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总集凡例与文体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凡例论文,总集论文,明清论文,文体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8-0143-07
凡例又称发凡、义例、通例、总例、序例、叙例、例言等，是置于著作卷首，揭示其主要内容、著述宗旨和编纂体例等的一种文体。古书凡例包含着丰富的文学批评内容，是研究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重要史料来源。尤其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图书编纂中凡例撰写蔚为风气，集部著作凡例逐渐成为文人表达文学思想、激荡文学思潮、从事文学批评的活跃载体。[1]在集部著作中，总集凡例则因其内容、体例的特殊性，成为作者阐发文体观念、开展文体批评的重要方式。
一、《文选序》对后世总集凡例的影响
考察古书凡例与文体批评的关系，至少可溯源至现存最早的文章总集《文选》。古人著述极重发凡起例，盖任何一部有条理、有系统的书，必有体例可循。只是在早期著述中，凡例不一定明白标出，而是随文体现，诚如顾炎武所云：“古人著书，凡例即随事载之书中。《左传》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2]汉代以后，序跋渐兴，书籍编纂原则、体例往往在序文中有说明，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萧统《文选序》等，实为序、例一体，故后世凡例又有“序例”、“敘例”等名称。《文选序》论及文之界定、文体分类、收录范围、选文标准以及编纂体例等，这些内容，在后世文集中，往往是以“凡例”形式来表现的。因此，《文选序》在文体上虽属“序”，实具有凡例性质，并充分实现了文体批评功能。
《文选序》论及文体多达36种，集中体现了萧统的文体观念及文体分类思想。这些观点，多继承前人的看法，而又有发展变化。如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屈原作品为“赋”，且列于四种赋作之首；在《贾谊传》中更径称屈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代表了汉人视楚辞与赋为同一文体的观念。萧统以《离骚》与赋分别，反映了他对辞、赋二体的辨析，是一种进步的文体观念。钱穆说：“宋玉与荀卿并举，列之在前，顾独以骚体归之屈子，不与荀宋为伍，此一分辨，直探文心，有阐微导正之功矣。”[3]正是对萧统别骚于赋的高度评价。当然，萧统的意见，并非孤明独发。任昉《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就已把《离骚》和赋区别开来，阮孝绪《七录》也把《楚辞》单列一类。可见，区别骚、赋，是南朝人普遍的文体观念。又如萧统认为《诗》之风、赋、比、兴、雅、颂六义，对后世各体文章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自汉中叶以来，诗、文各体互兴，与秦、汉时期的骚、赋有了明显区别。这与笼统地以诸体文章源出五经的观点不同，所谓“众制锋起，源流间出”。其中有些是抒情体物性质的，有些是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实用意义的。然而，在萧统看来，都有“入耳之娱”和“悦目之玩”的功效，即都有审美价值和娱乐作用。这种文体观念，已非汉儒的功利说所能涵括。
《文选序》结语曰：“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4]明确指出这部总集按体编次、类聚区分的编纂体例。这种体例是否科学、合理，必以文体分类、序次是否合理为前提。换言之，文体分类之失当必然造成编纂体例之乖舛。故清人徐枋《居易堂集》“凡例”曰：“文章重体类。《书》曰：‘辞尚体要。’《易》曰：‘方以类聚。’既有体，斯有类矣，自古编辑之家綦重之。苟体之不分，则类于何有？”强调文体分类在文集编纂中的重要性，并批评韩愈门人李汉编《昌黎集》在文体分类、归类上的种种过失，如“《溪堂古诗》何以入‘杂著’？《石鼎联句》何以入‘序’中？《送陆歙州》、《送郑十校理》、《送张道士》只应以序入诗中，不应以诗附序见”。在徐枋看来，这些问题不仅“于文之体类既有所讹”，“即于其自为书之例又有所戾”。