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十个令人注目的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令人注目论文,日本论文,动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日本形势有十个令人注目的动向：经济衰退、货币紧缩、改革摇摆、心理不安、日元贬值、欲修宪法、更加亲美、害怕中国、注重双边、欲返亚洲。
第一、日本经济已经陷入衰退。
1999～2000年日本经济经过短暂复苏后，于2000年10月又转为下降，进入萧条局面。2001年4至6月和7至9月（即从4月1日开始的日本2001财政年度的前两个季度），日本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两个季度呈负增长。由于美国"9·11"事件的影响，预计2001年度下半年日本经济形势很可能比上半年度更差，整个2001年度呈负增长基本已成定局，2002年度也很可能是负增长或零增长。日本经济已陷入衰退局面。
第二、通货紧缩。
近年来物价持续下降。对于消费者来说，物价下跌意味着人们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消费者不愿花钱买东西，却使生产者感到受不了，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销售额和利润就会减少，必然导致企业减少生产，减少设备投资，甚至裁减员工，关闭工厂，这又会加深经济的萧条，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在最近一次电视讨论会上，经济财政大臣竹中平藏与学者面对面地激烈争论日本是否已进入了物价下跌与景气恶化同时进行的所谓“通货紧缩循环”。虽然政府尚不承认日本已进入“通货紧缩循环”，但是，担心出现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已成了整个日本社会的一块心病。
第三、依然在“改革优先”还是“景气优先”之间摇摆。
已故前首相小渊有句名言：“景气与改革犹如两只兔子，同时追两只兔子，很可能是一只也追不上。”从1997年以来，日本政府就是在“景气优先”还是“改革优先”这两条路线之间反复摇摆。最近，随着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围绕是推进改革，还是实施“路线转换”（即再次从“改革优先”路线转向“景气优先路线”）的争论再次白热化，包括政府大臣、政党头头和著名学者在内，都卷进了这场争论，舆论界乃至国民的意见也在发生“两极分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作为“改革鼓动家”成功地赢得多数国民支持的小泉首相要落实其改革承诺之际，最大的反对力量竟来自他自己所属的政党，即把他推上首相宝座的自民党本身。已有迹象表明，由于经济形势严峻，小泉可能不得不同反对势力进行某些妥协。
第四、“不况”（日语“萧条”）与“不安”相互“促退”。
在日本，除去GDP那样对既有事实所做的定量、客观的经济统计外，还存在着反映企业、消费者在主观上如何估价经济状态的“心理调查”，如内阁府的“消费动向调查”、日本银行的“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等。而对日本的经济统计与心理调查作比较，就可发现心理指标往往比经济统计更差。比如，从GDP统计看日本经济从1993年10月和1999年4月开始，曾有过两次复苏，而从心理指标看，日本经济在整个90年代似乎从未复苏过，特别是在1998年，“日本像‘泰坦尼克号’一样即将沉没”之类的悲观论调充斥日本列岛。这说明尽管日本经济的实际状况确实不好，但人们的心理状态更差，“不况”与“不安”互相“促退”。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说，日本经济是“不安经济”(Fear Economy)。
第五、日元贬值。
从2001年1月至2002年1月，日元对美元汇率从101日元兑1美元下降到133日元，下降幅度达13%，为1998年10月上旬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政府对日元贬值采取了纵容的态度。日本财务省的财务官于2002年1月8日表示：这次日元贬值是“目前过高的日元行情向日元贬值方向的一个修正”，同日，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经济财政大臣竹中平藏认为目前日元汇率的下降“并没有明显偏离经济的基础条件”，从而对抛售日元的势头推波助澜。
日元贬值有利于日本出口产业加强其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同时也有利于缓解日本面临的通货紧缩问题。但是，从根本上说，日元贬值并非是挽救日本经济走出困境的正确办法，而且会引起亚洲地区货币竞相贬值的连锁反应，从而给亚洲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带来不利的影响，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反过来也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影响日本经济自身的恢复。
第六、欲修宪法。
近年来，日本在突破宪法规定的“专守防卫”原则、扩大“武力行使范围”方面明显地加快了步伐。特别是"9·11"事件后，小泉以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为由，利用执政三党在国会占有的多数议席，先后在众参两院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并促使国会对1992年自卫队参加维和行动的法律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放松了对自卫队海外活动的限制，为自卫队远涉重洋走向世界铺平了道路。
2001年11月9日由三艘舰艇组成的自卫队特混编队已经驶向印度洋。国际舆论称“日本的军舰开得比二战时期还要远”。同年12月22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艇在东海海域向“可疑船只”开火，一举击沉对方船只并致使船员全部遇难。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对这次海外派兵、击沉“疑船”，日本国内舆论基本一致；坚持“专守防卫”原则、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呼声越来越弱。可以说，日本政府上述一系列表现是“从行动上迈出修宪的步伐”。
第七、更加亲美。
由于20世纪90年代日美经济表现的巨大反差，日美力量对比进一步朝向“美强日弱”的方向发展，美在外交上对日更加严厉，日对美“从属化”更加加强，特别是在某些领域，例如金融领域，似乎形成了一种“上下关系”、“命令关系”。相比之下，甚至可以说1956～1957年鸠山一郎、岸信介时代的日本反倒比现在更有独立性。
