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乐坤[1]2015年在《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继受前苏联公有制中的国有财产理论以来,我国国有财产范围不仅极其广泛,又遍及全国各地,因国有财产统一由中央作为统一主体进行具体管理也不现实,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国有财产一直存在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管理,中央与地方一直分享着国有财产的利益,各级地方对其直接支配的国有财产事实上已经处于享有所有权之实,但各级地方所直接支配财产仍然被视为国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不断发生,为此,在借鉴前苏联后期以及俄罗斯立法转而采纳对国有财产实行的中央与地方分别所有以及各主要国家所采纳地方所有理念的基础上,我国理应赋予各级地方对其直接管理支配的国有财产享有所有权。不过,我国地方所有是将部分国有财产主体从国家变更为地方,地方所有财产其实就是对国有财产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具体进行财产分权的结果,立法就应确定中央与各级地方之间对国有财产的具体划分标准,各级地方所有财产范围也就最终得以确定。然而,受各国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各个地方均为地方所有权主体的影响,地方所有层级往往与地方层级具有对应性,地方所有权的形成其实就是以各国不同的行政区划制度为基础,既然我国目前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地方层级实行叁级或者四级模式,我国地方所有层级理应分为省级、地级、县级、乡镇级等层级,因现实中的我国地方层级处于变动之中,地方所有财产必然会面临在各级之间进行具体分割,具体分割标准理应予以明确。当然,未来立法在对地方所有财产规定的过程中,不仅要适用各级地方所有权平等、利益衡量的理念,也要采纳“一般+分散”的立法模式,即宪法、民法进行一般性规定的同时,相关单行法也应对其加以规定,尤其要允许各地方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形而对各级地方所有财产范围进行规定。
蒋凯渊[2]2012年在《公共治理视野下我国公益事业管办分离改革研究》文中指出2008年2月28日,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将管办分离作为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重要原则,表明管办分离上升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事业单位体制机制、促进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在公益事业管办分离改革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由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管办分离的内涵不清晰,导致一些地方管办分离演化成为改革实践的一种单纯手段,难免偏离改革宗旨和目标。本文尝试将管办分离作为一项制度创新,以公共治理的理论视野和行政体制的改革实践,论述我国公益事业管办分离改革的理念和目标,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主体部分共计七章。第一章绪论部分论述了此项研究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界定了公益事业、事业单位的基本概念,回顾评述了国内外已有公益事业管办分离改革的相关研究成果,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重点考察辨析管办分离的内涵,首次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提出管办分离的宗旨是促进公益事业发展、满足社会公众公益服务需求,其实质是重新调整和分配既有的权力和利益格局,改变传统的一元治理为多元的公共治理,揭示管办分离与管办分开的内在一致性,厘清管办分离与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的关系,并从内外两方面因素论述管办分离之必要性。第叁章通过阐述公共治理理论的内涵、特征,指出公共治理的实质是构建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协调合作关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契合并回应了公益事业管办分离改革的宗旨和目标。第四章从我国公益事业管办分离改革8种典型举措的现实考量,按举办主体、分离程度和治理方式叁种类型比较分析其不同模式,判断叁种类型的发展取向,审视改革的成效和存在的不足,从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和治理机制叁个层面深入剖析问题成因。第五章主要以域外公立医院改革为切入点,考察英国、美国、香港公益事业管办分离改革的具体举措,比较分析其模式的异同,探讨其对推动我国公益事业管办分离改革的经验与借鉴。第六章论述在促进公益事业发展这一根本理念下,通过明确政府定位、加大财政投入、加强监督管理,达到构建公益服务多元供给格局,实现政府、社会、市场互动制衡治理这一目标。第七章针对当前我国公益事业管办分离改革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通过加强外部治理和健全内部治理两个方面来推动改革的对策建议,以促进事业单位的良好治理,同时明晰了加强顶层设计、先试点后推开、引导社会参与的操作策略。随着全球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勃兴,中国行政改革正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走向新公共管理时代。本文的主要发现在于:第一,公益事业的发展单靠政府的传统治理很难达到效果,必须充分依靠政府、市场、社会的多元力量,实行互动制衡的合作共治才能促进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第二,公益事业管办分离改革,必须从制度层面上改变既管又办、管办不分的既有格局,彻底革除主管部门对公益事业的利益捆绑,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第叁,公益事业管办分离改革,必须确立正确的理念与目标,采取改革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两个方面的策略,才能积极稳妥加以推进。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首次将管办分离置于制度层面进行深入研究。既关注各地公益事业管办分离改革实践的不同模式,同时更加关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这一整体背景,全面系统地辨析管办分离的实质内涵,明确其宗旨和目标。第二,以公共治理的视野对管办分离这一极具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的问题进行研究,指出公共治理理论与管办分离实践的契合性,并提出破解我国公益事业管办分离改革这一现实难题的创新思路与对策。第叁,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对管办分离的概念辨析、理论探讨、国内实践探索与域外经验借鉴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建设性的积极成果。优化公益资源配置、促进公益事业发展、满足公益服务需求是公益事业管办分离改革的应然要求。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宏观背景下,仅靠政府的单一治理很难取得成效,公共治理理论要求将政府与事业单位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契约合作关系,促进政府、社会、市场的良性互动和合作共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我国公益事业管办分离改革是一项革故鼎新的制度创新,本文希冀通过上述论述,更好地指导和推动我国公益事业管办分离改革试点工作,增强事业单位的内在活力和发展动力,形成公益服务多元供给格局,满足社会公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公益服务需求。