[5]章学诚也认为总集、别集之类例，关乎“编辑纂次之得失”，[6]并批评《文选》以赋居首的序次：“自萧统选文，以赋为一书冠冕，论时则班固后于屈原，论体则赋乃诗之流别，此其义例，岂可复为典要？而后代选文之家，奉为百世不祧之祖。亦可怪已。”[7]将文体类次与义例齐观。四库馆臣亦多有类似评论，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元诗体要》提要批评此书文体分类“或以体分，或以题分，体例颇不画一”；[8]卷一九一《文章类选》提要称此书“分五十八体，然标目冗碎，义例舛陋，不可枚举”；[9]卷一九三《荆溪外纪》提要虽欣赏此书“采摭颇为详赡”，又批评其“惟诗以绝句居律体前，律体居古风前，稍为失次；又四言亦谓之绝句，而七言古诗之外又别出歌行为二门，亦非体例”。[10]这些批评，都从反面说明文体分类、次序与总集编纂体例的密切关系。
《文选》作为现存最早的文章总集，在中国文学史和文集编纂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和影响。《文选》之后的著名文章总集，如《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明文衡》、《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等，绝大部分都采用了《文选》开创的分体编次的体例。这种体例，决定了后世总集编纂者在凡例中开展文体批评、探讨文体分类、序次等问题的必然性。而这种批评和探讨，在融序、例于一体的《文选序》中已肇其端，并初具规模。
二、明清总集凡例中的文体分类思想
文体分类既关乎编纂体例，那么在总集凡例中阐发文体分类思想，自是题中应有之义。综观明清总集凡例，往往论及所录作品的文体类目、分类依据、文体序次以及辨析各种文体的异同等，从而具有鲜明的文体批评性质。如明唐汝询《唐诗解》“凡例”曰：“是编所选诗凡七体，而附以六言，一遵《品汇》之例。独人以世次，诗以体别，不无有所更定，如进子昂于九龄之前，分骚体、琴操于七古之末，列《长安古意》于歌行长篇是也”，[11]“诸家诗体，率以五、七、古、律与排律、绝句为序，而《品汇》独先绝后律，今悉从之。乃更七律于排律之前，则以篇章长短为次”。[12]从“凡例”可以看出，《唐诗解》的编纂体例及文体分类、序次，大致沿袭高棅《唐诗品汇》而略有调整。“凡例”又对某些作品的文体属性作出细致辨析：“凡古诗有半似律体者，如伯玉‘故人洞庭去’、太白‘去国登兹楼’是也；有律体而徹首尾不对者，如襄阳‘挂席东南望’、青莲‘牛渚西江夜’是也。又有仄体而目为律者，如工部‘已从招提游’、常侍‘陇头远行客’是也。此类甚多，难以殚述。今归古于律，则音声不调；归律于古，则浑厚浸薄。”[13]文学创作中多有破体为文现象，即各种文体因素互相渗透、融合，从而模糊了文体界限，为判断文体属性带来困难。对这个问题的清醒认识，恰恰说明明人的辨体批评已达到较高水平。
《唐诗解》将唐诗分为七体，附六言一体，大概因唐诗选本采用这种分类法比较普遍，故未在凡例中解释其分类依据。清陆葇《历朝赋格》汇选历代之赋，并按语体形式分骈赋、骚赋、文赋三体，与传统的古赋、骈赋、律赋、文赋四分法有较大差别。故在此书“凡例”中，陆葇详细阐发其分类理据。以“文赋”为例：
前乎骚而为赋者，荀卿也，独出机杼，数篇如一。若元酒太羹，未离乎素。《风》、《钓》诸篇，实从此出。岂待宋人变律，始有文赋耶？论者谓其纯用隐语而不之采，是犹终日饱食，忘燧与稷也。录《礼赋》一篇，以冠文赋。凡用散词，总为一格。[14]
“文赋”的概念，原是宋人打破骈偶、声律的限制，以散语作赋以后才产生的，其代表作有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其时代则不早于宋代。由于这里涉及语体和时代两个标准，矛盾便因此产生。盖宋代以前，即使是骈偶、声律盛行的六朝和唐代，也有不少以散体文写的赋，六朝之前，自然就更多了。那么，这些作品，算不算文赋呢？陆葇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矛盾，因此，凡用散体写作的，一概归入文赋。由于标准的单纯和统一，“文赋”概念不再受时代限制，从而具有了周密的包容性，从荀子开始，经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直至六朝的左思、孙绰、江淹和唐代的李白、杜牧等，都有文赋作品入选《历朝赋格》。又，在传统四分法中，为了克服双重标准的矛盾，把骈赋、律赋产生之前的赋作，一概称为古赋。而陆葇的分类中，由于“文赋”已包含了这些作品，便不再有“古赋”一类。《历朝赋格》“凡例”批评“古赋”说的矛盾：
