多发表两篇高水平学术论文。 根据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课程教学不仅不能显著促进大学教师的学术发表，相反还可能给大学教师的学术发表拖后腿；另一方面，具有带研究生的资格却能促进教师的学术发表。这就不难想象为什么许多大学教师千方百计地躲避课程教学，却希望获得带研究生的资格；因为后者意味着增加了科研上的助手，而前者却意味着研究时间和教学时间存在激烈的冲突。 教学和研究对于大学教师而言是最主要的两项工作，而且应该存在典型的相互促进关系，也即教学相长。然而实证结果却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目前国内高校课程教学和高水平学术论文发表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其实，这种现象并非是中国特有的。根据Stephen Rowland的观点，全世界的研究型大学中均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趋势，其中“教学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分离”(the split between teaching and research)是这种“碎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14]那么，怎样才能防止教学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分离、实现教学和学术研究之间的相互促进呢?这显然是大学、院系以及教师自身都要仔细考虑并且加以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3.个人社会服务情况对学术发表的影响 根据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无论是经常参加社会服务还是有社会兼职工作，其对一般水平的科研产出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且上述的正向效应在“211工程”大学表现得更为明显。但对于高水平的科研产出而言，这种显著的促进效应就消失了。与之类似，“需要到基层单位提供社会服务”能够显著促进一般水平的学术发表，但是却对高水平的学术发表有显著的负面作用。 这说明，无论是课程教学还是各种社会服务均不能显著促进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发表。目前国内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均强调教师需要发表SCI/EI/SSCI论文，因此，大学教师普遍对课程教学与各种社会服务有抗拒感，这也是一种理性行为。 4.科研投入情况对学术发表的影响 科研经费无论是对一般水平的科研产出还是对高水平的科研，无论是所有样本高校还是“211工程”大学的样本，都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经费本身对于学术发表并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有研究团队虽然不能显著促进一般水平的科研产出，却能够显著促进高水平的科研产出。托尼·比彻(Tony Becher)及其同事在其《学术部落及其领地》中对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进行了“都市型”和“田园型”的分类。“都市型”是指不仅在研究问题上比较集中，并且在研究方式上更为组织化，往往以团队合作的方式进行，研究模式也更为单一；与之对应的“田园型”的学术研究其研究问题相对分散，并且在研究方面不依赖组织化和集中化的学术生产模式。从实证结果看，在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都市型”的组织化、团队型的学术研究在高水平的学术发表上具有显著的优势。[15] 实证结果还显示，主持科研项目是科研产出的重要途径，既能显著促进一般水平的学术发表，还能显著促进高水平的学术发表。因此，可以认为“都市型”的研究方式可能对目前我国的科研产出具有更好的促进作用。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托尼·比彻及其他研究者同样指出，并非所有学科的学术研究问题都适用于“都市型”的研究方式。 有意思的是，科研时间是否充足的主观感受与一般水平科研产出之间并不存在着显著的关系；但在高水平科研产出方面，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时间紧张感高的大学教师其科研产出显著更高。对此的解释可能是，越是投入科研时间，科研产出越多，而越发感觉到科研时间不够用。 5.组织与管理因素对以学术发表为衡量的科研产出的影响 无论是一般水平还是高水平的科研产出，无论是对所有样本而言还是对“211工程”大学样本而言，“薪酬收入和工作绩效表现相关”都没有进入最终的回归方程，这说明现有的绩效工资并不能很好地激励大学教师的科研产出。这背后有两种可能：其一，大学教师并不在乎薪酬收入多少，都会努力投入科研；其二，绩效工资并不到位，稍微提高的绩效工资并不能吸引大学教师投入更多的时间在学术发表上。后续的实证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当前的效率工资对学术发表的影响不显著。 与之类似的是，“工作需要考核”同样没有进入最终的回归方程，表明工作是否需要考核并不会显著影响教师的科研产出，这种结论不但适用一般水平的学术发表，而且还适用于高水平的学术发表。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工作压力大”对一般水平的学术发表并没有显著影响，而且还能显著提高所有样本高水平的学术发表，尽管这一提高效应在“211工程”大学又消失了。这说明整体而言，大学教师并不会因为“工作压力大”而显著削减自己学术发表的产量。这个实证发现可以呼应“科研时间不充足”的教师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发表反而显著更多。这表明，科研时间紧张感以及工作压力的适当增加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大学教师的时间利用和学术研究，尤其是对于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而言，时间的紧张感和工作压力感均有助于科研产出的增加。 综合来看组织与管理方面的各因素，大多数因素都不会显著影响到以学术论文发表为衡量的科研产出。这说明科研更多的是研究者自身推动的工作，在组织层面只要不过分打扰研究者，研究者就能根据自己的步调推进科研工作。 综合个人基本情况、个人教学情况、个人社会服务情况、个人科研投入情况以及组织与管理因素，调研发现，个人学历、有海外经历、有指导研究生资格、有主持过科研项目、有研究团队均能显著提高大学教师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发表，而且那些主观感受科研时间不够用的大学教师，其高水平学术论文发表反而显著更多。