骆渭芳[3]2016年在《甘肃省地市级地震局分类改革过程中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存》文中指出事业单位是我国国情下的特有的一种公共组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我国事业单位形成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早已不适应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提出了对事业单位进行分类改革的思路,目前我国正处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攻坚时期,总结和分析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对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本论文运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公共组织变革理论的相关观点,通过对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背景和发展的分析研究,通过对事业单位改革相关政策的梳理,以甘肃省地市级地震局为研究对象,结合访谈调查结果和文献相关理论和观点,分析提出甘肃省地市级地震局在分类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类改革的动力问题、分类后财政保障措施问题、分类后新的管理体系、运行体制问题等。通过对出现的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提出相应对策。本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综述法和访谈调查法。本论文在第一章引言部分对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背景及意义进行了阐述;第二部分对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对论文中应用到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概述;第叁部分运用文献分析法,对我国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进展和改革现状进行了研究;第四部分就甘肃省地市级地震局的革现状进行了详细阐述;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是本论文的研究重点,第五部分通过对访谈结果的研究分析,找到了存在于甘肃省地市级地震局分类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原因;第六部分,根据第五部分的问题和原因,结合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公共组织变革理论,提出对应的对策及建议。总之,甘肃省地市级地震局既有一般是事业单位的共性,又具有与人数较多事业单位不相同的个性,对他的分类改革问题的研究对研究整体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有一定借鉴意义,对其自身的分类改革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彭路杰[4]2016年在《养老政策与转企改制事业单位退休职工上访群体困境探析》文中提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不断变化,不同利益群体也渐次提出不同的利益诉求,社会稳定也受到一定影响。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转企改制事业单位退休职工上访群体这一特殊利益群体开始藉由各种途径反映其所享受的养老政策过于孱弱这一问题。转企改制事业单位退休职工群体作为转型期重要的社会弱势群体之一,其生存状态及所享有的各项养老福利服务政策长期被学界和实务界忽视。本文分析这一群体在转企改制前后所享有的养老福利服务政策及其变化,探索引起研究群体养老政策剧变的结构性因素并提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再商品化”视角。本项研究同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若干具体的政策措施建议,尝试通过构建一个开放、包容且具有弹性的多元养老福利服务政策供给系统来解决这一群体所面临的养老问题。本文系统分析了研究群体由事业单位职工到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转变过程和其享有的养老政策由事业单位职工退休政策到国有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的转变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揭示导致研究群体养老政策孱弱的若干结构性因素。本研究综合运用G(?)sta Esping-Andersen的“去商品化”理论视角和Julian Le Grand对于政府社会与经济活动的形态分析,通过开展结构化访谈并采用质性分析方法,在严格遵守社会科学研究伦理的基础上,得出研究针对群体现金与物质养老政策匮乏、精神养老服务政策缺失和面临政策与体制双重孤岛这叁大研究发现。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先天不良的改制政策是研究群体养老政策孱弱的根源；法治角色缺位与行政权力膨胀是导致上述问题难以得到解决的结构性因素。本文丰富了G(?)sta Esping-Andersen的“去商品化”理论视角在中国地方实践中的运用；本文也首次将Julian Le Grand对于政府活动的形态分析用于中国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领域。本项研究通过科学的制度与实践分析为各级政府修订针对不同群体的养老政策提供了有效支持,研究所提出的政策修订理念也有利于政府向民生政策的进一步转向。然而,本研究还存在若干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养老保险的转轨如何以一种更为公平的方式进行；如何以可行且有效的社会化政策措施提高研究群体的精神养老质量；如何促进补充养老金行业进一步发展以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日益增长的物质养老需求。
洪明星[5]2015年在《当代中国文化体制改革逻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文化需要,巩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领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要求。而理解与认识文化体制改革逻辑,是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深化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文化体制改革逻辑?论文把吉姆·麦圭根(Jim McGuigan)的国家、市场、公民叁种话语、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的“社会中的国家”理论、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rln)的功能分化理论结合起来,建构了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分析工具。