古赋之名，始于唐，所以别乎律也。犹之今人以八股制义为时文，以传记词赋为古文也。律赋自元和、长庆而来，欲化密为疏，不觉其趋于薄；欲去华就质，不觉其入于俚。故韩、苏诸公皆由此获高第，而自以俳优鄙之。此人之为，非赋之咎也。扬子云《甘泉》、《羽猎》，自夸文似相如，而谓其追悔雕虫，乃后人假托之词耳。若由今而论，则律赋亦古文矣，又何古赋之有？[15]
“古赋”之古，是以时代为标准的。而时代是一个相对变动的概念，用来区别文体，具有许多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陆葇的批评，正抓住了这种局限，充分体现了其辨体思维的缜密。《历朝赋格》“凡例”在论述立骚赋、骈赋的理据时，也都能既从赋体发展演变的历史实际出发，又兼顾分类标准和层次的一致，达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如果仅仅凭选录作品，而没有凡例的明确阐述，那么，这种赋体三分法的学理依据和逻辑思路是很难把握的。
以“凡例”形式阐发文体分类思想，更著名的是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据“序例”所载，此书文体分类深受姚鼐《古文辞类纂》的影响，将姚氏的文体十三类分法“稍更易为十一类”。[16]其中“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杂记”这九类与《古文辞类纂》相同，而《古文辞类纂》的“赠序”被取消了，“颂赞”、“箴铭”附入“词赋”类，“碑志”附入“传志”类，与姚氏类目相校，虽“论次微有异同”，而“大体不甚相远”，[17]所受影响极为显著。当然，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文体二级类目上。《经史百家杂钞》将古今文体分为三门，分别为著述门、告语门、记载门；每门下再分若干类，共计十一类；每类下又分若干体。这种三级分类法所汲取的文体学思想资源，远非《古文辞类纂》所能涵括。如“著述门”三类：
论著类：著作之无韵者。经如《洪范》、《大学》、《中庸》、《乐记》、《孟子》皆是；诸子曰篇、曰训、曰览，古文家曰论、曰辨、曰议、曰说、曰解、曰原皆是。
词赋类：著作之有韵者。经如《诗》之《赋》、《颂》，《书》之“五子作歌”皆是；后世曰赋、曰辞、曰骚、曰七、曰设论、曰符命、曰颂、曰赞、曰箴、曰铭、曰歌皆是。
序跋类：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经如《易》之《系辞》，《礼记》之《冠义》、《昏义》皆是；后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题、曰读、曰传、曰注、曰笺、曰疏、曰说、曰解皆是。[18]
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在很长时期内一直采用《文选》的二级分类法，一级类目按文体分，二级类目按题材分。随着文体的不断衍生和辨体的日趋精密，这种分类法也日趋繁琐细碎，难以把握许多相近文体的共同特征。有鉴于此，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采用文体归类法，根据形态、功用、体式等的相近性，将古今各类文体分别归入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极为简括，其实质是一种更高层级的分类。然而，这种大类区分，往往过于笼统，不能彰显各种具体文体的面目特征。为了克服这两种分类法的弊端，《经史百家杂钞》继承了《古文辞类纂》以文体功用进行分类的成果，又增加“门”来统摄文体类别，创立了门、类、体三级分类法。体统于类，类归于门，分门别类，纲举目张，精心构建了一个体系完整、逻辑严密、层次清晰，既简明扼要，又包罗众有、多姿多彩的文体谱系。这个谱系，充分吸收了《文选》式二级分类法和《文章正宗》式文体归类法的长处，而避免了其短处，既不流于繁琐，又不过于简略，在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史上是一次重大的创造和突破。[19]而构建这个文体谱系的内在理路，同样需借助“序例”才得到明确、清晰的呈现。《经史百家杂钞》“序例”也因此成为研究清代文体分类思想的重要文献。
三、明清总集凡例对文体起源、功用、体性特征等的认识