与此同时，课程教学门数越多、需要去基层单位提供社会服务，却显著拉低了大学教师的高水平学术发表。 五、结论、建议与研究展望 本研究借鉴并综合国际上已有关于学术发表影响因素的研究与分析框架，从个人基本情况、个人教学情况、个人社会服务情况、个人科研投入情况以及组织与管理因素等五个层面，对我国大学教师学术发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实证分析，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实证发现： 首先，大学教师是一个非常自觉的群体，是否有配偶和小孩、生活与工作上的压力、职称、科研经费是否充足、工作是否需要考核、薪酬和绩效工资等都不会显著影响到大学教师的学术发表，而且主观感到科研时间不足的大学教师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发表反而显著更多。这说明科研更多的是研究者的个人事务，大学和高等教育的管理者要给大学教师更多的学术自由。 其次，在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都市型”的研究模式在高水平的学术发表上具有显著优势。这体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主持过科研项目和有(或属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研究团队，能够显著提升大学教师高水平的学术发表。 再次，社会服务各因素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影响效应。经常参加外部评审、政府咨询、学术兼职、公益宣传、媒体活动、科普活动、公益活动等以及有社会兼职工作能够显著增加一般水平的学术论文发表，却不能显著影响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发表。而到基层单位提供社会服务对一般水平的学术论文发表没有显著作用，却显著拉低了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发表。总之，社会服务并不能提高大学教师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发表。 最后，“有指导研究生资格”对学术论文发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研究生能够成为大学教师重要的学术研究助手。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全年教学门数”对高水平的学术发表有着显著的负面效应，也即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课程教学数越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发表数越少。 综合上述实证研究发现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学教师是一个非常自觉的群体，外界的压力(包括生活压力、工作压力、科研经费是否充足)并不会显著影响他们的学术产出。这说明无论是大学还是教育行政部门要给予教师充分的学术自由权利，对于学术方面的工作也要给予充分信任，比如科研考核标准应该适当宽松、考核周期应该适当增长等。在给予大学教师充分学术自由与充分信任的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和大学在科研投入上要给予教师尽可能多的支持，比如让大学教师能够较为容易地获得科研课题立项，能够让大学教师较为容易地加入或者组建科研团队等，比如消除大学教师在招收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等方面一系列的规定限制等。 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还显示，社会服务与课程教学不但不能显著提升大学教师的学术发表，甚至还会显著降低他们高水平的学术发表。虽然这一现象和目前的社会常识非常吻合。但是，问题在于教学相长哪里去了?如何破解目前教学和科研之间存在的矛盾?又如何才能实现课程教学和学术研究之间的相互促进呢? 本研究建议可以把目光放在“有指导研究生资格”对学术论文发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上，研究结果说明导师带学生有助于提升学术论文发表。那么，能不能让课堂教学也能够实现导师带研究生那样的功效呢? 为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其一，在大学中鼓励小班教学。因为课堂学生规模越小，与学生的交互越深入，教师自身在科研方面的收获也就越大，还能刺激教师和学生一起合作撰写学术论文。其二，加强大学生研究训练(Student Research Training，SRT)项目的推广，并且学生参加大学生研究训练(SRT)可以获得学分，而教师也能够因为指导大学生研究训练获得课程教学工作量的一些减免。其三，对于那些在大班教学中成绩突出的青年教师，给予教学任务量减免的奖励措施，这样教师可以集中精力于某一两门基础课的教学，又有相应的时间与精力从事科研工作。 如果上述三项建议得以实施，那么一方面，教师可以利用小班教学和大学生研究训练，实现教学相长；另一方面，因为那些大班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又能获得课程教学量的减免，就有相对更多的时间从事科研工作。总之，教学与科研本来在理论上可以做到相互促进，因此大学、院系以及教师自身都应该仔细考虑如何发挥彼此的智慧，相互谅解、充分沟通，制定相应的措施让“教学相长”真的“飞起来”。相信这无论是对学校还是对教师、学生而言都是有益的。 本研究虽然利用一项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大学教师学术发表的影响因素，丰富了目前国内这一领域实证研究的缺乏；但本研究还存在一系列不足。 首先，本研究基于“量化”的视角来开展分析，这导致了人格、动机、外部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因素没有出现在定量分析之中。这一方面是因为原始数据并未包括相关变量，但同时也是因为这些因素难以在量化视角下进行细致分析；其次，由于笔者受所用数据的限制，没有对教学质量进行分析，后续研究需要进一步分析教学质量与学术发表之间的关系；再次，本研究所用的数据不是追踪数据，无法用因果推断的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也就是说，本研究的最终实证结果在严格意义上仅是相关关系，并不具有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方法以及数据上均存在一定的局限和缺陷，但笔者仍相信本研究以及得到的相关实证发现是有意义且值得进一步加以扩展的。
标签：大学教师论文; 研究生论文; 大学论文; 高校教师论文; 个人管理论文; 论文; 工作管理论文; 学术研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