论文认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本质是文化体制的现代化转型,是国家—市场—社会关系在文化体制中的重构与调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历经“以文补文”的市场化探索、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双轨制分离”、建立完善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体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多个发展阶段,整个改革进程体现的逻辑是：(1)文化体制改革的总线程以“国家—市场—社会”的路径前进,其话语体系经历从国家主义到市场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两次转换,文化体制改革的两条最重要分线——市场化、社会化推进也是有步骤、有重点的。(2)但是,无论是总线程还是分线程的发展,文化体制改革的各个步骤推进都不是简单的替换关系,而是阶段之间相互迭加、相互累进和增量前进的。也即是说,30多年的文化体制发展呈现着从最初的单一国家话语发展到国家话语与市场话语并存,再发展到今天的国家话语、市场话语、社会话语并存的改革逻辑。(3)文化体制改革的话语、重心虽然在改革进程中不断位移,国家逐渐从市场、社会中退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愈加起到决定性作用,社会日益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主体,但国家的主导地位并没有此消彼长中发生改变,今后也不会改变。(4)在特色中国国情下,党和国家始终是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坚力量。因此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领导讲话—会议决策—文件执行成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一大特色。在前一阶段,党和国家以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的方式推动文化体制渐进式改革,进入十八大以后,文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得到大大加强。(5)在改革过程中,国家、市场、社会叁者是相互影响、相互结构的。国家以积极行为推动市场完善和社会发展,市场发展推动国家和社会进步,公民社会的良性成长和有序参与则不断把国家与市场形塑为公平正义的国家和负责任、有美德的市场。全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研究的目标、内容与结构。第二章为基本概念与分析框架,该章对“文化体制”、国家主义、市场主义、“社会主义”等基本概念作必要交待,提出论文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理论分析框架,解释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叁章为国家主义文化体制的形成与衰弱。该章历史回顾国家主义文化体制的形成、发展与危机,交待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第四章为文化体制的市场主义转向。该章分析国家主义向市场主义转向的路径与方式,深入探讨文化体制的市场化发展进程。第五章为文化体制的“社会”主义位移。该章分析“社会”主义兴起的叁大背景,介绍“十一五”、“十二五”时期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重点的文化体制改革思路与进度。第六章为结论。该章在总结分析文化体制改革的逻辑、分析国家—市场—社会互为结构关系基础上,提出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李强[6]2012年在《地方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事业单位分布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农林水利等诸多领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与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相适应,事业单位经历着改革发展的过程。在积极推进行业事业单位改革的同时,2000年以来,部分地区自下而上探索开展了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在总结地方和行业事业单位改革做法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决策部署。当前,全国各地正在有序开展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由于事业单位主要集中在地方,由于部分地区已先行探索开展并正在根据中央的部署要求深化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因此与中央相比,地方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更具复杂性和艰巨性,地方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力度和改革成效甚至直接决定着此项全国性的改革能否真正达到目的、取得实效。本文从江苏等地实际情况出发,主要基于组织理论的新制度主义学派视角,综合运用组织理论、公共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等相关理论,对地方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这一极具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的问题尝试进行了研究。除前有引论、后有结论外,本文主体部分共计七章。引论部分介绍了此项研究的背景,界定了“地方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分类”、“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这叁个基本概念,回顾并评述了国内外已有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以及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一章在梳理介绍组织理论的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发展变化和最新趋势及其主要观点的基础上,主要基于该理论关于制度变迁的分析,并在全文贯穿运用嵌入性、合法性这两个核心研究假设前提。第二章在分析事业单位既是中国重要的一种组织类型、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剖析事业单位分化现象及其原因。这构成了地方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事实前提。第叁章运用组织理论的多维视角,研究分析地方事业单位分类方法和分类确认问题。这也是推进地方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基础。第四章在评析以往关于事业单位改革战略思考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为什么需要事业单位以及需要多少事业单位等问题,这是关乎推进地方公益类事业单位改革、选择适当改革方式的认识前提和逻辑起点。第五章主要从政事分开、管办分离、法人治理结构等体制创新以及加强完善监督管理、机构编制管理等管理创新等方面,探讨分析了地方公益类事业单位改革问题。第六章对地方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进行了研究。考虑到此类事业单位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有诸多共同之处,在运用组织理论的新制度主义学派视角的基础上,借鉴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分析。第七章对地方行政类事业单位改革进行了研究。主要在辨析基本概念、认清客观现实、全面剖析原因的基础上,探讨了更加符合地方实际的行政类事业单位改革路径。结论部分对正文相关内容进行了总结,探讨了地方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施行问题,指出了本研究具有综合性、解释性、过程性等鲜明特点,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方向。总的来看,第一、二、叁章可以说是本文研究的基础篇。第四、五章是从制度发展的角度,研究了地方公益类事业单位改革问题。第六、七章是从再制度化的角度,分别研究了地方经营类、行政类事业单位改革问题。地方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过程中,深深地体现了嵌入性、合法性的作用,证明了组织理论的新制度主义学派的解释力。