文体分类集中反映出人们对文体本质与特征的认识，必须通过对文体起源、功用、形态、体式特征、体貌风格等的理性把握才能实现。因此，总集凡例在阐发文体分类思想的同时，往往也会论及不同文体的起源、功用、体性特征等，从而具有显著的文体批评性质。如明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凡例”曰：“周末惟有诗体，至楚变为骚，嗣后愈变愈流，而为二十四名：赋、颂、铭、赞、诔、箴、诗、行、咏、吟、题、怨、歌、章、篇、操、引、谣、讴、曲、词、调、律、绝句。其名种种各殊，总之皆诗人六义之遗意。”[20]认为后世的骚、赋、颂、铭、赞、诗、词、曲等文体都起源于《诗经》，得《诗》六义之遗意。以今人的眼光看，律诗、绝句等产生较晚的文体，很难说与《诗经》有直接的渊源关系。然而，从抒情言志功能和追求韵律、节奏乃至音乐性看，这些文体在艺术精神、旨趣上与《诗经》确实有深层的契合，最得《诗》教之精神，以《诗经》为远源，至少不算离谱。早在南朝，刘勰已明确提出“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21]稍后颜之推提出“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22]呼应刘勰。南宋真德秀进一步把诗、楚辞、赋、箴、铭、颂、赞、郊庙乐歌、琴操等都归入诗赋类，并认为这类文体都深受《诗经》影响。周珽的观点，显然继承了以上诸家之说，是传统“文体原于五经”说在诗赋类文体上的深化和拓展。又明浦南金《诗学正宗》“凡例”曰：“《康衢》、《击壤》，断为四言之始；《沧浪》、《叩角》，断为七言之始；灵运、玄晖诸作，断为律诗之始。出自己见，余可类推。”[23]浦南金追溯诸体诗的起源，没有盲目比附“文体原于五经”说，而是从文体演进实际出发，故能“出自己见”，给人以更多的启示。
除了文体起源，明清总集凡例还经常探讨文体功用问题。如明李鸿辑《赋苑》“凡例”曰：“嗟乎！赋讵易言哉！其风咏似歌诗，谏诤愈书疏，事实类尔雅，感托胜滑稽。訠孙卿、屈平皆离谗忧国，其言辞出于忠厚恻隐，故子长、孟坚每以孟轲、孙卿并称。《离骚》篇目，世亦以经名之。然则余是役也，信可鼓吹经传，宁独享之千金已哉！因广其传，与博雅者共之。”[24]儒家经典素有“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之说，表现了对赋的社会、政治功能的重视，汉儒以赋讽谏，则是这种功能的另一种表现形态。而赋家扬雄“自悔类倡”、“壮夫不为”的自白，则表现了对赋的讽谏功能的怀疑，也是对赋的文体价值的严重否定。李鸿不满扬雄对赋的消极态度，认为赋兼有歌诗、奏疏、字书、滑稽谐隐等众多文体功能，其用极广，足可为经典之鼓吹。把赋的文体地位提得如此高，实为历来论家所罕见。又清孙维祺《明文得》“例言”载：“八股有益于大用乎？曰：有。八股之益，不惟理明而已。其气浩然，其养粹然，其识荧然，其度雍然，其格肃然，其采蔚然，而且易不敢慢，难不敢畏，大不敢放，小不敢略，丰不敢肆，啬不敢窘，应上而不敢干，驭下而不敢急，有布置，有含蓄，有照应，有收拾。然则八股患其不到家耳。果若到家，是出将入相之道也。介甫当日创之，亦料不到此。”[25]八股作为明清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自产生之初，就被许多人视为利禄之具，至清初甚至被斥为明朝亡国的祸首。孙维祺认为习八股不仅可明圣贤之理，更可从人格修养、政治才干等方面培养治国安邦的人才。这种观点，未可一概斥为迂腐或迷信。八股能在一片唾骂声中存活四五百年，清廷屡次废除八股取士，却不得不屡次恢复，这些事实都提醒后人当冷静、客观地评价八股在培养人才、维系世道人心上的作用。
从《文选》开始，总集多具有删汰繁芜、流布菁华的批评功能。哪些作品入选，哪些作品不选，其评判标准充分体现了作者对相关文体的体性特征、体貌风格等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一般会在凡例中得到体现。如明唐汝谔《古诗解》“凡例”曰：“是编所选，大都主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而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即亟为收录。惟乐府自晋宋至齐梁，半为男女唱和之作，亦其风使然，不得一切删去。姑去其甚者，存其雅者，庶几亦十三国风不删郑卫之意云。”[26]清王修玉《历朝赋楷》“凡例”曰：“昔司马长卿论赋云：‘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扬子云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味二子之言，则赋之体裁自宜奥博渊丽，方称大家。然有词无意，虽美不宜。有意无气，虽工不达。观汉魏诸赋，修词璀璨，敷采陆离，要皆情深理茂，气厚格高，长篇短制，故皆可传。兹集之文，虽搴菁藻，然必以文传意，以气纬文。其或徒填奇字，意实枵虚漫衍，词气蹇涩者，即属名人之篇，亦在删诗之列。”[27]这些去取标准，充分体现了特定时代的审美旨趣和文体理想，具有丰富的文学史意蕴。