为了忠于那个“至高无上”的日美同盟，日本在处理对亚、对华战略上，特别是在处理同中国的关系上首先考虑“美国因素”，甚至连日本国内的一些舆论也认为小泉太过于向美国“一边倒”，太过于轻视同亚洲、同中国的关系，以致日本外交政策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只要把自己同强大的美国的关系问题解决好，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因而在国与国的交往中表现为把本国与美国的关系当作“大国间关系”来对待，而将本国同中国的关系、同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放在等而下之的位置。
正如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上下关系一样，日本在国际关系中也习惯于上下关系，即他国不是在自己之上，就是在自己之下，而不能同他国平等相处。
从战略上讲，日本一些政治家熟记一个“历史教训”，这就是“向现存的世界领导者进行挑战的国家都未得好下场，反倒是作为现存领导者的支持者的国家得以坐收渔翁之利”，17世纪的西班牙、18世纪的法国、20世纪前叶的德国等都是因为“向现存的世界领导者进行挑战而未得好下场”的国家，包括二战期间日本也在这个问题上走过“弯路”。因此，在冷战时代就尝到投靠美国、“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日本，在冷战后时代期待继续通过支持“现存领导者”以“坐收渔翁之利”，特别是期待中国扮演向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进行挑战的角色，期待中国偏离经济竞争这个主战场，使这个对日本的“最大竞争对手”重蹈苏联的覆辙。
从"9·11"事件前后的变化看，由于2001年初上台的布什总统明确地将中国当作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趋于强硬，因此，日本显示出在战略上利用中美关系紧张来牵制中国的倾向。"9·11"事件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虽无大变，但有小变。所谓“小变”主要是其力量分配的变化，主要矛头所指或力量分配重点不再是中国，而是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尽管美国提防中国强大的立场没有变，但由于它的力量分配重点不能放到中国来，不得不缓和同中国的关系。有人说美国在阿富汗打赢了，又会掉转头来对付中国，这不像是实际情况。当然，如果中国同美国对抗，那么，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比"9·11"以前要严峻得多。反之，如果利用中美关系缓和的机会继续搞好自己的事情，为了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大战略而同美国拉近，那么，也可能改善同日本的关系，这里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这样，日本和美国，尽管它们心里对中国存有戒心，但不得不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第八、害怕中国。
90年代以来日本的停滞与中国的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且这种反差很可能会继续保持下去。这对于日本、对于亚洲来说原本是一件好事，但是，确实有一部分日本人却因此而产生了一种嫉妒、害怕中国的心理，担心中国成为其经济上的竞争对手，招致情绪性的因素日益上升。正如日本有的学者所说：“日本相当多的国民对中国的心理几乎可以归结到一点，这就是对一个走向强大的中国感到害怕。”日本政府《通商白皮书》（2001年度）也公开渲染“中国经济急速增长，已成为日本的最新威胁”。
所谓“中国的威胁论”的蔓延，最初是从一些鼓吹者那里开始的。例如佐伯喜一就认为：“中国即使没有膨胀主义、扩张主义的意图，通过国家的统一、通过追求恢复昔日帝国版图的行动，有可能形成针对周边各国的扩张主义、强权主义的威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日本自身的停滞，少数人鼓吹的“中国威胁论”日益蔓延成为一部分国民“害怕中国强大”的心理。
“中国威胁论”也是作为亚洲唯一发达国家、在近代史上习惯于“周边国家都是弱国或小国”的日本，面对自己身旁正在崛起一个人口和幅员超出自己十倍和几十倍的、走向现代化的大国，所产生的不健康心理。一些人不愿正视和接受中国正在崛起这个事实，担心中国发展起来会在亚洲同它“争当领导”，甚至担心中国强大起来以后会为了过去那场战争而对日本进行报复。
第九、注重双边。
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深感仅仅依靠世界贸易的多边机制不是上策，因而展开了积极的“双边FTA外交”，其对象包括新加坡、墨西哥、泰国、韩国、智利、台湾地区等。其中，日新经济联合协定于2002年1月14日签署，这是日本同他国签署的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它的内容不仅包括商品贸易自由化，还包括服务贸易自由化、相互投资自由化以及经济合作、技术共同开发等丰富内容。
继日新协定之后，日墨两国正加紧进行缔结FTA的研究。鉴于墨西哥与欧盟之间正在就墨－欧FTA进行交涉，预计该协定将可能在2003年生效，届时欧盟的商品将可经由墨西哥“零关税”地进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从而使日本商品在巨大的北美市场的价格竞争力遇到挑战。为了使日本的企业能在北美市场同欧洲企业平等竞争，日本经济界急切希望在2003年与欧盟几乎同时实现日墨FTA。在日墨贸易中，农林水产等一次产品的比重占15-20%。从目前状况看，日墨FTA在日墨双方的阻力都不大。
2001年11月日泰首脑会谈中，泰国总理提议两国间缔结一个依据各行业的敏感程度、多阶段地实现自由化的泰日FTA。对此，日本表示了向前看的姿态。
在日韩关系方面，1998年秋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之际，韩方首先正式提出缔结FTA问题，日方也作出了积极回应，两国政府指示各自的有关研究机构就日韩FTA问题开展研究。日韩经济界也设立了“日韩FTA产业论坛”。从双方研究进展看，日韩FTA面临的困难较多，但两国间的投资协定可望较早得到实现。
与积极开展“双边FTA外交”相比，日本在地区经济合作外交方面的行动却十分迟缓，可以说迄今日本未曾认真考虑建立如同欧洲共同体那样的、覆盖整个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区问题。直到2001年底，日本政府有关部门才组成了“东亚研究小组”，开始探索在"10+3"范围实现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
第十、欲返亚洲。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与亚洲经济的联系与融合日趋加深。比如，不久前《日本经济新闻社》根据上市企业2001年3月的连结决算，对日本企业在不同地区的收益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美日欧经济同时萧条的背景下，日本企业在美洲的收益仅增加了2%，在欧洲减少了64%，而在亚洲却增长了66%。日本国内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加强同亚洲各国的经济合作是使日本经济走出困境的一条出路，但是，由于国内政治因素等原因，日本的外交政策总是不能改变其轻视亚洲的倾向，不能适应其经济“返回亚洲”的需要。