唐鋆赟[7]2008年在《公共财政视角下的事业单位改革研究》文中认为事业单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它分布面广,涉及领域宽,人才资源密集,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和完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存在的诸多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如管理的行政化,资源配置不合理,财政的供给化,效率低下等,既未能充分发挥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的职能,也造成了国家财政部门的沉重负担,已经影响我国经济增长、体制改革以及社会发展的进程,引起了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事业单位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改革的目标模式不够清晰、步骤设计不够周全,再加上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改革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对事业单位改革的一些重要问题作进一步探讨是社会发展的急迫要求。对此,本文运用公共财政理论、公共产品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以及非营利组织管理理论的知识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外公益事业改革经验,结合我国现实国情,提出我国事业单位改革应遵循公共财政的原则,目标是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相适应的、精简高效、结构合理、节约财政的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后的事业单位能更好的提供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最后,提出了我国事业单位改革具体措施。
肖京[8]2018年在《事业单位职务发明奖酬立法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当前《职务发明条例》的制定过程中,职务发明奖酬问题是重要的核心问题之一。职务发明奖酬法律制度的核心功能在于公平合理地平衡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利益,构建完善的创新激励机制。事业单位职务发明奖酬法律制度的构建应当放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并充分考虑事业单位改革与发展的市场化方向以及创新激励机制的实现。随着事业单位人事制度市场化的逐步推进,职务发明奖酬的劳动报酬属性更加明显。正在制定的《职务发明条例》中应当对职务发明奖酬的劳动报酬属性予以明确,使之能够在适用法律时于法有据。
李静[9]2008年在《我国当前文化体制改革探析》文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显得相对滞后。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对文化体制改革高度重视,提出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明确要求,这必然要求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体制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文化体制改革包括叁方面的内容:宏观管理体制改革、行业管理体制改革和微观管理体制改革。本文主要尝试从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和微观管理体制改革两个方面对文化体制改革所涉及的问题作初步的探讨。本文共包括七部分的内容,在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写作背景、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重点、思路、方法与特色。本文第一部分对体制以及文化体制的概念作了界定并分析了我国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动力,接下来分阶段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作了回顾与分析。第叁章介绍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与任务。四、五两章则分别分析了我国当前文化体制面临的困难和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对策。在结束语部分主要概括了我国以后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及要注意的问题。
张继民[10]2010年在《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若干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是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新时期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必经之路,改革的核心是新旧制度的平稳过渡及新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改革的目的就是从根本上缓解和解决人口老龄化及制度因素带来的养老危机。本文围绕改革的必要性、时机和方式叁方面展开论述,并提出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D]. 冯乐坤. 西南政法大学. 2015
[2]. 公共治理视野下我国公益事业管办分离改革研究[D]. 蒋凯渊. 南京大学. 2012
[3]. 甘肃省地市级地震局分类改革过程中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存[D]. 骆渭芳. 兰州大学. 2016
[4]. 养老政策与转企改制事业单位退休职工上访群体困境探析[D]. 彭路杰. 南京大学. 2016
[5]. 当代中国文化体制改革逻辑研究[D]. 洪明星.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6]. 地方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研究[D]. 李强. 南京大学. 2012
[7].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事业单位改革研究[D]. 唐鋆赟. 贵州大学. 2008
[8]. 事业单位职务发明奖酬立法若干问题研究[J]. 肖京. 中国市场. 2018
[9]. 我国当前文化体制改革探析[D]. 李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10].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若干问题研究[J]. 张继民. 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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