明清总集凡例还经常提出一些重大的文体学理论问题。如明吴讷《文章辨体》“凡例”：
文辞以体制为先。古文类集今行世者，惟梁昭明《文选》六十卷、姚铉《唐文粹》一百卷、东莱《宋文鉴》一百五十卷、西山前后《文章正宗》四十四卷、苏伯修《元文类》七十卷为备。然《文粹》、《文鉴》、《文类》惟载一代之作；《文选》编次无序，如第一卷古赋以《两都》为首，而《离骚》反置于后，甚至扬雄《美新》、曹操《九锡文》亦皆收载，不足为法。独《文章正宗》义例精密，其类目有四：曰辞命，曰议论，曰叙事，曰诗赋。古今文辞，固无出此四类之外者。然每类之中，众体并出，欲识体而卒难寻考。故今所编，始于古歌谣辞，终于祭文，每类自为一类，各以时世为先后，共为五十卷。仍宋先儒成说，足以鄙意，著为序题，录于每类之首，庶几少见制作之意云。[28]
主张“文辞以体制为先”，强调体制的重要性，是明代文学批评的普遍风气。辨体批评因此成为明代文学批评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方法。《文章辨体》书名即明确揭示其编纂宗旨，是明代较早开“辨体”风气的文章总集。吴讷有见于历代总集在辨体功能上的不足，“或只收一代，所见文体不广；或编次无序，难见文体演变之迹；或归类过泛，难考众体异同”，[29]自然要取诸家之长，而避其所短，编一部能全面、系统呈现历代众多文体源流演变的著作，通过精密的文体辨析，“使数千载文体之正变高下，一览可以具见”(彭时《文章辨体序》)。[30]从某种意义上说，《文章辨体》实现了这个目标，为明代文体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凡例”论文体之正变曰：“四六为古文之变；律赋为古赋之变；律诗杂体为古诗之变；词曲为古乐府之变。西山《文章正宗》，凡变体文辞，皆不收录；东莱《文鉴》，则并载焉，今遵其意。复辑四六对偶及律诗、歌曲共五卷，名曰《外集》，附于五十卷之后，以备众体，且以著文辞世变云。”[31]以立意高古、体裁古雅之作为正体，以追求骈偶、声律、藻采的文体为变体，尊正体而抑变体，是明代文体批评中的流行观念。这种文体价值高下的判断，固然有失保守，但吴讷置变体于外集，比起“凡变体文辞，皆不收录”的理学家文体观，毕竟是一大进步。
四、作为文体史的凡例
兼收众体的总集，其凡例多详论文体分类。而单收一种文体的总集，其凡例往往对这种文体的发展历程作详尽描述，从而具有鲜明的文体史意味。王士祯《阮亭选古诗》、沈德潜《古诗源》、《唐诗别裁集》等皆如此。以《阮亭选古诗》为例。此书共三十二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五言诗十七卷，卷首冠以“五言诗凡例”。第二部分为七言诗十五卷，卷首冠以“七言诗凡例”。两篇凡例，即两种诗体的发展简史。如“五言诗凡例”十则，“略论五言升降之变”，[32]从《古诗十九首》始，经魏、晋、宋、齐、梁、陈、北朝，直至隋唐，大致勾勒出五言诗发展的基本轮廓。用语虽简，而颇见识力，如论唐五古曰：“唐五言古诗凡数变，约而举之，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陈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感遇》、《古风》诸篇，可追嗣宗《咏怀》、景阳《杂诗》。贞元、元和间，韦苏州古澹，柳柳州峻洁。今辄取五家之作，附于汉魏六代作者之后。李诗篇目浩繁，厪取古风，未遑悉录。然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33]论唐五古的主要发展阶段，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家及其创作特色，概括了王士祯心目中的唐五古发展简史。其中没有论及杜甫，大约以杜诗不符合作者追求“神韵”的审美旨趣，其深层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
《阮亭选古诗》在清代颇有影响。沈德潜《古诗源》“例言”称：“新城王尚书向有古诗选本，抒文载实，极工裁择。因五七言分立界限，故三四言及长短杂句均在屏却。兹特采录各体，补所未备。”[34]可见《古诗源》是受《阮亭选古诗》影响选编而成的。不仅如此，沈德潜还继承了王士祯以凡例描述史诗的做法，而所论更为具体、细致。又，乾隆后期，管世铭鉴于“古今诗体莫备于唐，而迄无善本。内府《全唐诗》最为大备，而卷帙浩繁，既不能家有其书，且非善读者，莫知由博返约”，遂在徐倬《全唐诗录》的基础上，广搜博采，去粗取精，七历寒暑，编成《读雪山房唐诗选》，“共得诗三千九百余首，犁为三十四卷”，“意在备一代之大观，该三百年之正变”。[35]管世铭对此书颇为自负，其“自序”曰：
又仿王新城《古诗选》及删定洪氏《唐人万首绝句》之例，取源流大旨及鄙意之偶有所得者，著为凡例，分冠于诸体目录之前，而尽略其圈点评释，使读者各以其意求之。虽不敢谓尽有唐诗之盛，而凡为诗人之所当吟讽及有裨于诗教者，宜无不在。后之君子，或更能损益以致其精，而亦必以此为筚路蓝缕，则唐诗之有善本，实自兹编始也。[36]
序文明确指出此书继承了王士祯以“凡例”论诗之“源流大旨”，并“并分冠于诸体目录之前”的体例。所不同的是，王书为古诗选，故只有“五言诗凡例”、“七言诗凡例”两种。管书录有唐一代之诗，众体兼备，故有“五古凡例”、“七古凡例”、“五律凡例”、“七律凡例”、“五排凡例”、“五绝凡例”、“七绝凡例”七种，一一论述各体诗歌的体性特征、发展脉络，评价不同时段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合诸“凡例”观之，可谓一部体系完整、严密的分体唐诗史。在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论述上，此书凡例也比王士祯更全面、更深入。如“五古凡例”曰：“五言肇兴至唐，将及千载，故其境象尤博。即以有唐一代论之：陈、张为先声，王、孟为正响。常建、刘眘虚几于苏、李天成，李颀、王昌龄不减曹、刘自得。陶翰慷慨，喜言边塞；储光羲真朴，善说田家。岑嘉州峭壁悬崖，峻不得上；元次山松风涧雪，凛不可留。李供奉襟情倜傥，集建安、六代之成；杜员外气韵沉雄，尽乐府古词之变。韦、柳以澄澹为宗，钱、李以风标相尚。韩、孟皆戛戛独造，而途畛又分；乐天若平平无奇，而裨益自远。其他一吟一咏，各自成家，不可枚举。于戏，其极天下之大观乎！”[37]又，在管世铭的史诗观中，杜甫的地位极为崇高，故“五古凡例”特为其立一则：“杜工部五言诗，尽有古今文字之体。前、后《出塞》、《三别》、《三吏》，固为诗中绝调，汉、魏乐府之遗音矣。他若《上韦左丞》，书体也；《留花门》，论体也；《北征》，赋体也；《送从弟亚》，序体也；《铁堂》、《青羊峡》以下诸诗，记体也；《遭田父泥饮》，颂体也；《义鹘》、《病柏》，说体也；《织成褥段》，箴体也；《八哀》，碑状体也；《送王砯》，纪传体也。可谓牢笼众有，挥斥百家。”[38]可以看出，同是论唐五古，管书凡例内容远比《阮亭选古诗》凡例丰满、厚重，其中五言古诗史上许多重要作家，如王维、孟浩然、储光羲、杜甫、白居易、韩愈、孟郊等，王士祯皆不曾涉及。这里虽然有诗学观点的差异，但从史诗的完整性看，完全无视这些作家，无论如何都是一大缺憾。
《读雪山房唐诗选》问世后，流布不广，至光绪初，“原板已毁，印本亦仅有存者”。[39]而其凡例综论各体唐诗，描述唐诗发展历程，在学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故管世铭同郡后学方子可、金武祥等将凡例摘出，与原书序及管世铭杂论唐诗之语合为一编，以“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为题单独刊行，可见此书凡例在流传过程中已脱离选本而获得了独立的文学批评地位。尤可注意的是，此书凡例一万余字，只字不谈编纂体例、技术等问题，显然已把“凡例”做为系统阐发文学思想、开展文学批评的文体，这无论在图书编纂史还是文学批评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以上分析表明，明清总集凡例中包含着丰富的文体学内容，大凡文体起源、功用、体性特征、体貌风格、发展演变及文体分类思想等，无不在凡例中得到探讨。而这些内容，以发凡起例的形式置于卷首，足见其在作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凡例已成为明清学人阐发文学思想，开展文体批评活跃而有效的工具，具有重要的文体学价值。当然，凡例毕竟依附于著作而存在，限于体例，不能全面、完整地表现作者的文学思想、文体观念。因此，必须把凡例与总集的序跋、选文及其他相关资料结合起来，使之互相验证，互为支撑，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凡例所体现的文体学思想，避免孤立片面、牵强附会或过度阐释等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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